汉“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碑”考

文 /张 驰

位于山西省繁峙县境内的“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碑”摩崖刻石，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例东汉时期，州与州之间的地界碑，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其一，对于研究东汉时期并州与冀州的地方行政沿革，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其二，对于两汉时期州刺史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补充材料。其书“不衫不履”，章法独特，也具有一定的书法艺术价值。

﹃南行唐北界碑』摩崖刻石所处地理位置

﹃南行唐北界碑』摩崖刻石

“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碑”摩崖刻石（下文简称“南行唐北界碑”），位于山西省繁峙县神堂堡乡大寨口村北约2公里处，1998年由繁峙县阎明德、李宏如两位先生发现。“南行唐北界碑”是继晋西南芮城中条山发现的“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之后，1山右地区第二例罕见的汉代摩崖刻石，无疑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以及书法艺术价值。“南行唐北界碑”一经发现之后，其碑文内容即被《繁峙碑文集》一书收录，2后又为《忻州文史》第16辑收入，3但二书仅对碑文内容进行了释读，并未做进一步考证。2007年，陕西师范大学李裕民先生在《考古与文物》2007增刊上发表《汉代南行唐地界碑与卤城的考察》一文，4首次对该地界碑加以考证。笔者于2018年4月亲自寻访考察此碑，今不揣浅陋，在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一些新的发现，就相关问题重新加以考辨，以期抛砖引玉。

“南行唐北界碑”，具体地理坐标位置：北纬39°11′49″，东经113°51′38″。刊于大沙河西岸坐西朝东的天然石壁上，下临河床高约8米。从实地观察来看，在刻石下方，大沙河西岸，沿着南北方向的河岸被河水冲刷处，裸露有文化层的痕迹，或为当年的古道。该摩崖形制特殊，外以阴刻线勾勒出碑的轮廓样式，有碑额及碑身。碑额纵38厘米，横33.5厘米，其中隐约有字，已不可辨识。碑身纵129厘米，横72厘米，里面阴刻隶书，从右至左，凡4行，字径7至22厘米不等，共计24字。刻石内容系对南行唐县北部边界的描述，录文如下：

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去其廷四百八十里/北到卤城六十里

“南行唐北界碑”由于没有确切的纪年，故刊造的具体年代不详。今仅从碑文中地名的变迁、两汉时期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以及书法风格三个角度，试就该摩崖刻石的年代以及相关问题，浅述如下：

从碑文所涉及地名而论。常山郡，属冀州，原名恒山郡，高帝三年（前204）置。吕后执政时期，前188年，置恒山国。前180年，吕后卒，恒山国废为郡。文帝元年（前179），因避文帝刘恒讳，更名常山郡。西汉时，常山郡下辖南行唐等十八县。5东汉时领南行唐等十三城。6西晋时，统南行唐等八县。7从常山郡的行政变迁，可判断“南行唐北界碑”刊刻的年代上限，当不早于西汉文帝时期。又卤城县，为并州旧县。西汉属代郡，8东汉归雁门郡，9至西晋时已经不见于记载，故可判断“南行唐北界碑”的年代下限当在东汉末。

由于碑文中出现了州、郡、县三级地名，我们从两汉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角度来做进一步的分析推理。西汉立国承秦制，仍旧沿用郡县二级制。到汉武帝元封五年（前106），设立刺史制度，将全国除京畿地区以外的所有郡、国划分为十三个监察区，称之为“部”，且以传统的州名作为部的名称。10每部置刺史一人，“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11。文献中称之为“部刺史”或“州刺史”，但这时候的州只是以部作为监察区存在，并不是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从西汉后期到东汉早期，部的长官称谓虽然在州刺史与州牧之间不断变化，如：成帝绥和元年（前8），更名州牧。哀帝建平二年（前5）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前1），又改为州牧，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再改州牧为刺史。但是其主要的职责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主要还是对州所辖下属郡、国官员行使监察权。这种情况到了东汉明帝以后开始发生变化，州刺史除了作为监察官存在外，还逐渐介入一些地方的行政事务。从现有史料来看，州刺史主要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民政事务。一是向郡、国宣布圣旨，传达中央指示。二是监督、指导地方郡、国的具体行政事务，如开通道路、兴修水利、征收税钱、救济灾荒、安抚流民、劝课农桑等。三是监督、指挥下属郡、国兵征讨叛乱，参与地方的军事行动。12可以看出，从民政角度，州刺史仍然只是以朝廷意志传导者的角色存在，并未参与民政事务的实际执行。从军事角度，战时州刺史与中央派遣的御史中丞、谒者一样，主要起监督和统一指挥的作用，在前线具体指挥杀伐征战的还是郡、国的守、相。故虽然东汉时期，州刺史参与地方行政事务的深度和广度要远远高于西汉时代，但也仅止于传达和指导，这可视为其本职监察工作向地方行政事务的延伸。到了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以后，由于军阀混战，地方郡县体制遭到冲击，出于镇压起义军的需要，州刺史被委以重任，授予军政、行政、财政等大权，州刺史开始完全参与到具体的地方行政事务中来，州也从原来的监察区正式变成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

