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的“中国式合作”道路

[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栏目导语]

2019年，在敦和基金会的支持下，修远基金会承担了“中国公益实践与理论的本土化转型研究”项目，旨在推动公益实践与思想生产的融合，建构中国特色的公益理论。该项目的成果，将陆续在本刊 “公益理论与公益实践”栏目刊登。本期，我们将从实践与理论两个角度，呈现中国的公益组织是如何在中国自身的慈善资源的基础上，消化外来理念、创造自己独特的公益形式的。

高小贤从她在陕西妇女研究会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入手，指出中国的“妇女/性别与发展”实践在接受外来的理论和干预框架影响的同时，在操作层面则更多地结合中国本土妇女工作的经验与资源，进而发展和创新了“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内涵与形式。韩俊魁的文章则将视野转向中国本土慈善的历史发展，通过分析汕头存心善堂的个案，阐述了建基于民间信仰的本土慈善区别于来自西方的现代组织化慈善的独特之处，为建构中国公益理论提供了强健的本土思想资源。

中国公益理论的本土化，不仅是社会科学本土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思想资源。本栏目欢迎不同领域学者共同参与讨论。

当代中国的公益事业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对外开放及经济社会变革的产物，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关注农村贫困地区，重点为扶贫和可持续发展;二是在议题和方法上，与国际发展援助紧密交织。当时的公益实践深受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参与式发展理论的影响。妇女/性别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和内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初随国际发展机构的援助项目进入中国，并与公益结缘。这二者结合的“蜜月”期一直延续到2008年前后。之后，国际发展机构在华发展势头趋缓，参与式发展、妇女/性别与发展随之在公益领域也逐渐弱化。本文希望通过分析公益组织在妇女/性别与发展领域的实践，再现历史场景的复杂性，为公益理论本土化的讨论提供跨界视角。

 一、社会性别与发展进中国：在地政治文化的独特性

（一）何谓“妇女/性别与发展”

“妇女/性别与发展”是发展学的分支学科。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在第一个“发展十年”失败之后，意识到“将贫困从发展中国家赶出去”必须有穷人的参与。穷人当中，70%是女性。因此，联合国在第二个发展十年战略“将妇女全面引入发展的整个努力之中”，并将1975年定为“妇女发展年”。

这些背景催生了“妇女与发展”学科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问世。这一学科受到三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以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为代表的妇女活动家、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妇女研究学者。这使得妇女/性别与发展成为女性主义和发展学的交叉学科，既受女权主义思潮的影响，也从发展学中获取养分。在发展进程中，学科形成WID（Woman in Development）、WAD（Woman and Development）、 GAD（Gender and Development）三个流派，分别受女权主义理论中自由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影响。这些不同流派同发展理论结合后，在实践层面产生多种干预路线与系列分析框架。本文以“妇女/性别与发展”（GAD）作为主要讨论对象。

妇女/性别与发展的内容与特征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其一，强调妇女是发展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受益者。首先，妇女是决策的主体。制定所有和妇女相關的发展与反贫困政策、计划等，要有妇女的参与，要尊重妇女的需求和发展意愿。其次，妇女是行动的主体，妇女要参与到发展与反贫困的项目计划当中，妇女的参与“能够带来新的能量、新的视野和新的组织基础”，有助于增强各方面的行动。

其二，强调性别分析视角，认为妇女之所以较男性更容易受到贫困的侵害，是传统的性别权力关系所致，“两性在分享经济权力方面的差异”，“社会认定的僵硬的社会性别角色，使得妇女获得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导致妇女的贫困。

其三，强调赋权原则，即通过对妇女提供持续的能力建设和陪伴，提高妇女参与经济和公共事务的能力。赋权的路径包括提供信息和资源、提高意识和觉悟、结成网络或组织。

（二）传播路径

20世纪90年代初，妇女/性别与发展受到三股力量的推动，开始在中国传播。

首先是妇女研究。其主要贡献体现在：（1）引入社会性别概念和分析框架，使农村妇女状况分析摆脱了以往单一的纵向比较思维，注重横向比较妇女的社会位置变化，凸显出农村经济蓬勃发展中遮蔽的诸多妇女问题，比如非农转移中妇女滞后问题、农业女性化问题、农村妇女土地权属问题。（2）通过系列研讨会、翻译和出版，引入国外妇女/性别与发展领域的研究成果，推动了理论研究和发展实践的结合。当时一些重要的妇女研究机构和学者都承接了农村妇女与发展实践项目。

