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中国舆论场分析

摘 要：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由武汉逐渐席卷全国。在这场人人自危的传染性型肺炎中，中国的舆论场也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特点。本文首先以新冠肺炎为例，利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等方法，阐述此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表现；其次引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框架分析两个舆论场之间的关系；最后从新闻学的角度分析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舆论场的变化。

关键词：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新冠肺炎；官方舆论场；民间舆论场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9-0046-03

一、引言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不明原因肺炎的第一份官方通报，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在2019年12月下旬网络上流传的两则关于武汉出现的非典型病例的流言。当然，这两份流言均来自自媒体。一则是2019年12月下旬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张微信截图，截图中显示，用户名为“李文亮武汉眼科”的人在微信群中发布了一张类似检测报告的照片，并称“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我们医院的后湖院区急诊科隔离，第一例患者是水果批发摊老板”。另一则是一份名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这份流传甚广的通知中，要求各医疗机构按要求及时上报，并强调“未经授权，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救治信息”。这两份流言在网络上不断发酵，在一小部分人中引起了恐慌。2019年12月31日，官方媒体正式对此事件进行报道。《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信息称：“此次病毒性肺炎病例大部分为华南海鲜城经营户。武汉多位医院人士表示，目前病因尚未明确，不能断定是网上传言的SARS病毒，其他重症肺炎的可能性更大。”自此，以武汉不明肺炎为核心，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相互配合，又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分裂，形成了多元复杂的舆论场。

二、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与舆论场的含义

（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3年）规定，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疫情、群体性原因不明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1]与其他的突发性事件相比，其由于病菌的传染范围广、传染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很容易给社会大众带来恐慌，扰乱社会秩序，造成谣言的滋生。

（二）舆论场的含义

舆论场是包含若干相互刺激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前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曾对舆论场做了一个笼统的划分，他在《把密切联系群众作为改进新闻报道的着力点》中一文提出：“当下中国客观存在两个舆论场，一个是以党报、国家电台、国家通讯社为主的官方舆论场，另一个则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构成的民间舆论场。”[2]本文从现行的媒介体制出发，按照各自代表的利益主体，暂时把《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国家所有的媒体划分为官方舆论场，把新浪微博、自媒体、知乎等民间资本所有的媒介划分为民间舆论场。

三、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两个舆论场的表现

（一）官方舆论场：多点发力

新兴媒体技术不断发展，官方舆论场的话语权逐渐出现了被削弱的趋势。因此，官方舆论场在坚守自己宣传党和国家意志的同时，也在努力适应、学习，并且开始应用民间舆论场的话语模式传播核心思想。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中，官方舆论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报道及时，力求公开透明。最近几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主流媒体在面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都采取了迅速、全面、详细、公开的策略。2019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信息证实新冠肺炎的案例，央视新闻在当天报道了中央专家组去武汉的消息；之后各主流媒体针对新冠肺炎的感染病例、疫情防控、研究进展等一系列情况都做了详尽的报道。此外，面对公众对疫情信息的迫切需求，官方媒体也有意增加了对疫情信息的报道，并且注重對信息的集中整理。例如，《新华社》发表的《疫情个人防护，你要知道的十个关键》等文章。公开、透明且全面的信息也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民众恐慌的情绪。

依托平台，发布渠道多元。在此次疫情报道中，官方舆论场将电视作为主要的宣传阵地，与新媒体平台相辅相成。例如，“疫情期间如何花式劝父母戴口罩”成为热门讨论话题。中老年人在面对真正的疫情时，他们对信息的接受被家庭层面存在的数字鸿沟所限制。在社交媒体无法将实时的疫情信息传递给这部分人时，电视这种大众传统媒体就成为了理想的报道载体；加之中老年人对电视媒体的信任度极高，因此其在疫情中对中老年人的劝服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新媒体平台方面，各主流媒体以微信、微博为主，抖音、快手为辅打造了媒体矩阵，在这些更具有传播时效性的新媒体平台及时报道疫情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疫情扩散地图、确诊人员活动轨迹等信息。

树立典型，注重人文关怀。在灾难性的事件中，突出“英雄”的报道可以起到凝心聚力的巨大作用。无论是对84岁的钟南山院士的集中报道，还是对前线医护人员、建筑工人、外卖人员无私无畏的形象塑造，官方媒体通过树立典型人物来引导舆论都取得正面的效果。例如，《人民日报》发布题为《心疼！这是22岁护士的手》的文章，讲述了一位“95后”年轻党员护士在此次疫情中的贡献。此类的文章还有《武汉送餐夫妻的24小时》《她们摘下口罩的样子，让人心疼……》等。这样的人物塑造确实给处于疫情笼罩下的全国人民带来了一些正能量，同时也稳定了人们恐慌的情绪。与此同时，官方舆论场也更加注重人文关怀。央视春晚临时加入抗击肺炎诗朗诵《爱是桥梁》；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创作的公益歌曲《武汉一定能》，为抗疫、防疫工作加油打气。这样有温度的消息，不仅让官方媒体亲民了起来，而且也增强了民众战胜疫情的信心。

