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二姐

薛雪

一

那天中午，我正顶着毒日头在院子里拌化肥，大哥的电话打进来，像以往一样，他先叹气再说事：“哎呀，小四子，你二姐都走这么多天了，你怎么不闻不问呢？”接着就是一连串的叹气声。

大粒、小粒、白色、褐色、黑色的各种化肥被我从袋子里倒出来，小山一样堆在院子当中，我刚刚用板锹搅和了几下，空气中飞舞着的白色粉末在阳光下熠熠闪光。我不耐烦地大声说：“她才走几天呀，你就着急？再说了，她那么大个人，还能丢了咋的？我忙着呢。”说完，我就挂了電话，把手机丢在窗台上，抓起板锹继续拌化肥。

棚子里的西瓜正是喷瓜期，我得赶快把化肥拌好，送到地里。老婆雇了人在苗垵间扎眼儿，天黑前得把几百斤化肥喂到八亩地近万个铁棒扎出的眼儿里，明天浇水。

活儿压得人喘不上气来，谁有闲心听他烦人呢。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手机又热烈地唱了起来，不用看，肯定还是大哥打的。他这人霸道惯了，说出的话就是圣旨，你要是不给他立马追驹办了，他能磨叽死你。可这会儿我实在顾不上他，老婆刚才来电话了，说眼儿就要扎完了，让我快点把化肥运到地里去。

可是“小苹果”一直执拗地唱个不停。这个大哥，永远都是这样，不接他电话，他会一直这么打下去！我抹了把脸上的汗水，抓起窗台上的电话，接通了没好气地说：“干嘛呢老大，我忙着呢！二姐轻易不出门，你就让她在外面待几天散散心呗。”

“哎呀，我现在是老了，说话不管用了。她都走了快半个月了，怎么也得回来了。打她电话还关机。”

“关机就是没有电了呗，你晚上再打。”我没好气地说。

“哎呀，我已经连打三天了，一直都是关机。”大哥的话里透出了少有的无奈。

我心里顿了一下，想了想，问：“你没给我老姨打电话问问么？”

“打了，老姨说你二姐走了好几天了，去哪了她也不知道。”

手上的化肥粉末和脸上的汗水混在了一起，烧得我脸火辣辣地疼。我使劲眨着被汗水辣得生疼的眼睛，大声冲电话说：“她能去哪，去哪玩去了呗，过几天就回来了。”

大哥还在电话里说个没完，伴着他特有的叹气声。我顾不上听他再说什么，果断地挂了电话。

天黑透了，我和老婆推着小车浑身无力地往家走。下午大哥又打了两次电话，直到我答应晚上去他家他才罢休。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老婆说你赶紧先去老大那一趟，我回家做饭。我说吃了饭再去吧。老婆说，你还是先去吧，那个大爷你能惹起？不去你饭都吃不安生。

老婆推着小车推开大门进了院子，我则拐进了相邻的大哥家的大门。

这是四间旧房，爸妈在世时我们一大家子都住在这里，后来三哥和我陆续结婚分出来过，三哥买下了东院的三间旧房，我在西边盖了捣制房。随着大姐出嫁，爸妈、二哥因病相继离世，现在这四间老房子里只剩下60岁的大哥和42岁的二姐了。这些日子二姐去了老姨家，三哥儿子小浩陪住，伺候着拄着拐杖只能一条腿着地的大哥。

大哥永远是一成不变顺着炕沿头东脚西地半倚半躺着，顶着花白纷乱头发的脑袋抵在身后的白墙上，那里已经被他的头油蹭得黝黑锃亮，他那张苍白的脸上一双凹陷空洞的大眼睛茫然地看着我。我躲避着他的眼神，目光落在他的腿上，他一只腿僵硬地顺着炕沿伸得溜直，另一只腿弯曲成近90度。他躺着时腿的形状和拄着拐站立时一样，丝毫没有变化。这是从妈那遗传过来的类风湿性关节炎造成的后果，妈是从她爸还是她妈那遗传来的我就不知道了，反正妈中年以后腰就佝偻成了罗锅，妈的弟弟我的老舅也是个罗锅。同样被遗传的还有二哥，他20岁前还是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20岁后腰就开始逐渐佝偻，而且迅速发展成了罗锅。听妈说大哥是从10多岁开始病变的，二哥就有点冤了，对象都相看了，那个漂亮的姑娘完全被二哥高挑的身材和帅气的容貌迷住了，一场好姻缘因为二哥的突然病变戛然而止。幸运的是我们余下的几个兄弟姐妹没被遗传，而且都继承了爸的高大和妈的漂亮，男人长得英俊帅气，两个姐姐一个比一个俊。

三哥在，他靠着柜子坐在凳子上，闷头抽烟。我拖了一个凳子坐下，看着炕上的大哥没好气地说：“老大，你又抽的哪门子风？二姐不在，小浩两口子不是侍候着你么？”

二姐去老姨家，我和三哥为谁侍候老大商议了一下，觉得咱两家地都不少，顾不过来，兄弟媳妇侍候大伯子也多有不便，就决定每家拿出点钱来，让三哥儿子小浩过来侍候老大些日子。

三哥说：“娟子成年也不出去一趟，这有人侍候你，你老让找她回来干嘛？让她玩呗，玩够了她就回来了。你家地里活儿不是都干完了么？”

大哥又开始叹气：“哎呀，你们是不知道，娟子从老姨家走了好几天了，电话还关机。她身上又没有几个钱，这是去哪了这是？”

我们都觉得他还是认为二姐侍候他得劲儿，小浩两口子虽然是晚辈，做饭菜行，端屎倒尿的大哥抹不开面子。我们都不接他的话茬，我心里说：你是让二姐侍候出毛病了，拉屎撒尿出去呗，拄着拐又不是不能走。除了下雨阴天怕摔倒，平时你就不能出去？都是二姐把你惯的。这话我没说出口，但是脸上的神情一定是显示出来了。大哥歪着脑袋，使劲用他那双大眼睛剜我，他拿好吃懒做的三哥没有办法，就只能磨我，我就装没看到他的眼神。但是他肯定是不会放过我的，果然，他在连续几声叹气之后，竟然挤出了几滴眼泪，带着哭腔说：“小四子，你个没良心的，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要是咱爸妈在，你敢这样对我？”说着，一边叹着气：“我还不如早点死了，去见爸妈得了，省得遭你们嫌弃。”

三哥一定是喝了酒了，脸红红的，满嘴酒气，他忽地一下子从凳子上站起来，瞪着眼说：“谁嫌弃你了？娟子不在小浩不是侍候你么，你还要怎地？”

大哥斜眼瞪着他，抬高了声音嚎叫着说：“我就想让娟子回来，你们不去找，我就死给你们看。”

三哥原本英俊的脸被愤怒扭曲了，他跳着脚吼道：“你死不死随你去，娟子娟子的，离了她你还不活了！我还不管了呢。”说着，他一跺脚摔门而去。这就是我的三哥，他只要有酒喝，有女人睡，天塌下来他都不会管。

这边大哥像驴一样嚎叫着骂道：“你个三瘪犊子，以后别再进这个门。”

见他这样，我就说明天放完瓜地的水，去趟老姨家。

二

晚上躺在炕上，我和老婆说明天要去庄河老姨家，老婆开始不同意，可是听我说了情况，她倒是有些担心二姐，说：“那就早点睡吧，明天起大早把水放上，棚子里也没啥要紧活了，你就跑一趟。二姐也挺可怜人的，别真的走丢了。”

我笑了下说：“那不能，一个大个活人说丢就丢了？”

“丢倒是不能。可是二姐从老姨家走了好几天了，还没回家，她身上也没有多少钱，能去哪呢？”

“老姨岁数大了，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去看了就知道了。”

“嗯，那就睡吧。但愿别出啥事。”

能出啥事，一个个大惊小怪的。我心里说。老婆转过身很快睡着了，我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二姐大个儿，白净，鸭蛋形的脸上一双大眼睛里仿佛像有水波荡漾。这样的一个漂亮女子，四十多岁了却一直没嫁，是让大哥拖累的么？是，又似乎不全是。像二姐一样漂亮的大姐不就嫁人了么，如今还过得很好。

但是，大姐也差点没嫁出去。

大姐22岁那年，媒人几乎踏破了我家门槛。那时爸妈、二哥还活着，我还小，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很舍不得大姐离开家，所以对上门的媒人很不待见，总是给他们脸子看。后来看大姐天天噘着嘴，没心思做饭菜，也没心思拆洗被褥洗衣服，更不给大哥端尿瓶子倒尿，爸妈知道这个闺女留不住了，就硬着头皮接待上门的媒人。他们却又总在大姐“打对面”后对男方百般挑剔，不是这不好就是那不行，说得大姐心灰意冷，整天耷拉着脸不高兴。