其次是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在中国开展项目时，将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流行的发展理念及与之配套的方法和工具[1]一并引介到中国，其后，这些要素构成本地进行组织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并对当时新的社会组织发挥了带动作用。妇女/性别与发展的理论和方法被嵌入其中。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受联合国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策略的影响，性别平等几乎成为所有发展机构的原则和资助重点，所有援助项目都要求满足社会性别敏感的条件，否则很难获得批准。因此，接受社会性别培训、提升社会性别意识、掌握社会性别分析工具几乎是当时所有发展工作者的入门训练。

发展机构的主要贡献在于：（1）引入国际发展领域关于妇女与发展的新认识和新概念，如“可持续发展”“以妇女为中心”“以社区为基础”“战略性社会性别需求”与“实用性社会性别需求”等，为深化认识提供了基础，强化了实践的可操作性;（2）引入发展中国家一些成功的妇女发展项目经验，如小额信贷、社区综合发展，拓宽了实践思路与模式;（3）培训出一批能够与国际发展思路和实践接轨的发展工作者，不少发展学学者开始转向妇女研究，壮大了性别研究队伍，也为妇女/性别与发展的本土化打下了基础;（4）特别要指出的是，由发展机构推动的扶贫项目大力提倡参与式发展的理念与工具，使更多农村妇女，特别是贫困妇女参与其中。他们的能力得到提升、得以更具自主性地把握自己的生活，是妇女/性别与发展在实践中的一大进展。

妇女 /性别与发展的赋权原则，重视提高妇女参与经济和公共事务的能力

再次是农村发展研究。为适应国际援助的需要，国内迅速建立起一批相应的研究机构，以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学院为引领者，这些研究机构译介了诸多有关妇女/性别与发展的知识，使之正式进入大学课堂。

需要强调的是，不同路径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妇女研究界的重点在于，将社会性别（gender）作为新的分析视角或方法，站在女性主义立场，批评发展项目中的性别盲视;国际发展机构强调的社会性别与发展（GAD），是“社会性别”与“发展”的组合，强调在实践中推动妇女参与和性别平等意识，注重操作性;农村发展研究则从扶贫发展效率出发，强调妇女参与的有效性。

（三）中国语境：在地的政治文化与对接的人群

外來文化的落地成效，与内部的接受需求及动力息息相关。妇女/性别与发展之所以在90年代初进入中国，因其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几重有利因素。

“天时”，是指中国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扶贫开发战略。基层政府在拥抱各类扶贫发展项目时，也接纳了项目所蕴含的发展理论、方法及工具。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为契机，中国政府对妇女发展议题秉持开放欢迎的态度。

“地利”，是指中国有着利于妇女/性别与发展落地的政治文化环境。在话语层面，性别平等一直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妇女能顶半边天”是中国共产党主流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共产党也致力于推动妇女参与经济发展。从延安时代著名的“四三决定”起[2]，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的妇女工作就是以生产为中心而展开;20世纪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更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妇女参与生产的社会动员，完成了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巨大转变。这个过程不但使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一整套成熟的农村妇女工作方法和经验，也在实践中训练出一批有着丰富农村妇女组织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改革开放后，妇女运动一直延续着，以各级妇女联合会为枢纽，推动妇女组织与妇女运动。其中，最重要的组织性活动是20世纪80年代末全国妇联应农村经济改革的需求，在全国开展的“双学双比”（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竞赛活动[3]。这些条件使得中国有着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环境。

所谓“人和”，指的是国际发展机构进入中国时，多和政府、大学及研究机构合作，在合作中这些有外语基础的年轻人，大部分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毕业生。这批人受到新中国理想主义教育的浸染，经过80年代思想启蒙运动的洗礼，对社会改革充满热忱;他们中有不少人曾做过知青，熟悉农村并有浓厚的乡土情结。国际发展机构的项目资助恰恰给这些理想主义者提供了实践社会改造抱负的机会和空间。