卤城遗址

“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拓本

“赵国易阳南界”摩崖刻石拓本

“南行唐北界碑”摩崖刻石中“南”“界”二字

通过如上我们对两汉州制的简要梳理，再结合“南行唐北界碑”中出现州-郡-县三级地名这一表述现象，是否就能说明“南行唐北界碑”中的冀州已经是常山郡的上一级实际行政区，即“南行唐北界碑”的年代是在东汉末年，黄巾之乱以后？要弄清楚这一问题，还需找到两汉时期有确切纪年与划分边界相关的其它证据来旁证。现存江苏连云港境内的新莽始建国四年“羊窝头界域”摩崖刻石、“苏马湾界域”摩崖刻石是目前国内已知纪年最早的界域刻石，尤为重要的是，在“苏马湾界域”摩崖刻石的末尾有“以使者徐州牧治所书造”的记载，13该记载明确说明，在新莽时期，一州之内，郡国之间的边界勘察立石，均由州牧亲自负责。《水经注》卷11《滱水注》载：“（徐水）又径北平县，县界有汉熹平四年，幽、冀二州以戊子诏书，遣冀州从事王球、幽州从事张昭，郡县分境，立石标界，具揭石文矣。”14这一条记录，则明确记载了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幽州、冀州接到朝廷诏书之后，州刺史派遣各自的州从事，实地进行边界划分一事。可以看出，无论是新莽时期，还是东汉灵帝时期，一州之内郡、国之间，或州与州之间，边界的勘察划分，刊石立碑之事，均由州牧或州刺史实际负责。据此可补充上文的论述，东汉时期，州刺史参与地方民政事务，还有勘界立碑一项，且此事由州刺史的下属从事直接执行，并未像其它事务一样，交由郡、国来处理。虽然我们已无从了解熹平四年戊子诏书以及幽、冀二州界碑的具体内容，但是州刺史直接参与，说明兹事体大，且由于是州与州之间的划界，在碑文中出现州名也在情理之中。那么据此来判断“南行唐北界碑”的刊刻年代，就不一定是在汉末了。无独有偶，《水经注》卷11《滱水注》下“滱水出代郡灵邱县高氏山”条又载：“（滱水）即沤夷之水也，出（灵邱）县西北高氏山。…… 其水东南流，山上有石铭，题言：‘冀州北界。’故世谓之石铭陉也。”关于此“冀州北界”刻石，郦氏文有云：“（灵邱）县古属代，汉灵帝光和元年（178年），中山相臧昊上请别属。”盖代郡属幽州，中山国属冀州，以灵邱别属，即欲以灵邱改属冀州也。清人杨笃《山右金石记》谓冀州北界铭殆即此时所立，其说可从。15可见，高氏山上的“冀州北界”刻石，是幽州与冀州之间疆域调整之后的州与州之间的界石。我们虽然没有证据来证明冀并二州之间的“南行唐北界碑”与幽冀二州之间的其它地界碑之间有无直接的关联，但是东汉灵帝时期，鲜卑屡屡犯塞寇边，幽、并二州为祸最烈，恒山以北，几已沦于夷狄，则冀州于此时自有大范围勘定疆界之必要，若以此推测，则“南行唐北界碑”刊造于汉末灵帝时期的可能性最大。

