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雯：新天地是浸了福尔马林的弄堂

毛予菲

任晓雯。小说家，1978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7年，获得第二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代表作有《岛上》《她们》《浮生二十一章》《好人宋没用》。近日短篇小说集《朱三小姐的一生》出版。

“开始了吗？”任晓雯询问《环球人物》记者，声音轻柔，尾音带着一丝上海话的软绵。在豆瓣网友的评价中，任晓雯一直“背负”着“温婉知性美女作家”的光环。有读者更直接地留言：“简直惊呆了。”

网友的诧异，源自他们对任晓雯文字的反差感受。在一系列的上海写作里，任晓雯细密地勾勒都市男女的隐痛、堕落、迷失和他们的爱恨离愁、情欲纠葛，书写城市变迁中，新老两代人之间的隔膜与接纳、外市与本地人之间的猜忌与排挤……故事凄苦冷峻，语言精炼筋道，绝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上来气。

书评下的留言铺天盖地：“这位看起来十分温婉的女性，居然写出这样风格的文字”“我以为是位沧桑大叔，竟从中读出了看《活着》时的感受”。

从24岁创作处女作《岛上》，到新短篇小说集《朱三小姐的一生》出版，任晓雯一直坚持严肃文学写作。她的小说拿过数项大奖，任晓雯也由此成为“70后中生代作家”代表之一。

“我的文字融入了古语和沪语，读来有些吃力，肯定不是讨好读者的。我也不想创作那些阅读轻快的畅销小说，我更愿意书写时代，揭示幽暗摇曳的人性。曾经，我以一种天真的骄傲坚持自己的这种趣味，在小说圈一二十年摸爬滚打后，很高兴我还是那个固执己见的自己。”任晓雯说。

装满“沉思”的文件夹

和很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任晓雯也是被西方译著诱向写作的。她的文学之路始于复旦校园，“在高冷的文学团体里，抒情是件被耻笑的事，先锋才是正确，所以我也赶紧‘先锋了起来”。

任晓雯处女作《岛上》（左图）。任晓雯第二部长篇《她们》（中图）。任晓雯新作《朱三小姐的一生》（右图）。

一批西方后现代主义作家，是任晓雯早年的偶像，是她创作的启蒙导师。处女作《岛上》的灵感源于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任晓雯由此构思了小岛上一群疯子的故事，叙述支离破碎，情节荒诞离奇，梦境与幻觉的描述交织其间，借此隐喻现代人“精神失托”的状态和生活。

那年任晓雯24岁，新闻系硕士生，发表过一些诗歌，若干散文，两个短篇，却没想过当作家。“当时的人生轨迹是读博，留校，从事学术研究，写作只是灵光一闪的想法。”《岛上》完成后，任晓雯按照原先的计划，报考博士研究生，“出乎意料失败了”。学术做不成，也不想做新闻，她更不敢冒险专职写作，“这看起来是个多么令人绝望的职业啊”。

徘徊了6年，任晓雯终于還是以小说家身份与读者见面了。《岛上》出版，华语作家圈开始热切讨论这个写魔幻现实的“20多岁小姑娘”。不久，这本薄薄的小书又出现在瑞典某家图书馆的中文区，被翻译家陈安娜（莫言《红高粱》、余华《活着》、苏童《妻妾成群》等作品的瑞典文译者）读到并喜爱。安娜的先生、同为翻译家的陈迈平曾在微博上写道，“看见安娜翻译任晓雯一个小姑娘的作品，就气不打一处来，后来读完《岛上》，我说，好了，我不骂安娜了”。

懵懵懂懂一脚踏进小说圈，任晓雯开始创作她的第二部长篇，名为《她们》。这时的她，却不想写魔幻荒诞了。最终，《她们》虽仍延续了西方现代主义写作的一些特质，比如体系庞大，线索盘结，但内容逐渐回归生活;书中人物也不再是乖戾的“病人”，而是“上世纪的男男女女芸芸众生”。

写作的大转弯，最初因生活所至。徘徊的那些年，任晓雯加入了一家茶叶公司管理层，“每天睁眼，就要和营业员、广告员、场租方各色人马打交道，扯着嗓门大声喊。等真正想要表达的时候，很多现实的细节突然涌向我，兴趣点转移了，写的东西就转移了”。