（二）民间舆论场：纷繁复杂

在全民媒体的时代，民间舆论场常常表现得很混乱。虽然随着最近几年的网络治理，网民在面对热点事件时越发趋于理智，更多的网民追随以网络“大V”为代表的意见领袖。但是民众在对热点事件讨论的过程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网络暴力和谣言。我们从以下方面来分析民间舆论场在此次新冠肺炎讨论中的表现。

流言先行，求证官方。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社会各个阶层也已经习惯在网络上讨论公共事件。关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讨论，也是从流言开始的。“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微信截图和一份名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在网络上广泛传播。随着最近几年国家加强对网络环境的治理以及更多的年轻群体加入网络社交平台，网民面对流言的态度逐渐趋于理智并倾向于向官方媒体求证，“不信谣、不传谣，等官宣”成为微博热门评论。

自下而上，舆论监督。智媒体时代，发达的网络技术为民众提供了便利且广泛的发声渠道，社交平台的指数级传播速度使话题在网络上迅速发酵并形成声势浩大的舆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动摇官方的决策。例如，在此次疫情中，社会各界积极向湖北各地捐助医用物资，但湖北省各地医院还是出现了物资匮乏的情况，随后，湖北红十字会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有自媒体甚至算出了武汉市红十字会员工近几年让人大跌眼镜的收入，民间舆论形成了舆论浪潮，原本“我行我素”的湖北红十字会于2020年2月1日向社会各界就物资分配中存在的问题道歉，并表示对直接责任人依纪依规追责。2月4日，官方通报湖北省红十字会3名领导被处分。民间舆论中的舆论领袖在争夺话语权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理性以及有理有据，对官方形成了舆论压力，从而影响了上层决策。

信息茧房，滋生谣言和网络暴力。网络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会出现信息不对称和信息死角的情况，意见观点相似的群体容易形成“意见茧房”，非常容易形成意见观点的极化，滋生谣言甚至走向网络暴力和线下行动。武汉是此次疫情的重灾区，加之武汉人逃离武汉等信息的不断渲染，网络上一部分极端的声音将枪口对准了所有的武汉市民。日本名古屋机场发生的上海籍乘客和武汉籍乘客争执的事件更是在微博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产生了“恐鄂”等许多极端和自私的言论。除此之外，谣言在此次疫情的讨论中也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类似“红糖、生姜、大蒜和大葱白熬水喝，不会感染新冠病毒”“适量饮酒可以抵抗新型冠状病毒”等谣言在各媒体平台广泛传播。这种谣言尤其在中老年人中广泛传播，更重要的是，它不仅只是在线上传播，还会影响到人们线下的行为，从而扰乱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三）两个舆论场共振、对抗与平行的关系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两个舆论场表现出了复杂和多元的关系。两者之间既存在共识，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裂。正如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场域是由各种力量和因素通过不断的较量和斗争形成的关系网络。”[3]社会中存在的各种大大小小的场域都不是静态存在的，无论是社会场、文化场这些元场，还是媒介场、心理场这些子场，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体现的是社会关系中力量的博弈。由此可见，两个舆论场也属于场域的范畴，两者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面对不同的情况时出现不同的变化。

第一，共振。在社会发生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危害到全人类的生命安全的情况下，两个舆论场的利益诉求就会趋于一致，两者的议程设置就会产生共振，情绪表达上也会相互呼应。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官方媒体对网络上出现的流言作出了快速的反应，在证实了疫情存在之后，利用电视、新媒体（微信、微博、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针对疫情进行了全面报道。及时公开感染人数、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活动轨迹，研究情况、疫情防控等信息，并利用树立典型人物的报道策略全面营造出全面抗疫的正面舆论场。而民间舆论场的社会公众、企业、社会团体以及个人纷纷响应，正面呼应官方舆论场。与此同时，民间舆论场在此次事件中发挥了自己的优势，在第一时间向不在场的“参与者”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例如，武汉市在2020年1月23日深夜2点宣布封城的消息之后，外界对于武汉市的情况就知之甚少。B站UP主“林晨同学”实拍武汉城的Vlog（视频博客）在B站、微博、虎扑等多个社交媒体上传播，让外界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武汉。两个舆论场的议程设置出现了“共振”的局面，也让受众在情绪上产生了共鸣。

第二，对抗。官方媒体的报道立场以宣传大政方针、政策为主，且在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要承担引导舆论、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而民间舆论场在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时，偏向于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且带有浓重的感性色彩。在此次疫情事件中，两者关注点的差异，导致两个舆论场出现对抗的局面。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医生在网络上发出疫情预警之后，被官方当作谣言处理，并让其签署了训诫书。2020年2月6日，李文亮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的消息瞬间引爆网络，截至2月7日凌晨1时27分，《每日经济新闻》确认其去世消息的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达1446.4万。网友瞬间形成了悲痛加“讨伐”的非理性化的舆论浪潮，官方此前对李文亮的处理也备受诟病。在此次话语权的争夺中，民间舆论场偏向于向官方追责和施压，而官方舆论场因为不当的处理方法使得公信力受到了挑戰。

