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意图与读者解读的偏差原因分析

郗悦

内容摘要：《堂吉诃德》是世界上最伟大、最丰富的小说之一。虽然作者塞万提斯的创作目的只是为了写一部“反骑士小说”，但在读者眼里却远远没有这么简单。几百年以来，堂吉诃德在读者心中已不仅仅是一个在现实中被嘲笑讽刺的喜剧性疯癫角色，更是位集可笑、可敬、可悲、可叹于一体的立体人物。读者对堂吉诃德多角度的解读早已远离塞万提斯的写作原意。本文想提出造成读者理解偏离作者意图的四个原因：否定作者意图理论的发展，历史时代的限制，“堂吉诃德精神”系列文学作品的流传，以及以跨学科方式解读文学的影响。

关键词：堂吉诃德 塞万提斯 意图 解读

塞万提斯在《堂吉柯德》序言中明确表示，“本书的用意在于消除骑士小说在世上和人们中间的影响以及流弊”。这一写作目的在书中也体现的淋漓尽致：塞万提斯从外貌描写、人物经历、精神状态等各个角度讽刺了堂吉诃德自以为的“骑士生涯”。但在写作过程中，情节和人物逐渐丰满，堂吉诃德已不仅仅局限于一个在现实中被嘲笑讽刺的喜剧性疯癫角色，反而越来越饱满立体。在书出版后的几百年中，无数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堂吉诃德》和其中人物进行主体探索和角色分析，其中不乏对塞万提斯写作原意提出质疑的讨论。

这一质疑也引起了译者的关注。杨绛先生在《堂吉诃德》译者序中表示，“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读者对他的理解都不相同。堂吉诃德初出世，大家只把他当作一个可笑的疯子。但是历代读者对他认识渐深，对他的性格愈有新的发现，愈觉得过去的认识不充分，不完全……这些形形色色的见解，在不同的时代各有偏向。”堂吉诃德在读者眼中，时而是贻笑大方的喜剧小丑，时而是为个人理想付出一切的悲剧英雄，时而是作者自传体小说下自身的投影，时而是一位闪耀着人文主义光芒的真正的骑士……这些“形形色色且各有偏向”的见解一直都是《堂吉诃德》的研究热点之一。但我们很少探究在故事走向和人物形象研究的表层之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一百个读者心中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在主观判断的背后，是否有一些相对客观的原因导致读者对《堂吉诃德》的理解偏离作者的写作原意？本文从否定作者意图理论的发展、历史时代的限制、“堂吉诃德精神”系列文学作品的影响和以跨学科方式解读文学的影响四个方面尝试分析这种作者意图与读者理解之间的偏差。

一.否定作者意图理论的传播和发展

从作者角度解读作品是最基本的文学研究方法。但20世纪以来，否定作者及其意图理论的发展成为了读者解读偏离作者意图的重要原因之一。托马斯·艾略特在1917年发表的《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诚实的批评和敏感的鉴赏，并不注意诗人而注意诗。”紧接着，在1946年，新批评派评论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提出了“意图谬误”的观点。他们认为在衡量文学作品的价值时，“作者的构思或意图既不是一个适用的标准，也不是一个理想的标准”。“意图谬误论”认为，无论是作者自己阐明的、还是读者从作者生平推测出的创作意图，都不能作为文学批评的参考依据。塞万提斯在序中阐明的创作用意，在“意图谬论”前一败涂地。

除此之外，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的发展近一步否定了作者的意义。罗兰·巴特认为，文本中的叙述者和人物都与作者无关，当然也与作者意图无关。在结构主义者眼中，文学作品由符号组成，符号的意义存在于符号系统自身的深层组织结构，所以作者在其中显然是多余的。

这些理论的传播和发展显然会对文学理解造成影响。如果抱着“否定作者”的目光阅读《堂吉诃德》，那么“反骑士小说”的意图则从一开始就不存在。

二.历史与时代的限制

一方面，塞万提斯的创作意图受限制于他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读者的解读也受限制于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

1.塞万提斯的创作

15、16世纪时，骑士是西班牙反抗摩尔人和国家复兴过程中的重要力量。现实中对骑士的推崇在文学中的反映则是骑士小说的盛行。著名的骑士小说如《阿马迪斯·德·高拉》、《熙德之歌》等风靡一时，大致情节均为骑士历经险境，将敌人尽数消灭后凯旋而归，取得心上人的欢心，赢得骑士的最高荣誉，最终成为国君或饱受爱戴的大人物。这种文学形式经几十年的发展和壮大，培养了一代忠实的读者，但随着封建制度的鞏固和宫廷教会的利用，骑士小说的形式和思想逐渐变得千篇一律且繁琐冗长，带有封建主义骑士阶级的腐朽思想。