这几重要素使得妇女/性别与发展进入中国后快速传播，和在地的政治、社会话语融为一体，并在实践中涌现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陕西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二、妇女/性别与发展落地的“操盘手”：陕西妇女研究会

20世纪80年代，社会快速转型带来拐卖妇女、招生分数女高男低、女大学生分配难、差额选举中女干部屡屡败阵等诸多妇女问题，催生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代民间妇女组织的产生。陕西妇女研究会成立于1986年，是国内最早成立的民间妇女组织。它同时活跃在妇女研究界、发展界和公益行业，扎根农村社区的时间最长，关注议题也最为丰富。笔者任省妇联研究室副主任期间，是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其后亦长时间担任研究会负责人，直接参与了很多项目的设计与实施。在20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有一些思考与体会。

研究会最初以学术研究为主，注册为社会团体，是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下属的学会。90年代中期，研究会向公益组织转型，在议题关切上也由理论研究转向行动研究。以1996年开通陕西妇女热线为标志，直接干预现实妇女问题成为研究会的工作重点。

转向实践工作之后，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一方面学习发展领域的理论思潮、干预框架和操作方法，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将之用于实践，尤其是农村社区发展部门。比如，1997年，研究会与香港乐施会合作，在丹凤县实施“贫困地区妇女健康教育项目”，将“参与式农村评估”“社会性别与发展”和“妇女赋权”等理论框架带入项目，开启了农村社区发展领域的实践;1998年，研究会在宜川项目中引入“妇女领导力培训”、参与式检测评估，积累了“需求为本”框架下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的经验;1999年，研究会引进参与式社会性别与发展培训，组建了社会性别培训小组;2000年，研究会建立了预防家庭暴力中心，成为国内第一家开展社会工作实务的公益组织;同年针对紫阳水灾，实施紧急救援项目，将社区发展的理念和社区发展基金引入灾后重建。

截至2008年，研究会在农村发展领域已涉及健康、教育、反贫困、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妇女参政等内容，成功培育出丹凤健康教育、山阳健康促进、镇安健康学堂、宁陕灾后重建、合阳基层治理等以妇女为主体的品牌项目，成为国内服务门类最多、最齐全的民间妇女组织。截至2012年，陕西妇女研究会在4省（陕西、宁夏、江西、四川）15个贫困县40余个行政村实施了社区发展项目，受益人口达10万余人;举办妇女健康学堂150余期，编写印发健康教育宣传册近100万册，修建乡镇卫生院2所，村卫生室11所，累计发放社区发展基金160万。这其中许多项目至今仍在当地妇女的管理下运作良好。

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有着利于妇女 /性别与发展落地的政治文化环境

经过长时间的实践，研究会的妇女/性别与发展项目在工作中有如下特点：（1）将参与性贯彻始终，从真实的问题出发，形成综合性解决方案，关注村民的能力增长和社区的变化，而不是简单的服务递送;（2）所有项目保持社会性别敏感，尊重社区的历史和文化，挑战传统的性别分工和权力关系，推动社区性别关系的改善;（3）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注重与生态、环境和文化的协调发展，调动本土资源与经验，提升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4）和妇联、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充分调动体制内外资源，拓展项目深度和空间。

研究会在落脚于实践的同时，也一直注重与学术界的紧密互动，推动关于妇女/性别与发展本土化的讨论。

1988年起，笔者以《农村妇女与发展研究与实践状况评述》一文开始提出“妇女发展”的本土化问题。2002年，在“社会性别与发展网络”年会上，笔者将讨论重点聚焦于与国际基金会的关系及对发展工作者角色的反思。笔者提出，几乎所有的发展资助机构都在提倡参与性和社会性别，但真正理解并在实践中始终贯彻这些原则的机构并不多见。任何发展项目背后都潜藏着执行人员自觉或不自覺的价值观。有国际援助的地方，这些问题一直考验着发展工作者。发展工作者手中握有资金或对资金流向的发言权，因此，特别需要对自身价值观有所反省，不同的态度和选择会影响项目结果。2008年前后，受理论界讨论社会主义遗产的启发，研究会也认识到研究会运作项目的手法，无论是从点到面的推广机制，还是使用地方戏、宣传画、大标语等社会动员的具体方式，都有着20世纪50年代中共农村基层工作的痕迹。这更让我们加深了妇女/性别与发展在中国实践的独特性的理解。

