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600年的遗失悬案

毛予菲

此次拍卖的两册《永乐大典》，一册“湖”字类，一册“丧”字类。此图为“湖”字册。

2020年7月4日，巴黎德鲁奥拍卖公司2号厅的一场拍卖，牵动着中国人的神经。当天下午4时47分，两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以640万欧元（约合5247万元人民币）拍出，买家来自中国内地。

两册残本的背后，是一套旷世宏编。《永乐大典》诞生于明成祖朱棣在位期间，被其后300多年出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称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身世坎坷离奇：经历明清两朝藏书阁的熊熊大火、数百年中国的风云激荡，正本神秘消失，不见片纸只字，副本也从万册巨制流失到今仅剩400余册。

“自永乐六年正式成书至今，《永乐大典》已经跨越600年風雨历程。其成书、收藏、流通、散佚、收集、研究等，是一部备受世人瞩目的传奇，也是中华古籍聚散离合的悲欢缩影。”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向《环球人物》记者介绍。

一项“超级文化工程”

1402年，历经4年苦战，朱棣终于从侄儿朱允炆手中夺下皇位。此前一年，他开始为登基做准备。野心勃勃的朱棣，要通过“盛世修书”向世人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介武夫。他希望借此笼络文士，炫耀文治，确立正统地位。

大才子谢缙即刻被召来。朱棣对他说：天下古今事物，篇轶浩繁，不易检阅，朕要将有文字以来的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还有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的资料都收集起来，汇集为一书。可见，朱棣要编纂的是一部前无古人的类书，这可谓是一项“超级文化工程”！

谢缙不敢懈怠。两年后，《文献大成》即成。此时朱棣已经即位，年号永乐。开始，永乐皇帝还很欣喜，当场下令为编书功臣赐纱。但不久，他就觉得《文献大成》体量太小，够不上辑“百家之书”的标准。

1405年，朱棣又拉来“黑衣宰相”姚广孝和礼部尚书郑赐，下令重修大典。这一次，除朝廷官员外，参与修书的还有民间学者，甚至术士僧侣，“编辑者3000余人”。当时有人形容修书盛况，“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于京师”。3年后，“扩充版”大典方告成功。

明朝之前，我国已经有一些类书，比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但都仅1000卷。《永乐大典》则多达22973卷，11095册，3.7亿字，体量前所未有。作为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按各个门类事物辑录。上至前秦、下至明初的散载诸书，从此成为前后有序的系统文集。而从书法价值上来看，誊抄手们使用的是明代小楷台阁体，全书温润古典，成为写本中的精品。

这一次，永乐皇帝很满意，正式定名《永乐大典》，并亲自写序，将其藏于南京文渊阁。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其他藏书一同被运到紫禁城，存于文楼内。

然而，这部倾举国之力编纂的大典，永乐皇帝翻阅并不多。它被束之高阁，沦为朱棣修饰“文治”的点缀品。真正对其爱不释手的，则是嘉靖帝朱厚熜。

在历史上，这位明朝的第十一任皇帝一直饱受争议。他不穿龙袍穿道服，常年不上朝，却亲率百官斋沐登坛，但政事又一件没落下，内阁的运转都在控制之中。据史料记载，这位行事作风独特的皇帝，十分爱看《永乐大典》，案头常有几本放置，随时查阅，每晚睡前也要仔细阅读。

1557年，紫禁城着了一场大火，奉天门与三大殿都被烧毁，好在《永乐大典》被及时抢运出。这场大火给嘉靖帝提了个醒，他决定“重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

用了6年时间，《永乐大典》重录本完成，无论字体大小，还是格式装帧，全部仿照正本，做工精细、抄录工整，一点涂改、删除、添加的痕迹都没有。自此以后，人们称重录的《永乐大典》为“嘉靖副本”，而永乐年间的修撰本为“永乐正本”。

