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战往事

罗夫·史密斯等 涓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名副其实：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等同盟国成员及其对手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等轴心国成员深陷战争泥潭;7000万人奔赴战场，死伤惨重;战争夺去了6600万人的生命，其中70%是平民，包括600万因大屠杀丧生的犹太人;还有数千万人失去家园，从此颠沛流离。

这场战争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可与战争的规模相提并论：近70多年来的战后世界秩序皆与之相关——核武器时代的开端、以色列的诞生以及超级大国的崛起。它还促进了联合国和北约等国际联盟的形成——为了阻止此类灾难再次发生。

参军时的布鲁克斯

然而时光流逝，公众对这场战争及其苦果的认识已经逐渐淡化，就像褪去了鲜活色彩的老照片。与此同时，亲历者一一离开人世。据美国政府统计，截至2019年，1600万二战老兵中只有不到40万人还活着，比例仅为2.5%。

感谢以下亲历者的分享，让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审视一场战争。由于缺少互联网和即时通讯方式，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战前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战争把他们从熟悉的环境里猛拉出来，以之前无法想象的方式考验他们。虽有胜利的喜悦，但悲剧依然是幸存者故事的主脉络，他们描述的是人间地狱，他们的故事应该永远铭刻在我们脑海里。

战争

劳伦斯·布鲁克斯，美国军人

这些记忆存在的时间仿佛比75年还要久：从路易斯安那州跨越半个地球为士兵烹饪红豆饭;为三位军官清洁制服及擦鞋;以训练有素的耳朵辨别出正在逼近的戰机来自日军，继而迅速地从散兵坑里跳出来。

记住这些细节的人已经110岁了。劳伦斯·布鲁克斯对其服役经历感到自豪，尽管与之相关的记忆颇为复杂：为国奋战的黑人士兵依然没能逃脱国内种族主义的歧视与敌意。

新奥尔良国家二战博物馆的资深历史学家罗伯·奇蒂诺表示，那时的美军普遍对非裔美国士兵有某些“种族主义规定”：不能把枪放在他们手里，最好把简单的粗活分配给他们。海陆空三军皆是如此。

非裔美国士兵大多服役于后勤部门，并根据战争对人力的需求而流动。“我们与世界上最可怕的种族主义者希特勒开战，我们还得与一支施行种族隔离的队伍作内部斗争。”布鲁克斯说，“毕竟非裔美国人仍受到基于肤色的各种限制和歧视，我们为美国所作出的承诺而战，并非为现实中的美国所战。”1600万身着戎装的美国士兵中，有120万非裔美国人“在国内被视作二等公民”。往返于得克萨斯州赫恩营的德国战俘可以在途中餐馆就餐，而押送他们的非裔美国士兵却被拒之门外。

作为太平洋战区第91工程兵营的一员，布鲁克斯所在的部队负责建设军事基础设施。他偶尔会在晚上开车送白人军官们到城里消遣娱乐，那时他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即便如此，他也未曾卸下配枪。“我必须把它带在身边，以防有人向我开枪。”他说。

如今，布鲁克斯膝下有5个孩子、13个孙辈和22个重孙辈。他享受着天伦之乐，很少跟孩子们谈起战争岁月，“快乐和痛苦我都曾体会，现在我只想让它们一并随风而逝。”他说。

汉斯·厄德曼·舍恩贝克，德国军官

1940年夏天，被分配至坦克兵团的舍恩贝克自认为身处世上最好的军队。近一年内，他的部队在苏联各地横行霸道。舍恩贝克击毁了八辆坦克，其军衔也节节高升。1942年8月，不到20岁的他率领一个250人的坦克连登上了一座俯瞰斯大林格勒的山头。

接下来的五个月对德国和舍恩贝克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几十万德国士兵的补给线被切断，斯大林格勒的冬天则让情况更加危急。舍恩贝克和队员把苏联平民赶出家门，拆掉木质房屋以生火取暖。坦克没油了，队员们忍饥挨饿，舍恩贝克的体形也从高大魁梧变成了枯瘦如柴。

1943年1月19日，炮弹击中了舍恩贝克的肺部和肩部，一名中士将他推上一架德国轰炸机。几分钟后，飞机起飞撤退，舍恩贝克成为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幸存的少数德国士兵之一。这场史上规模最大的战役揭开了德国东线战场崩溃的序幕，也预示着纳粹德国的终结。

十个月后，舍恩贝克受命陪同希特勒的随从视察波兰的弗罗茨瓦夫市。他回忆起自己冲过去打开希特勒专车车门的瞬间：元首一下车，他便迅速立正敬礼。当舍恩贝克跟随元首走进会议室时，他的思绪飘到了斯大林格勒。他用指尖触摸了一下腰带上的手枪，“那时有个声音告诉我：这是个天赐良机，但如果做了，你肯定得死，他们会杀死你全家。”

