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林外史》中的反抗实践及其可能

冯敏洁

内容摘要：《儒林外史》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重视个人意识对于集体行动的影响的作品，也是意识上第一部具有主动斗争意识的作品。反抗斗争是个人意识的激发和扩展，但是反抗斗争的最终目的不是打破这层束缚，而是说服敌人同意自己的看法。《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对于当时权势的斗争本质上是对于古文化的默认，但是因为潜在的古文化常常受到某些规则的限制，不能够充分发挥集体的优势美德，最终甚至导致个人的斗争战斗的努力化为尘埃，等待他们最终的结果也是失败。

关键词：《儒林外史》 反抗斗争 古文化 限制

根据当代学者几十年来的深入研读和分析，《儒林外史》确实在结构和情节上的衔接上存在较为明显的漏洞，其中还有松或拔或散正是生活本身的酸甜苦辣，自由散漫但不失规矩，悠然自得却又不迫，但是这种写作结构却也映射出作业对于当时某些官僚子弟借势欺人的讽刺和批判，却又迫于生计无法伸张的无奈和悲愤。将《儒林外史》这本小说情节结构分解后来看，针对当时时代形式的作品进行对比，其中情节透出的情感力量截然不同。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儒林外史》中人物出现的描写方式代表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时代的到来，但这也正恰恰预示了这部作品在当时的年代不被人民所认可，无志同道合之士相助，只能在之后几十年的时光里被文人学者发掘出来。现在来看，在当时作品出世的200年后才有真正的知音伯乐读懂了当时作者要表达的情感和想法。其中的知音鲁迅先生对于《儒林外史》的评价极高，在当时那个百花齐发的文学时代为它发出了时代最强音，说：“国内文学界中在历史方面流行的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等，这是由于社会当时风气对于三国的信仰和崇拜。而《儒林外史》中描写人物情节的手段并不在三国作者之下，然而无人能静心深入研读它，这部作品十分伟大，但是又不伟大了，因为伟大也需要有人理解有人懂。”

在文学界中，大部分学者对于侠风的幻想来自于三国风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对于中国女人唯美描写的幻想来自于《红楼梦》，含情脉脉的无限遐想。而儒林外史既不属于三国风作品类型，也不属于感情表达深厚的作品，所以在当时的年代并不受人民的喜爱。像胡适先生说的那句话一样，诚若一本小说中没有神化情节的描写，也没有男女之情的崇拜，那么这部作品中的人物一定是“儒林”中人。涉及到国家政事不是社会民众能够感同身受的，《儒林外史》也正因为不被广泛理解而“孤单失落”。但是，我本人还是认为这些只是小说表面上的审美，它被民众孤立或者遗落的本质原因很可能在于作者写这部作品的目的和高度。它其中夹杂着过多的权势功名，官场中的人情世故与人生理想不能实现的矛盾和冲突，这些都是民众在小说中不愿看到甚至反感的内容。但是最终归来还是“本有好马，世上无伯乐而已！”因此。它独树一帜的构思理念和文章内容必然得不到广大群众的喜爱。至于强调学习强仕途的一派，则令《儒林外史》由反古板思想上升到反抗封建政治体制的反抗的最高层次上面来，也导致其难以在封建社会上层的传播程度较低。但是相对于尝遍民间疾苦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儒林外史》中的人物的立场又显得与普通民众格格不入。因此，无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的上层亦或是下层都与《儒林外史》人物的价值观显得不入流，都得不到他们的赏识，只有在为数不多的极少数清高的文人墨客那里，《儒林外史》满足了这些文人墨客的内心需求，不仅强烈地表达了他们对官场和世俗的不满，也显示出了他们内心中对未来的期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儒林外史》可以说是开启了中国文学史上自觉展现出反抗意识作品的先河，但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那就是并未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的科举制度及封建皇权，但是这恰恰是整部作品中运用的最为巧妙的一部分。如加缪在其作品《反抗者》中进行过这样一段描述：且不论其可能有多么含混，一种意识的觉醒总在任何一种反抗行动中成长着，并且为这种突然的领悟——存在有某种东西，借助于它，反抗能够使他确认自身——所表征着，哪怕这只是片刻间的事情。《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自我主体意识是空前绝后的，其自我意识的程度之高以至于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能及，这不但与作者的情怀有关，还与作品中的文人知识分子的自身身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作者对整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反抗与妥协之间的来去自如的把握，显示出作为个体来说对自我保护的意识非常强烈，这样的意识或许源于个体内心的恐惧，但是作为主体来说在其展现出来的反抗行为却又体现出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这种矛盾的情况体现出其与当时的历史发展状况相吻合。有人曾评价说，吴敬梓的叙述中体现了一定的模糊不清或是暧昧，并未针砭时弊地对封建社会进行淋漓尽致地揭露，但是其体现出来的价值观的真诚性却是不容置疑的，站在作者的立场上，这种暧昧恰恰反映出了其自身体现出来的自由的立场，这也是作者真诚态度的体现。