后来就出现了一个人，邻村的一个退伍军人，长得高高大大的，黑红的脸膛，浓眉大眼。正是那个年代英俊男人的形象。

大姐与这个人“打对面”的时候是在我家——大姐“打对面”几乎全是在我家。

屋里光线昏暗，母鸡在堂箱上下蛋，鸡屎遍地都是，充斥着鸡屎味和尿骚味，门窗上的油漆剥落，沾满了污垢，炕席混沌着看不清本来的颜色，炕上的被子叠起来了，但是蒙着被子的薄毯子已经脏得看不出本来的颜色。妈是个邋遢人，盡管她长得很漂亮。她嫁到我们家以后，把她在山沟沟里那个家邋遢的习惯也带过来了。我们在这样的混沌环境里从小长到大，已经习惯了灰暗的颜色和污浊的气息。女孩子爱干净的本性使大姐二姐不能忍受，就常常收拾，洗涮，但是这边没等收拾完，那边一大家子人又造得不成样子，任她俩抱怨甚至是喊叫，我们全都厚颜无耻地呲牙笑着，没人搭理她们。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处处注意加着小心，多板人。时间长了，她俩就放弃了，只尽量保持着自己身上的干净。

“打对面”之前，大姐和二姐把屋里收拾了一下，爸妈没说啥，大哥和二哥冷着脸说，有啥收拾的，咱家就这样，嫌弃，他就滚蛋。把大姐气得直瞪眼，威胁他俩说今晚就把行李从里屋搬出来，再有尿自己去外面尿去，没人给你们递尿瓶子。他俩才闭嘴。

这次“对面”打得比较顺利，大姐和那个男人都看个满眼儿。期间大哥、二哥虽然“哼呀”“嗨呀”地展示了他们的病态身体，但是那个小伙子已经完全被大姐的漂亮吸引了，其他的在他眼里都不是问题。大姐每日里打扮得花枝招展，抽空和他见面。眼见着事情就要成了，大哥、二哥故伎重演，要么阻拦大姐晚上出门，要么冷言冷语地讥讽，说这个家就要败了，爸妈老了，你再走，咱这些老弱病残可怎么活。大姐不管不顾，照样在晚上出去。爸妈倒是没说啥，但是成天地唉声叹气，态度显而易见。

大姐比二哥小，比我们大，她和二姐、大哥、二哥都挤在里屋的炕上，我们哥俩和爸妈睡在外屋的炕上。外地是盘着两个锅台的厨房，靠着后门的墙角放着一些常用的农具，西屋地上是粮囤子和一些杂物，炕上则堆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人进到里面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一家八口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狭窄空间里，人都在家的时候，转个身都腚碰腚。按说大姐嫁人家里就少了个人，能腾出些地方，但是不知道为啥，爸妈，特别是大哥、二哥就是不想让大姐找对象嫁人。那时候我还小，就知道每天傻疯胡闹，家里发生了啥，谁都是什么心思根本不往心里去。妈的腰已经佝偻得不成样子，烧火做饭都费劲。二哥也成了罗锅，还没从他病变和失恋的痛苦中走出来。二姐呢，才16岁，比三哥小两岁。家务活大部分都落在大姐身上，为一家人做饭，洗洗涮涮，侍候爸妈、大哥、二哥，这些活几乎都是大姐在做，她要是一走，这些活谁来做呢？也许是这就是家里人不希望她嫁人的原因吧。

但是大姐是个很有主意的人，爸妈的叹气、哥哥们的冷嘲热讽，都没能阻止她和那个人交往。眼见着差不多一年过去了，男方来上门商议结婚的事。妈佝偻着腰盘腿坐在炕中间，爸一只手压在屁股下一只手吸着旱烟，二哥佝偻着身子蜷缩在墙角里，大哥一只腿伸得溜直一只腿弯成90度顺着炕沿躺卧着，三哥倚着堂箱蹲在地上，双手操在袖筒里，一家人除了给客人倒水的大姐和拿着抹布擦灰的二姐，一个个都阴沉着脸不说话。我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客人拎来的罐头和蛋糕上，被它们馋得直流口水，所以整个谈判过程记不清了，只记得妈一边在炕上摇晃着身子一边说了个天价数字。男人的父母和媒人都露出了吃惊的神色，媒人陪着笑脸还想再往下拉拉价，这边的大哥、二哥却瞪着眼睛提出了更多的条件。几个人只好窘迫地离去。临走时，男人用无助的眼神看着大姐，大姐铁青着脸低着头送他们出去，一句话不说。

送走了客人，大姐站在屋子地上宣布了自己的决定，说自己一定要嫁给李绍安，彩礼呢能不能凑够，她都是要嫁的。她的话激起了除了我之外一家人的愤怒和指责。爸唉声叹气，妈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女大不由娘啊，这一大家子都啥样了，你就不能再晚几年嫁？”三哥也说：“你才23，结婚着什么急？”反应最强烈的是大哥、二哥，他俩一边用手拍打着土炕，一边哭着说：“啊？你咋就那么着急嫁人呢？那个男人咋就那么好？我们才是你的亲骨肉，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大姐面对着大家的责骂和乱飞的吐沫，铁青着的脸开始变红，她爆发了，大声喊了一句：“我怀孕了！”说完，推开房门冲出屋去。屋里一下子变得沉寂下来，所有人都禁声呆在那里。良久，妈深深叹息着说了句：“丢人啊。”这句话引发了大家对大姐更猛烈的声讨和咒骂……什么难听的话都从大姐的骨肉至亲的嘴里炮弹一样发射出来，怎么凶狠怎么来。没有参与咒骂大姐的是我和二姐，少不更事的我已经见惯了他们的谩骂和争吵，二姐呢，则躲在墙角嘤嘤地哭，一副无能为力无助的样子。

大姐还是嫁了。没有婚礼，没有娘家人送亲，甚至连出嫁的流水席都没有。大姐是昂着头走出家门的，她出嫁的20多年时间里，只是在爸妈和二哥的葬礼时回来过，完事了匆匆就走，绝不多待一天。她和家人几乎无话，只偶尔和我说上几句，和二姐的话能多一些，我远远地看着，大多时候是大姐在说，二姐腼腆地微低着头听着，俊俏的脸偶尔会红一下。

大姐和姐夫去了鞍山做生意。姐夫当兵时的部队在那，他对那里熟悉，去了有抓挠。大姐走了，她在家时干的那些活就都落在了二姐身上。三哥、我相继结婚，而二姐一直未嫁，把爸妈侍候到去世，把生病的二哥侍候到死在病床上，接着继续侍候大哥，还要操持着家务和田地，她仿佛是这个家离不开也分割不开的一个重要部件，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习惯了二姐的存在。记得二哥死的时候大姐回来奔丧，临走时气狠狠地骂了我们，特别是对大哥，她手指着大哥的鼻子咬着牙说：“大瘪犊子，你，你是在作孽呀，你打算讓娟子侍候你到多久？她已经四十了呀！”

大哥当时嘎巴着嘴瞪着眼睛不说话，一张脸惨白。许是因为大姐的那次责骂吧，在二哥死了两年的现在，当二姐和大哥说要去老姨家看看老姨的时候，大哥放松了警惕，允许她出门。在此之前，他一直怕二姐重蹈大姐的覆辙，和哪个男人好上有了孩子，她就可以从这个家离开了。那时我们都觉得大哥做得对，甚至还很佩服他的手段。在我们的思维里，二姐就是这个家的，她怎么可以嫁人呢？

在这个晚上，在我要决定去找二姐的时候，我的睡不着，其实是在想怎样才能找到二姐完成任务，好回家干地里的活。

三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去地里放水，放完了水，我满身泥水刚从湿漉漉的棚子里拱出来，两只沾满烂泥的脚才在外面干爽地儿站定，大哥的电话就打进来了：“小四子，你走了没？”我累得叽歪歪的，也没个好腔：“催命呢，我这才放完水，回家洗洗就走。”

“哎呀，赶紧的吧，我昨晚做的梦不太好……”

我答应着，不耐烦地挂了电话。

往家走的路上，我给老姨打了个电话，三表哥替代老姨和我说话，但是他没说出个子丑寅卯，只说二姐已经走了好几天了，去哪她也没说。三表哥说，你老姨让你来一趟，有些话电话里说不清楚。

我又拨打了二姐的电话，还是关机。我在家里一边洗漱一边思谋着二姐会去哪，这么多年来，除了偶尔进城，她没出过远门，难道去了鞍山的大姐家？尽管想到大哥肯定已经给大姐打过电话了，但我还是拨通了大姐的电话。大姐的声音夹杂在一片嘈杂声中传了过来：“大哥已经给我打过两个电话了。怎么，你二姐真的不见了？”我说她从老姨那已经走了好几天了，可人没回家，不知道去哪了。大姐在那边沉吟了一下说：“挺大个人丢不了，”她接着语气一转说，“要是真能丢倒好了，二鳖犊子死的时候，我就劝她跟我走，她不干呢，说不忍心老大一个人。她能豁上自己，我能说啥？我倒是希望她别再回去了，在哪都比在家遭罪强。”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连忙回击她：“在家怎么就遭罪了？现如今日子好过了，她就侍候大哥一个人，轻省着呢。”