1402年，明永乐帝朱棣下令“盛世修书”。1408年，《永乐大典》修成。

1557年，明嘉靖帝下令将《永乐大典》重新抄录一部，“贮之他所，以备不虞”。

蹊跷的是，副本完成后，正本却下落不明了，像人间蒸发一样一张纸都没留下。明末时，宫中出现多个关于正本下落的猜测传闻。有一种说法是，李自成和他的大军匆匆撤离北京时，放火焚烧宫殿，正本在这场大火中化为灰烬。另一种猜测是，嘉靖皇帝将正本作为随葬品带入了永陵地宫。对《永乐大典》研究多年的当代古籍研究家张忱石先生认同第二种猜测，他指出，嘉靖当年急着抄录副本，其实是已经打上了正本的主意。不过，如今永陵地宫一直封存，正本下落仍是未解之谜。

开辟出辑佚学的新天地

在整个明朝，《永乐大典》的利用率并不高。如此一部皇皇巨著，只是帝王的私人图书，即使高层官员，也没有机会接触和阅读。不过也正因如此，嘉靖副本在明朝时保存完整。

到了有清一代，作为“辑佚古书之渊薮”的《永乐大典》，才开始被真正利用起来。在清朝学术界，几代文人于史海中钩沉，开辟出了辑佚学的新天地。

雍正年间，翰林院进士全祖望和孛绂最先在书库中发现《永乐大典》的副本。两人大喜过望，相约每天读20卷，从中发现了许多“世所未见之书”。 他们提出建议，通过《永乐大典》中保存的大量古籍与文献，“补人间之缺本，正后世之伪书”。一年后，全祖望罢官归乡。这时，两人已经辑出王安石《周官新义》、张淳《古礼》、高氏《春秋义宗》等十余种失传已久的古籍。

1772年，即乾隆三十七年，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准备利用《永乐大典》，编纂《四库全书》，“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成立。到1781年，翰林院的学士辑出失传古籍365种，包括《春秋释例》等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北宋薛居正监修的《旧五代史》。可以说，没有《永乐大典》，就没有如今的“二十四史”。

到了嘉庆、道光年间，朝廷修《全唐文》与《一统志》，翰林院内的一些对古代文化典籍有兴趣的学士，继续利用《永乐大典》辑佚，《宋会要》《中兴礼书》等几百页的书卷一点点恢复原貌、再现学林。当然，这些辑佚都是在嘉靖副本的基础上进行的。

然而，这些成就并不能掩盖一个巨大的遗憾——《永乐大典》嘉靖副本的流失，由此开始。

《四库全书》修编之前，朝廷对嘉靖副本进行了第一次全面清查，发现已经缺失了1000多册。乾隆帝认为，应是当年借阅辑录佚书的大臣们私下携书回家，导致不断遗失。他立即派人去相关大臣家中搜寻，但什么也没发现，只能不了了之。

《四库全书》修成后，由于监管不严，嘉靖副本被盗成风。一位官员在随笔中记录了翰林院盛行的偷盗伎俩：冬天早上进翰林院时，随身带一件棉袍，不穿在身上，而是装在包袱里，打成两册《永乐大典》大小的形状。夜晚下班回家，他们拿出棉袍穿上，却将两册大典塞进包袱，趁着夜色，骗过看守人员。这些被偷运出的《永乐大典》，多以每册10两银子的价格，贱卖给了觊觎已久的书商。

战乱中，嘉靖副本的流失愈加严重。1860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翰林院被抢，丢失的《永乐大典》书册更是不计其数。1875年，光绪重修翰林院时，《永乐大典》已不足5000册。1900年义和团围攻英国驻华使馆，一把大火殃及使馆北面的翰林院。藏书楼敬一亭被焚毁，嘉靖副本遭遇了灭顶之灾——一部分被人趁乱盗走，一部分化为灰烬，另一部分被弃之不顾。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朝廷已无力保护这部旷世之作。

此次拍卖的两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细节图。

2020年7月4日，巴黎德魯奥拍卖公司2号拍卖厅，两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的拍卖现场。

2018年9月，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开展。

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建议，将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由教育部拨交京师图书馆。这批移交的副本，仅剩64册。从万册巨制到60余册残本，《永乐大典》副本的命运可谓凄凉多舛。

