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对新闻伦理产生的冲击及应对方法研究

【摘要】自2016年以来，“后真相”以高调的姿态进入了大众的视野，它作为舶来品对中国的新闻理论和舆论场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和影响。本文通过追溯“后真相”起源，厘清“后真相”定义，并结合新闻理论知识提出“后真相”对新闻伦理的三种冲击：舆情反转现象频发、新闻客观性受到损害、价值共识引导遇困境;并从民众、媒体、政府三个层面针对三种冲击提出了三点建议：良好的舆论环境离不开民众的媒介素养、媒体应该致力于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建构、政府应重视政府网站和政府新媒体管理。

【关键词】后真相;后真相时代;新闻伦理

【作者简介】吴营，广西艺术学院影视与传媒学院，2019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一东盟跨文化传播。

随着21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方式不再单一，传统的传受关系实现了质的飞跃。互联网拉近了人类彼此空间的距离，但也存在信息泛滥现象，使得人心感疲惫。互联网时代各种言论甚嚣尘上，人们分不清事实、谣言和谎言，只能不断地被各种新闻报道和信息轰炸，最终人们被情绪和情感裹挟，进入了一种介于真实和谎言之间的“后真相时代”。

一、概念辨析

2016年，英国《牛津词典》将“后真相”（Post-truth）选为年度词汇，而该词在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两个事件后以高调姿态和高频的使用进入了人们的视野。1992年，“Post-truth”首次被美国媒体用以描述一些政治事件的共同特点;2004年，一些学者用“后真相政治”描述美国政客通过网络舆论操控美国选举的政治活动;2010年，“后真相政治”逐步演绎成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即“媒体报道、民众舆论与政策讨论完全脱钩”。史安斌认为“后真相”可被视为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生态，在这种舆论生态中媒体起到一种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媒体传播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面对媒体报道所产生的情绪或主张，而不顾最终的事实和真相。”

综上所述，我们可总结出两点：第一，“后真相”最初是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活动有关;第二，“后真相”从政治层面逐步渗透到生活中不同的层面，发展成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生态。本文将着重讨论的是“后真相”作为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生态对新闻伦理产生的冲击。

“新闻伦理是新闻传播业整体、新闻媒介实体和新闻工作者在新闻活动中的价值取向、道德表现与日常行为品德规范等的总和。”但从国外的“棱镜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国际热点政治事件，到“上海姑娘逃离江西农村”、“王凤雅事件”、华为251事件等在国内引发热议和关注的社会热点新闻来看，媒体存在违背新闻伦理的行为。后真相时代的人们在不知是真是假的荒诞、惊奇和轰动的新闻中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在监听、阶层固化、骗捐、敲诈等敏感词汇面前尽情释放自己的情绪，媒体从业人员不仅没有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反而引发一次又一次舆论狂欢，严重违背了新闻伦理规范。

二、“后真相”对新闻伦理产生的冲击

（一）舆情反转现象频发

舆情反转新闻紧跟社会热点话题，例如教育发展不均衡、阶层固化、医疗纠纷、伦理道德、性别歧视等，这些关乎公众利益与矛盾的新闻事件极短的时间内形成舆论焦点，但随着“事件的细节、过程逐步明朗，舆论焦点开始转移，网民质疑、批驳或同情的对象不断发生变化甚至反转。”

近两年发生的江歌案、德阳女医生自杀事件、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都是典型的舆情反转事件。江歌案中舆论焦点从对凶手的“媒介审判”转为同为受害者的“媒介审判”;德阳女医生自杀事件中，舆情焦点从成人对未成年人的暴力行为转为未成年教育问题以及网络暴力：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事件中，舆论焦点从对女司机的诋毁、嘲讽转为乘客素质教育。从以上三个舆情反转事件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成见在前、事实在后，情绪在前、客观在后，话语在前、真相在后，态度在前、认知在后”的后真相舆论场。而舆情反转现象频发则是由于事件碎片化语境，民众的“刻板印象”以及媒体的煽风点火三种力量博弈导致的。

（二）新闻客观性受到损害

客观性是为了减少新闻报道中新闻生产者的“主观性”存在，从而要求新闻生产者将事实与观点分开的一种专业信念和道德准则。而在后真相时代，一些媒体在进行新闻报道的时候就已经注入自己的观点，如《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托你们的福，那个杀害空姐的司机，正躺在家数钱》，从这些文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媒体所表达的是已经带有观点和情绪的主观判断。“窝囊”是贬义词;“你还好意思说”具有责怪的语气;“忍辱”为其定性为受到了羞辱;“托你们的福”则是具有讽刺意味。这些具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公然违背了新闻客观性要求报道者应使用中性词、坚持中立立场、保持冷静态度的报道原则，新闻媒体从业人员应该用客观事实说话而不是用主观观点发声。在这个眼球经济的时代，许多媒体为了提升点击率、曝光量而用大量煽情、敏感的观点去写爆点文章搅动舆论，这样的做法使得新闻客观性受到质疑和损害。客观冷静、深入扎實、有条有理的新闻报道才是人们所需;客观、中立、独立的媒体才是人心所向。