第三，平行。布迪厄的场域理论认为，每个场域都有自己的独立性和特殊性，这种独立性和特殊性使得每个场域都拥有无形的壁垒，以区别自己和其他的场域，从而来维护自己的独特性。[4]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代表着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并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责任。官方媒体主要承担着宣传党和国家主流价值观，维护社会稳定、引导公众舆论的责任。在此次疫情事件的报道中，官方媒体不管是及时、全面地报道疫情进展，还是用树立典型的报道策略来引导舆论，都对社会稳定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民间舆论场则是将关注点放在了个人以及公共服务上。民众对湖北红十字会的监督、追责，特定身份的网络“大V”自发地对民众进行疫情科普、宣传，娱乐明星为武汉写的公益歌曲等，都体现了民间舆论场在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着舆论监督以及积极与官方沟通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两个舆论场基本保持平行，且有一定程度的共识。

四、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舆论场发生的变化

在智媒体盛行的今天，面对突发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都利用便利的新媒体技术开展舆论传播。

官方舆论场除了坚守自己宣传、引导舆论的职能之外，同时也开始利用新兴媒介技术打入民间舆论的内部，开始改变惯有的严肃风格，用更加流行的方式传递新闻信息，做到了在传达重要信息的同时加强了官方媒体的话语权。央视网在直播火神山和雷神山的过程中，也进行了一波实力“宠粉”的操作——将网友在弹幕中给施工现场的设备取的名字做成了助力榜，用户无须消费，直接点击加油即可参与打榜，“叉酱”“蓝忘机”“欧尼酱”打榜火遍社交媒体。同时，面对民间舆论的质疑，官方媒体更是反应迅速，甚至未雨绸缪，在引发巨大的讨论之前就开始对舆论进行正面的引导。在2020年1月23日深夜2点武汉宣布封城之后，《环球时报》4个小时之后就发表社评——《必须向顾全大局的所有武汉市民致敬》。在官方媒体的舆论引导下，一些社交媒体用户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微博用户“阳光的大脸猫”发布动态称：“我的城市生病了，但我们会治好它。”这种类似于饭圈文化的表达方式迅速在微博上发酵，激起年轻人的共鸣。

民间舆论场在自下而上地实施自己的言论自由权、监督权的同时，各社交媒体也针对谣言制定了严格的治理机制，加大了对信息发布的审核和处罚力度。2020年1月25日，微信安全中心引进专业第三方辟谣机构“腾讯新闻较真平台”，有针对性地对微信用户进行辟谣，并对违规的账号进行阶梯式处罚。1月27日，微博也对有网络暴力和恶意人身攻击的35个账号进行了禁言处罚。除此之外，“丁香园”“林晨同学”等网络用户在充当舆论领袖的过程中主动辟谣，从不同的专业角度稳定了大众的恐慌情绪。从此次的辟谣机制来看，不仅是官方媒体在做努力，各社交媒体也意识到了謠言的危害性，并及时、准确地上线了辟谣专栏，这是相对于之前的突发性公共事件中民间舆论的进步。

五、结语

在此次疫情的舆论中，民间舆论打头阵，迅速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官方舆论反应迅速，快速应对。在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官方舆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渐占据上风，使大局逐渐处于稳定的态势。此外，面对民间舆论场的崛起，官方舆论场也在寻求转变，其在坚守自己社会角色的同时，利用平民化的话语表达来与民众达成共鸣。官方舆论场在报道时应该注意保持新闻的真实性，对解释意义空间大的新闻应保持谨慎的态度，要考虑到新闻报道之后对广大民众产生的影响，从而在稳定大局的基础上保持与民间舆论场的互动。

民间舆论场在配合主流媒体“众志成城、齐心协力”的同时，也在抓住机会继续坚持对疫情、权贵的追问和还原，负责任地发挥自己的舆论监督功能。在利用社交媒体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民间舆论场还需要坚守舆论底线，把握好话语权的尺度，为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话语环境。与此同时，民间舆论场应注重多元意见的表达，发挥网络舆论的纠错以及自净化功能，让公众情绪和舆论走向保持理性。

参考文献：

[1] 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DB/OL].搜狗百科，https：//baike.sogou.com/v6237556.htm.

[2] 陈熠博.突发事件中两个舆论场的互动传播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8：16.

[3] 芦依.场域视角下官方舆论场对民间舆论场的影响探究——以共青团中央知乎账号为例[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9：4-5.

[4] 谭雪姣.网络舆论中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的博弈——突发公共事件“山东疫苗案”个案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8：4.

作者简介：谭婵（1995—），女，陕西渭南人，黑龙江大学2019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新闻与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