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谊绵绵思悠悠

2020-08-13 07:24白婉清

美文 2020年15期

白婉清

《诗刊》主编臧克家是和我交往最久、关系最密切、情谊最深厚的一位老诗人。将数十年交往中一些印象较深的零星片段，撷拾归纳，连缀成篇，该是对这位可敬长者的最好忆念吧。

深切的教诲

和臧克家开始有工作联系是1953年我来到作家协会之时。我担任创作委员会诗歌组干事，他是领导业务活动的干事会成员之一，以后又任干事会组长，打交道的机会就渐多。而具体的工作接触是在1956年为作协编辑诗歌年选的时候。我做责编负责初选，他任主编负责定稿。我编年选虽然不是第一次（第一次在1955年，主编是袁水拍），但经验还是很不足。臧克家不仅从编选体例、入选标准、入选作者和篇目范围等方面做出细致安排，还对具体编排方法、格式的统一甚至如何在发稿时对作品剪贴勾画都一一做了详尽的指导。当我按照他的指导把全部选定作品整理编排完毕，他还要从内容到技术上做最后审查把关，连每首诗后面所注写作年月、刊载日期的数码写法是否一致都不放过。给我教训最深的情况是：我在按作品题材分组编排时，一时疏忽，竟将一首写台湾的诗编到国际题材诗组中去了。幸被他及时发现，严肃地指出，这属于政治性错误，若不纠正问题就大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原来编辑工作还有这样多学问，除了业务知识和编辑技术外，更需要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高度的责任心。从那时起，我开始懂得了编辑工作，学到了编辑应具备的严密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此后，当我改行教书多年重续编辑生涯主编《张家口师专学报》时，就因在编辑部树立起20世纪50年代的优良编风而取得一定成绩，数次获得河北省和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的优秀编辑奖。追根溯源，我的编辑生涯中最早和最好的启蒙老师，当属臧克家同志。

他对工作严肃认真，在生活方面也是一样。就以遵守时间而言也是极为严格的，不但开会总是提前到达，与人相约也分毫不爽。一次我因编诗集的事要去访他，电话里约好下午三点钟，我却因时间观念马虎，拖拖拉拉晚了一刻钟。还没走到他家胡同口，只见他正走出来焦急地探望，见到我便轻松地笑着说：“我这已经是第三趟了。”我尴尬地随他进屋，只见一切安排就绪：茶几上摆好糖果，茶杯里放好香喷喷的龙井茶叶，暖壶就在旁边，只待沏入开水了——这都是他待客的惯例。对我的迟到，他虽然没有任何埋怨的意思，但他的行动却比任何批评都使我难堪，使我内疚更促我自省。我不知道在我爽约的那一刻钟他是如何在徘徊等待中度过的，我却明白我已经打乱了他严格的时间表，浪费了他宝贵的15分钟。每当我想起他伫立巷口殷殷企望的身影，便警觉起来，提醒自己要做一个严律己、重然诺、诚待人的人。

严谨自律热情

1957年1月臧克家任主编的《诗刊》创刊后，我也成了编辑一员，自此就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八年多，直至1965年《诗刊》被迫停刊止。这期间更进一步感受到他那严谨自律的工作作风和热诚坦直的人格魅力。

《诗刊》作为全国第一家专门的诗歌刊物，诗人和广大诗歌爱好者的来稿都很多，如何兼容各方面诗作，依据什么原则遴选稿件，是编辑部需要思考的问题。在主编臧克家“严格要求，一视同仁”的办刊思想指引下，大家形成共识：坚持质量第一，绝不盲目崇拜名人，也不轻视无名小辈。不论名气多大（例如郭沫若），只要质量不够，就提出意见商改或婉退。对无名群众来稿，只要质量高，甚至编发在刊头。而对大量有一定水平的作品和较有才华的作者，则给予热情帮助和大力扶持。

那时慕名直接写给臧克家的来稿来信很多，他身体不好、精力有限，自然不可能都亲自处理。为了不使作者失望，他一律委托编辑部代为回复。我们便按照他的叮嘱，在回信中先说明代复原因并致歉，然后再诚恳地对稿子提出看法。其中若有较好的作品，再转给他本人親自处理。臧克家这种严肃认真和谦虚诚朴对待作者的态度，影响并形成编辑部的一贯作风，成为诗刊社的优良传统。

