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名”竟也成罪

苏露锋

萧何协助刘邦夺取天下后，继续清正廉洁为官，口碑极好。刘邦不放心，找借口抓了萧何。萧何出狱后汲取教训，不再顾及名声，以圈地贪渎自污。老百姓告状，刘邦却一笑了之，不予追究。此事反映的是开国功臣的真实处境，但也可从中窥见士大夫的道德尴尬——洁身自好而不得。

从汉武帝开始，儒学一直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儒学充满矛盾，一方面维护专制“纲常”，另一方面也鼓励道德完善和人格独立，至清代，其矛盾愈加凸显，儒学的人格追求，成了专制极度扩张的妨碍。

雍正有一个重要观点，那就是大臣图利固然可恶，“好名”则更可诛。他说：“为臣不惟不可好利，亦不可好名。名之与利，虽清浊不同，总是私心”。雍正不能容忍那种自许清廉而又保持独立人格的清官。他惩处的，不仅仅是年羹尧这样的贪官，更有“海瑞”式的清官。他认为，一个大臣如果过于注重自身修养，在乎自身的名誉，这是与皇上争民心，威胁到皇权。

杨名时是被天下学子膜拜的学界领袖，也是人人称道的清官。担任云贵总督期间，他千方百计地革除雍正“摊丁入亩”等政策的内在弊端，减轻了百姓负担。云南一度水患，百姓流离失所。杨名时从盐商那里借银，救百姓于水火。雍正理政雷厉风行，杨名时则是春雨润物。雍正刚劲的政令，到了杨名时的辖区，就会被分解、柔化，杨名时因此得到百姓的赞誉，被称为“包公在世”。

为百姓做好事，却忘了推功给皇上，这引起雍正的不满。雍正说杨名时“性喜沽名钓誉”“欲以君父成己之名”，他想寻机惩治一下。杨名时在云南从政七年，仅参劾过一位进士出身的知县，这正好成为雍正的靶子。雍正表示：“那些封疆大吏为了图宽大仁慈之名，沽去安静之誉，对贪官庇护之，对强绅宽假之，对地棍土豪则姑容之，对巨盗积贼则疏纵之。”雍正把杨名时看成是孔子口中的“乡愿”，即“德之贼也”。

为了惩治杨名时，把以其为代表的名儒集团妖魔化，雍正将他投入大牢。“四大罪状”虽纯属子虚乌有，然而终雍正一朝，杨名时一直戴罪云南，成了一介布衣。

雍正的继承者乾隆，也有一个“本朝无名臣”的理论，他说，因为朝廷纲纪整肃，本朝没有名臣，也没有奸臣。他这样说，是為了把所有荣誉归于圣主，大臣所做有利于百姓的事情，都是出于圣意。大理寺卿尹嘉铨不认同这个观点，著有《名臣言行录》，乾隆特下长诏斥责他的“名臣论”，并以欺世盗名、妄列名臣等罪名将其处死。

此外，乾隆还大力禁毁德政碑。所谓“德政碑”，是官员离任时，民众为颂扬其政绩而兴建的纪念碑。从康熙、雍正到乾隆，都认为立碑是官员“沽名钓誉”之举。康熙曾言，如果官员进退，都以百姓之口碑为依据，则国家就会丧失“上下贵贱之体”。雍正告诫官员，尽管地方官要爱民如子，但也不能有意讨好民众，“大凡在任时贴德政之歌谣，离任时具保留之呈牒，皆非真正好官也。”大清律法明文禁止现任官员私自立碑纪功，但仍然屡禁不止。乾隆痛下决心，下令在全国范围内销毁德政碑。从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至次年年底，各地共销毁石碑14541座、匾额949块。

清朝皇帝非常强调专权，事无大小，均由皇上说了算，何况“立碑”乃国家之名器。乾隆禁毁德政碑，表面上是向官场陋习开刀，实质是维护乾纲独断。一切赏罚臧否、行恩施惠必须出自皇恩。

在皇帝看来，兴建德政碑，无论是官员沽名钓誉，还是百姓公论，都不符合统治需求。作为臣子，最重要的是服膺圣训，而不是百姓口碑。与民争利，与士大夫争名，这是皇权专制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