大姐在电话里恶狠狠地说：“小四子你说这话丧良心不？你们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可是你二姐呢，四十多的人还打着单身。她丢了好，就算死在外面也比在那个狼窝强。前些日子我给她打电话来着，劝她出去走走，上我这也行。但是她没来呀，来了也抗不了你们找！”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二姐在这个家遭罪么？这个家是吃人的狼窝么？大姐的话一直在我的脑海里回响。坐在去庄河蓉花山的客车上，我一直在想二姐为啥未嫁这个问题，此前从没有认真想过，那似乎就不是我该想的事。

大姐结婚走了以后，所有的家务都落在了二姐身上。大姐在的时候，二姐帮她分担一些，大姐走了，这些活就都落在了二姐一个人身上。二姐很多时候都得忙到黑夜。后来三哥结婚分家出去过了，爹妈已经很老了，二姐侍候着四个躺在炕上的人，几乎一点空闲没有，20多岁的人了，常常顾不上梳头洗脸。但是蓬头垢面遮挡不住她的漂亮，村子里几个热衷于保媒的人眼见着二姐出落得如此美貌，忍不住揣摩着二姐嫁给谁合适。本村的，东西堡子的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被二姐的美貌吸引。在爸妈去世的前两年，像大姐那时候一样，我家的门槛都快被媒人踢破了。尽管我们家有着两个老人两个瘫子拖累。许是来求亲的都觉得到时候就把二姐娶走了，这个家负担再重也无所谓。所以尽管有很多人碰壁，媒人们还是乐此不疲。二姐的遭遇和大姐有很多地方雷同。妈活着的时候家里是妈掌权，尽管她平时话不多，只管盘着腿佝偻着腰坐在炕中间不停地摇晃着身子，但是她说出来的话就是这个家的圣旨。开始的时候有媒人上门，她都以二姐年龄还小为由拒绝媒人的提亲，后来年龄不是拒绝的理由了，实在没法拒绝媒人的热心——媒人为我那好吃懒做的三哥找到了媳妇。碍于这个面子，妈没法拒绝，所以在二姐23岁以后，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打对面”。

几乎和大姐的遭遇如出一辙。尽管二姐已经尽力把屋子收拾了一番，也把习惯了在堂箱上下蛋的鸡抓起来关进笼子里，又拿着抹布把炕上地下能擦的都擦了几遍，但是屋子里还是混沌、昏暗，到处都可见说不清道不明的污迹。地上已经被二姐扫得干干净净洒了两遍水，但是屋子里还是弥漫着骚臭味。这些难闻的气味是从被屎尿浸淫了几十年的地上发出的，是从炕上肮脏的被褥里发出的，是从爸妈、大哥、二哥那从没洗过澡的身上发出的，是从吸足了肮脏气息的屋子里的每一件物品里发出的。任凭二姐忙得满头是汗，也无法驱散这些气味，无法去掉那些粘在炕沿上、炕席上、墙壁上的污渍。更要命的是，也许爸妈、大哥、二哥已经习惯了往地上吐痰，也或许他们是故意的，二姐刚收拾完，地上就满是黄乎乎的鼻涕和粘痰。二姐已经累得直不起腰，她只能无奈地望着满地的污秽叹息一声，索性不再收拾。

“打对面”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一次次开始。二姐的美貌有目共睹，她的吃苦耐劳和好性格声名远播。来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小心躲避着地上的秽物，拣炕沿上一处干净的地方坐下，尽量屏住呼吸满脸堆笑和我的那些要么耷拉着脸面无表情、要么满脸假笑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的家人们聊着。那一刻二姐是羞涩的，她穿着一身褪了色却洗得干干净净的粉色衣服规规矩矩地站在屋子的一角，微低着头，齐耳短发又黑又亮，衬得她比鸡蛋清还白的脸越发白净，她轻抿着好看的嘴唇，一双大眼睛偶尔会看下来相亲的小伙子，就很快地垂下眼帘，红晕便染上她的脸颊。整个过程中，她都不怎么说话，不管对方说什么，也不管家里人怎么以自我菲薄的方式来表达着自家的困境，她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

相亲的人走了以后，爸妈会说出一大堆男方的不是，不是家境不行了就是人不行，家境不行娟子嫁过去会受苦累，人不行娟子嫁过去会被欺负。大哥、二哥这时候就在旁边添油加醋，眼睛一直盯着二姐看她的反应。二姐已经习惯了他们这些手段和伎俩，开始还争辩几句，后来都懒得争辩，完成了“打对面”的任务，就像没事人似的，进里屋换上干活的衣服开始烧火做饭。这期间倒是有一个家和人爸妈都挑不出大毛病的，男方在乡机械厂上班，挣着工资不说，小伙子还能说会道，人也长得英俊帅气。打完对面后他又来了一次，和我爸妈表态，如果我家能同意他和二姐的婚事，他会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把我家的旧房子翻新一下。这个人二姐是有些动心了，因为我看到她白皙的脸上一直挂着红晕，而且破天荒地把他送到了大门口。

可是等她回来的时候，屋里已经是哭声一片，妈在炕上一边摇晃着身子一边嘤嘤地哭着，大哥、二哥则鼻涕一把泪一把的狼嚎一般地哭着，嘴里还絮絮叨叨：“这回算是完了，再没人管我们了，干脆弄点耗子药一起死了得了……”

二姐愣怔在屋子地当中，脸色苍白，大大的眼睛里一片迷茫，她什么都没说，进到里屋半天没出来。

从那以后，一直到爹妈死后李宝玉出现，二姐拒绝再“打对面”。

四

老姨家在大山沟里，离蓉花山镇还有20多里地。我一路颠簸到她家的时候，已经是后半晌了。老姨夫过世了，老姨跟小儿子——我的三表哥过。老姨和妈长得很像，看到她我仿佛像见了妈一样，当老姨握住我的手的时候，我们都想到了共同的亲人，老姨那双树皮一样的手不停揉搓着她皱纹纵横的脸上浑浊的双眼。在我的记忆里，老姨是个像我妈一样漂亮的女人，可是如今她已经是个被岁月榨干了汁液的老太太，好在她还活着，我妈却已经在地下化作泥土了。我陪着老姨流泪。

表嫂和两个孩子住在城里，三表哥陪着不愿离开故土的老姨守在山沟里。三表哥给我倒了杯水，说二妹走的那天他进山采蘑菇去了，回来才听你老姨说她走了，打二妹电话关机。我还以为她回家了呢。你们打电话来才知道她没回家。她能去哪呢？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在这之前，我从来也没觉得二姐会丢了，现在听三表哥这么说，再一想大姐说二姐根本就没去她那，她再也没啥地方可去了呀。何况她身上还没有多少钱。我心里开始发慌，立马就想走，但是老姨拽着我说啥不放手，非让我在那住一宿不可，一边吩咐三表哥去卖店买菜。

三表哥也极力挽留我，说咱哥俩有好多年没见面了，怎么也得好好喝点。

三表哥刚出门，老姨就把我拽到跟前悄声问：“那个叫李宝玉的人，你还记得不？”

“李宝玉？谁是李宝玉？”我一脸疑惑。

老姨脸上的皱纹里装满了神秘，她眨巴着眼睛启发着我说：“就那个，老姨当初给你二姐介绍的对象——李宝玉！”

啊！我恍然大悟，一下子想起来，对，就是那个李宝玉，是在爸妈去世后二姐看的唯一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对象。他是唯一一个和二姐有过交往还差点娶了二姐的人。他是老姨介绍的，那他应该就在这个村里呀，莫非……

老姨看出了我的疑虑，狡黠地笑了下说：“那个李宝玉就住在这个沟里，他家在村东头。”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急忙问：“老姨，我二姐这次来是不是去他家了？”

老姨摇摇头说：“你二姐在这住的几天哪都没去，不过她走的时候去没去他家我不知道。”

“那二姐有没有打听李宝玉家的情况呢？对了，这个李宝玉现在过得怎样？”

“傻孩子，哪能不问呢。要说这个李宝玉呀，日子过得可挺惨的。”