任晓雯的写作走向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她在电脑桌面建立了一个收集素材的文件夹，看到有所感悟的文字，便随手保存，沉淀些日子再翻阅，然后挑出一些，进行创作。她觉得自己风格的转变，也是年岁增长的必然结果：“年轻时的写作来自激情与欲望，中年以后的写作要靠沉思推动。”

于近日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朱三小姐的一生》，其中很多写作灵感、细节材料都来自她这个装满“沉思”的夹子。

数年前的某日，任晓雯偶然读到“横滨玛丽”的故事。这位面敷白粉、身着洋裙的日本老妇，年轻时是为驻日美军提供服务的慰安妇，老迈后拖着两包仅有的家当，游荡在横滨街头。她受尽孤独和歧视，也体会过怜悯和爱，最后在敬老院里默默死去。这故事让任晓雯感动落泪，回想良久，生出写作冲动。

于是几年后，就有了《朱三小姐的一生》。与“横滨玛丽”相似，朱三小姐年轻时是妓女，栖身于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朱葆三路，老去之后，成为浓妆的怪老太，幽灵般游走在东方都市的街头。

任晓雯《阳台上》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小说中，她写老公房拆迁背景下的青年男女。

另一则故事《换肾记》，最初的灵感来自一段电视新闻。一名拒绝为尿毒症儿子换肾的母亲，与儿子儿媳在镜头前激烈争执，又迅速转换立场，互相体谅，皆大欢喜。任晓雯觉得自己看了则“虚假新闻”，“不，现实不会是这样的”。她以自己所认定的“真实”，创作了一则短篇，记录下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在那里，新闻结束了，小说开始了。

以虚构写真实，大概是任晓雯现在的写作特点。“写小说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复述新闻，而是将庸常的生活细节捏碎、打乱、重组。在这个过程中，我能感觉到一个人性的破口，底下有暗昧模糊的东西涌动。”任晓雯说。

从弄堂里走出的“浮生”

任晓雯生于1978年的上海，在凤阳路的小弄堂长大。在她眼中，“曲折深长、藏污纳垢的弄堂就是上海的细胞”。那里电线错落，空间逼仄，“一扇大门一把锁，挤着六七户人家，鸡犬相闻，隔墙有耳。芝麻绿豆的琐碎，足够整条弄堂消遣几天”。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国际都市的上海开始崛起，城市面貌历经沧桑巨变：狭窄坑洼的弄堂被拆迁、改造，黑压压的水泥丛林扑面而来;人们从逼仄亭子间里搬出来，住进舒适却不免乏味的独立公寓;弄堂间的风月八卦，逐渐散落在都市人昼伏夜出的酒吧、午后光顾的咖啡馆……

带着写作者的敏锐触角，任晓雯一点点体察着这座庞大城市的日新月异，脑海里不同时代的新旧记忆，层层叠加，摞在一起。在一篇随笔中，她如此谈到自己眼中的新上海：

新天地是弄堂的標本，涂了颜色，浸了福尔马林;高档公寓里邻楼的居民，隔着楼隙抛媚眼，说悄悄话，玩“击鼓传花”;高档百货商场旁的小道，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穿着睡衣提着马桶的妇女穿梭其间……

“这是一座多元且有不同侧面的都市。”任晓雯在采访中不止一次提到。书写这座城市的前辈们，张爱玲的上海往事“华彩霓裳皆浮影”;王安忆笔下是老克勒和旧社会闺秀;安妮宝贝和卫慧的上海，则充斥忧郁与情色，小资情调弥漫。“而你看到我的上海面孔，大多是身处底层的小民。”

任晓雯的上海书写始于2008年，直到2013年的“浮生系列”，一个个市井小民，才真正从她的弄堂里走了出来。

当时，《南方周末》向她约稿，建议她在写作版开个专栏，写点“故事性”文字。任晓雯说：那来一组人物素描吧。以亲友经历、口述历史打底的“浮生”，就这样写起来了。

第一篇《张永福》，任晓雯磨了整整30天。这是一个中年男人，有惊无险度过了半辈子。在他一地鸡毛的人生里，任晓雯找出叙述的支点——这个男人的懦弱。他被寡母压制，他受妻儿漠视，他夹着尾巴做人，皆源于懦弱。“故事原型是我的一位亲人，对于他我太熟悉了”“我能感受到主人公噼里啪啦说话时，咸酸的唾沫溅射而来。”

