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医务人员成为社会共识

文/本刊记者 徐书贤

在湖北抗疫一线，医务人员把自己横在人民群众和疾病中间，在向他们表示敬意的同时也一定要让医生有最大的安全感，对伤医事件零容忍。

48.9%

2019年起诉伤医、聚众扰医等涉医犯罪1637人，继2018年同比下降29%后再下降48.9%。

自去年年底以来，一些地方相继发生暴力杀医、伤医等涉医违法犯罪的事件，造成十分恶劣的社会影响。甚至在疫情期间，有的地区都发生了撕扯医生防护服、殴打、挟持医务人员等暴力伤医的案件。

今年两会，有效防范暴力伤医事件，再次成为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多位参会代表、委员从多层面提出防范与扼制“暴力伤医”的提案。

保证医护人员安全成为社会共识

今年年初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医务人员不顾安危奋战在湖北抗疫一线，为疫情防控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你保护世界，我们保护你。”为了给医务人员提供最安心踏实的工作环境，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时指出，要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依法严厉打击暴力伤医等破坏疫情防控的违法犯罪行为。

同时，为在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维护医疗秩序、保障医务人员安全，最高人民法院会同相关部门于2月8日发布了《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保障医务人员安全维护良好医疗秩序的通知》。

两会期间，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听取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两份报告都强调要加大对医务人员的安全保障司法力度。在湖北抗疫一线，医务人员把自己横在人民群众和疾病中间，在向他们表示敬意的同时也一定要让医生有最大的安全感，对伤医事件零容忍。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在《两会1+1》节目中表示，高检和高法的报告都采用的是简本，可能对内容有所压缩，但是其中涉及对医生保护的内容几乎都没怎么减，“现场只要念到相关内容时，全场都响起了热烈掌声，很显然，在疫情过后，对医生的保护，在全社会已经达成了越来越大的共识。”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在作报告时表示，对伤医扰医犯罪必须“零容忍”。2019年起诉伤医、聚众扰医等涉医犯罪1637人，继2018年同比下降29%后再下降48.9%。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注意到，“孙文斌暴力伤医案”同时写入最高法和最高检两份工作报告。“这是对医务人员的权益保护，体现了在法律层面、国家层面、全民意识中，都认识到伤医扰医，法律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全国两会前，最高法发布8件2019年以来人民法院审结的涉医犯罪典型案例。两高报告还显示，在惩治暴力伤医方面，去年起诉伤医、扰医等涉医犯罪1600多人，显示出了全社会对伤医案件的零容忍。

“暴力伤医不是医患矛盾，是犯罪”

白岩松表示，不希望媒体在出现恶性伤医和暴力伤医的时候，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医患矛盾，那是犯罪。

“首先对于很多的媒体，包括公众来说，应该要解决一个混淆的概念，我们经常把暴力伤医说成是医患关系或者是医患矛盾，不，这完全是两回事。暴力伤医其实就是违法，就是犯罪。”

去年底，我国卫生健康领域首部基础性法律——《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正式通过，该法明确规定：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台联会长高峰认为，该法提高了对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的重视程度，但在实际中仍存在有效抓手不足等问题。

白岩松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主持人

不希望媒体在出现恶性伤医和暴力伤医的时候，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医患矛盾，那是犯罪。

“以往案例对袭医惩处过轻，往往行政拘留加低额罚款，震慑不足，暴力伤医有恃无恐。”高峰说，警察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医生同样也是。我国应向国外先进医护体系看齐，将“袭医”与“袭警”同罪，提高犯罪成本。

在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立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侯建明看来，目前只有当医务人员遭遇到“多次扰乱社会秩序、导致医疗工作无法继续、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等情节严重的“医闹”行为，执法部门才依据《刑法》中相关规定对医闹涉事人员作出相应处理。但此时对施暴者追究刑罚，已经无法弥补医务人员受到的严重伤害和损失，甚至发生死伤等难以挽回的惨痛结局。

“现有法律法规对非暴力行为或施暴未遂情况未作出明确规定。”侯建明认为，可能因为法律践行困难和条款漏洞，而令施暴者免于定罪或降级处理，让伤医者更加有恃无恐，造成对医务人员的二次滋扰和伤害，甚至让言语暴力进阶为肢体暴力行为。他建议，应当在涉及医务人员权益的相关法律和刑法中明确医闹性质和行为，在定罪量刑时不能只考虑是否造成伤害结果。对于存在暴力倾向但未造成伤害结果的，情节严重者按既遂处理。

此外，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律协副会长吕红兵在提案中说，现行法律赋予医务人员权利的规定较少，且多为原则性规定。以《执业医师法》为例，全文共四十八条，仅有两条作出对医务人员权利的规定。“以往案例对袭医惩处过轻，往往行政拘留加低额罚款，震慑不足，暴力伤医有恃无恐。”因此，吕红兵的提案建议，将伤害、杀害医务人员列入刑法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法定加重情形，更好地发挥刑法的威慑作用，避免类似行为重复发生。

医院安检制度或将推开

白岩松表示，他希望未来的法律能够给予医护工作者更好的保护，同时用法律去治本，也应该治标，比如说有的医院可以去探索安检的方式，等等。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科技学院医药研究院院长刘超表示，医生实际上是没有权利拒绝病人的，医生又处于医疗体系的终端环节。病人对于医疗体制的种种不满，都会集中汇聚到终端。实际上我们国家已经有《民法》《刑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还包括最新的《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可以适用。但这些法律都着眼于末端进行惩罚，而不是从源头开始治理。

她认为，杜绝暴力伤医，要标本兼治。“对医闹确定一个级别，再进行分类分级的管理。很关键的一点是，医疗机构要实行强制的安检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毕宏生也认为，前置性预防措施的加强显得尤为重要。为此，他建议进一步加强预防性医院安保措施，在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设立安检门，患者及家属进入医疗场所均须安检通过，增加医疗机构公安警力配置等，切实保障医务人员人身安全。

6月5日，《北京市医院安全秩序管理规定》经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今年7月1日起，北京市区医院将统一建立安保制度。进入医院的不管是病人还是家属，都需要接受安检，否则医院有权拒绝其进入医院。目前，有部分医院已经开启了安检模式。

“尊医重卫绝不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而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落实到每个人的行动之中。”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儿童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周崇臣表示，这不仅是抗击疫情的现实选择，也是健康中国的时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