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商鞅变法看现代国防与经济关系

傅俊翔 冯兵

摘要：春秋时代，群雄逐鹿，商鞅通过变法，聚焦农业，提高生产力，通过发展国家经济来提高国家军事水平，最后成功实现了国富兵强。面对如今的世界波动，我们需要认真吸收历史中的成败，焦距社会本质生产力的提高，同社会改革与军事改革的发展，利用社会的经济发展促进国防建设，把社会科技创新有效整合到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之中，实现经济与国防协同发展，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关键词：商鞅变法;国防科技;生产力;协同发展;富国强军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了争霸、兼并战争的需要，大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与军事变革，这些改革家们从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社会环境，不同的认知角度，不同的施政纲领中，找到了寓军于民、富国强兵的道路。商鞅作为春秋时代的变法代表，其农战策略极大提升了秦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对我们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商鞅变法的核心是其农战策略

商鞅认为农业是人们的衣食之源，是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的前提条件，农耕一方面能够直接创造财富，是国家进行战争的物资保障，另一方面让游食的民众在农耕中安定下来成为国家战争的劳力与兵源。这样农战一体，用经济生产巩固国防力量，最终实现了富国强军。

（一）农业是实现富国强军的基石

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百姓流离，大量百姓沦为“游民”，国家生产力严重下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巩固和发展农业生产，只要农业生产能够发展，就可以解决百姓的温饱，巩固封建社会。他将商人及围绕商人而生存的人转化为农耕之民，抑制工商业者，用加重赋税、徭役的政策，控制粮食买卖，限制雇工，提高奢侈消费品的价格，来迫使破落贵族、依附于贵族和商人的门客、游民等剩余劳动力去开垦荒地，这样减少不劳而获的人，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从业者。

（二）农战是国家兴旺发达的根本

战国时代，农业的发展水平不仅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标准，更是与诸侯争雄的根本条件。国家的兴衰往往由战争胜败决定，因此农业和战争都是影响国家存亡的关键。商鞅一方面制定了重农抑商的策略，大力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他敏锐的看到了农业和战争的密切联系，“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农业兴、国力盛、战力强，提出农战并重，农是强国之保障，战是强国之道路。农服务战，农业生产为战争提供物资保障与兵员储备，战拓展农，战为农提供土地和人口，两相辅助、相得益彰。商鞅为保证农战实施，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利用名利驱民农战，让农战成为百姓獲取名利的唯一方法，利用官爵驱民耕战，让农战成为百姓获得官爵唯一途径，并不断教化百姓，让他们习于农战，乐于农战，让除了农战以外的技能从百姓生活中祛除。

（三）农战策略中经济与国防关系

在农战一体的策略中，“农”指发展农业生产，是奴隶社会的主要经济手段，“战”指对其他诸侯国进行兼并战争，由国防和军事力量强弱决定。商鞅没有把农和战明显地区分开来，在他看来提高经济和发展国防本就是一体的。

这样的农战政策，协调统一了经济和国防发展，形成以经济促国防的富国强兵体质，这种平战一体、农战合一的整体规划，让使秦国时时处于“兴兵而伐，按兵而农”的良性循环状态。

二、商鞅农战策略对当前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几点启示

（一）协同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商鞅变法，奖励耕织、专力农战，民心务农，守战皆成，国富则兵强，兵强则王业可兴，农业是富国之源，也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可以说富国强军是商鞅变法的精髓，是秦国崛起的重要因素。历史告诉我们，必须坚持富国与强军的统一。富国是强军的基础，强军是富国的保障。

富国强军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内涵，这个军不仅指国防和军队建设，也包括国防科技、国防设施、国防工业、国防动员等。富国就是社会的经济建设。富国强军本质就是通过社会经济发展来提高国家军队战争能力。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军队为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国防和军队发展没有享受国民经济飞速发展的红利，国防建设在一段时期内之后于经济建设。要消除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需要统筹考虑国防和经济发展，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能力，国防和军队发展建设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使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战略目标、发展进程、资源配置、产业能力、技术形态上协调一致，同步推进，协调发展、兼容发展。

（二）同步改革实现国防与经济融合

商鞅推行“农战”方略，改革社会组织，奖励耕织，奖励军功，把法治、农战、富强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促使民众投身于农业生产和战争活动，很好的融合了经济与国防发展不一致的问题。

在信息化、智能化时代，在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民参军、军转民的发展道路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特别要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推动融合式发展，在国家主导下，用社会经济中成熟的市场运作健全完善政策，打破行业壁垒，推动公平竞争，营造开放、透明的竞争环境，实现优胜劣汰，鼓励各类企业公平进入国防科研领域，实现军地资源的共享共用，实现军民结合的装备科研生产体系，建立高层次、有权威、机制成熟的中介服务机构，进一步向社会开放国防科技投资领域，形成社会资本的投资链，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金融体系，最终增强国防工业创新活力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

（三）吸引社会主体建设全民国防

商鞅变法，通过废除旧贵族特权制度，让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参与到自由竞争的经济活动中，以耕战功绩大小论功授爵，极大激发普通民众参与耕战的热情，解放了生产力。

由于历史惯性，我国国防工业一度建立了各自“小而全”的专业系统，形成自我复制、自我强化、自我配套的封闭体系，成为国防建设特别是军工产业链的行业分割体制，极大的降低了国防科技创新活力，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限制了技术发展。国防科技工业要实现跨越式进步，必须彻底转变思路，打破行业封闭性，去旧图新、革除弊端。一方面，释放国防科技领域先进技术，推动军用技术向民用领域转移，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比如北斗系统的民用化就起到了引领带动作用。另一方面积极引导社会各类主体参与到国防科技工业中来，加强供需对接，面向各类主体做好需求信息发布，聚集众智服务国防，充分依靠社会的科技、人才力量，共同破解发展难题，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根植于我国社会科技、经济发展之中。

毛主席曾经说过：“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在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比以往更为敏感和复杂，对内改革进入了深水期，外部国际环境也更加动荡，不确定风险不断增加。我们需要认真吸收历史中的成败，分析当前形势，统筹发展、协同推进，突破思想理念的障碍、利益固化的藩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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