初篇完成后，读者和编辑部反响不错，任晓雯“拾掇勇气继续写”。 2017年，专栏中的21篇集结成册，《浮生二十一章》出版。这个短篇小说集子里，落魄的人生俯拾皆是：上世纪90年代，去日本打黑工的姜维民，染了一头黄毛，整顿整顿吃鸡皮和卷心菜;不解时事却热爱演戏的“老疯子”曹亚平，在知青们的下乡潮里颓荡;新上海人彭娇娇，剥削父母、耗尽家底出国留学，归国却一事无成……有书评人评价任晓雯的写作：荒诞、颓靡、薄情，把握住了这个城市根子里的东西。

几乎与“浮生系列”创作时间同步的《阳台上》，也是任晓雯的代表作。小说中，她写老公房拆迁背景下的青年男女，故事依旧发生在上海。素材与细节，源自任晓雯自己的“老公房生涯”，“我曾在一幢6层楼的老公房里，住了很长一段日子”。

“作家的童年塑造了他/她。”任晓雯说，“漫长上海岁月留下的记忆中，最重要的画面是：我从逼仄小房子里出来，走下阴暗陡峭的楼梯，推开一扇松木门，低头看见狭窄弄堂，坑坑洼洼满是水。我坐在巷子口乘凉，对面是红晃晃的‘跃进食堂，大马路上法国梧桐树影婆娑。”

不动声色地把现实端给你看

在2015年出版的小说《生活，如此而已》中，任晓雯塑造了一个因长得丰满，被男友嘲笑的胖女孩。

一个冬天的清晨，任晓雯在银行门口瞥见一个路过的胖女孩，马尾辫扎歪了，在头顶拱起一块，手里拿着一张煎饼果子，边走，边吃，边哭。女孩的形象，触动了她内心深处隐秘而持久的挫败感。在这个人物身上，任晓雯投射了自己。

任晓雯作品：《浮生二十一章》《好人宋没用》

这在任晓雯的文字中并不多见。更多的时候，写作对她而言是“另一回事”——都是别人的故事，鲜少有自己。

现实生活中的任晓雯，有时候不免情绪化。她说自己“内心敏感，无意中瞥见一条感人新闻就会动容落泪，内心颠簸时，完全无法安静地作任何事情”。

落到笔尖却恰恰相反。她推崇克制、冷峻的文风，白描叙述，极少动情。她认为克制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就好比讲相声，能不动声色把人逗乐了，才是高强的本领。西方作家中我最喜欢福楼拜，他做过医生，很克制，很冷静，可以不动声色地把现实端给你看。”

回顾近几年的写作，任晓雯承认自己有了一些变化，比如“克制中多了怜悯”。2017年创作长篇小说《好人宋没用》，任晓雯第一次在写作时落泪。那段时间，一位老太太在她脑海中婆娑走动，挥之不散。“那是我的奶奶，一生执拗、敏感、心底柔软。”

在《朱三小姐的一生》中，任晓雯给书中爱晒太阳的孤独怪老太，添置了一把太师椅，“在街角老虎灶旁，有一米来宽的凹角，放了把花梨木太师椅。靠背板正面，雕有牡丹花……朱三小姐走累了，歇歇脚”。

这个新短篇集子出版后，任晓雯忽而惊觉，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的自己，竟开始“如此密集地描述生命的衰败与终结”。《杨金泉之死》《别亦难》《换肾记》等都写到了人进入老年后的时光。《朱三小姐的一生》开头便是：“她已老瘦成一把咔吧作响的骨架子，却仿佛永远不会死。”但任晓雯并非有意为之。“进入不同人生阶段，有些变化连你自己都不能轻易察觉。”

任晓雯已经专职写作七八年，清晨5点随闹铃起床，6点坐到写字台前，每天创作3小时，状态轻松。“昨天那个打开空白文档，惶惶然敲下‘岛下二字的我，是无法想象今天的笃定和确信的。我希望在文字里重新找到当年的那个我，对她说：嘿，不要忧虑，努力去写，放心去生活。”

任晓雯最近在写一部新长篇。故事灵感源自“沉思”文件夹里的一则旧新闻。但这一次，她不再书写上海，而是将那则北方故事，移植到一个虚构的南方小镇。任晓雯觉得，最好的写作状态，应该像残雪、阎连科一样，到了60岁，还要不断否定自己，突破自己。

她说：“作家的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对自己满意了，人也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