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攘之“外”难抵臻义之“内”

2020-09-10 16:23宋雅萱
新闻研究导刊 2020年6期
关键词:意识形态美国苏联

摘 要:《绝杀慕尼黑》是一部注重由“外”而“内”地建立历史环境与苏联队夺冠叙事脉络互文性关系的传记电影。“内”既指影片围绕苏联队展开的主要叙事脉络,又指苏联队内部的人道主义精神支撑。“外”既指宏观上的历史背景,又指对苏联队获得胜利形成阻碍的因素。本文试图剖析这种“内”与“外”的套层结构对影片主线叙事和情感激发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意识形态;《绝杀慕尼黑》;慕尼黑奥运会;苏联;美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06-0159-02

一、引言

《绝杀慕尼黑》改编自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男篮总决赛中,苏联队凭努力击败蝉联36届冠军的美国队的真实事件。若视作一部传记片看,影片的细节表现和情节内核都讲求还原当年比赛盛况之“真”;若从层理构架上看,影片将各类历史、政治背景与本文叙事交叠,使关于苏联队夺冠的主情节链始终在大历史情境之下延展,进而形成两个套层式叙事空间的互文性。“神话……始终联系着讲述神话的年代,而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1]正是空间的罅隙给予了意识形态研究介入的机会,让我们得以将《绝杀慕尼黑》视作一个典型的电影意识形态研究范例,从宏观与微观的内涵及关联中探寻影像的多维表达。

二、赛事外部政治情势之“乱”

(一)美苏在1972年正处于“知而不论”的政治回避状态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使这段时间里交替使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心理战达到了顶点,随后双方关系进入了持续10余年的相对缓和状态。”[2]因此,影片避免了正面表现冲突,而多借美国、苏联及记者的三方说辞将体育比赛与政治较量作隐形类比。记者扮演的是看热闹的舆论发言人,当教练沃洛佳在新闻发布会上声明要在奥运会篮球比赛中打败美国后,记者便立马将这与美苏政治相勾连:“这是因为苏联政府……?”而美苏双方在私下也有着受政治挤压而生的焦虑。当苏联体育局官员发现立陶宛运动员逃走后,紧急情势触发了他心底的焦灼之言:“这已不再是一项运动会了,而是一场战争!”美国教练在决赛场上的鼓动说辞里也暗含了政治意味:“先生们,这是一项对抗性运动,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可见大众舆论、美国、苏联三方虽有着对比赛本身荣誉较量的关注,但将更多视点置于两国在政治话语权的争夺上,因此苏联最终的球场反击更应被视为在体育与政治双层面上创造的“神话”。

(二)将“黑九月”事件作为背景嵌入主线叙事,使影片在镜像叙事上颇具讽喻性

《绝杀慕尼黑》将暴动事件拆解为电视新闻报道、现场媒体及群众、歹徒行动3种元素,又使队员逃跑、送酒、苏联政府退却这3个主线事件通过景深镜头的运用与前者建立时空关联。当苏联带队人员发现关键队员逃跑后,一边在围观“黑九月”事件的人群内穿梭,一边讨论是否取消参赛的镜像已构成了直观的空间套层,而苏联官员借“体育精神的纯洁性”作为苏联退赛自保的说辞,也恰巧与事件中被杀害的以色列击剑教练遇刺前两日的言辞形成了极强的对比:“奥林匹克理想就是你会忘记你们属于两个民族或者两个交战的国家,你们能够因为体育而走到一起,并通过体育发现各自拥有的好的东西。”[3]影片将“黑五月”与苏联的踌躇退赛这两种同样消极面对民族危机的行为同时置于奥运会这样一个鼓吹和平的意象空间内,犀利地展现出奥林匹克赛事中宣扬的“比赛促和平”口号与现实情境下各阵营的做法间存在的强烈意识形態偏差。

三、苏联内部历史境况之“杂”

第一,苏联国家男篮队内纷繁的民族谱系可被视作20世纪70年代苏联民族问题的缩影。“苏联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苏联各民族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还造就了一批具有本民族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民族精英’,他们强烈地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并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逐步提出了民族分离的要求。”[4]《绝杀慕尼黑》中的苏联队员在日常对话中常采用一些极具意识形态指向性的词,如“美国”与“篮球”、“立陶宛”与“曲棍球”等,让各地域区块所具有的符号性无形强化。同时,队员也常以国家或民族为标签来指称他人,如立陶宛队员在聚会时因他人不理解自己,便以国籍为由大起冲撞:“你这个俄罗斯人!你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样一个民族问题的敏感期,队员的思维出发点往往基于对本民族、国家所抱有的骄傲或自卑心态,而这种跳脱单纯事件冲突本身并嫁祸于民族差异的举动,无疑是一种强烈民族自尊心的表现。可见,《绝杀慕尼黑》的台词时刻暗含政治而不正面表现政治,使人物在设定上不至于架空,也能展现出彼时政治意识形态浸入日常的深刻结果。