此外，我们还可通过“南行唐北界碑”中“其廷”二字的具体所指，来进一步印证冀州并非常山郡上一级行政区。即如果“其廷”是指冀州的州廷所在，那么就能说明州是郡之上的一级行政区，而若是指常山郡所在的郡廷，那么也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州仍然只是监察区存在，真正行使地方民政权的还是在郡、国。李裕民先生认为，“其廷”是指常山郡的郡廷，此说是正确的。但在距离推算上存在一些不足，今略作补充。陈梦家先生依据汉长安城的考古实测数据与文献记载对比，得出西汉一里约为今417.53米，东汉晚期或曹魏时期，一里为今433.56米。16碑文言“去其廷四百八十里，北到卤城六十里”，通过换算可知，从“南行唐北界碑”所在位置，到“其廷”的距离，相当于今400里或416里。到“卤城”的距离，则为今50里或52里。通过谭其骧版《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看出，东汉时期，从“南行唐北界碑”到元氏县、高邑县的路径如下：从“南行唐北界碑”开始，沿大沙河东南行，出太行山，过今阜平县，继续向东到今王快水库，然后再折向南行，一直到南行唐（今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这一段路由于大部分地段位于山中，蜿蜒行进，大致长度约今150公里。从南行唐南下，过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古城村），到常山郡郡治所在的元氏（今元氏县殷村镇故城村），这一路基本上都是平原，大致长度约69公里，也就是说，从“南行唐北界碑”到元氏县的距离约为今219公里，即438里。从元氏到冀州刺史部州治所在的高邑（今柏乡县固城店镇），这一路都是平原，大致长度约34公里，即从“南行唐北界碑”到高邑县的距离约为今253公里，即506里。由此可以看出，从“南行唐北界碑”到元氏县所量测的距离，更接近碑文中的距离。碑文中的“其廷”就是指常山郡的郡廷。

表1

表2

值得一提的是，迄今已知现存与地界相关的两汉刻石，还有现藏山西芮城县博物馆，发现于中条山境内的“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以及位于河北武安市活水乡境内的“赵国易阳南界”摩崖刻石。由于“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以及“赵国易阳南界”摩崖刻石没有的明确的纪年，只能通过书法风格来判定一个大致的年代。“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字法古拙，篆意浓厚，又兼有隶书的笔意，年代当在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而“赵国易阳南界”摩崖刻石，则是非常成熟的隶书，年代在东汉中晚期。17这两处摩崖刻石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碑文中县之前不署郡名，或者郡、国之前不署州名。这应该与刊碑立界的范围有关。即“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是同属河东郡的大阳县与河北县之间的界石。“赵国易阳南界”摩崖刻石，是同属冀州的赵国与魏郡之间的界石。而“南行唐北界碑”的出现则说明，州与州之间的界石中，是一定要出现州名。

从书法的角度来观察，“南行唐北界碑”中的字，结体开张舒展，笔画平直简易，无论是字法还是形构，都呈现出非常成熟的隶书书写状态。如其中的“冀”“行”“界”“到”等字与延熹二年（159）《甘谷汉简》中的字颇为接近。且由于是单刀椎凿而成，锋从中下，导致笔画多弃曲用直，波磔不显，故其呈现出的书法风貌与《三老碑》《大开通》《燕然山铭》《张禹碑》《石门颂》《刘平国》《杨淮表》等类似。虽然前面的“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等字结体多取纵势，且部分字略带有篆书遗意，但这只是书写者的个人习惯，或是刻工沿用了篆书的凿刻手法，因此，并不能单纯依据字形的纵势、横势来推定其属于两汉之交。我们将“南行唐北界碑”中的所有文字，与现存有明确纪年的两汉摩崖、碑刻、简牍中的同一字列表对比（见表一、表二），可以看出，“南行唐北界碑”的整体书写风格，大致在东汉中晚期，即顺帝、桓帝、灵帝时期。

