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番国志》中哈烈国风俗形成的背景研究

【摘要】 明永乐年间，明使陈诚出使西域时所著《西域番国志》是《明史》《殊域周咨录》等官私史籍中西域史地部分的重要文本来源，对于研究明代西域史地、风俗以及明清史籍编撰等都具有重要价值。《西域番国志》中着墨最多的哈烈国为当时帖木儿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故而本文旨在根据陈诚在书中的相关记述，对当时哈烈国风俗形成的背景进行研究。

【关键词】 哈烈国风俗形成;西域风俗;历史背景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0-0037-03

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初，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物产资源等自然环境因素成了人类选择族群聚居地的首要条件。不同的群落依据所处地域自然条件的不同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风俗习惯。

同时，因个体能力不足而选择群居的人类，为维系族群的生存、繁衍和发展，围绕物质资料的获取、生产、加工、分配以及使用形成了早期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习俗。而后，在生存条件得到一定程度满足的前提下，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了与心理、思想、社会制度等相关的各类风俗习惯。

《西域番国志》 为陈诚第二次出使哈烈国期间所著（公元1413年至1415年），由于路途遥远，使团花费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才到达目的地，因而《西域番国志》中所记录的应为公元1414年至1415年（处于帖木儿王朝统治时期）的哈烈国。陈诚出使哈烈期间所录的诸多风俗习惯便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以及文化形态息息相关。

一、哈烈国的自然环境和物产资源

哈烈国（今阿富汗境内的赫拉特）位于撒马儿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撒马儿罕）的西南方向，距离陕西行都司甘肃卫的嘉峪关一万两千七百里。

哈烈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优越的自然条件是哈烈人在此定居繁衍乃至风俗形成的基础。其一，哈烈国地处平原地区，“广百余里” ，此种地貌为农耕文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先决条件。不仅如此，依陈诚在《西域番国志》中所述，“耕种多卤莽，广播种而少耕锄，然所收不薄者，以其田美而多，每步更休，地力得完故也” ，可见哈烈地区的土壤肥沃，即便没有精耕细作，出产依旧颇丰。

其二，哈烈国气候宜人，多暖少寒，冬季气温与春季相仿，因而当地人在冬季亦可开展农业生产活动，年均耕作时间较长，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可供给更多人口。

其三，哈烈国虽降雨较少，但水资源并不匮乏。国境内有河流穿过，水量主要依靠降雨和远山积雪，陈诚写到“虽天降雨泽不多，而流水四时不断”，河流为其流经区域的农业生产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哈烈国物产亦较为丰富。据陈诚所记，哈烈国的作物有麻、豆、菽、麦、谷、粟、稻、粱、棉花、菜根、葱、瓜、桃、杏、梨、李、花红、葡萄、胡桃、石榴、忽鹿麻、苾思檀、花红。哈烈国的树木有桑、榆、杨、柳、槐、檀、松、桧、白杨。在畜牧业方面，哈烈国多产良马，除马外，国人家中亦蓄养羊、鸡、鸭、鹅等禽畜。马既是哈烈人重要的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也是与他国进行外交活动的重要物资。

根据记载，公元1417年，明成祖朱棣派遣使臣携礼物出使哈烈，哈烈王室回赠的礼物中便包括三百匹骏马。哈烈国中还有丰富的铁矿资源，用其生产的武器备受推崇。此外，当地的瓷器、琉璃、纺织品、蔷薇露等工匠制品也在多方贸易往来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综上所述，哈烈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物产资源为当地居民的生存、繁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为风俗的形成提供了保障，也催生出诸多与自然因素相关的、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风俗。

二、哈烈地区政权更迭的历史背景

哈烈地区因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在历史上曾经受过他族四十次的攻占，但屡费屡建，不久就恢复起来” 。

公元前550年，居鲁士征服米底，建立波斯帝国，亦称阿契美尼德王朝。居鲁士统一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中东地区，哈烈（时称阿利亚）亦在其中。时至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485年），记录其战功的《贝希斯敦铭文》中也有关于征服哈烈的相关记录。

纵观哈烈地区的战争史，对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当地文明的发展延续造成最大冲击的便是13世纪的蒙古西征。13世纪20年代，哈烈地区遭到了成吉思汗麾下军队的入侵，该地区在向蒙古军队投降后复又爆发叛乱，这一举动使蒙古军队几乎将当时的全部居民屠杀殆尽。

英国历史学家珀西·塞克斯所著的《阿富汗史》中这样写道：“这时全部居民估计有一百五十万人都被屠杀掉。几个星期之后，一队蒙古人奉命四处搜寻，杀死每一个外逃的人，并把全部余粮付之一炬。在蒙古人最后离去之后，赫拉特（即哈烈）的幸存者仅有四十人”。

这次战争对哈烈地区的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阿富汗史》中称“蒙古人曾使这里的居民灭种绝代”。13世纪中叶，在成吉思汗去世后，哈烈地区成了蒙古伊利汉国（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忽必烈的兄弟旭烈兀所建）的领地。

1381年，帖木兒（蒙古察合台汗国的驸马）进军哈烈地区，该地区在被攻占一年后（即1382年）被古尔山区的阿富汗人袭击并占领。《中亚史》中写道：“帖木儿军在城内实施大屠杀，死者的尸体堆积如山，头颅被堆成塔以示惩戒”。

直至1397年，呼罗珊成为帖木儿的幼子沙哈鲁的封地，其中的哈烈成为该地区的首府，并在其治理下重新走向繁荣。1409年，沙哈鲁即位后哈烈成为一国之都，明史中称这个国家为哈烈国。