“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

时代风暴中，《永乐大典》承载盛世景象，寄托家国情怀。为了《永乐大典》残本的收集工作，一代代学者与图书人前赴后继，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1928年，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北京更名北平，京师图书馆更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在这座由慈禧下令修建的西式小楼中，副馆长袁同礼和考订组组长赵万里，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四处搜索流落民间的《永乐大典》残卷。多方探寻之下，到1934年，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永乐大典》达到93册。

一边是古籍保护意识的觉醒，另一边则是持续动荡的乱世。“九一八”事变后，以防不虞，政府下令文物南迁。包括《永乐大典》在内的一批古籍精本与其他国宝，在枪林弹雨、兵荒马乱中颠沛漂泊，开启了南迁之行。几经波折后，1965年，这批古籍经上海到美国寄存，最后转运台湾，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新中国成立后，政局稳定，出现文物捐献的热潮，《永乐大典》的收集工作打开了全新的局面。1950年，北京图书馆（194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更名）馆员顾子刚率先捐献3册;1951年，著名藏书家周叔弢捐出715种珍善古籍，其中有一册《永乐大典》，他在附信中写道：“此亦中国人民应尽之天责也”;195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两位副馆长梁思庄和耿济安，将4册送交北京图书馆;1964年，国家还在经济困难时期，周恩来总理还特批北京图书馆，从香港藏书家陈清华手中购回一批古籍善本，其中有4册《永乐大典》……

流失海外的《永乐大典》，也逐渐回归祖国。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归还中国11册;3年后，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将原藏52册送还;1955年12月，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奥托·格罗提渥访问中国时，将原来保存在莱比锡大学图书馆的3册交还……

自此之后，每一次《永乐大典》出现，都成为轰动全国的大事件。

1983年，山东掖县农民孙洪林家中，竟发现了一册。当时中华书局做了《永乐大典》的挂历，孙洪林看见后，说“这东西我家也有”，大家最初都觉得是个笑话。北京图书馆得到消息后，抱着试一试的希望，派专家来到孙家，一看居然是真的。这一册最早存放在孙洪林的姑奶奶家。老太太不识字，把书的“天头地脚”裁了下来，用来夹鞋样。还好，农家妇女因承袭祖上“敬惜字纸”的传统，没有损坏有字的部分。后来，孙家将此册捐献给北京图书馆。

另一次是在2007年。此时北京图书馆已改名国家图书馆，并成立古籍保护中心。为推进古籍收集工作，中心派专家前往江浙沪地区寻访调研。一个回到上海的加拿大籍华人找到他们，拿出了两册《永乐大典》。第一册是影印本，大家看到心里凉了半截;第二册还保存着明代旧装，经初步检验为真，可几位调研员都有点不敢相信，最后，国家图书馆与国家文物局派专家进行了4次鉴定，确认此册为真。6年后，这一册《永乐大典》入藏国图。

前些日子，出现在法国拍卖场的两册《永乐大典》，也吸引了全世界华人的目光。竞拍当晚，华人媒体记者与法国华侨圈里的知名人士纷纷到场。拍卖开始，台上所有工作人员都在接电话。11分钟后，敲槌定音。据介绍，这两册的藏家是法国人，其祖上的一位海军，曾于19世纪70年代来到中国，与一些中国官员相交颇深，获赠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两册《永乐大典》。买家则来自中国浙江，据说是位一心期盼国宝回归的企业家。

回顾《永乐大典》的收集与保存，陈红彦如此感慨：“政府的支持、爱国人士的奔走寻访、国外收藏的送还、几代图书人的呕心沥血，无一不让人感动。从另一个侧面看，这也正是中国古籍善本收集与回归的曲折历史。”

如今，全球存《永乐大典》副本400余册，其中有200余册尚流落海外，散布在日本、韩国、英国、德国、美国、越南等公私藏家手里。

而在所有图书人的心中，还另外存有一簇希望之火，虽然微弱，却不曾磨灭——那就是《永乐大典》正本，有一天会重现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