（三）价值共识引导遇困境

国内的微博、微信、豆瓣、知乎，国外的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媒体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据环球网科技综合报道We Are Social和Hootsuite联合发布了2019年数字报告，报告显示“全球人口数76.76亿人，其中手机用户51.1亿人，网民43.9亿人，有34.8亿人活跃在社交媒体上。”社交媒体具有人数众多、自发传播的特点，当34.8亿人掌握着社交媒体内容的发布权和传播权，在网络空间中，信息权力的主体早已实现从上自下的变更，主流核心价值观的地位受到冲击。

其次，虽然大众每天都用着同样的社交媒体，但基于个性化定制和标签定义等推荐算法技术的运用，大众接受到的是截然不同的讯息，成为不同文化价值观的践行者。由于信息空间巴尔干化，大众固化在各自壁垒森严的“小圈子”里，同一领域的大量信息虽有助于丰富该领域的信息和加强个体之间的交流，但信息过度集中会加剧信息同质化和形成基于信息偏好、社会阶层、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壁垒。这些不同的“信息空间”将人们隔离成了网络空间的巴尔干，造成网络群体、文化群体、学科领域等远距离的分裂。

最后，“后真相”的最大特征就是社会成员的情绪和先人为主的想法越过事实真相成为其判断公共事件的依据，并且他们只接受自己所相信和判断的所谓的“事实”。大众本来应该是针对事件展开自由讨论，但被情感所裹挟，这种讨论逐渐演变成一种极端的价值取向，表现为对某种观点的强烈支持或对某种观念强烈谴责。当情感和个人信念超越理性和事实本身成为大众的价值观的主导，使得大众价值观表达会走向极端，阻碍媒体对大众价值共识进行引导。

三、对“后真相”引发的新闻伦理冲击的应对方法

（一）良好的舆论环境离不开民众的媒介素养

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使少数者掌握着的传播权、话语权被分散到普通民众身上，普通民众成为了新闻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互联网具有匿名性的特征，但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民众更应该为自己的言行负责，为了提高其媒介素养应该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民众在享受言论自由的同时应该熟读并严格遵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当一个合格的网民。第二，随手转发和分享可能会成为谎言、谣言的助力者，民众在转发和分享之前应该对内容再次把关，确保所传播的内容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对于可信度不高的信息应该及时阻断其传播。第三，民众应该警惕刻板印象、标签化思维带来的误解和偏见，例如城管、富二代、官二代等一些标签带来的污名化，民众不应以少数人的行为去定义某个群体并对其产生歧视、抱有偏见。

（二）媒体应该致力于公信力和影响力的建构

媒体的公信力是新闻媒体的报道品质和外在形象为社会公众所信赖的程度，是衡量媒体权威性、社会影响力的标尺。根据爱德曼2018年的信任度调查显示，民众对于媒体的信任度不断在下降。“在受调查的28个国家中，有22个国家民众对媒体的信任度低于50%。”民众对主流媒体和官方言论信赖度降低是后真相时代的特征之一。为了维持、提升媒体的公信力，主流媒体面对突发事件或是引发民众关注的事情应该及时发声，澄清事实，还原真相，要让谣言追不上真相。

其次，主流媒体应把握好民众的情感导向。艾瑞咨询2018年《中国传统新闻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与创新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传统新闻媒体用户增长显著，尤其大事件期间流量带动更为明显。”主流媒体可以通过策划大事件来增加民众的好感度和信赖度，例如“十九大”、国庆70周年阅兵都是民众所关心的大事件，主流媒体事前为大事件进行议程设置提高话题度;第一时间发布与大事件相关的最新内容：利用新媒体技术紧跟事实热点，把握好舆论引导的节奏和力度;最后，利用多个平台构建特色服务，传播其专业内容，增加用户黏性。

（三）政府应重视政府网站和政府新媒体管理

政府网站和政府新媒体承担着发布政务信息、服务社会等职责，是党政机构与社会公众沟通互动的重要平台和渠道，更是人们获取准确、及时的政务信息的重要来源。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有297个地级行政区政府开通了‘两微一端等新媒体传播渠道，总体覆盖率达88.9%，但仍有57%的地级市政府客户端及微信公众号移动服务供给分散，政务新媒体平台整合能力有待提升。”^[7]为了加强对政府新媒体的管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颁发了《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这些检查指标很大程度上规范了政务新媒体的操作和运营。加强政府网站和政府新媒体的管理有助于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工作;政府做到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有助于缓解民众对政府信息不信赖的情绪，有助于塑造出一个可靠的、信得过的政府形象。

结语

总之，面对“后真相”对新闻理论产生的冲击，我们应该从民众、媒体和政府的三个方面进行调整和改变。民众不应只顾高谈论阔而不审视自己的言行，不应一味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问题，而应站在多种角度上去思考原因，耐心倾听多种声音才能做出对某一事件的判定;政府和媒体应该把握“后真相”时代受众的心理，找到民众的症结所在，并加强与大众的交流和沟通，缓解和安抚大众的激烈不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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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 cac .gov.cn/201 9zt/44/index.htm

[7]史安斌，“后真相”冲击西方新闻舆论生态[J].理论导报，2017（11）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