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传（下）

胡野秋

第六章  人在草木间

市花簕杜鹃

簕杜鹃是深圳的市花。

这是一种热烈到让你无法拒绝的花朵，花色之浓艳使人不能不对她多看两眼。

在深圳，簕杜鹃几乎无处不见，所以在评选市花时，无论是专家还是市民都无可争议地把票投给了她。

其实说起花草树木，我是个十足的门外汉，植物学知识几近于零，分不清玫瑰花和百合花。虽然我努力想要区分出不同的花与树，但对我而言，大部分花儿基本上都长得一样。

不过，对于簕杜鹃，我尚算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深圳，出门就算不认得路，也得认识她。满城五颜六色的簕杜鹃遍布在园林里、马路边、街道上，让人不认识都不行。

查了工具书，才发现我们的市花原来产自巴西，是地道的进口货，这倒也合了深圳的开放与包容精神。我更喜欢她另外的一个名字—三角梅。这个名字完美地诠释了簕杜鹃的形状，比簕杜鹃的名字本身要来得形象。

簕杜鹃不畏酷暑，拥抱盛夏。烈日暴晒，台风肆虐，全然改变不了她们在南国热土上娇艳多姿，绚烂夺目地盛开。如同来自不同地方的深圳人一样，一旦在这片土地扎根，便无惧风吹雨打，怒放生命。

簕杜鹃能从十月份一口气盛开到第二年的六七月份，剩下的两个月她也不会全然退场。季节对她仿佛不起作用，一年中基本上都不缺席，这在鲜花界似乎并不多见。

地处福田中心区的莲花山公园，是簕杜鹃的主场。每年的十一月份这里都会举行一次盛大的簕杜鹃花展，为期将近一个月，让人浸泡在那种热烈而奔放的花海中不能自拔。每年的十一月也是深圳读书月，多少人从莲花山对面的中心书城走过来，手里拿着书穿行在花丛中。我觉得那是最美的画面，此时无需花香，书香足够芬芳。

深圳多杜鹃，除了簕杜鹃，深圳另有野杜鹃。野杜鹃大多生长于山野之间，因属于高海拔植物，喜欢凉爽湿润的气候，讨厌酷热干燥。这是与簕杜鹃最大的差异。所以梧桐山上最多，七娘山上次之，除此别处罕见。与人工培植的簕杜鹃不同，毛棉杜鹃一直在梧桐山放浪形骸地野蛮生长，平时无人问津，花期受人青睐，形成了独特的毛棉杜鹃自然景观。

深圳的春天很短，毛棉杜鹃是应季的春花，多在三月末的时候盛开。彼时，绿了一冬的梧桐山，从半山的凤凰台附近开始星星点点地泛红，近20亩面积的毛棉杜鹃开始陆陆续续地绽放，深深浅浅的红色慢慢地铺开，从山腰到山顶，铺成了一片壮观的花海。

红树林守卫海堤

红树林被称为海岸“近卫军”。

但红树林实非红树之林，也非某种植物的专称，乃是十多种热带、亚热带特有的常绿灌木和小乔木群落，常起护堤防浪作用。沿海岸线，随处可见红树林谦逊内敛的身姿。

红树林也属平常，但在深圳地位极高，因为它是市树。

深圳的红树林从东到西的沿海滩涂上均有，较著名的一片位于深圳湾东北岸，与香港新界隔海相望。1984年正式设立红树林保护区，英女王丈夫菲利普亲王、丹麦女王丈夫亨里克亲王，都曾专程到此观鸟，并将红树林称为“绿色明珠”。

我三十岁到深圳，一直在这里生活，从未离开，也不打算离开。

我有时候也会问自己，为什么爱这座城？

从家里去市中心常常从滨海大道上经过，我会把车停在路边的停泊处，下车在深圳湾畔的红树林旁边漫步，此时内心便会涌出这个萦绕已久的问题。

其实在问的那一刻，心里已经有了答案，爱上一座城，因为一片林。就是那片沿着深圳湾优美地蜿蜒起伏，与对岸的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隔海相望的红树林。

相信很多深圳人也与我同问同想。

仔细观察红树林，不难发现许多树干确实呈淡红色，一棵一棵地扎进海滩，很像火烈鸟的腿。沿海而生的红树林的使命就是守卫堤坝，它们的身材矮小，却在海边的湿地里恣意张扬地生长着。