在任《诗刊》主编期间，臧克家的健康状况很差，每日需靠药物维持。但他坚持每周定期来编辑部具体指导工作，凡重要稿件必亲自过目，凡有诗歌活动一定参加。诗刊社常会组织诗歌座谈会或配合政治形势的诗歌朗诵会等，他不仅亲自主持，有时还在朗诵会上带头登台朗诵自己的新作。虽然他那浓重的山东方言不大容易听懂，但那充满时代使命感的激情深深打动着听众的心。

诗人需要有激情，臧克家心中的确充满着爱憎分明的炽热情感。他热爱党领导下的新社会，也嫉恶如仇，致使他的诗永远追随着时代的脉搏，充溢着真情实感。在那为了迎合政治任务而出现一些干巴巴的政治口号诗的时候，他也绝不因“赶任务”而使自己的诗枯燥无华。因为每一重大政治事件都能激起他强烈的爱国情，从而透过那些貌似枯燥的主题发掘出生动的形象和诗意。就连“文革”期间遭受政治迫害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时，他也把这看作接近劳动人民、锻炼自己的大好机会，抛开个人得失，全身心投入到劳动中去，从而体验到莫大乐趣，写成真情充沛歌颂劳动生活的诗集《忆向阳》。

臧克家热情好客，邀请诗人和编辑部同志吃饭是常事。召开编委会时，他也要避免枯燥的会议形式，自掏腰包把大家请到饭店，边吃边谈。以这种朋友聚会的方式既做好了工作，又联络了感情。记得1959年臧克家就曾把在《诗刊》发表的长诗《李大钊》所得千余元稿费悉数留在编辑部，专供组织集体活动之用。臧克家热情谦和的作风遍及周围所有的人，他对人不论亲疏远近、职位高低、年龄大小全都一视同仁、真诚相待。对我们这些做一般编辑以及编务工作的下属晚辈，总是像对同辈朋友一样亲切热情、关怀备至。他每出一本诗集，必定一一题名给每人送上一本（这习惯一直保持到《诗刊》停刊数十年之后）。他生活上和大家亲密无间，当时编辑部有一惯例：每年春暖花开，都要在假日组织一次春游。臧克家便带上小女儿和大家一起到颐和园、北海等地划船、照相，痛痛快快地玩上半天之后，中午照例由他掏腰包请大家吃饭，谈笑风生，其乐融融。

在臧克家的工作作风和人格魅力的影响下，诗刊社就像一个温馨和谐的大家庭，同事之间充满亲和气氛。正因如此，这个始终只有10人上下的小单位才能凝聚成一个团结精干的战斗集体，上下一心，互相协作，以最少的人力，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一些同事在共同的战斗中建起了深厚的友谊，在分开数十年后和主编臧克家及彼此之间都未断联系。这段工作经历也成了永铭我心中的美好记忆。

热诚的激励

在诗刊社工作期间，我不仅提高了编辑本领，也锻炼了动笔能力，臧克家在这方面一直给予我关怀和激励。自1958年编辑部集体出街头诗墙报开始，几乎人人动笔写诗。以后我也和大家一起，时常结合当前形势写些歌颂新事物的小诗在报刊上发表。臧克家对我们的创作热情大加赞赏，多方勉励。20世纪60年代初，“支持古巴人民反美斗争”宣传活动掀起高潮，诗刊编辑部举办了一场以此为主题的大型诗歌朗诵会，组织诗人写稿，请演员朗诵。臧克家得知我也写了同样题材的诗时，便热情鼓励我将它和诗人们的作品一起拿到朗诵会上由演员朗诵。自己的习作也为宣传发挥了作用，让我很受鼓舞。

我对一位《诗刊》编委发表在其他刊物上的一首叙事长诗有一些看法，就斗胆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提出自己的意见。写好后又有些忐忑，担心自己的见解是否太幼稚，以一个无名小辈去批评名家是否太冒失？当文章送给臧克家审阅后，他很快就找我面谈，不仅肯定了我的观点，而且对我勇于提不同看法的精神倍加赞扬，并批准立即在《诗刊》发表。臧克家的鲜明支持激励了我，坚定了我敢于直抒己见的勇气和信心。