还没等老姨再往下说，三表哥就买菜回来了，我们哥俩一个烧火一个做菜，在厨房里忙活上了。问了三哥才知道，李宝玉是家中的独子，爹妈死得早，但是这个人挺要志气的，过日子是把好手，坏就坏在娶了一个不精不傻的媳妇上。心气挺强的一个人，自打从你家回来就像丢了魂一样，整天魂不守舍的，活计松懈了不说，还总是喝醉酒，在一次酒后去山上砍柴时滚了砬子，虽然命是保住了，但是一条腿废了。眼见着老大不小的人了，腿脚又不灵便，他那空落落的屋子里就缺个拾掇家务烧火做饭的女人了。可是他把自己日子过成了那样，好女子谁跟他呀，就在媒人的撮合下和咱村的傻二英子成了一家。这二英子吧倒不是十足的傻，就是很多事掰扯不开，不能生气，一生气就半半昏，炕上拉炕上尿的。李宝玉常喝醉了酒犯浑，二英子的病就加重了，糊涂一天好一天的。更要命的是他俩还生了个孩子，这孩子比她妈还傻，那丫头有十几岁了吧，经常光着腚子在村里跑。孩子姥爷活着的时候曾领孩子去大连的医院看过，说要是送到医院治治，再有个什么特殊学校调教调教，孩子还有救。可是哪有钱呢。后来老人去世了，就没人张罗这事了。一个瘸子领着两傻子过活，那能有好么？他家的光景就这么一天不如一天地暗下去喽。

听了三表哥的话，我的心里越来越沉。那个李宝玉我是有印象的，中等个，大大的眼睛，不笑不说话，多好的一个人呢，可他怎么就过成了这样呢？

吃过饭天就黑了，我想到李宝玉家看看，我觉得二姐一定去过他家，他也一定知道二姐去了哪里。但是老姨和三表哥说啥不让我去，说他媳妇犯病了就光着身子躺在炕上，男人大晚上的去不方便，还是等明天白天再去吧。

晚饭前我又接到了大哥的电话，他听说我还没找到二姐，就又在电话里唉声叹气，说小四子你说啥也得把你二姐找回来，她要是不回来，我就不活了。我答应着，不耐烦地挂断了电话。虽然我心急如焚，但还是听了老姨和三表哥的话，决定明天再去李宝玉家。

晚上，我们娘仨躺在炕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话题自然离不了亲戚间的家长里短。后来老姨和三表哥都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的思绪又回到了过去，回到了二姐和李宝玉相处的那段短暂的时光里。

五

很长时间，二姐已经死了嫁人的念头，她十分坚决地拒绝“打对面”，在家一心一意地侍候爸妈和两个瘫子哥哥。几年以后，连我这个最小的老根子都成家出去过了，爸妈相继过世。村里人为了赚钱都把分到手里的土地由水田变成了瓜地，后来又把西瓜种到了大棚里，村里人都富了。二姐也把她家的五亩地扣上了大棚种瓜，除了二哥帮衬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大部分活都是她在干，三两年下来，也赚了些钱，当然，这些钱都在大哥手里把控着，卖了瓜，他就让我们谁去城里给他把钱存到銀行里，他拿着手里的存折认真核对完数字后，存折就没影了，连二姐都找不到，等到家里用钱的时候，那存折又会变戏法似地出现在他手里。大哥从不用二姐存钱，很多时候都是让我老婆去存，大概他觉得我老婆人比较老实吧。为什么不用二姐存，我理解的是他觉得二姐总不出门，怕出什么问题吧。

眼见着大哥他们的日子一天天好了，东西两院有年长的人就表现了他们的担忧和热心：“你已经是奔六十的人了，娟子也三十出头了，该替她考虑下往后，赶明儿你和老二没了，娟子孤身一人没儿没女的，老了可得怎么活？”

说这番话的人都是多年的老街坊，大哥就算满心不愿意，也不好表现出来，他说：“这些事我不是没有想过，等我和老二没了那天，我那两个兄弟不会看着娟子不管的，那些侄子们不能让他们二姑掉到地上，谁都能给娟子养老送终。”

来人说：“还是让娟子成个家吧，她对日子也有个奔头，养老送终还是得自己的亲骨肉啊。是，你们哥俩现在是需要人侍候，离不开娟子，可以招一个来呀。”大哥苦笑着说：“倒是可以招一个倒插门的，可是咱家这样的条件，谁来呀？”来人晃着脑袋说：“你家现在负担没有以前重了，条件好了，娟子虽然岁数大点儿，但是人好长得俊，能有人愿意来。”

大哥就干笑着不说话。来人见他的态度，就没再往下深说，讪讪地往外走，我当时跟在他屁股后往外，走到外面的时候，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这一家子人，心硬着哩，杀人不见血。”这样的话我也经常从村里人的议论中听到，那时候我还小，大人们小声嘀咕不怎么避讳我。我也知道他们的意思，懒得理会他们，心里说，就你们家好！那时候不懂事听了也就过去了，这听邻居又这么说，我心里老大不高兴，想质问他咱家人咋就心硬了，又杀了谁了。他一回头看到我，自知失言，慌慌地走了。

后来老姨来给妈烧三周年，极力要给二姐介绍对象，她苦口婆心地说了半宿，一再强调，娟子苦了这么多年，功劳苦劳都有，怎么就不能给她找个倒插门女婿呢，到时候还多个人伺候你俩。大哥被逼得没了退路，提出了条件：招来的人不能掌管家里大权，不能给咱哥俩脸色看，钱还得由我管。老姨答应了，大哥才勉强同意让二姐相看对象。老姨又问二姐，二姐无所谓地笑笑说，我都啥年纪了，还相看哪门子对象呢。老姨严肃了面孔说，傻孩子，你真就打算最后一个人过孤老的日子？到老了病了连个端水送药的都没有。你可别傻了。再说，你才三十多，年轻着呢。

过了些日子。老姨从庄河来了，带来了李宝玉。老姨一进门就说，她已经把情况都和宝玉说了，他没啥意见。宝玉呢条件也算不错，爸妈都不在了，就哥一个，要不是当初为爸妈治病日子过得累，早就说上媳妇了。现在把饥荒还上了，手里还多少有点闲钱，这边要是成了呢，他就回去把三间瓦房卖了，在这边踏踏实实地过日子。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要是成了也算是一段好姻缘，就看两人有没有眼缘，能不能看对眼了。

老姨没说谎话，这个李宝玉不仅人长得精神，还挺有眼力见，吃了饭就让二姐找来一身旧衣服跳到猪圈里起猪粪，然后又找来木板子把四下透亮的厕所订了个结结实实。院墙有个豁口在那张了几年的大嘴没人理，他一眼就看到了，搬石头和泥，很快就给垒好了。

人和活计二姐都看个满眼，做晚饭的时候就去卖店割了肉做了几个好菜。

六

第二天，老姨坐车回庄河了。李宝玉作为这个家庭的临时成员暂时住了下来。记得当时是刚收完二茬秋菜整地的时节，家家户户都在棚子里收拾烂菜叶子挖垄下粪。这是重活计，往常干这活的时候二哥几乎不下地，都是二姐一个人在地里一锹一锹地把垄做好，再从地头儿一担一担地把鸡粪挑着分散在垄沟里。鸡粪又黏又沉又臭，二姐咬着牙在田垄间来来往往，不知道要走多少趟流多少汗才能把鸡粪散完，然后还要一锹锹地把铺满鸡粪的垄翻一遍，把鸡粪翻扣到土下面，这道工序才算完事。二姐的地和我的地挨着，我们两口子侍弄着八个大棚，实在干不过来会雇人干，但是二姐不，她总是自己一个人弄这些，别人的地都弄完了，开始在家猫冬到村里的卖店打麻将，她还在地里忙活着，偌大的田野上密密麻麻地排列著一个个大棚，寒风吹在没有了塑料遮盖的骨架上发出尖利的哨音，旷野里寂寥寒冷，二姐孤单的身影在寒风里、在从脚下土地里散发出的鸡粪臭味中穿梭。而那时的我们呢？大哥一定是以他那一成不变的姿势躺在烧得滚烫的炕上看电视，二哥要么是和人下象棋要么就是和人打麻将，三哥喝酒打扑克泡女人，冬天，正是他撒欢的好时节。我能累一点儿，老婆是过日子人，不让我出去玩，怕我输钱。我们没有一个人去地里帮二姐干过活，也没有一个人觉得她有多累，都觉得那是她应该做的。有时候老婆偶尔会念叨一句：“你说你二姐，自己干不过来还不雇人干，图啥呢，挣多少钱她都花不到。”我没心没肺地笑着说：“爱干就让她干呗，她还是不累。”

在李宝玉来之前，我们家那么多的男男女女，没有一个人心疼过二姐，没有一个人觉得哪个活不该二姐干。李宝玉来了，二姐的世界完全变了样，阳光灿烂。做垄的时候，李宝玉自己用铁锹翻地，让二姐在他后面用耙子把垄沟搂平;挑粪的时候，二姐只管拿着锹在地头装筐，他挑着担子一遍遍来回地走，担子在他的肩上悠出了韵律。两人在地头相遇的时候，会相视一笑，二姐绯红了脸，眼睛里亮晶晶地闪着光。

从不下地的二哥一反常态地穿着厚厚的大棉袄佝偻着腰龟缩在地头的水坝边上，两只手操在袖口里，把脖子缩在棉衣领子里，瞪着两只黑眼珠盯着地里快乐忙碌的两个人，不仅丝毫未被他们的热情感染，相反倒铁青着脸，偶尔会驴一般地嚎叫一声：“小娟子，你们干的什么活？啊？”接着就开始不停地磨叽，不是那里的鸡粪没撒匀了，就是垄沟没搂平了，或者是活干得慢了，一副地地道道的周扒皮的嘴脸。