三、妇女/性别与发展的中国经验：“即中即西”的混合体

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会多数项目在设计中明显受到妇女/性别与发展的理论影响，但在操作层面上则更多地结合了中国本土的妇女工作经验与资源，并以此为基础，发展并创新了妇女/性别与发展理论。

（一）“中国式合作”：社会组织和国家的良性互动

这个概念最初由宋少鹏提出，指中国公益组织和政府关系是合作而非对抗关系，是在对“国家-社会”二元论分析框架质疑基础之上尝试建立的新的解释框架。[4]

国际机构在中国的项目一般采用三种管理形式：一、交给政府业务部门，通过政府系统实施;二、自己组建办公室，招聘全职人员组成项目管理团队;三、和民间组织合作，交其实施。

陕西妇女研究会针对所有和国际机构合作开展的项目，都从自身问题关切出发选择议题、设计干预框架，原则上保留一定的独立性。在项目管理架构上，研究会多和基层政府合作：在县一级，通常和县政府签署合作协议书，由一名主管业务的副县长担任项目总负责人，再根据项目的性质，选择相应业务部门承担项目办公室的日常业务，业务部门负责人同时担任研究会县项目办公室主任。

上述合作方式考验着公益组织两方面能力：一是如何取得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二是如何在合作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而不使项目方向走偏。

第一，研究会项目之所以取得各地各级政府的合作与支持，主要基于以下原因：首先，研究会的社区发展项目和政府的扶贫发展大方向一致;其次，贫困地区资金短缺，政府有动机引进项目;再次，研究会主要负责人具有跨体制的双重身份;最后，有策略地选择“入门人”，即有政治抱负、想做实事并对研究会有所了解的开明领导。

妇女 /性别与发展项目重视村民的参与和积极性

第二，关于如何保持独立性，研究会在实践中也摸索出了一些经验：在洽谈项目之初，说明研究会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原则（参与性、社会性别敏感、向贫困人口倾斜等）和操作流程，以获得基本认同;在项目设计时，采用参与式方法，和政府干部、基金会成员一起入户开展需求调查，尤其在确定项目内容时尊重村民的优先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外部权力干涉项目内容;项目启动时，从参与式监测评估培训入手，让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村民/妇女及资助方代表聚在一起，了解参与式发展的内涵和研究会的项目原则，就项目的评估指标、活动计划、执行方及资金预算达成共识。换言之，确保各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参与，力争使项目做到公开和共赢。

我们可以以研究会在合阳县实施的“促进妇女参与基层治理项目”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一项目的要旨是，推动妇女参与基层选举、担任村官。试点推选女村官首先需要党委政府认可;村级选举需要基层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与协助;选拔妇女积极分子又离不开各级妇联的支持和配合。如果项目在省内推广，还需要民政部门的首肯。显然，这一项目需要整合多部门资源，因而需要多机构合作的管理架构。为此，我们设计了项目指导委员会，分别由陕西省妇联、陕西省民政厅、陕西妇女研究会、合阳县4个单位组成。研究会作为项目法人和总协调方，直接负责项目的实施和财务管理，并提供技术支持。省妇联负责协调省有关部门促成有关政策的出台，总结合阳妇女参政经验材料并推广，协调省级有关部门成立项目指导小组。合阳县作为项目合作伙伴，在县一级设立项目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实施项目，组织相关培训班、宣传、组织选举。由此，各方都在项目中承担了功能，也都将之看作自己的品牌项目，如此安排颇利于形成一个多赢合作的局面。

（二）介于职业化和工作队之间的项目管理模式：混合型团队

国际援助项目进入中国后，产生了新的职业群体：发展项目官员。中国高校早期未设置发展学学科，中国最早的发展项目官员多由国际机构选拔，留学学习参与式发展话语和方法。这一批人是中国公益行业最早的职业化人群。