《诗刊》停刊后，我下放改行，又经历了文革风雨，便长期与诗歌绝缘。直到文革结束，文艺界春天回归，我才重拾旧艺，不时写点随感类的小诗见诸报端。这时我早已和“五七干校”回来的臧克家恢复了联系。1980年的一天，我回京去看他时，恰巧那天他订的《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我一首小诗。他见到我立即欣喜地告知我这一消息，并连声称赞，还把那张报纸送给我保存。没想到这仅仅八行的短诗，却得到他如此重视和褒扬，使我感动，也体会到老诗人对后辈创作上的殷殷关切之情。我知道自己才驽力微，难有建树，但老诗人那殷切的鼓励和期望的目光，总在鞭策着我奋力前行，不敢懈怠。为此我曾写了四句小诗以自勉：“愧无青云志，枯木难着花。为感东风意，迎春吐新芽。”

1995年4月，我在《中国摄影报》上发表了一篇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在诗刊工作的小文《温馨如旧忆诗刊》，并配以包括主编臧克家及副主编徐迟、葛洛在内的全体人员合影。臧克家看到后兴奋不已，立即提笔给我写信：“今天在《中国摄影报》上读到你忆诗刊文章，写得真实亲切，读了之后，既高兴，又有点怅然。真是往事如烟，但永留心间。你能多写点文章，那多好啊！”这只有千余字的区区小文，竟使得老诗人如此动情，亲切勉励，真使我感愧莫名。

多年来，臧克家对我的动笔情况始终密切关注，每有点滴收获，他都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给我衷心的勖勉。只可惜我笔拙又较疏懒，成绩很差，想起来实在有负老人家的一片热诚。

真挚的情谊

臧克家论工作是我的领导，论年纪他是长辈，但他从不肯接受“老领导”这个提法，也绝不以长辈自居。他总是说：“咱们是老朋友了！”并让女儿叫我“阿姨”。我每次造访，走时他必定依送客惯例送我到大门外，有时甚至送到巷口。一次他患感冒，我坚持不要他送，他还要站在屋门口目送我走出大门才罢休。

离开诗刊社后，我和他的交往始终未断，友情历久弥坚。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那是在文革后期，我从下放的塞外回北京探亲时，听说隔绝已久的臧克家已从湖北“五七干校”回来了，我立即到赵堂子胡同他的居所去看他。令我惊异的是，经过一段劳动生活，老诗人竟然精神健旺，红光满面。他告诉我，现在出门不论多远总是步行，这和过去体弱多病、无车难以出门的他简直判若两人。谈话间他忽然要我写下北京老家的地址，我以为他留作通信联系之用，就随手写下“建内xx胡同xx号”，并没说明具体方位。几天之后的一个下午，我计划带两个不常来北京的十来岁女儿去游北海。她们为了赶上看北海儿童游藝厅里的皮影戏，就提前出发了。当我收拾妥当准备随后去找她们时，突然看见臧克家裹着一件旧大衣，风尘仆仆地跨进院门。见到我他欣喜地说：“总算找到了！我还以为‘建内是我以前住的笔管胡同那一带呢，绕来绕去，整整走了一个小时。”见我很意外，他又郑重地解释：“以前一直都是你来看我，作为老朋友我也该回访你一次啊。”唉！这叫我说什么好呢？其实从他家到我家，步行20分钟即可到。只因我笼统地写了“建内”二字，害得他这年近古稀的老人多花了两倍的时间奔波寻觅，而且只是为了对一个普通晚辈区区的友情回访！这时他发现我正要出门，便一再表示坐十几分钟就走。带着歉意和局促，我赶紧把他请进父母和姐姐一家三代同住的狭窄陋室，以普通清茶接待了这位知名诗人。他却像在自己家里会见老友一样，亲切自然地絮絮而谈，不断讲述着别后情况、干校生活、故人遭遇……时间不知不觉过去半个小时。我忽然惦念起在北海公园的女儿们：皮影戏该散场了吧？她们对北海的环境还不熟悉，会不会等得焦急？我已经心不在焉了，不觉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糟了！老诗人警觉地发现了我这个“逐客”动作，立即以异乎寻常的敏捷跳起身来。还没等我回过神，他已两三步跨出房门，回手便把那扇玻璃门紧紧推上，深恐我去拉他。其态度之坚决、神情之真诚已不容我作任何挽留的表示，更不容我对自己的失态寻找掩饰了。我只好求个折衷的办法：和他同行出门，他才肯松手让我出来。我和他一起走到汽车站才分手告别。我到北海公园虽然顺利地找到女儿，可是内心的歉疚和不安却难以驱除：老诗人第一次也将是唯一的一次步行一小时来看我，我却只让他坐了半个小时，未及畅谈便抱憾离去。我真后悔，为什么要鬼使神差地看表呢？然而，我知道我的歉疚是无法向他表示的，因为他从来只警惕着自己是否有失礼于人之处，却从来不计较别人有无对不住自己的地方，何况他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些小事。他从来只将热情奉献给他人，却从未想过索取回报。《诗刊》停刊多年来，他仍然保持原来的习惯：每有作品出版，都要给《诗刊》故人寄上一本。除在扉页题字外，还要一一亲手包扎和书写地址，即使疲惫不堪，也不肯让家人代劳。每当收到他的赠书，透过那熟悉的字体我总感受得到老诗人那真情的温暖，勾起种种难言的思绪。