令人颇感疑惑的是，综观“南行唐北界碑”的刊写，似乎并不严谨，较为随意。有两处细节可窥一斑：一是在该摩崖的左下角位置，距离约30厘米处，有一个单独的“界”字，从风格看应该与“南行唐北界碑”同时，这极可能是工匠在凿字时，对“界”字不熟，而在旁边进行的试刻。二是摩崖碑文后半部分，在刻好“四八十里”之后，发现漏刻“百”字，故在原刻“八”字之上覆刻“百”字，今“百”字上横画左右隐约可见“八”字原刻痕迹，又在“百十”二字之间补刻入“八”字。所以看起来显得拥挤且不自然。从上文论述可知，勘界立碑，是一项严肃的政府行为，上有朝廷诏令，下由州刺史亲自参与，且立于道旁，以便往来旅人观瞻，不应有任何差池。出现这种状况，唯一能解释的，就是吏治松弛，监管不严。众所周知，东汉中后期，朝纲不振，吏治颓坏，宦官、外戚轮流擅权干政，社会政治秩序被严重破坏，当是时“俗浸凋敝，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典城百里，转动无常，各怀一切，莫虑长久”18。那么反映到社会各个层面，出现草率应付差事，也就不足为怪了。这也从侧面进一步印证了“南行唐北界碑”的刊刻年代在东汉中晚期无疑。当然，除了当时大的社会背景因素之外，或也与具体施行的工匠水平较低有一定关系，也就是说该地界碑并非由书佐参与书写并镌凿。也正因如此，反而造就了该摩崖刻石迥异于其他汉刻的特殊风貌，其用刀简率，不受程法拘束，行笔不衫不履，绝少华饰，却足显拙朴精神。尤其表现在章法的自由上，第一行“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这五个字及第二行第一个“行”字，书写活泼灵动，正中寓欹，平中见奇。第二行“唐北界”三字则更为周正，在整篇中很突出，字最大，在画眼中心处。可能工匠认为这三字最重要，所以也很正式，正好和第一行形成对比。最后两行，整体是小字，且行距、字距紧密，如此又和前两行形成鲜明对比，字多则小密，字少则大疏。最为独特的安排，是最后两行上部残缺的留白，刚好和前两行的疏朗相呼应。所以从艺术角度来讲，该摩崖刻石也不失为一件有代表性的汉隶书作。

关于“南行唐北界碑”的命名，《繁峙碑文集》中名为“汉代地界碑”摩崖石刻，《忻州文史》第16辑中名为“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碑”摩崖石刻，李裕民先生《汉代南行唐地界碑与卤城的考察》一文中名为“汉代南行唐地界碑”或“南行唐界石”。由于“南行唐北界碑”有线刻的碑额、碑身，在形制上明显是碑，故以碑命名较为合理。综合来看，全名应称之为“汉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碑”摩崖刻石，简称“南行唐北界碑”。

总之，“南行唐北界碑”作为山西地区发现的第二例汉代摩崖刻石，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地方还有很多，草撰小文，期以引起更广泛的重视。在访碑过程中，承蒙杨计法、杨瑞民提供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注释：

1景宏波《“汉大阳檀道界”摩崖刻石考析》，《文物世界》，2016年第1期，50—51页。

2李宏如《繁峙碑文集》，1—22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

3李宏如《冀州常山南行唐北界碑》，《忻州文史》，第16辑，1488页。

4李裕民《汉代南行唐地界碑与卤城的考察》，《考古与文物》，《2007汉唐考古增刊》，127—129页。

5汉·班固《汉书》，卷28上《地理志第8上》，1576页，中华书局，2013年。

6宋·范晔《后汉书》，《志第20·郡国2》，3434页，中华书局，2012年。

7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4《志第4·地理上》，425页，中华书局，2015年。

8汉·班固《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8下》，1622页，中华书局，2013年。

9宋·范晔《后汉书》，《志第23·郡国5》，3525页，中华书局，2012年。

10汪清《汉武帝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辨析》，《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24—29页。

11汉·班固《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741页，中华书局，2013年。

12纸屋正和著，朱海滨译《汉代郡县制的展开》，568—58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

13李祥仁《苏马湾界域刻石新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2期，87页。

14北魏·郦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195页，中华书局，2009年。

15施蛰存《北山金石录（上）》，6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16陈梦家《亩制与里制》，《考古》，1966年，第1期，40页。

17孙继民、郝良真、马小青《“赵国易阳南界”石刻的年代及价值》，《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1期，69—76页。

18宋·范晔《后汉书》，卷61《左雄传》，2017页，中华书局，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