第二,苏联男篮整体实力的不稳定与苏联彼时科学技术水平的平庸,及政府的理想主义思想息息相关。依照史实,苏联科研规模及资金投入量见图1。

由数据可见,苏联逐年投入的扶持资金似乎不断增加,实际上苏维埃政权初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有着将快速笼络的科技资金投入国家紧急项目中的作用,但“以产值衡量业绩的激励机制排挤技术创新”,[6]且“苏联科研单位不需要与市场接触就可以获得资金,研究成果也由政府有关部门组织鉴定、验收和推广”,[6]因此研究工作表面的如火如荼却促成了科研与生产的严重脱节及领导层的盲目自信。影片对这一问题显然有所指涉,苏联篮联领导试图在交谈中暗示教练打消出国想法:“苏联的医学水平怎么样?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但你想带孩子到国外接受治疗……”但影片中人物的实际需求都与国外的设施或产品相关:教练沃洛佳一直期望将自己残疾的孩子带到国外接受手术,萨沙的罕见病得靠美国的治疗,谢尔盖的膝盖采用美国体育急救品更易恢复,阿尔卡的近视得借助外国产的隐形眼镜来矫正(苏联在1927年已能生产隐形眼镜,但影片虚构处理)。正是彼时人民与领导层普遍存在的巨大理解偏差,使得教练这一虽“务”领导之事,但“体”人民之情的形象更能触发观众的共情。

四、比较视野下剖析神话之“源”

作为一部被诸多观众称赞的影片,《绝杀慕尼黑》重在表现苏联传奇夺冠事件前期的情感堆积与现场的坎坷历程,借“情”渲染出“神话”意味。从共时角度看,通过展现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立场的“观者”对决赛的反应,让美国与苏联这两个大意识形态体系间的差异凸显;从历时角度看,苏联队在长期训练中强调的对于集体信念感的培养与累积,使最终的一举成功对观众于情于理都更易接受,甚至激发共情之感。

第一,为凸显比赛的紧张气氛,影片在美苏这两个宏观意识形态体系的架构下让多民族、多阶层、多立场视点交叉介入,使一场普通的篮球赛被划分为一个客观记录视点和包括苏联领导、苏联现场解说员、现场观众、美苏教练、格鲁吉亚村民、美国街头男孩、美国医生在内的7个不同亚意识形态元素主导的主观视点。因此,当不同意识形态围绕着男篮比赛这一脉络主线碰撞时,与其说这是一場体育赛事,不如说这是一场多元意识形态交叠下的爆发窗口。

将这些亚意识形态进行整合归纳,可整理出美苏双方意识形态的整体特性:影片中塑造的美国是表里不一的伪民主主义方,而苏联则是不受世界男篮组织重视的话语权弱势方。前者的媒体在比赛前大肆宣扬自由民主(新闻片段:“我们不是只想拿金牌,我们正在为自由世界和民主价值观而努力”),但在比赛时见本方处于弱势时,美国教练却蛮横地暗示队员采取不规范的打法(“你明白吗,这是一项对抗性运动,不要那么娘!”)。后者则是镇静理智地通过对队员的合理调配和对比赛状况的恰当分析,追求相对公平与人道主义之下的成功。如米希科因美国队员的屡次顶撞而愤怒时,其家人在电视机前纷纷劝阻,教练也颇显忧虑。这足以见得影片在意识形态呈现上的“混”而不“杂”,即在亚意识形态的反复交错中,仍得以明晰地展现出创作者对于某一宏观意识形态体系的侧重,而这也印证了博德里所提出的电影具有“意识形态腹语术”的特征。

第二,在让苏联队激发观众共情的策略模式上,本片在细水长流的情感堆叠上让影片塑造的独具人道主义的苏联形象不断强化。其中由教练之善激发的“情”不仅可视作苏联队在奥运会前的紧急关头笼络队员心态的一剂强效药,也是影片前半部分所铺陈的情感脉络的收网点。“当萨沙病了,篮协没有给钱,你们也知道沃格佳的儿子生病了,但他把所有钱都给了萨沙做治疗。你呢?他们来找你的时候,沃格佳支持你了,说你是他们团队的一分子……还有你,是他给你买的隐形眼镜对吗?没有人能做到这一切,除了我们的教练。”谢尔盖在奥运会前的这番话不仅将彼时散化的情感单线聚拢,也为影片中展现的苏联在两种意识形态对峙前的最后一刻刻上了浓厚的人道主义拓印,使后期两种意识形态的对比有着更显著的符号化特征。

五、结语

《绝杀慕尼黑》虽然经由史实改编,但避免了对“外部”历史环境进行直观呈现,而是将其拆解为元素,在“内部”主线叙事的脉络中交织,并巧妙地在主线情节点与历史情境中实现某种互文性表达。同时,影片采取前期在情节推进中不断将一方的意识形态渲染堆叠,并在后期将两种对立意识形态模式进行反复对比的方式,使制作者鼓吹的意识形态体系悄无声息地浸入观众的观念中,而这也正是我们为《绝杀慕尼黑》中苏联的绝地反击而感到震慑与快意的主要因素。因此,从意识形态传达的效果上看,《绝杀慕尼黑》着实算得上是一部优秀之作。

参考文献:

[1] 布莱恩·汉德森(美),戴锦华.《搜索者》——一个美国的困境[J].当代电影,1987(04):68.

[2] 时殷弘.美苏冷战史:机理、特征和意义[J].南开学报,2005(03):7.

[3] 西蒙·里夫.九月的一天[M].费伯出版社,2006:202.

[4] 乔格·利博.苏联二十世纪国家政策[J].国家和种族研究,1991(14):27-32.

[5] 德·C .利沃夫.通向21世纪的道路——俄罗斯经济的战略问题与前景[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45.

[6] 宋兆杰,张敏卿,严建新.苏联科技创新体系成败的移植文化因素分析[J].科学学研究,2012(11):1624.

作者简介:宋雅萱(2000—),女,湖北武汉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广播电视编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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