在作者设定的人物上，作为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人物反抗的途径就是反仕途，并以此表达自己的内心，但是这种反抗并不是真正的直面面对，而是以消极不合作的方式来进行，这也是作者对当时社会最真实的表达，因为消极的方式比积极的方式更有利于自己的自由理想的实现。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中引用了这样一首词：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到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这首诗抒发一种及其消极的情绪，情绪到了低落处却又实现了翻转，“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的破的！”接下来作者即将王冕的“看破”显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认识到，这种看破的不全是消极，不过，这个人物即使看破也不会有多大作为，亦或是他看破后的一系列言行也是一种作为的表现：“既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王冕这种不与权贵为伍，远离功名利禄的做法，其实是以反抗的不合作的形式达到实现个人自由的目的，类似這种对官方权力的否定的做法，在《儒林外史》中多次展现出来，这也是整部作品中反抗的重点所在。在作者的心中，官方权力体现出来的是对人的压迫，拒绝意味这反抗这种压迫。可以说王冕在一生中并没有多大的作为，也可以说是面对封建势力的压迫其无所作为，但其最终以隐逸的方式来反抗封建势力。

与王冕形成对比是蘧太守，蘧太守是个身居显位的人，但是久居官场也让其更看清了官场的本来面目，最终毅然决然选择了急流勇退，蘧太守的这种选择也对他的儿子蘧景玉产生了影响，在《儒林外史》第八回中，对接任父亲的王太守说：老先生，人生贤不肖，倒也不在科名。晚生只愿家君早归田里，得以菽水承欢，这是人生至乐之事。但是解甲归田的蘧太守并没有享受到天伦之乐的生活，而是体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蘧太守将这一切归咎于做官的报应。在蘧太守看来，官场给他带来的是不可饶恕的罪恶感，即使选择急流勇退也不能赎回自己的罪恶。蘧太守的急流勇退可以看做是对自己的保留，但是其自我保留并不是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蘧太守有所保留的反抗同他人一直坚持和秉承的人格独立本质上是一致的。恰恰是其自我反省的另一种方式，这也是实现其人格独立的一种途径。

杜少卿从未入世，但是其从父亲的宦海生涯中也深深地体会到了官场的沉浮，杜父的结局，是从高老先生的口中叙述出来的：做官的时候，全不晓得敬重上司，只是一味希图着百姓说好;又逐日讲那些‘敦孝弟，劝农桑的呆话。这些话是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词藻，他竟然拿著当了真，惹的上司不喜欢，把个官弄掉了。高老先生的老于世故也从侧面验证了杜父的天真，也陈述了官场的腐败不堪，但是也直白地指出了杜少卿与官场的格格不入。其实就杜少卿自身来说，其对官场的一切早已有所洞察，因此才能对于朝廷的征辟，以装病而推辞。但是当妻子问起缘于，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杜少卿却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你好呆！放着南京这样好顽的所在，留着我在家，春天秋天，同你出去看花吃酒，好不快活！为甚么要送我到京里去？假使连你也带往京里，京里又冷，你身子又弱，一阵风吹得冻死了，也不好。还是不去的妥当。这是杜少卿给出了拒绝的表面的理由，实质是对封建政府的强烈不满，可以将此作为杜少卿的一种反抗的策略，因为杜少卿清楚，他追求个性自由只有在私人的空间里才能实现。杜少卿不仅在行动上追求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同样追求自由，这种自由注定了他对待妻子的态度是友善的、平等的，以及他对待女性的友善和平等的态度。在《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中，杜少卿义正言辞地季苇萧对其提出的纳妾建议的驳斥中可以完整地体现出来：苇兄，岂不闻晏子云：‘今虽老而丑，我固及见绞且好也？况且娶妾的事，小弟觉得最伤天理。天下不过是这些人，一个人占了几个妇女，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

反抗意味着与和谐是对抗的，因此在整部《儒林外史》中始终呈现出人际交往中伴随着不和谐因素。但是庄绍光这个人物却是个特例，作者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反抗与和谐的统一近乎完美地体现出来，虽然他也秉承着不与官宦为伍的理念，但是在被召见之时，却声称：我们与山林隐逸不同，既然奉旨召见，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其入世与出世已经达到了高度的一致。

《儒林外史》中不同人物的反抗想实现的并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最后的结果也注定了是不能成功的，此时作者也只能用看破来以阐明，但是看破不等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只能是不随波逐流罢了，因此在《儒林外史》第五十五回所指出的道路无非还是一条毫无新意的老路，即由儒家归入道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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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城市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