为了唤醒沉迷虚幻骑士故事的读者，《堂吉诃德》应运而生。虽然创作时使用了大量的夸张的手法，《堂吉诃德》仍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通过堂吉诃德主仆的游历，塞万提斯描绘了16、17世纪西班牙社会的生活状况，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种种现实的不满。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创作《堂吉诃德》的初衷是“消除骑士小说在世上和人们中间的影响以及流弊”也就很好理解了。他想消除的“骑士小说及其影响”其实是当时时代背景的特殊产物，并不是“为弱者伸张正义，追求社会和谐”的骑士精神。堂吉诃德作为这部反骑士小说中被讽刺的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需要被设定成一名饱受骑士小说荼毒、终日陷入幻想、行为幼稚可笑的人物。

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不同时代的读者会因为受到所处历史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对相同的文本作出不同的解读。

2.堂吉诃德在中国

中国读者和学者对《堂吉诃德》的了解和研究开始很早，规模也很大。自1922年首版译本《魔侠传》出版至今，近100年时间里已出版几十种译本;以“堂吉诃德”作为知网关键词搜索，自1964年杨绛先生在《文学评论》发表《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至2018年末已有735篇相关论文。每个读者都会对《堂吉诃德》有自己的理解，但通过分析发现，对堂吉诃德的理解存在明显的时代特征。

堂吉诃德在抗战时期是勇往无前的代名词。1938年，唐弢在《吉诃德颂》中称赞堂吉诃德“勇往直前，不屈不挠……不仅出现在书本里，同时也活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里，历史正是靠着‘为大众去冒险的精神而进展的”。这种解读是对当时抗战精神的肯定，对中国人民的激励。读者遗忘了堂吉诃德沉溺幻想的一面，堂吉诃德成为了勇敢冒险、反抗命运的化身。

但对堂吉诃德的“平反”只持续了20年。50年代的堂吉诃德成为了“具有所有脱离生活、落后历史进程，以幻想代替现实的人的广泛代表意义的典型。”堂吉诃德和桑丘分别作为封建地主代表和农民代表，被当时的研究人员作为两大对立典型进行分析研究。

或褒或貶的局面一直持续到70年代。改革开放后，一些西方塞学研究成果被引进国内，《堂吉诃德》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与此同时，对《堂吉诃德》的研究开始有意识地跳出时代与意识形态的束缚，希望综合前人的多面评价，客观分析堂吉诃德。杨绛先生在译本出版后评价堂吉诃德为“知其不可为而勉为其难，叹其可敬与可悲之处。”

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成熟和物质生活的丰富，精神生活成为了大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堂吉诃德成为了人们心中某种人类精神的象征。此时对堂吉诃德的解读已不局限于文学中的人物形象，而变成了一种政治思考。钱理群在《丰富的痛苦》中表示“现象研究是基础……但它有待深入与升华。”

陈国思对堂吉诃德在中国的研究概括如下：“20世纪中国对这部小说的接受折射出了中华民族在此期间所经历的历史和现实的挑战，以及中华儿女所做出的悲壮回应，在新世纪曙光降临之际，理清这一接受史，取得其中的文化资源，对于中华民族自信地面向未来，会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可以说，对《堂吉诃德》的解读从不是完全客观的。在几百年的解读过程中，堂吉诃德的形象成为了不同时代的缩影，塞万提斯在序中表达的写作意图没能逃过时代对《堂吉诃德》的洗礼，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解读也大大受限于自身民族精神的发展与成长。

三.“堂吉诃德精神”系列文学作品影响对《堂吉诃德》的认知

《堂吉诃德》被赋予了极高的历史地位，是西方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文学著作。正如哈利·列文在《吉诃德原则：塞万提斯与其他小说家》中所说的，“它注定是要在几乎所有的小说家的成长过程中起重要的作用的”。主人公堂吉诃德也成为后世诸多作家塑造人物时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同时，受“堂吉诃德精神”影响的经典文学在发展和流传过程中也反过来影响着后世读者对《堂吉诃德》的理解，促使读者重新把目光投向《堂吉诃德》，并多角度探讨其故事内核和人物形象。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中塑造了一位文学史经典角色爱玛（包法利夫人）。爱玛的人生悲剧源于她对爱情故事中浪漫故事深信不疑的追求，最终为追求生活中爱情的刺激而一步步堕落。她受到的愚弄和痛苦，与堂吉诃德遭受的嘲讽和失败有异曲同工之妙。通过阅读《包法利夫人》，读者透过主人公看到的不仅是那个耽于幻想的女孩爱玛，更是两个世纪前沉迷骑士小说的堂吉诃德。在这层意义上，堂吉诃德偏执荒唐的形象更加鲜明，更加凸显了《堂吉诃德》小说理想与现实相脱离的悲剧性。