我和老婆在旁边的地里看着他这样既好气又好笑，知道他的德姓，又不能插言，免得惹火烧身。二姐开始还和他顶撞几句，没好气地说：“你能干你干，不能干就少在那乱呛汤。”二哥根本不接她的话茬，该磨叽磨叽，该嚎叫嚎叫，阴沉的目光根本不看二姐，而是一刻不停地盯着李宝玉，我猜他恨不能把自己的目光变成刀子，杀死那个不停歇满头大汗劳作的人。李宝玉不接二哥的言，笑呵呵地忙碌着，和二姐汇合的时候，他微笑着小声和二姐说着什么，一定是劝解二姐别和二哥斗嘴。此后不管二哥再怎么嚎叫怎么磨叽，二姐都不再搭理他。

李宝玉还没“嫁”过来，就能充分感觉到他在这个家里是极不受欢迎的。不只是在地里，在家里，大哥、二哥也没给过他好脸子。我每次去大哥家，都能看到那哥俩能拧出水的冷脸子。这两张冷脸子好像是两个制冷机，把家里的气氛弄得冰冷而凝滞。因为这，我就不到他们家闲坐了，逃离那种冰冷和压抑。

七

四天后，地里活干完了，二姐杀了一只鸡，又做了几个菜，把我们都叫去了一起吃。有好吃的，还有酒喝，气氛活泛了不少。我们哥几个都是大酒包，喝起来没够。大哥二哥不怎么说话，冷着脸喝着闷酒。李宝玉做的一切，我和三哥这几天都看在眼里，可能他的想法和我一样，觉得李宝玉要是成为这个家里的一员，能帮二姐分担很多，二姐将来也有了依托。所以我俩对李宝玉是很友好的。就算有二姐的阻拦，李宝玉还是被热情的我们给灌醉了。说良心话，劝他喝酒，我俩——起码我是善意的。

李宝玉有了醉意，大哥先来毛病了，二姐给他倒酒，他一会嫌多一会嫌少，嘴里还不断地叹气：“哎呀，这来了个男人你就变了，心思哪还在咱身上。”说着，竟然挤出了几滴猫尿。二哥那边就高而起，借着酒劲一下子把酒碗顿在桌子上，扯着脖子喊：“倒个酒都倒不明白。干嘛？有了男人就变了？是不是以后嫌我们碍眼能弄点耗子药把我们哥俩药死！”

一句话把强作欢颜一忍再忍的二姐呛出了眼泪，泪水像泉水一样从她那双好看的眼睛里流出，在她白皙的脸上肆意地流淌，她带着哭腔说：“你们这是干嘛呢？有话就明说，要是这个家容不下他，我明天就让他走。”

三哥这时已经喝得面红耳赤，他用一双醉眼斜着大哥、二哥，筋着鼻子没好气地说：“我看你俩是烧的，怎么非得出幺蛾子不可呢？吃个饭都吃不轻省，真是的。”说着，一扬脖子把碗里酒一饮而尽，下地穿鞋扬长而去。

我给二姐使了个眼色，让二姐把李宝玉架到里屋躺下休息。趁着屋里就剩下我们哥仨，我小声说：“不挺好么，你俩这是干嘛呢，非得弄个鸡飞狗跳的。”

二哥已缩到了窗台和墙形成的角落里，佝偻着身子像一只秋鸡子似的在那鼓着两眼怄气，大哥也不说话，使劲眨巴着他那双凹陷的大眼睛，连连叹气。

二姐出来了，谁也不看，自己倒了酒，一扬脖子喝下去，低下头的时候，泪水又布满她的脸。

我的心揪揪着难受，却不知道说啥。

第二天，李宝玉走了，再没回来。

八

两座巨蟒一般的连绵山脉夹出一条山沟，山沟里散落着形状各异颜色各异的房屋，一条水泥路在山沟里蜿蜒，路边是一条不算宽阔的河沟，河沟两边绿树如茵，那绿在初升的阳光下或浓或淡，河沟里流水潺潺，粼粼水面上似有碎银跃动。沿着水泥路的缓坡往上走一百多米，在一处低矮的山坡處，一个与山清水秀极不协调的土灰色瓦房孤零零地坐落在那里。三表哥指着那座房子说，那就是李宝玉的家。三表哥说，这里山多地少，村民的收入主要靠水果、养蚕、养羊，山上杂树多，果树少，村里人家底殷实的投资养羊，差一点的养蚕。像李宝玉这样自身残疾家里还没有壮劳力的，就只能靠着几棵果树过活，因为伺候得不好，他那几棵长在山坡上的果树不像个样子，收的水果要么都是歪瓜裂枣，要么全是虫眼，卖不了几个钱。

说话间就到了李宝玉家的房前。房子和院落的破败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没有院墙，不大的院落用一排大柴棒子夹成的篱笆圈上，算是和道路做了下隔断，黑灰色的柴篱笆给人一种衰败的感觉。一个人穿着黑不黑绿不绿看不出颜色的短袖衫和同样颜色的裤子，趿拉着一双蓝拖鞋在菜园里拔草，他每往前挪一步，僵硬的左腿便随着右腿往前拖行，阳光照在他那满是皱纹胡子拉渣的脸上，有细密的汗珠在那些纵横交错的皱纹里渗出、汇集，在下巴上形成小的溪流，滴落在他面前的菜叶上。他身后灰突突的三间房屋更是尽显颓败之色，砖石仿佛被烟熏过一样，每个缝隙里都吸足了灰色的尘土，浑浊不堪，因为少了砖石，灰蒙蒙的墙上像长出了黑洞洞的眼睛。门窗半开半掩着，摇摇欲坠，灰塌塌地像瘟鸡耷拉着膀子，上面有的是昏暗得几乎不透明的玻璃，有的订着灰不拉几的塑料。屋里昏暗，人在外面完全看不清里面的情形。

这就是李宝玉的家了，我实在没有想到那个精明强干的李宝玉会把日子过成这样。

三表哥看出了我眼里的困惑，小声对我说：“他现在的日子不好过，还幸亏了政府的救济，要不，他家可能连饭都吃不上。”

李宝玉这时看到了我们，他没认出我，疑惑地看我一眼，和三表哥打着招呼，一边拍打着手上的泥土，一边拖着僵硬的左腿，一瘸一拐地从地里出来，走到我们面前。他的声音也变了，没了干脆利索劲，好像嗓子里总有粘痰而阻碍了声音的扩散，使他说出的话显得发颤而拖拉，他的眼皮耷拉着，下眼袋大得像两个挂在眼睛下面的水泡儿，脸上的皱纹很深，尽管刚被汗水冲刷过，但是那里面还是藏满了黑灰，是那种不充分浸泡揉搓就不会消失的经年积累下来的黑灰。他原来乌黑的头发现在几乎全白了，乱草一样苫盖在他的头上，顶上的胡乱地立着，周边的盖上了耳朵和衣领。我在心里估算了下，李宝玉应该还不到五十岁，可是站在我面前的他已经完全是个颓废不堪的老人了。要不是他的眼神里、举止间还有些以前的影子，我甚至不敢相信眼前这个人就是当初那个积极乐观、利索能干的汉子。

三表哥指了我一下，问他：“宝玉，你还认得他么？”

李宝玉歪着头睁着一双浑浊的眼睛上下打量了我半天，满脸疑惑地摇摇头：“有点印象，但是想不起来是谁了。”

太阳已经生起老高了，热气开始在院子里蒸腾，但是李宝玉一点没有把我们往屋子里让的意思。也许是屋里脏乱，也许是他的老婆孩子说不定啥时候就会把裤子脱了的缘故吧。

我的心情很复杂。见他没有认出我来，我努力用热切的语气说：“宝玉哥，我是小四子呀。”

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我看见他的牙都黑了，上门牙的左边还缺了一颗牙，他使劲看着我，一拍大腿说：“可不是么，这不是小四子是谁。十几年没见，都成大老爷们了，要不是你二姐头几天来过，你就说你是小四子我也一下子想不起来。”他一边说着，脸上有了笑意和些微的羞涩，他使劲把两只手在裤子上蹭蹭，伸过来握住我的手摇晃不停。

三表哥拿出烟来递给我们，给他点上，问：“娟子从这走了以后没回家，你知道她去哪了么？”

“什么？她没回家？”他吸烟的动作停止了，吃惊地瞪大着眼睛看着我。

我点点头看着他：“是的，二姐一直没回家，宝玉哥，二姐从这走时说她要去哪了么？”