在臧克家80岁和90岁诞辰来临之际，文艺界都曾为他举办作品研讨会以兹祝贺，届时他总不忘邀请我们《诗刊》故人参加。难忘的是1994年10月那次中国作协和诗刊社为他九旬诞辰举办的“臧克家作品研究会”。会议期间，他因身体欠佳，仅在开幕和闭幕之时赶来和大家短暂会面和发言。开幕式上因人多无缘和他相晤，闭幕会上他简短发言之后留在休息室准备和大家合影，我才抓住机会前去见他。他一见到我立即紧紧地握住我的手惊喜地说：“啊，你来了！”随即和我及另一诗刊社老编辑吴家瑾合影留念，但因时间匆促，未及多谈。会后夫人郑曼不仅寄来了我们的合影，还增加了一张由他儿子抓拍的我和他握手的照片，留下了那可贵的一瞬，令我兴奋不已。

那些年凡我对他有所求，他都不顾年老体弱，竭诚给以满足。如：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与人合作计划编一本有地方特色以长城为题材的诗集，但还缺少名家诗作打头，便去信请求他提供一首，他很快便写好寄来给予支持（后诗集因故未能出版）。又如：我曾为一友人编的书稿请求他代写点推荐文字。这个要求很有点勉为其难，他却毫不推辞，认真阅读样书后写出负责的介绍。尤为令人动情的是，他曾两次为我主编的学报题词。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已由下放的张家口地区涿鹿县中学调到张家口师专任教，1985年又受命创办本校《张家口师专学报》。为取得名人效应，我去信请他为学报创刊号题词，他欣然写下“大力组织好文章，一步一步把学报办好”的勉励语，还为学报题写了刊名，使我喜出望外。我退休以后，仍被返聘继续担任学报常务副主编，学报也确实如老诗人的祝愿：越办越好。直至1995年底创刊10周年之际，已取得相当成绩的学报打算出一期纪念专号，这时如果能得到老诗人的再次题词祝贺就更有意义了。然而考虑到他已届九旬，身体很差，早已难满足各方面请他题字的要求了。于是我试探性地写信婉轉地表示了这个愿望，并说我打算近期去看望他，如果到时能拿到题辞最好。我返京后，先打去电话，郑曼热情地邀我即去。我到达时，他虽已因接待过一些访客而疲惫不堪，仍坚持出来热情迎我。不等我开言，即递过一个信封，里面就是精心写好的题词“辛勤培育已十载，学报宏文起波澜”，给了我十分的惊喜。这不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支持，更是对我们这地处偏远塞外的小小学术期刊巨大的关怀和勖勉啊！