可以看出，哈烈地区的文明在13世纪曾一度遭遇毁灭性的打击，之后该地区便一直由蒙古人统治，这极有可能对其风俗习惯造成一定的影响。

三、社会经济形态——丝绸之路的“锁钥”

在帖木儿攻占哈烈地区之前，该地便是中亚、南亚同西亚各地区交通、贸易的枢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驼队从谋尔夫出发，都先在赫拉特集合，或沿大道至尼萨普尔，然后经雷伊西行。喀布尔、赫拉特和坎大哈，通常被称为印度的锁钥”，由此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

陈诚出使西域的重要外交目的之一便是重新打通陆上丝绸之路，以适当的经济利益来维护明王朝与中亚各国间的友好交往关系，降低西域诸国联蒙抗明的可能性，并使之成为防范蒙古势力反扑的实体屏障。

丝绸之路打通后，西域诸国乃至更远地区的商人慕利而来，呈现出繁荣的贸易景象，“中亚统治者都将这条通道视为金路”。

与此同时，明王朝还实行着“朝贡贸易”（藩属国使臣向明王朝统治者上缴价值不菲的贡品，并附上藩属国国君向明王朝统治着表明忠心的书信以及关于国内重大问题解决方案的咨询书，明王朝给予高额的回赐）的外交政策。除了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之外，各国来使用没有太高战略或商业价值的各色贡品换取明王朝的“厚赐”，这其中所蕴含的巨大利益不仅使这种“厚往薄来”的朝贡模式长期延续，甚至让一些商人铤而走险冒充来朝贡的使臣。

对于哈烈国来说，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往来的商旅和使臣一方面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流动人口，他们的贸易行为推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定居人口的增长。自沙哈鲁1397年受封于呼罗珊至1414年陈诚第二次到达哈烈已经经过了17年，依托于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在统治者大力发展民生的政治理念下，一度几被战争彻底摧毁的哈烈国吸引了不同种族的人前来定居，其中包括因蒙古的封地政策留下的士兵，当地或附近的原住民，蒙古高层统治者以及被吸引来定居的他国人。

哈烈地区经济的繁荣发展不仅促成了诸如“饮食买于店铺，故市肆夜不闭门”“乡村多立墟市场，凡交易处名把咱儿，每七日一集，以有易无，至暮俱散”这样与商业有关的风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频繁商贸往来和外来人口的定居亦使当地风俗不断发生源于扩布性的变异和发展。

四、文化背景——多文化汇聚之地

哈烈地区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重要的地理位置，这不仅为定居人口的繁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也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在丝绸之路从事贸易往来的商贾。

频繁的经济交往带动了文化的交流，陈诚在《西域番国志·撒马儿罕》中记述：“店肆稠密，西南番客多聚于此。货物虽众，皆非其本地所产，多自诸番至者”，《西域番国志·八剌黑》中写道：“西南诸番商旅聚此城中，故番货俱多”，《西域番国志·哈密》中也指出：“今为西北诸胡往来之冲要”。丝绸之路的重镇哈烈国在频繁的商贸往来和外族商人定居的过程中，异国商人所带来的文化、风俗习惯逐渐渗透进本地的民俗体系当中。

在经济交往所带动的较为平和的风俗交融之外，蒙古西征则通过政权的更迭，强制当地民众接受上层统治者所推崇的风俗习惯。颁布于1206年的《成吉思汗法典》中记录了大量源于蒙古习惯法的内容，在陈诚出使时，这些法令依然深刻地影响着哈烈人的生活。在兀鲁伯（沙哈鲁的长子）统治时期，有一个士兵向兀鲁伯抱怨，他兄长的遗孀，不愿依据游牧民的习惯法嫁给他，却要求嫁给一个布商。兀鲁伯听后，下令根据札撒（即《成吉思汗法典》），这位士兵有权纳她为妻。

根据周连宽先生的点校，陈诚出使时哈烈地区的居民主要有波斯人、蒙古人、塔吉克人和哈扎拉人，其中又以波斯人居多。因人口构成复杂，哈烈国同一类的民俗也会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表现。

比如，对于哈烈地区的服饰风俗《西域番国志》中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记述。文中首先指出哈烈“服色尚白”，从国君到平民都是“窄袖衣”和“贯头衫”，戴“小罩剌帽”或用白布缠头的简朴穿衣风格。但后文却提及了哈烈服饰的另一个特征——“喜鲜色”。哈烈的豪门子弟“俱係翡翠装绣衣袍，珍宝缀成腰带，刀剑鞘饰以金玉，或头簪珠宝”，体现出一种与“尚白”截然不同的奢华视觉冲击。

频繁的经济往来加速了文化的交融，而蒙古军队毁灭性地侵略动摇了哈烈地区文化和习俗的根基，因而在陈诚出使时该地区表现出一种相互杂糅的风俗特征。

哈烈地区的自然条件为当地居民的生存、繁衍和发展以及风俗的初步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同时，丝绸之路重镇的重要经济地位和哈烈地区政权更迭频繁的历史背景，也导致了多民族杂居、多风俗交融这一社会文化形态的形成。《西域番国志》记录了大量明朝时期的西域风俗，为当时明王朝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借鉴，也为现今的明朝中亚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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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陈诚.西域番国志 西域行程记[M].周连宽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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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文德.论伊斯兰教对中亚帖木儿王朝的影响[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5.2.

作者简介：

杜丹，女，蒙古族，宁夏银川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民俗史、民俗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