他皱着眉歪着脖子使劲想了想说：“她也没说不回家呀。她说来你老姨家串门，顺便来看看我，她门都没进，连口水都没喝。只是说，她对不起我。嗨，都是命，哪有谁对不起谁呢。”他使劲抽了两口烟，沉思了下又说：“她在院里站了一会儿就走了，说还会来的，再来时会带点钱来，给我把这房子修修，把我老婆孩子送去医院治病。”说到这，他笑着摇摇头说：“唉，娟子还是这么心善。可这哪是仨钱俩钱就能办到的。不瞒你说，政府给过我修房款，让我花了。这房子是旧点，但是能遮风挡雨就行了，修它干啥。孩子和她妈的病政府也操心着，只是这样的毛病不在医保范围内，他们正在想别的办法。有志愿者来过也说要给捐钱。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咱这样的家庭就像广播里说的，失去了造血功能，任谁见了都头疼，没个整。我早就泄气了，可是你二姐不听我的，说人什么时候都要给自己打气，心里头奔的那个亮儿不能暗下去，命怎么不好，都要使劲活下去。”说到这，他的涣散的目光里有了亮闪闪的东西，他的声音低下去，变成了自言自语，“我没想到那么懦弱的她的心里还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儿。而我呢？从离开你家心里的那個亮儿就灭了……”

我看出了他的意志消沉和对生活的苟且以及内心的低落。一个人心要是死了，谁都帮不了他，这可能是他把日子过成现在的样子的原因吧。也许二姐的来访和承诺让他看到了远处的一丝光亮，或者他已经不相信生活和内心还会有什么改变。但是现在我没有心思去琢磨他怎么想的，我只想通过他找到二姐，我追问道：“二姐说没说她会去哪？”

“没说，她留下那几句话就走了。”

看来他是真的不知道二姐去了哪里，我心里仅存的那点希望也破灭了。见问不出来啥了，我就和三表哥告辞回去。走到大门口的时候，我看他还拖着那只瘸腿费力地跟在后面，左脚脚尖在泥地上划出了一条浅浅的痕迹。我的心一酸，心想这个男人要是嫁到我们家成了我的二姐夫，他的日子怎可能这么惨呢？那个一直埋藏在我心里的疑虑又浮了上来，我来不及多想，转身走到他的面前，用我能表现出来的最大诚恳的语气问他：“宝玉哥，你和我二姐没成，你是不是恨我们？”

他努力把那条僵硬的腿倚靠在那条好腿上，犹豫了一下，有些气馁地说：“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还说这个干嘛。”

虽然这样说，但能明显感觉到他心里的不满。我替大哥二哥对李宝玉充满愧疚。在我们告别的时候，我看到李宝玉的眼眶里有晶莹的东西亮了一下，那一刻，我的心仿佛被针刺了。

九

我回到老姨家，坚决谢绝了老姨和三表哥的挽留，当天就坐车走了。路上，大哥打来电话，问我找到二姐没有，我说：“你还好意思问，她让你给逼死了，上哪找去？”车上的人都用惊诧的目光看着我，我关了手机抱着膀子靠着后背闭上了眼睛。

二姐还是没有回来，倒是我的哥嫂我老婆都聚在大哥家等着我，好像我回来二姐就能跟我一起回来似的。

他们听了我述说的经过，都陷入茫然中，谁也想不到二姐能去了哪里，所有亲戚家电话都打过了，没有人见过二姐。女人小声咕哝说，这人不会凭空就没影了，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三哥拿眼睛看着大哥，等他发话。他俩大眼瞪小眼半天不说话，呆愣了一会一起看着我，四只眼睛把我看得直发毛，我跳起来说：“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又不是我把二姐藏起来了。”

大哥收回目光，连连叹气：“是你二姐自己把自己藏起来了，她这是不管我了呀。”说着，又开始挤上了猫尿。

一见他这样子我就生气，没好气地说：“没有二姐你就不活了呗，小浩伺候你挺好的，你到底想咋的？”

大哥双手拍打着土炕，双眼瞪得溜圆，扯着嗓子嚎叫道：“小四子，你说的是人话么？先不说小浩伺候得好不好，你二姐这么大个活人，说没有就没有了，你能安心？”

我还没等说话，三哥斜楞着他的一双醉眼看着大哥，筋着鼻子顶了大哥一句：“你就是嫌弃孩子伺候的没有娟子好呗？那行，等她回来了咱就撤。”说着，他呼地站起身，对三嫂一摆头说：“咱走。”我那个受气的三嫂赶忙从炕沿上溜下来跟着他后屁股走了。

“这个没良心的三瘪犊子，你妹妹不见了，你是一点不动心啊。”大哥对着三哥背影骂完，转过头对我和老婆说：“想想娟子能去哪。指不上他，你们俩还得找啊。”

老婆为难地说：“你光说找，咱都不知道她上哪去了，怎么找？”

我虽然没说话，但是态度和老婆一样。

大哥也没有招了，就一边叹着气一边前三十年后五十年地磨叽，无非说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听得我们都很烦。我老婆耐着性子说着宽心话：咱还是先别慌，指不定哪天二姐自己就回来了呢。现在棚子里的瓜快熟了，家家都得张罗卖瓜，等把瓜卖完了她还没回来，咱再撒开人马找。

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在大哥的磨叽声中回家了。

瓜卖完了，地收拾好种上了下茬青菜，二姐还没回来，而且无声无息没有一点消息。这时候我不用大哥催促，心里也真着急了，我就把三哥找到大哥家商量对策。

大哥的五亩地瓜是我们帮着卖的，卖了差不多五万块钱，这么多钱存进了银行，却看不到他脸上的喜色。他的脸色更苍白了，嘴上也起了一溜大水泡，看来他真的是担心二姐了。

大哥沙哑着嗓子和我们商量对策，但是谁都没有啥好办法。三哥说报案吧，都这么久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还不知道去哪找，只能去报案。三哥这个人，不喝酒的时候，脑子还是清醒的，现在看来，也就剩这一个办法了，希望警察能帮我们找到二姐。

第二天，我和三哥去了镇上派出所。两个警察详细问了下我们情况，就让我们回家等消息，说他们会把二姐的相关情况发到各地公安机关，请他们协助找人，一有消息就会通知我们。

回来和大哥把情况说了，他又开始叹气挤猫尿，说你二姐兜里没钱啊，知道这样不如多给她拿点钱。我没好气地顶他：“你哪能，你得把钱存在银行里下崽儿，二姐手里有钱，你还怕她跑了呢。哼，没钱，她该跑一样跑。”

我这话自然引得大哥大怒，连哭带骂。我懒得听他说，扭身出门。当我走到外面的时候，我心里使劲沉了一下：难道二姐是真的跑了？也许在见到李宝玉之前她就有走的想法，只是想法还不坚定，大姐的言辞她肯定是听进去了，但她终究下不了决心。是李宝玉一家的状况，给了她出走的最后推力？这倒是符合二姐那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性格。要真的那样倒是好了，但是二姐呀，你得让我们知道你到底在哪过得好不好呀？难道你对这个家，对你这些骨肉亲人已经失望到连个信息都不想给的地步了么？这么想着，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愧疚、自责、后悔各种情感混杂在一起，令我的眼泪不自然地流了下来。

一只鸟儿从树上飞起钻入天空，很快消失在蓝天白云里，不见了踪影。二姐，那是你么？我美丽、可怜的二姐，你就像那出笼的鸟儿一样，飞上蓝天再也不回还了？二姐，你到底在哪呢？

十

又过了几天，还是没有二姐的消息。我又去了趟派出所，警察也没有什么告诉我的。我忍不住又给大姐打了个电话。电话接通了，我听出了大姐的吞吞吐吐，便追问她是不是有二姐的消息了，她犹豫了半天，架不住我的催问，便说二姐头几天给她打了个电话，说她现在挺好，找到了一个赚钱的活干。我的心里一阵惊喜，连忙问二姐说她在哪干什么工作没。大姐说她没说，只是告诉我她现在挺好的，等她赚够了钱就回来，她还嘱咐我不让我跟你们说。

大姐的话让我的脑子里冒出了一串问号：她赚钱干嘛？家里又不缺钱，难道真像李宝玉说的她想给他一笔钱帮他修房子治病？可是那得多少钱呢？她得多久才能赚够？

我对大姐说：“她想赚钱在你那干不就得了？你的大超市不是雇人干活么？又不差二姐一个人。再说她干嘛不让我们知道她去了哪里？”

“她嫌在我这挣得少呗，才没到我这来。不告诉你们去哪就对了，免得大哥逼着你们把她找回去。”

“找就找回来呗，她一个人在外能赚几个钱，年龄也不小了。”

没想到大姐在电话那头“呲”了一声，不屑地说：“我看这样挺好，在外面就是苦点累点，也比在那个家强。别人怎么劝都没用，得她自己想明白。”

