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质量与融资约束

王唯可

【摘要】由信息不對称引发的融资约束问题始终是企业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学术界也对此方面做了诸多研究。但大多数研究的对象皆为营利性的企业，缺乏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本论文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探讨了非营利组织存在融资约束的原因以及信息披露质量在非营利组织中的作用，即它是否能够影响组织面临的融资约束。最后讨论了如何通过声誉机制和透明度来提高非营利组织的信息披露质量。

【关键词】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信息披露

一、引言

MM理论提出，在完美的资本市场中，资本结构与公司价值无关，外部融资和内部融资可以完全替代，因此公司的投资行为与融资行为是分离的，仅与公司的投资需求有关。但是现实中并不存在完美的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不完美是由于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与代理问题引发的（Myers&Majluf，1984）。公司就会面临着融资约束，从而错过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增加而减少，外部融资成本则随着信息不对称的增加而增加。

融资约束对企业的投资效率有很显著的影响，因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融资约束决定着企业投资的规模、方向和收益。迄今，大部分学者使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对营利性组织进行了研究。虽然非营利组织处于比较温和的竞争环境中，对外部融资的依赖性相对较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非盈利组织完全不用面临融资约束的问题。

二、融资约束成因

近20年来，我国的非营利组织高速发展，据民政部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已有社团基金会和民间非企业单位26万多个。但是，国内多数非营利组织愁与难以筹集资金，并且根据清华大学研究所的调查，资金缺乏被认为是这类租住面临的最大困难。部分非营利组织因为资金短缺甚至无法正常开展活动，从而导致志愿失灵问题，直接影响着组织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

王锐兰（2005）使用脆弱性来说明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资金短缺的原因，并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融资结构不合理，对政府拨款依赖性过高。政府主导型的非营利组织不能向社会发起融资，只能依赖于政府求生存。我国大多数非营利组织的融资结构也不合理，主要依靠捐款进行融资，缺乏其他融资方式。（2）民间捐赠或投资投资意愿较弱。根据1989年到2003年的数据，当时最大的国内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所获捐赠70%来源于国外和港台地区，只有15%来自于国内。并且可供居民选择的金融工具的品种和数量较少，居民也缺乏投资意愿。（3）债务结构失衡。在我国，非营利组织发行免税债券和向民间企业举债还没有相应的制度依据。此外，许多非营利组织的债务结构也极不合理。据统计，国内医院的长期负债仅占17%左右，即使在经济较发达，现金流较好的北京地区平均资产负债率也不过30%。非营利组织普遍缺少利润最大化的动机支撑，依赖“红头文件”融资，没有融资项目计划，也没有融资策略。（4）服务收入比例低。我国非营利组织的服务收人或者说是自创收入在其总收人中所占比例极低。据调查，中国社团组织收人来源的结构中，政府补贴在50%以上，会费和营业收人占近30%，个人和企业捐款更是只有10%。在2017年，我国的慈善捐款在国民经济收入总值中的占比只有0.01%。而在发达国家比如美国中，该比例达到了2.2%。显然相较于很多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慈善捐款规模很小。

三、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与融资约束的关系

陈丽红等人在2015年研究了慈善组织信息披露对捐赠者决策的影响。文中说到，慈善组织中主要存在两类委托人：捐赠者和受益人，前者是资本提供方，后者是剩余权益的索取方。这两者与慈善组织的管理者目标也不同，由此也会引发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但与营利性组织有一定区别。2011年以来的一系列丑闻，都说明需要高质量会计信息和监管来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代理成本。而且，慈善组织虽然没有留存收益的索取问题，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仍有受托责任。捐赠者无法直观感受到物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来判断慈善组织是否忠实履行了义务，实现捐赠者自己的目的。慈善组织的管理层也很可能追求私人利益而浪费资源。捐赠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监督，另一方面可以会计信息来减少信息不对称，会计信息可以为他们提供评价慈善组织是否有效使用了捐赠资源的相关会计指标。

刘丽珑等人指出，非营利组织规模快速的发展与监督的低效率之间存在的矛盾导致了腐败、逆向选择等问题频繁发生。信息披露是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降低代理问题的重要外部治理手段。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质量高，就能通过信息共享，以声誉机制作为动力改进组织绩效。对基金会等非营利组织来说，公信力是生命线，在这样一种声誉机制之下，非营利组织运作的效率以及公益性会吸引捐款金额。国外学者Gandia（2011）认为非营利组织进行信息披露能够帮助证明非营利组织确实履行了社会使命。Saxton（2012）等人认为非营利组织披露的信息，尤其是财务信息能帮助捐赠者判断组织是否履行了“隐形的合约”，保持最初的目标。捐赠是非营利组织主要收入来源，所以非营利组织需要通过竞争争取投资者。信号传递理论中也提到组织可以通过向市场传递更多信息从而获得更多的资源来实现差异化并建立声誉。Rostamy（2007）认为公共组织通过提高透明度来使得公众对公共组织的满意度提升，进而增强公众的信任度和组织公信力。刘亚莉（2013）等的实证研究也显示总体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正向影响了捐赠收入。作者基于上述分析得出假设：信息披露质量越高的基金会越能得到更多捐赠收入。