身材的矮小并没有妨碍红树们成为“海岸卫士”。

2018年，深圳沿海被台风“山竹”席卷，据称这是百年未遇的特大台风，中心风力14级。山竹过处，一片狼藉，大量海堤都被海浪冲垮，不过凡在堤坝外分布红树林的地方，海堤就少有被冲垮。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印度沿海多地被摧毀。有个叫瑟纳尔索普的渔村，也因为茂密的红树林，躲过了海啸的魔爪。

到深圳之前，我并不知道世上还有如此迷人的红树林。它们履行着“海岸卫士”的责任，用自己小小的身躯在海岸线上组成了一条绿色的长廊，成了东半球候鸟迁徙的栖息地和中途歇脚点。

深圳温暖的气候和红树组成的植物王国成了鸟儿栖息的天堂，每年有十万多只候鸟在红树林过冬，鸟儿们在此实现了真正的诗意的栖居。摄影爱好者每天都会带着长枪短炮到红树林蹲守，他们称作“打鸟”，但却是用镜头温柔地捕捉各种海鸟的婀娜身姿。海鸟见多了这种阵势，起初见人即飞，后来见人们友善，便不再惊飞，悠然觅食，还产生了一些被摄友们称道的“鸟模”。

深圳已把红树林辟为自然保护区，并打造成生态公园，成了人们体验自然风情的好去处。沿海的栈道打通，形成了十多公里的海岸绿道。滨海大道栈道每天晨昏之际，都有很多健身爱好者在这里慢跑，他们一天的疲惫，在海天相接处得到充分释放。一到节假日，红树林便满满的都是踏青、观鸟、看海的市民和游客。

爱上这座城，爱上这片林，就很难不被它感动。三年前我拍电影的时候，曾带着摄制组到红树林里的湿地取景。

当天拍最后一个镜头的时候，正值黄昏，我的男女主角坐在夕阳下的小船上，脉脉地对视。在女主角微微抬头的瞬间，天空恰好一群候鸟飞过，排成一个人字形，鸣叫声从天而降。摄影师敏捷地捕捉到了这一刻，立刻把机器对准天空。剪出来之后，这个镜头与前一个镜头浑然天成，仿佛早有设计，简直就是大自然赏赐的一份厚礼。那份感动许久之后依然在我心里珍藏着。没有什么比大自然更伟大。

“义工”是深圳从香港学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来自各界的热心人士像红树林那样聚在一起，他们为初到深圳茫然四顾需要帮助的人们送去关怀，残疾人等弱势群体更成为义工的帮扶对象，第一批义工只有19名。

1990年“深圳市义工联”正式注册成立，这也是中国内地第一个义工法人社团，注册义工46名。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深圳义工已经达到175万多人，现在义工已经被称之为“志愿者”。志愿者被亲切地称为“红马甲”，无论在哪里，见到“红马甲”，你便会得到幫助。

红树林守护着海堤，红马甲守护着人群，“红树林精神”成为深圳引为自豪的城市精神，“因为一片林，爱上一座城”，是深圳的现代传奇。

三洲田问茶

那段时间我反反复复做同一个梦，梦见自己开车上一个陡坡，反反复复地加油，一直都开不上去。

直到那天和友人一道开车去了位于盐田区的三洲田。

到三洲田的路是一大段蜿蜒崎岖的山路。去的时候正是东部华侨城如火如荼的初建期，路上还有不少工地，泥泞难行。直到我们走错路，把车开进了一条只能进不能退的小路，遇到一个陡峭的大坡，惊觉和我梦里的一样。如果上不去，倒退便只能入海。

我把油门踩到底，车子低吼着冲上了那个大坡的坡顶。

眼前豁然开朗。

从坡顶向山下望，三洲田水库就在眼前，马峦山瀑布飞流直下。此处山青水碧，云雾缭绕，大小六个湖泊如碧玉镶嵌在山脚下，宛若传说中的仙境。远处群山绵延，近处的山坡上，大片大片的山茶花盛开着，雪白的，弥漫着淡淡的清香，幽幽地钻进鼻孔中来，也钻进了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里去了。我发自内心地为这片几乎被遗忘的山野迷醉，毕竟身处城市边缘，是一种幸运。

三洲田和它的山茶花就这样梦一般地走近了我。

以前知道三洲田，是因为“三洲田起义”，是孙中山先生领导和打响的反清革命第一枪。三洲田当时尚属惠州。1900年6月21日，孙中山在香港的一条小船上召开军事会议，任命郑士良为总指挥，前往三洲田策动起义。

