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实证研究

宋利君 胡玉莹

摘 要：本文运用FH法测度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程度有待提高。接着分析了阻碍其金融一体化的原因，针对阻碍原因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金融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FH法

一、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对外开放的先行者，发挥其独特优势对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程度的研究为湾区的经济发展献言献策。

二、文献综述

随着《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发布，粤港澳的经济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金融一体化成为必然趋势，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从定性分析来看，韩永辉，张帆（2018）通过探究粤港澳大湾区供给侧结构改革和区域协同发展的关系，为协调湾区区域产业政策和政府治理提供参考。张胜磊（2018）通過与国际三大湾区的对比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的现状与现存的问题，并得出国际启示。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出发，胡朝举（2018）运用2010年-2015年的数据对珠三角和粤东地区的金融一体化进行了分析，发现这两区域的金融业发展不平衡，但是金融一体化程度在不断地加深。颜洁运用面板数据1992年-2009年对粤港澳金融一体化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粤港澳金融一体化水平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国内大部分文献都集中于定性研究粤港澳大湾区，定量测度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水平的并不多，测度最近几年金融一体化水平的几近没有。而本文利用2008年到2019年粤港澳三地的数据，采用FH方法对湾区金融一体化水平进行定量测度，不仅时效性强，而且对了解湾区当前金融一体化水平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三、金融一体化的测度

本文用FH模型对湾区金融一体化程度进行测度，公式如下

其中Yit为i地区t时期的国民生产总值，I为投资总额，S为储蓄总额。在我国，投资转化渠道以金融机构为主体，储蓄主要形式表现为金融机构存款，投资主要表现形式为金融机构贷款。因此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表示储蓄总额，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表示投资总额，基本公式变为

当b趋于0时，该地区储蓄与投资相关性极弱，资本接近于完全流动，金融一体化程度高。反之当b趋于1时，金融一体化程度弱。

（1）单位根检验

对L/Y和D/Y进行单位根检验，一阶差分满足稳定性要求，把处理后的L/Y记为Y，处理后的D/Y记为X，结果如表1

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序列的单位根检验P值都小于0.05，满足稳定性。

（2）通过F检验确定选用个体固定效用模型，结果如下

b=0.3073<1说明粤港澳大湾区的储蓄投资相关性较强，金融一体化程度较高。

四、阻碍金融一体化的原因

1、“一国两制”国策下，港澳与粤社会制度不同，生产要素无法无障碍流通，湾区内部发展差距较大，协同性、包容性有待加强，给金融一体化造成了巨大阻碍。

2、港澳是国际化都市，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也可以获得全方位的信息。而广东作为内陆地区，国际化程度不及港澳，信息化建设落后，获得的信息不及时、不完全，导致了三地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交易成本也大为提高。

五、建议与对策

1、找好定位，发挥优势。

香港是湾区金融最发达的地区，广东和澳门显得逊色不少。笔者认为可以发挥香港的国际优势，以香港为金融业的核心，把深圳和澳门作为金融增长极，其他城市作为金融支点。通过以香港为核心，设立金融发展梯度，以强带弱，逐步缩小差距，实现金融一体化深程度的发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2、建立湾区金融监管局

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阻碍因素之一就是由于制度的不同而带来的生产要素无法快速自由地流通。由于实行“一国两制”的国策，我们不可能将其完全的统一化，但是针对粤港澳大湾区，笔者认为可以特殊区域特殊考虑，在湾区内设立一个专门监管湾区的金融监管局，在尊重内地与港澳的法律基础上，制定针对于湾区的金融法律规范，有助于提高湾区金融一体化水平。

3、建立信息共享机制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信息交流不及时、不流畅是阻碍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的因素之一，如果能在湾区内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就可以加强三地的信息交流，有效缩短交易时间，减少交易成本，促进金融一体化的发展。

六、研究展望

港澳与粤社会制度的不同会使得国家针对金融业的政策存在差异，在本文中忽略了政策因素对于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一体化的影响，笔者认为未来可以深入研究国家政策对于湾区金融一体化水平的影响，为提高湾区金融一体化水平助力。

参考文献

[1] 韦晓慧.借力“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粤葡更紧密合作[J/OL].中国商论，2019

[2] 王小彬. “一带一路”建设中推进粤港澳区域经济一体化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18.

[3] 颜洁. 粤港澳金融合作与一体化研究[D].暨南大学，2012.

作者简介：宋利君（1998-），女，汉族，山西省人，天津工业大学本科在读。

本文获“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中级计量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探索与实践”课题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