我还想说什么，大姐说来人了，她得忙了，临挂电话时说二姐也没告诉她去了哪里，但是给她打的电话显示是深圳的，不过后来她回拨过，却一直关机。我让大姐赶紧把那个电话号发给我。这是这段时间里我第一次有了二姐的信息，我觉得此刻离二姐很近了，并且很快就能找到她。我甚至在想，我找到她以后，一定能把她劝回家。我猜想二姐可能是觉得李宝玉的现状是因为她造成的，心存愧疚，帮帮他，才能减轻她内心的负罪感。我的傻二姐呀，他李宝玉过成啥样跟你有啥关系？何况李宝玉一家享受着政府的低保，普通的病痛还有医保。谁让他娶了傻老婆养了傻孩子呢？活神仙拿这样的家也没有办法。就算你执意要帮他，也可以跟我们说呀，大哥不给你钱咱大家一起想办法！是的，你在家时几乎摸不到钱，花一分钱都得伸手和大哥要，但是现在不能了。如果我找到你，我一定要告诉你，大哥存在银行里的那些钱都是你在地里摸爬滚打赚来的，每一分钱上面都沾满了你的汗水。你想拿多少，大哥都得给你，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过年了你想买件新衣服，二哥都讥讽你说你打扮得妖里妖气的是想勾引野汉子，害得你赌气几年都没买过新衣服，过年了都不出去拜年，一个人躲在里屋蒙着大被睡觉。二姐，这些事都过去了，真的，你一定要跟我回来，你想过你的自由生活你就过去，只要你回来！

在等大姐给我发手机号的时间里，我心潮起伏，想了很多见到二姐时想说的话，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二姐。

我又想，也许二姐没去赚钱也没想帮李宝玉，她就是在那个家待够了，就是想走，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我把大姐给我的手机号输入手机，不停地拨打，听筒里是一成不变的冷冰冰的电脑回复：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开始的时候我满怀希望，觉得二姐总会开机的，所以并没有多想，觉得这个电话一定能打通，我甚至连续两天专挑半夜的时间打，什么时候睡醒了就下意思的把电话拨打出去，但是结果是一样的：关机。

我觉得我不能再这样等下去，我必须要做点什么了，无论如何我都得把二姐找回来。

卖完了秋菜，天就开始冷了，早下霜晚下露，偶尔天空中还会飘着小雪花。手脚麻利的人家已经把地里收拾干净，开始挖沟做案子撒鸡粪翻垄，为明年栽种西瓜做准备。

我更加担心二姐了，这么冷的天，她一个人在外面怎么过活，能不能饿着冻着。没用大哥催促，我就和老婆商量让她自己收拾地，干不过来就雇人，捎带着帮大哥把地收拾出来，弄好。当然，给他干活雇人的钱让他出。我和老婆说我得去找二姐，天冷了，再过两个月就过年了，我怎样也得把二姐找回来。老婆见我态度坚决，没有阻拦我。

头天晚上，我让大哥把三哥也叫到了他家。三哥虽然爱喝酒爱嫖，但是脑子活泛，张罗事、出门完全没有问题。

我提出来要去深圳找二姐，大哥很高兴，说小四子你还算有良心，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把你二姐找回来。三哥开始也挺高兴，后来就含含糊糊开始闪烁其词，一直也没答应说跟我一同去，只是小声地念叨着西瓜和秋菜是卖了些钱，可是都还了给小浩盖房子娶媳妇拉下的饥荒了。我知道他的心思，故意不接他的话茬。倒是大哥这回显出了少有的慷慨，说我俩出去的花销全由他出。三哥没说话，脸上却显出了难以抑制的喜色。

十一

我和三哥到了深圳，完全顾不上欣赏大都市的繁华美景，躲避着车流和人流已经自顾不暇，好在我们都出过门进过城，还不至于太蒙圈。我们坐出租车来到市内的一家移动大厅，和经理好说歹说，并拿出身份证户口本给人家看，她才同意给查电话号码。查询的结果是，这个卡是一个叫孙秀娟的人持有，通话记录只有一次，再无其他信息。看來二姐只用这个卡给大姐打过一个电话，就没再用过。我被二姐的做法吓到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她真的不想和家里人有一点联系和牵绊？难道这个家就让她这么寒心？

我和三哥走出大厅，站在门口不知所措。行人如潮水般地在我们四周流淌，我和三哥像两个杵在河里的木头桩子。我瞪大着眼睛仔细看着每一个人，多么希望能看到二姐那熟悉的身影，拽住她和她一起回家。

“咱俩先去吃口饭吧。”三哥说。就知道吃吃吃，我白了他一眼，可还是和他就近找了一家面馆进去。从来到现在，这是我俩吃的第一顿饭，在火车上我们就吃了点火腿肠和面包，当然，三哥喝了一个“老白干”。这次他还想要酒喝，被我拦住了：“都啥时候，你还忘不了酒，这不是在家，你喝得醉醺醺的，我们还怎么去找二姐？”

他冷笑一声说：“你也看到了，这唯一的线索也断了。在这么大的深圳想找人，比大海捞针还难。”

我瞪着他问：“你的意思是咱吃了这顿饭就回家？”

“不回家干嘛？”他說着，压低了声音把头凑过来腆着脸说：“要不咱哥俩在这玩两天再回去？深圳这地方可是人间天堂啊，你也看到了，简直比电视里演的还好。”

“你就知道玩。二姐现在在哪了都不知道，你还有心思玩？”我一边大口吃着面，一边抢白他。

“不是我不惦记你二姐，可是咱也来了，能想的办法也想了，还能咋办？”

“不管咋办，也不能就这么走了，先吃了饭再说。”

一碗面条下肚，我有了主意，我和三哥说，咱俩先去公安局报失踪人口，看看他们能不能帮到我们，然后我俩分头找。二姐是来赚钱的，咱就去适合女人干赚钱多的场所找，即使是大海捞针，也比啥也不干强。三哥同意了我的建议，吃完饭，我俩就去了就近的派出所。接待我们的警察很热情，认真地询问认真地做笔录，然后要了我的联系方式。

从派出所出来，我和三哥找了家便宜的旅店住下，我们商议了下找寻的范围。像二姐这个年龄的女人，赚钱多的就两个地方，一个是家政服务，给谁家做保姆，伺候有钱人家的老头老太太或者孩子，再就是建筑工地，女人当小工伺候大工也不少赚。深圳的工厂工资也挺高，但是二姐没有技术，她在工厂里做工的可能性不大。我和三哥分了下工，我去劳务市场和建筑工地，他负责去家政公司。尽管深圳大得超乎我们的想象，家政公司和建筑工地多如牛毛，但是我们第二天还是拿着印有二姐照片的寻人启事分头出发了。

我先去了劳务市场，在拿着瓦刀、灰板、大锤的工人间穿梭，一边发放着寻人启事，一边不停地问着见没见过这个人。这些做苦力的人不冷漠，不管男人女人，知道我是从东北来找姐姐的，看二姐的照片很认真，却都连连摇头。一个四十多岁个子不高长得白白净净的瘦女人还把我介绍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胖子，说他是这里的小头头儿，工地用人得经过他分配才可以去。在我老家，谁家卖个菜卖个瓜的都得经过中间人协调，没想到在城里也是这样，卖苦大力的能不能去干活，自己还说了不算，真是像电视里说的那样，有人就有江湖。

既然对方是头头儿，我一点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地把二姐的照片递给他，并偷偷地往他兜里塞了五十块钱。胖子仔细看了看二姐的照片，十分肯定地说：“我没见过这个人，你去别处看看吧。”说完，把照片还给我转身就走。我怕他是敷衍我，想撵上去和他再说几句，女人拽住我说：“兄弟，你不用费劲了，他说没见过就肯定是没见过。他成天在这晃悠，今天谁来谁没来，是不是又来了个新人，他一眼就看得出来。你还是去别的劳务市场看看吧。”然后，她还热心地告诉我深圳哪里还有劳务市场。

我谢过女人，按照她给我的指引，去下一个地方。我这回有了经验，到了劳务市场，除了散发寻人启事问询外，一定要找到那里的头头儿，这样不仅效率高，还能确保不漏人。

初冬深圳的天气不冷不热，适合做工，对于我来说，适合找人。但是一天的奔波下来，我没有得到一点二姐的信息。曾经有两次有人拿着照片说好像看到过这个人，但是仔细看看又说不是。我心底刚刚燃起的一点希望又灰飞烟灭。中午，我疲惫不堪地躲在一个商场外面的墙根底下吃了一个面包喝了两瓶矿泉水，眼望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觉得自己这个外乡人是那么孤单。这时候我又想到了二姐，她一个几乎没出过门的女人，在这现代光鲜的大都市里，靠什么活呢？二姐，你到底在哪里啊？

晚上，我无功而返，三哥早就洗了澡坐在床上等我，一见我回来了，就拉着我出去吃饭。在街边的小菜馆里，我们点了两个菜，三哥要了瓶白酒，我们哥俩就吃喝上了。我向三哥说了我的找寻过程，说明天再把最后几个劳务市场跑完还找不到二姐，就去建筑工地找。三哥说他已经跑了二十多家家政公司，都说没看到你二姐，明天接着跑吧。我们哥俩再无话，都闷头喝酒。我喝了一杯，三哥喝了两杯，菜没够，他又点了一个，说反正老大给拿的钱宽裕，咱吃饱了肚子才有劲找人。我心里同情他没吃过这样的苦，也就没阻止他。