从那以后，我虽然唯恐影响他的病体而不敢再去看望他，但通信始终未断。虽然每次回信都是由郑曼代笔，也使我时时了解到老诗人的健康状况，为他一次次战胜凶险的病魔而感欣慰。1997年10月他92岁寿辰之际，我改变年年寄送贺卡的惯例，寄去一张近照，并说明以照片代替一般化的贺卡应该更有意义。谁知这张照片和信竟使老诗人又一次深深动情。当时正值他体力和精神尚好，立即提笔为我写了一张条幅：“凌霄羽毛原无力，落地金石自有声”，题款为“拙句书赠婉清老友正腕”。笔力仍遒劲饱满（这是他最喜爱且常为人题赠的两句诗，我却从未敢向他索取过。因为1979年他曾主动题赠我一首诗，早已被我装裱悬挂墙上了）。郑曼还在信中解释说：“这幅字墨迹不够浓，有点淡，但他已无力再写了。”还说她和臧老接信时的心情：“万分欣慰和感谢，真是老友情深。”“克家同志说：自50年代中期和你相识以来，40多年如一日，总是那么真挚、亲切，从不随时代思潮而变异，这才是真正的友谊！”这深情的话语和那张可贵的条幅其实正是老诗人数十年如一日的真情。他对我也是时时牵挂，1998年1月，张家口地区张北县发生6级以上地震，他立即让郑曼写信询问情况，得到我一切平安的回复才放下心来。

最使我激情难忘的一次通信是：1998年6月，我偶然从报纸上一篇文章中得知，臧克家因脊骨摔折而住院治疗，令我大为震惊。我立即写信去询问详情，并鼓励和希冀老诗人以他一贯乐观而顽强的精神战胜伤病，重新站立起来。回信很快来了，我紧张地打开，意外发现除了郑曼的信外，还有克家老人的亲笔信，而且附有一张他由郑曼搀扶站立的照片。啊，我的企盼不是奢望，老诗人真的康复而且站立起来了！望着他那清癯但还显精神的面容，读着他那有些颤抖和歪斜的字迹，我激动异常。信中深情地写着：“得信极喜，亲切之至。……你工作忙，关怀我的病况，真是依依故人情啊！”其实为了让我放心，他的亲笔信和照片才是最深重的故人情呢。

最后一晤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知道老诗人近年经常卧床或住院，还总想找机会再和他见见面。2002年9月中秋节前我回到北京，和郑曼电话联系得知：克家同志刚出院不久，病情稳定，精神尚好，可以来看他。我立即邀请了诗刊社故友——当年编辑部副主任闻山和作品组长尹一之同去他的新家红霞公寓去看望。他得知我们到来，立即兴奋地从病床上起来，在女儿臧小平的搀扶下来到客厅。虽然鼻子上还插着输液的胃管，但精神和气色不像是病人。多年不见，他仔细打量着我们说：“都还没有白头发！”他说自己的思维和记忆力还可以，就是听力相当差了。和我们交谈时，小平坐在他旁边“耳传”。他不断关切地询问我们各人近况，一边说一边不住指着茶几上的小月饼和水果叫我们吃，看到我们把月饼拿起来才罢休。郑曼介绍说，他现在消化能力差，只能吃点稀饭蛋糕之类，主要靠输入营养液和药物维持;而且腰也不好，坐不了太久。他原本计划和我们坐半个小时，但一谈就快一个小时了。他已经有点支撑不住，还要小平取相机和我们共同和分别合影留念。临别时依依不舍地用力和我们三人轮流握手，一遍不满足，一而再、再而三地握了三遍才肯回房休息。

以后听说他再也没离开过病榻，和我们的那次见面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友人，也是我们和他的最后一次会晤。虽然病情沉重，他还是顽强地和病魔继续搏斗了近一年半，才于2004年2月元宵节那天走完了第99个年头的生命历程，驾鹤西去。在文艺界他本是身体最差者之一（数十年来就是个“药罐子”），却又是最长寿者之一。究其原因除了长期坚持散步锻炼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他那坚强乐观的性格、真诚坦荡的为人处世态度和一颗永远不老的诗心。他有一首诗就是永不服老的心情写照：“自沐朝晖意蓊茏，休凭白发便呼翁。狂来欲碎玻璃镜，还我青春火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