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2020-08-17 07:14吴向伟
世纪桥 2020年4期
关键词:周恩来党内政治生活民主集中制

吴向伟

摘 要:周恩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在主持起草《组织问题决议案》中首次使用了“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提法,而且从加强思想理论教育、坚持民主集中制、正确开展党内斗争、健全支部生活等方面阐述了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构想。周恩来提出的党内政治生活思想以及他崇高的精神,是他留给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全党同志学习和铭记。

关键词: 周恩来;党内政治生活;民主集中制;支部生活

中图分类号 D23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0475(2020)04-022-05

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周恩来主持起草的《组织问题决议案》,这个文件首次明确使用了“加强党内政治生活”“提高黨内政治生活”的提法。周恩来不仅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倡导者,也是模范的践行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研究周恩来关于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思想,缅怀他的崇高精神,对于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紧党内思想教育,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巩固党的理论基础,是严格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

习近平指出:“加强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全党步调一致的前提。”[1](P.73)

周恩来指出,马克思主义“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世良方”[2](P.457),共产党人只有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他们的革命精神“遂能愈久而愈坚”[2](P.464)。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其指导思想必定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如果在共产党里面允许别的思想存在,共产党就不能成为国家的领导党,我们的国家就要失掉前进的方向了。”[3](P.248)在我们党内若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党内政治生活就不可能走上正常化的轨道,党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

近代中国是一个农民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后,如果不从农民中吸收党员,就不能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但是,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吸收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中的先进分子加入我们党内来,这就使得党的队伍中农民党员占据很大比重。然而,从农民中吸收党员,他们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党内,造成党内“存在有许多小资产阶的意识”[4](P.8)。

这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有哪些表现形式,对我党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周恩来指出:“党内的政治路线上许多不正确的思想来源,固然是客观环境的反映,然而党的组织还没有布尔什维克化、党内还存在着许多非无产阶级意识,也是一个主要原因。”[5](P.8)这种非无产阶级意识,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在组织上表现为极端民主化、小组织倾向、党内斗争中的惩办主义等。这些错误思想,是造成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重要根源,它们“时时在破坏党的组织,妨碍党的工作”[4](P.11)“使党的路线有忽‘左忽‘右的表现”[4](P.55)。鉴于此,周恩来强调指出,全体党员必须深刻认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坚决清除它在党内的各种不利影响。

如何肃清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党内的影响呢?1928年11月,周恩来明确指出,一是开展党内政治讨论,提高全党政治水平;二是要加强党内政治理论教育,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从积极方面消灭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正确出路”[4](P.12)。1929年9月,周恩来又指出,红军中之所以产生右倾思想,都是因为党内同志理论水平不高,缺乏党内理论教育。要克服这种错误思想,就必须在党内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肃清各种小资产阶思想影响,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

首先,就要努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和通俗化。周恩来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越是能够通俗化,其理论和原则就越是能够“在群众日常生活和斗争中得到根本认识和了解”[5](P.237)。因此,在培养和教育党员干部时,必须用通俗化的理论和简单易懂的事实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便增强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精神。他还强调,加强党内理论教育工作应从支部做起,地方党部应努力指导。

其次,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周恩来指出,中国革命之所以取得伟大胜利,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化在中国的土壤上。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发挥其巨大指导作用,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强调,如果脱离实际、把理论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那一定会失败。“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6](P.17)

再次,共产党员要自觉加强思想改造,增强党性修养。周恩来认为,时代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党员的思想改造也是没有止境的,每一个党员必须有改造思想一直到老的准备。一定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生活关。加强思想改造的基本途径有两条:一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加强理论修养;二是在社会实践中“长期地摸索、学习和锻炼”[6](P.67)。

二、反对家长制和极端民主化,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绝对的自由和绝对的服从,都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表现。周恩来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共产党当然不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的自由论者,但共产党也决未曾想造出蠢如鹿豕只知服从的党员。”[2](P.465)无政府主义、奴隶主义违背了科学精神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党的六大前,党内存在的家长制作风,导致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4](P.9)。党的六大以后,中共党内则出现只强调民主、无视集中的极端民主化偏向:“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党员不得到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4](P.9)这种偏向同样也严重干扰着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的实现。