1958年，因修筑三洲田水库，“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迁到了三洲田新村里，并改名为三洲田学校。1982年深圳市人民政府在三洲田新村重建“庚子革命首义中山纪念学校”，以表深圳人民对革命先烈的缅怀。

其实当年的三洲田村，现在已在水库底下。每年的夏秋季节，三洲田水库水位下落，人们总会发现一个村落的依稀形状，这就是被淹没的原三洲田村。三洲田村尽管被水库淹没了，但那段历史无法被淹没。

三洲田如今已经成为游人如织的东部华侨城休闲景区，这里直接把瑞士阿尔卑斯山脚下的茵特拉根小镇搬了过来，成为一处充盈着异域风情的乐园。在自然山水间开发了大峡谷、茶溪谷和云海谷。

我对其它的景点不感兴趣，唯独对茶溪谷情有独钟，原因无他，唯茶而已。每年十一月，漫坡的山茶花盛开的时候，就是我造访三洲田的时候。

三洲田在打鼓岭和小西顶之间，被群山环抱，三洲田村的村民多以种茶为生，山里有着许多以传统方法种茶和制茶的小茶园。

当华侨城集团和盐田区决定联手开发这里时，很多人担心过三洲田的命运，生怕失去这方尚未被现代化涉足的乐土。随着茵特拉根小镇落地之后，担心逐渐消失了。三洲田在过去的野趣之上，又添进了遥远西方的韵味，同样也是异域的古老。小镇里面有古老的森林小火车，小镇的每一个角落都凸显着浓浓的欧陆风情，无处不散发着浪漫优雅。若不是小镇在鸟鸣谷幽、云遮雾绕的深山里，人们一定会觉得自己通过时空穿越到了欧洲的古旧小镇。

前些年在建设东部华侨城时，工程队进行过地形勘探，意外有了考古发现，考古队在水库周边的山丘上，发现了古代墓葬。并就此发掘出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37处、古窑址11座、古墓葬22座、古代遗址3处、纪念学校1处。尤其珍贵的是3处古代遗址中有2处被确定为东周时期遗址，距今2500年，断代十分明确。

因为历史文化的加持，喜欢寻古问宗的人便不断造访这里。当然，无论什么人，到了三洲田首先征服他们的还是漫山遍野洁白的山茶花和葱郁的茶树。

到三洲田游玩的人们，都喜欢在玩累了之后，到当地村民开的餐厅里去吃一顿农家菜，尝一尝当地特有的“筒子鸡”，以及村民自家菜地里种的蔬菜，然后便心满意足地到村民的小茶店里去品茗。

沏一壶清茶，偷得浮生半日闲，颇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惬意。打坐于天地山水间，大抵是每个离开喧嚣的城市到三洲田去享受安宁的人最奢侈的时光。此时，什么名利，什么是非纷争，统统都远去了，统统都被“不如吃茶去”所驱离。

如果原始的小茶店无法令人满足，茵特拉根小镇旁的茶溪谷还有精心打造的美景。里面除了有茶园，还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四季花田，以及保留得尚算完整的湿地公园。

当然，我还是只会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茶园里行走穿梭，会去淳朴的村民家里坐坐，坐在茶树下发发呆，我觉得那时灵魂离我更近。

第七章  文化：从沙漠到大海

文化金三角

关于深圳的文化形态，一直没有定论，因为这个城市脚步匆忙，匆忙到无法停下来给自己归类。

最古老的、最年轻的、最热闹的、最安静的、最优雅的、最俚俗的……无论哪种，都能在深圳找到自己的主场。没有主流的主流文化，这就是深圳。

北倚莲花山，南临市民中心，深圳有个文化金三角。

这个由中心书城、音乐厅和图书馆组成的金三角，已经成为城市中最著名的打卡地。

在国内没有一个城市有深圳这样的气魄，在最黄金的地段，建造了一个最大的书店，仅仅卖书的店面有八万平米。如此巨大面积的书店却只有地面单层结构，加上环形夹层，也只有两层。气势如虹地铺排开去，人一走进，便被滔滔书海裹挟。首层和夹层拥有庞大的纵向共用大厅，两侧屋顶有纵向延伸的天窗。书城分南北两区，分别有一方一圆两处庭园，取“天圆地方”之意。一圆一方两个玻璃支柱直通天际，接引阳光和绿色植物景观，让封闭的空间可以呼吸。

摩肩接踵的买书人，席地而坐的读书人。从幼童到老者，每日都在这里与书香为伴。

走上地面，书城东西两边是“诗、书、礼、乐”四个面积各1万平方米的绿色文化公园，这里是民间艺人表演的主场。二胡、笛子悠扬呼应，马路歌手也在电子乐队的轰鸣中尽情放飞。游人可以在这里坐下来，让画家和剪纸艺人为自己留下肖像、剪影。