后来，舍恩贝克被派至希特勒总部所在地的一处秘密基地的情报部门工作。就在他做简报时，长官问了他一个奇怪的问题。“他说：‘如果有大事发生，我们可以指望你吧？”舍恩贝克回忆道。原来，他的同僚正密谋暗杀希特勒，他的室友还在房间里藏了炸药。事情败露之后即是血腥清洗。“室友是最早被处以绞刑的人之一。”舍恩贝克说。

战后，搬到慕尼黑的舍恩贝克在汽车制造业谋得了一份工作，并于1980年成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的主席。“我活了下来，”他说，“我绝不浪费这个机会。”

威廉·西蒙松，德国飞行员

当西蒙松于1939年9月第一次踏上华沙时，他才如此近距离地直观了战争的恶果。德军入侵波兰的18天里，19岁的西蒙松驾驶着一架侦察机，将德军坦克和步兵引导至目标处。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中，作战的头几天仿若一场伟大的冒险。

然而，当西蒙松回到地面，驾车驶入华沙时，一切都变了。战役最后几天，德国轰炸机粉碎了这座城市。平民占多数的两万人在首次空袭中就已丧生，大量尸体困于碎石瓦砾之下，其腐烂味道令西蒙松记忆犹新。“我一瞬间老了十岁，我对自己说，决不能再向任何一个人扔炸弹，这个诺言我坚守到现在。”他说。

现年96岁的特尔纳仍坚持画画和演讲。在布鲁克林顶层的工作室内，他把干颜料融合在丙烯画上。“这是我的永生之术。”特尔纳的油画有着厚重的纹理和炽热的色彩，“我们把栩栩如生的故事留在了历史长河里。”如同他手臂上的集中营编号114974，这些证据记载了他和其他600万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的真实遭遇。“这是我的责任，某种程度上也是你的责任——提醒这个世界曾经发生了什么。”特尔纳说。

竹内静洋，日本幸存者

竹内无法忘怀1945年2月25日晚上发生的事：美国B-29超级堡垒轰炸机投放燃烧弹进攻东京城。13岁的竹内折返家中，发现房子已被夷为平地，只剩下煤渣和一个铁饭盆。父亲送给她的礼物——一本英语字典化为灰烬，她手里捧着的最后一页纸也被风吹走了。至于3月10日的第二次空袭，她只记得自己在硝烟弥漫的废墟中奔跑逃亡，越过了一具具烧焦的尸体，包括一位将婴儿护在身下的母亲。“我感到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感知任何情绪。”如今89岁的竹内回忆道。

瓦尔特劳德·普莱斯，德国幸存孩童

即使年纪尚小，普莱斯也亲眼目睹了许多德国人从纳粹政权中获益，其父亲也不例外。1933年希特勒担任总理时，她的父母破产了，但父亲却在六年后成为了纳粹党精英军事部队“武装党卫队”的一名军官。在父亲参与法国战役之前，他们家已经有了两辆车、一座体面房子以及一个堆满了昂贵“二手”家具的仓库。“他的钱从哪儿来的？”普莱斯说，“我现在知道了，那只能是从犹太人家里夺来的。”

在柏林周边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执行命令时，父亲曾将普莱斯放入随行車辆里。“我看到了那些人是如何生活的。”被吓到了吗？她摇头耸了耸肩说，“规定如此。”

1944年秋天，一切都变了。在柏林以东数百里，普莱斯看到家附近的路上挤满了逃离苏联红军的德国人。几周以来，她一直和衣而卧，准备随时加入难民的洪流。1945年2月，撤离命令来了。“我以为只是暂时的。”她回忆道，“一旦苏联战败，我们就可以重返家园，由此可见当时纳粹的宣传威力。”

辗转数周，她和母亲以及兄弟姐妹被船只运到了德国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个小岛上。四月，迅速推进的苏军切断了该岛通往大陆的通道。在缺少电和收音机的情况下，附近的苏军驻防部队发出了庆祝枪声，普莱斯一家才意识到德国投降了。

整个春天，普莱斯都在寻找食物。一天，她跟在农民的一架运货马车后，捡拾从上面掉下来的土豆放进衣兜，不知不觉就走到了城镇以外的田野上。“就在那时，一名苏联士兵抓走了我，然后强暴了我。”普莱斯说。九岁的她跑回家里向母亲哭诉，但回应她尖叫声的只有母亲长久的沉默。

接下来的十年，普莱斯一家艰难度日，先是住在猪圈里，后又和其他家庭挤在一间小公寓内。在拮据的战后岁月中，许多德国人都对普莱斯及其他数百万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同胞怨恨不已，将其视为多余的人。“他们歧视和诅咒我们，”普莱斯说，“只因我们是难民。”

75年过去，普莱斯既不愤怒也不内疚。“有太多惨绝人寰的故事，相比之下，我的微不足道。”她说，“那年我只有九岁，战争不是我的错，但我也并非受害者。”

[编译自美国《国家地理》]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