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真相

马翠军

西方政治学不仅关注那些给社会带来秩序、提高生产率的组织方式如何转换成政治层面的权力分配机制和政府层面的执行机制，更纠结于一系列二元矛盾的共生与契合：权力与权利的“团结”，权力与真理的“一致”，自由主义与极权主权的“双生体”，官僚行政与自由市场的内在亲和等。这些现象不同程度显现于西方政治运行，但并不是孤立或分散的存在，而是共存于西方政治治理的流变中，或者说是西方民族国家自带政治基因在治理层面呈现的不同政治症状，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如果从发生学角度来理解和探源这一问题，米歇尔·福柯在其《安全、领土与人口》中带有原初意义上的“公共管理”概念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极为恰当的切入视角。

福柯所谈的“公共管理”与今天学界的公共管理、新公共管理以及新公共行政等有很大区别，甚至具有截然相反的含义。今天谈的公共管理是针对市场外部性的公共服务供给，或者是以市场为中心、以市场为原则推进公共资源的配置;福柯的公共管理则是和商业活动、城市发展、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统一体，是以市场经济、城市共同体为范本，通过一系列必要的干预手段，将整个国家的安全、领土和人口按照城市化、市场化、商业化的标准来管理，带有强烈的规划性、指导性和强制性。公共管理是国家理性，以增加国家力量为目的。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努力将社团、协会等置于其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