陕西位于国际发展项目的边缘区域，很难找到此类工作人员;更重要的是，研究会一直认为中国农村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远非简单掌握参与式发展话语和工具就可以应对。因而，混合型组织架构一直是研究会的构成基础。笔者认为，混合型团队至少更为适合中国的基层发展项目，是研究会从实际出发，解决人力资源不足、应对职业化弊端的一个成功经验。

研究会初期的混合型团队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有社会科学研究背景，喜欢行动研究并愿意落地实践的人，他们在团队中往往担任行动研究框架的设计者;二是从企业、政府管理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老知青，他们的乡村情结、职业经历使其非常容易和基层干部及村民打交道;三是年轻的全职员工，这些年轻人多由研究会自主培养，负责项目的日常管理，特别是完成资助方要求的报告。

团队最初的工作方式类似中共的农村工作队：有分工，但重要活动都经由集体讨论，以相互学习和补充，弥补个体经验不足的缺陷。随着项目数量增加，协会面临着人手不足的挑战，协会团队不得不向项目官员负责制倾斜，但在此基础上，团队在人员结构上仍保持混合型特点，团队成员之间具有互补性。

仍以合阳妇女参政项目为例：项目需要在省妇联、省民政厅及合阳县政府之间沟通协调，但年轻人往往缺乏和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恰逢妇联一位合阳籍管理干部退休，她谦和敬业，在省和合阳县都有很好的人际关系，研究会最后决定聘请这位干部担任项目协调员，负责和政府沟通协调，另聘一名全职员工负责和基金会沟通。实践证明，这样的团队组合使得项目更易在当地展开。

（三）即中即西：“道”的相同与“术”的互补

在很大程度上，研究会的工作是中国革命孕育的妇女运动的延续。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展开，这些经验几乎被遗忘，但是“社会性别与发展”的引入激活了这些经验。

在“道”的层面，妇女/性别与发展与中国妇女运动的传统——以生产为中心的妇女工作方针——有相通之处，两者目标都是推動妇女参与发展、进而推进性别平等进程。妇女/性别与发展本身属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在思想根源上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有一定的亲缘性。

从“术”的层面来看，两者既有暗合，也有所不同。妇女/性别与发展在基因中有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影子，在技术层面直接接受了西方发展援助成果，尤其是参与式发展。而中共的妇女工作，经过革命时期、集体化运动与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依靠党的领导、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展开;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发动群众、教育群众;开展四自教育、提高妇女觉悟;培养妇女骨干和劳模，将妇女组织起来。

两者在路径选择上有所区别。妇女/性别与发展常使用赋权、能力与脆弱性等分析框架，借助健康促进、公民社会与善治等社会科学积累，分析社区错综复杂的性别关系及影响因素，建立干预逻辑框架。而在实践中，研究会更为注重寻找发展项目和政府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如扶贫攻坚、合作医疗、基层民主、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等，在获得党和政府支持的基础上推进工作。

研究会从妇女工作经验中汲取了大量营养

研究会从妇女运动经验中汲取大量营养，借用群众喜欢、基层妇联干部颇有心得的地方戏、大标语、板报、宣传画等宣传推广手法，转化调查研究、干部蹲点、座谈会等农村工作经验。同时，研究会在工作中意识到，发展工作者在基层工作时，必须进行话语转换，把国际发展援助机构熟悉的参与式发展的话语，转换为政府官员和村民熟悉的主流话语，比如：性别公正——男女平等、社会性别主流化——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社会动员——发动群众、社区自组织——基层群众组织、参与治理——妇女参政等。

研究会的实践，可以说是在外来理论刺激下重新激活自身传统的一次尝试。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创造与发展，或许也能为中国发展援助走向世界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

（责任编辑：张文倩）

注释：

[1] 如社区发展中的“需求为本”“权力为本”“资产为本”“可持续生计框架”及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和参与式监测评估（PME）等。

[2] “四三决定”指的是1943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

[3] “双学双比”是1989年全国妇联联合农业部等12个部、委、办发出的《关于在全国农村各族妇女中深入开展学文化、学技术、比成绩、比贡献竞赛活动的联合通知》活动的简称。

[4] 宋少鹏：《中国式合作：一项女性主义参与式行动研究项目的特点分析》，载谭琳、周颜玲编：《全球背景下的性别平等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