罗曼·罗兰创作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也被认为是“堂吉诃德精神”的变体和升华。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主人公克里斯朵夫从小追求自由的英雄主义是他一生奋斗的指南针。虽然他与堂吉诃德的人生经历大不相同，两人的性格与行为方式也南辕北辙，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行为诠释什么是守护信仰途中的“崇高与艰辛”。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塑造的昆丁也是一名堂吉诃德式骑士。昆丁作为家族长子，看重家族荣誉，保护家人，与现实抗争，但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他显露出的忠诚、勇敢和保护女性的精神也让读者不由自主地重新聚焦在堂吉诃德身上的人文主义精神：守护信仰的纯洁性，伸张社会正义，主张人人平等。

《堂吉诃德》及其精神与后世文学一脉相承，互相成就。其他经典文学作品如果戈理《死魂灵》、鲁迅《阿Q正传》、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中流露出的不同角度的“堂吉诃德精神”也进一步丰满了堂吉诃德本人的形象，也让读者认识了更立体的堂吉诃德。由于主人公形象的多面性，《堂吉诃德》在读者眼中也不仅仅是一部作者口中的“反骑士小说”了。

四.以跨学科视角解读文学的影响

一直以来，“用文学的方式解读文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但执着于文学本身会导致学术创新性的匮乏。因此，跨学科研究是文学研究创新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也是今后文学研究的必然趋势。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学者将文学与心理学、人类学、哲学、语言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综合研究。跨学科视角放大了小说理解的多样性和相对性，《堂吉诃德》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对它的研究也自然早已不局限于文学本身。

以现代心理学与文学的交叉研究为例。精神分析方法认为理解作者意图的前提是必须理解作者的存在方式和内心世界，从而理解作者的创作心理。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是这样一类人：他们生性内向，被强烈的本能欲求驱使着，渴望荣誉、权力、财富、美人，偏偏又缺乏在现实中取得满足的手段，于是便退出现实生活，进入自我的内心世界，在幻想中达到愿望的满足。”塞万提斯本人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出身贫寒，参军立下战功缺失去左臂，归国途中被海盗绑架，历经困难回国后三次被陷害入狱，晚年写下著作《堂吉诃德》。他一生致力于和命运斗争，追求功名和正义，但生活回报他的却是坎坷和不幸。非人的痛苦和折磨极易滋生失常心理，并且“这种内心损伤一般要通过艺术创作及哲学思考表达出来， 以使人的内心得到补偿。由此产生的艺术作品便是缺损了的非健康的东西。人内心的伤迹越多， 这种非健康的作品也就越丰富。”骑士小说为塞万提斯提供了宣泄对时代和自我生活不满的机会，他决定“用骑士小说反骑士小说”。精神分析方法认为堂吉诃德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或者作者至少在以扮演旁观者的角色满足自己。从这个角度看，《堂吉诃德》又成为了一部自传体或半自传体小说。

文学从不是孤立存在的。如超现实主义文学文学理论与弗洛伊德心理学理论相互联系，意识流中的时空循环方式也可与非欧几何原理类比，前文提到的结构主义文学符号学是索绪尔语言学“能指与所指”理论的延续。跨学科视角有助于拓展文学的研究边界，但也要注意防止过度学术化的问题。

“文本既已放在那里，他就不再自我辩护。”作者的写作意图体现了作品的初衷，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既经得起历史和读者的考验，也不会在时间的检验中一成不变。《堂吉诃德》是丰富而宽厚的，我们既可以相信塞万提斯亲笔承认的写作意图，也大可不必否认它的复杂性。这种复杂可能只是伟大的作者的无心之笔，也可能源自于现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或是不同时代的特征的影响，或是后世文学作品的反作用，又或是与文学解读视角的拓展和变化。但无论如何，《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史的一座宝库，值得读者用心阅读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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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