吃完饭回到旅店，三哥说要出去逛逛，我没去，趴在床上琢磨第二天的行动路线，好少走冤枉路。

三哥自己乐颠颠地走了，直到半夜才回来，满脸喜色地跟我说，深圳就是深圳，比我们家的城里强多了，找乐子的地方也多，有钱没钱的人都有可去的地方。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懒得搭理他，心说狗到哪都改不了吃屎。

我管不了这些，我只想着怎样才能找到二姐。

十二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几乎找遍了深圳的大小工地，三哥也几乎把家政公司都走了个遍。我俩没能找到二姐一点的蛛丝马迹。第十天的时候，精疲力尽的我们待在旅店里无所适从。能找的地方都找了，下一步该怎么做，我俩心里一点谱都没有。这两天家里的电话不断，老婆孩子催我们赶紧回去的，大哥问结果的，搞得我很烦躁。三哥大概也待够了累磕了，说咱俩能找的都找了，要不就回去吧，也许你二姐根本就没在深圳，或者她已经从这走了呢。我承认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我还是觉得二姐就在这里，在这里的某个地方，等着我们去找，也许我们就差一步，差那么关键的一步。但是这关键的一步该往哪走呢？

电视里正在播报一则寻找儿童的启事，说一个孩子在哪哪被人抱走了，现在警方和家属寻找线索，有赏金。我一个高儿从床上蹦了起来：对呀，登寻人启事呀，这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三哥有点犹豫，说：“法子倒是不错，那可是得不少钱，老大能同意么？”

“他不同意这钱我出。”我斩钉截铁地说。

我当晚就给大哥打了电话，说想在这边的电视和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大哥在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登吧，只要能找到你二姐，怎么都行。”

我和三哥费了一些周折，总算和电视台、报社联系上了，当天的电视、晚报就播出、刊载了寻人启事。我俩待在旅馆里，急切盼望着手机响起。你别说，还真有热心的人打来电话提供线索，可是经过我和三哥的进一步核实，全都和二姐无关。这样又过去了三天，提供线索的电话渐渐少了，家里催我们回去的电话反而多了。我和三哥商量了一下，就给大哥打了电话，说了这里的情况，说我们能想的办法都想了，还是没有二姐的消息，也许二姐不在深圳了。大哥在电话里连连叹气，无奈地说，那你们就回来吧。

我和三哥就买了当晚的车票，临上车的时候，三哥用眼睛看着我，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不耐烦地让他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他使劲捏着手里的车票，小声说：“有个地方咱俩没去找。”

“哪里？能找的地方咱俩不是都找了么？”

“我觉得咱俩应该去，去那种地方看看……”

我开始没反应过来，后来一下子明白了他说的那种地方是什么地方了，就恶狠狠地斥责他：“怎么没找？在这里这些日子，你不是总去么？”

三哥红了脸说：“我只去了一两家，再说了，我去的只是些小地方。按你二姐的长相，她不能在那样的小地方待着。”

我真想给他个嘴巴子，再也不想搭理他，转身就往车站里走。怎么可能呢？我那美丽的二姐，看到陌生男人都脸红，她一个没结过婚的女人，怎么会去那种地方赚钱呢？这个三瘪犊子，亏他想得出！

绿皮火车载着失望而归的我们在无边的暗夜里咣当咣当地穿行，车厢里灯光昏暗，弥漫着复杂的气味，旅客们在座位上东倒西歪昏昏欲睡。三哥坐在靠窗的位置上，张着嘴睡得哈喇子都淌了出来，顺着下巴滴落到衣领上，把那里洇湿了一大块。

我却毫无睡意，我想起了每年的这个时候，二姐都是忙碌的，她一个人整地，整完了地收拾屋子，然后开始张罗过年，在过完小年的时候，她会有一次和我老婆她们进城的机会，拿着大哥给的算计来算计去的钱，买年货。去年年前的时候，老婆和二姐进城回来，说二姐看好了一件衣服怎么都没买。说二哥虽然不在了，没人再说她耍浪了，但是大哥那张死人脸她不爱看。二哥以往说出的话很多都是大哥的意思，大哥装枪二哥放。老婆说大哥平时把钱把得那么严，是怕二姐手里有钱跑了啊。要是真想跑，没钱就不能跑了？这话还真就让老婆说着了，二姐这不就是没钱也跑了么。我又想，如果大哥不把钱控制的那么严，二姐会不会拿着钱早就跑了呢？我不是二姐，我不知道。事实是大哥强势惯了，他不会让二姐有支配钱的权力。

我在心里幸灾乐祸地想，我那个大哥，我恨不起来爱不起来的大哥，这下抓瞎了，他要知道会是这样，无论如何都会做些让步的。可惜时间不会倒流，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十三

从深圳回来，我们忙地里的活，家里的活。除了大哥，我们都觉得找寻二姐这事已经尽力了。一个人要是想躲起来不露面，你就是找遍天涯海角也找不到她。没有人再听大哥磨叽，各家都在忙着各家的事，再过几天就是小年了，赶紧把能做的活做完了，歇上几天，聚在卖店里打麻将、扑克，懒散些日子，过了正月十五就得育苗、嫁接、栽苗，再没有喘息的机会了。

腊月二十二，我们三家合伙从山里买了一只笨猪在大哥家杀，女人在热气腾腾的厨房里忙活着，男人围坐在烧得滚烫的炕上吸着烟喝着茶水，孩子们屋里屋外地跑来跑去，阵阵欢笑在热闹的气氛里回荡。

这一大家子少有的热闹气氛感染了大哥，他知道我们几个是怕二姐不在他孤零零地一个人难受，才弄了这么个场面。二姐走了以后，这个家最大的变化是少了一些冷漠，多了一份亲人间的粘稠，尽管这份粘稠还很淡薄，但是这在以前是从没有过的。大哥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笑容，也许他也和我们一样，暂时忘掉了二姐，忘掉了那个在这个家生活了四十多年的有血有肉美丽的二妹。

昨天，我按照大哥的意思给大姐打了个电话，说家里杀年猪，问她能不能回来。大姐说，越是到这时候超市越忙，没空回去，你们吃吧。对了，你二姐有信没？听到我说没有，她在电话里说了句，这个死娟子，总算想明白了，可你去哪了倒是我说一声啊，连我都瞒着。然后就挂了电话。大姐是这个家里最果断最有主意的人，所以她的生活一直按照自己设定的轨迹在走。

而二姐呢？她一直生活在懦弱中，一直没有自己的人生，活到了四十多岁还一直未嫁。她现在不见了，杳无音信，是不是她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愿吧，我可怜的二姐，不管你在哪里，不管这个家以前怎么伤了你，你只要现在过得好，那就是好。

热腾腾的猪肉血肠上桌了，浓烈的白酒烫好了，各种炒菜的香气开始在屋子里飘香，大人孩子围在炕桌四周，撸胳膊挽袖開始推杯换盏大吃二喝起来。

我的电话响了，我瞄了一眼，来电显示是深圳的号码，我的心里一阵激动，是二姐！我大声喊着，粗暴地挥着手让大家不要吵，很快接了电话。

电话是深圳警察打来的，对方在核实了我的身份后，告诉我说，他们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死者的某些特征和我要找的人像，让我尽快去认一下。对方还委婉地说，怀疑死者是个失足女，因为钱财和一个男人产生了矛盾被害，目前凶手正在追捕中。因为死者的身份证没有找到，所以需要我尽快过去看一下，以便确定死者的身份。

我以为电话应该是二姐打来的，所以在接听的时候开的是免提，警察的话大家听得真真切切，惊愕、怀疑、茫然、欲哭无泪等等复杂的表情挂在每个人的脸上。大哥的一声嚎叫撕破了这短暂的沉寂：“小娟子啊，你，你怎么就死了呢？”

女人们咧开嘴嘤嘤地哭起来。一场欢乐的家宴就这么支离破碎地结束了。我忍住心里的恐慌，大声喊道：“行了，都别嚎了，这不是还没确定死的人是谁么？”

我的话音刚落，三哥就一下子跳起来喊道：“你还让人家警察怎么说？警察办案不四脚落地，是不会把话说得太死的。”

我承认他说得对，警察要是没有几成把握，也不会给我打电话。但我不信那个死者就是二姐。

三哥隔着饭桌用手指着我鼻子说：“在深圳的时候，我说要去那种地方找找，可是你说你二姐无论如何不会去那种地方。现在怎样？傻了吧？”

我木头一般呆愣在那里：二姐真就去了那种地方？她真的死了么？那就不是她，她怎么会去做那个？死的那个人怎么会是她呢？我不信！我得去深圳，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二姐找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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