四、健全支部生活,夯实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是严格党内政治生活的关键

支部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土地革命时期,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主持起草了《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共中央给长江局的指示信》等文件,撰写了《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等文章,阐述了支部的重要地位、如何建立党的支部、支部生活的任务以及支部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为正确开展党内支部生活和工作指明了方向。

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如何定位呢?周恩来认为,支部是党联系群众的基础和核心。他指出:“政治的宣传鼓动,群众的组织,只有支部才能深入;日常的斗争,只有支部才能灵敏地领导。”[4](P.13)支部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础,他强调:“支部是党的命令传达所和宣传机关。没有支部生活,便产生不出干部人才——党的改造基础便极不强健——加以教育与训练的缺乏,党的干部人才更显不足。”[9](P.453)概而言之,“没有支部生活便没有党内生活的基础,也没有无产阶级党的基础”[9](P.453)。

为了建立坚强有力的党支部,周恩来强调,“中央派出的干部可以选择得力分子派他们到支部中”[4](P.53)“支部的成分必须是群众中最勇敢最先进的分子。支部干事或书记必须是群众中选出来最积极的而有威信的同志。”[5](P.222)他在《关于武汉工作问题》中指出:“支部工作的建立,是目前武汉工作中最中心问题之一。”[4](P.53)并提出了如何搞好支部建设的建议:在组织方面,党中央应安排精明强干的干部到支部,指导开展支部生活和吸收新党员工作;在工作方面,要指导人民群众的日常斗争,尽力关照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在指导思想上,不要空喊不切实际的“左”倾错误口号,而应坚决地发动最广大的群众。

关于党支部的任务,周恩来认为,支部生活不能止于听政治报告、交党费等具体事项,最重要的是讨论本地的政治问题和工作问题。每个支部范围虽小,但它们面临的政治环境不尽相同,这也决定各支部的工作方法不能完全一样。周恩来指出:“要能把党的政策正确地运用,首先要了解实际的情形。这是每个支部的任务。”[4](P.13)党的支部必须结合本地实际去贯彻执行党的政策,才能带领群众去完成各项工作,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作为党员个人,必须参加支部生活,切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周恩来提出,支部中的每个党员必须做到:“1.经常地到支部会;2.按月缴党费;3.讨论党的政策及本身日常工作;4.参加群众斗争并指导斗争;5.读党报;6.分配宣传品给群众;7.介绍同志,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党员在党的生活,才能紧严起党员在支部中的生活。”[5](P.223)

周恩来指出:“只有最觉悟最积极最勇敢的斗争分子被吸收到党里来,才能负担起目前党的严重任务。”[5](P.220)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党的基层组织发展党员,更要重视质量。周恩来提出:“吸收党员的主要条件:要有坚强的阶级觉悟,政治认识,能在党的支部中工作,是斗争中积极分子,最好有社会职业或要有决心向社会中求工作出路的人。”[5](P.220)党应以无产阶级为基本核心,但不是说要吸收所有的工人阶级入党,也不是说要把所有农民群众拒绝于党的大门之外。“而是应从积极方面,将党与农民的组织分清,将党的组织严密起来,使广大的群众容纳在农会方面,党从中吸收积极的雇农贫农分子,建立乡村中党的发展基础,同时要巩固党在乡村中无产阶级的核心作用。”[5](P.221)吸收其他阶级积极分子入党后,“党应加重训练新党员的任务,分配他们参加实际工作,给他们办短期训练班,引导他们积极参加党的生活,使它们能担负起党的下层工作的任务”[5](P.310)。做好新党员吸收、教育和培训工作,也是支部生活的重要任务。

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应带头参加支部生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周恩来堪称党内楷模。长征途中,警卫员看到周恩来忙,因而没有通知他参加党小组会议。周恩来知道后,严肃批评说:“那怎么能行?我是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有事确实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就是你的不对呀。”“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你明白吗?”[10](P.150)又有一次,警卫员为周恩来代交了党费,周恩来知道后,又批评说:“党费怎么可以让人代交呢?军政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10](P.150)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更应有守纪律、不搞特殊的党性意识,带头参加支部生活,自觉履行党员义务。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2] 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

[3]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4] 周恩来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6] 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0] 李新芝,刘晴.周恩来珍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褚永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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