我们可以得出，信息披露质量与非营利组织能得到的捐赠收入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并且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就能得到越多的捐赠收入，即融资约束就越小。

四、如何提高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质量

我国企业的信息披露主要存在以下五个问题：

（一）披露内容不完整

我国《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行政单位会计制度》中规定，组织应该公布财务报表及附注，并且财务报表要反映预算情况。而截至2018年4月，中国红十字会仅仅披露了2012-2016年4年的审计报告，并且仅披露了财务收支的情况，其页数仅仅只有四页，难以让人相信这是披露了完整信息的报告。

（二）披露时间和渠道不一致

中国红十字会在2017年7月21日才披露总会的2016年决算情况，明显违反了《民间非盈利组织会计制度》中的规定。虽然如今信息网络得到愈发广泛的应用，但是我国在网络信息的披露方面对于非盈利组织规定仍不足够健全，各组织没有像营利性组织一样在规定的网站里以及时间段内公布，强制力的缺乏导致了非营利组织在信息披露渠道的选择上有过大的自主性。

（三）内部的相关制度尚不完善

我国非营利组织对内部治理的重要性以及财务制度的建立缺乏重视。首先，如果内部治理和控制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很难对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和客观性进行有效的监控;其次，由于没有明确地规定财务信息产生和处理的方式导致了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内容的可靠性、准确性的缺乏，以及披露的及时性很差;最后，非营利组织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工作难以进行。

（四）相关的法律法规不统一

不像政府会计使用统一的法律制度，而非营利组织却适用众多的法律制度，并且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会计及其财务披露各自适用于有着不同的要求的会计制度和管理条例。各地方与国家法律法规的不统一对非营利组织财务信息披露质量和披露行为的规范性也有着严重的负面影响。

（五）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

外部监督主要包括政府监督和社会监督。首先在政府监督方面，目前采用的双重管理体制对责任的划分不明确，导致部门之间存在推卸责任等问题，监督工作难以得到落实，政府的监督效力被削弱。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发展不完善，成立的时间较短，缺乏良好的经验，导致社会的监督不健全。

Goerke和Venable等指出，非营利组织需要加强对包括声誉在内的组织无形资产的管理以提高组织战略性绩效，特别是在捐赠吸引、人员保留、服务战略优化和竞争地位改善等方面。可以看出，西方诸多学者均认为声誉已成为非营利组织最核心的资产和战略性管理对象，但是国内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营利性企业，缺少对非营利组织的研究。

非营利组织塑造声誉的方法有四种：第一，基于个体治理的非营利组织声誉塑造;非营利组织主要是依靠人力资源来为社会提供服务以实现使命的，因此其声誉塑造的根本就是要加强个体人员的素质培养。一方面要科学地选拔人才，另一方面要建立良好的员工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二，基于组织治理的非营利组织声誉塑造;非营利组织必须要积极塑造声誉，在组织内部创造一种基于宗旨和使命的责任文化，而不是依赖外部监督。组织要强调非自利性与公益性的组织文化，通过建立一种自律机制，将这种文化渗透到员工的行为与思想中。第三，基于社会治理的非营利组织声誉重塑;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可信度相比经济方面对声誉的影响更加重要，为了提升社会可信度，一方面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另一方面要实现有效的公民参与。第四，基于政府治理的非营利组织声誉重塑;发挥政府在声誉建设的积极作用十分重要。一方面政府能直接通过法律职能监督治理组织的声誉;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尽快完善非营利组织管理、财税、捐赠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使组织运作和活动逐步规范化和法制化。

除了声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透明度。透明度问题涉及到诸多领域包括公司透明度、会计信息透明度、政策透明度等。SEC认为透明度是高质量的会计信息特征，广义上来说透明度由中立性，完整性，充分披露等构成，并以可靠性和相关性为基础。透明度对非营利组织有着不容置疑的重要性。首先，高透明度是非营利组织赢得公信力的必要条件;其次，高透明度使监督机制能有效发挥作用，促进组织的未来发展;最后，高透明度的环境下能使非营利组织之间由良好的竞争环境，实现优良的资源配置。

透明度的评价标准无疑是非营利组织为了提高透明度必须首要解决的问题。梁昌勇（2016）提出财务透明度除了信息本身的披露，还应该包括信息质量，资金运转和发展潜力等方面的内容，并通过对网络数据的分析得出了结论：運营能力、筹资能力、资本运作和收入配比是影响我国基金会财务透明度的主要因素。基金会可以通过提高对其运营能力、筹资能力、资本运作和收入配比的披露来提高财务透明度，这就要求基金会均衡发展自身各个方面的能力。虽然作者的研究对象是基金会，但结论对其他组织也有一定参考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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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新疆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科研项目，项目名称：客户会计稳健性与供应商评级和债务成本，项目编号：XJUFE2019K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