书城的屋顶是一個开阔无边的露天广场，除25米宽的步行中轴外，两侧满布着绿色的植物，屋顶的覆土层长满了苍翠欲滴的草坪和树木。从这里可以空中跨过红荔路，直通莲花山公园。

中心书城的设计者是黑川纪章，这位被誉为“日本现代建筑三杰”之一的建筑设计大师不动声色地让这个灰色的庞然大物与周边的自然环境融合共生，使得华夏的“天圆地方”“诗书礼乐”存活在21世纪的都市核心。

从中心书城向西走几步，便是音乐厅和图书馆。

有意思的是，这两幢建筑的设计师，同样是日本人，叫矶崎新，他与黑川纪章并列“日本现代建筑三杰”。在一个西方设计席卷天下，中国设计师也纷纷步西方后尘的时代，选择长期在东西方建筑理念之间嫁接整合的日本建筑师，不能不说是深圳人独到的眼光。黑川纪章曾直言中国现代建筑模仿外国的东西太多，他说：“并不是所有中国化的东西都可以用眼睛去看的。比如屋顶的形式，比如京剧，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但对于看不见的思想、人的观念，这是一个感受的东西，无法用形状来表示。把看不见的东西用抽象的方式来加以表现，抽象化是很重要的。中国建筑在现代化的同时，应该有更多精神性的东西。”

深圳音乐厅和图书馆是呈对称形的连体建筑，两边相对高耸的玻璃尖顶下，音乐厅的“金树大厅”和图书馆的“银树大厅”成为各自的标志物。

音乐厅与图书馆的外墙采用“黑白黄红青”五色，自然天成地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五行理念。

如果从莲花山上俯瞰下来，这两座建筑的顶部更显其妙。

音乐厅的屋顶像一排黑白钢琴键，在莲花山的微风吹拂下，仿佛能听见隐隐的天籁之声。

图书馆南侧的三栋黑色建筑，状若三本翻开的图书。东面的高墙上，水幕自上而下地潺潺垂挂。整面三维玻璃曲面犹如韵律灵动的竖琴，金属琴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蓝天白云投影在玻璃幕墙上。整个建筑刚柔并济，煌煌大观。

假设没有了这个文化金三角，如今深圳的城市将是多么的寡淡无味。

最初规划这片土地时，曾经有过分歧，据说此地块原已被李嘉诚的和记黄埔看中，欲建商业中心。但深圳恰逢其时地提出了“文化立市”的战略目标，并迅速制订了自己的中长期文化发展规划，这个神来之笔顿时廓清了整个城市的发展目标与方向，深圳因此有了富有灵魂的文化中心区。

为文人造个海

深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经商者的天下，有人戏称“一片树叶落下来会砸中两个总经理”。深圳在文化领域从未引起传媒以及公众的关注。但在1993年，深圳用一份《深圳青年》成功吸引了海内外的新闻记者，他们纷至沓来，一探究竟。

九十年代初期的青年人，几乎没人不知道《深圳青年》杂志的，不少闯深圳的人，在他们不大的行囊中往往都会揣着一本《深圳青年》。

这本杂志的创办者叫王京生，当时还在团中央学校部工作，任全国学联的副秘书长。1988年8月6日，王京生带着曾做过北航学生会主席的王海鸿等3位年轻人，坐上了南下广州的火车，这一坐就是40个小时，到达广州后马不停蹄地转车到深圳。王海鸿后来回忆：“没想到一下火车，就鞭炮连天，震耳欲聋。因为那天是8月8日，广东人公认的吉利日子。”他们坐上巴士，前往目的地，一路上鞭炮齐鸣，仿佛整座城市都在欢迎他们。后来这一天便成为杂志的建社日，王京生成为首任社长。

《深圳青年》从创办的那一天起，便成为传播理想、更新观念、营造文化的精神旗帜，最高发行量曾达40万份。

当时关于深圳“文化沙漠”的说法仍不绝于耳，虽然刺耳，但也是现实。《深圳青年》光靠自己的队伍写稿远远不够，需要约稿，但是约稿很难，深圳人对写作不太感兴趣，大家都投入到倒卖BB机或炒股票等生意中去了。王京生和《深圳青年》的编辑、记者除了办好杂志以外，还一直想在城市的文化建设上寻找突破口。有个叫王星的记者提出：稿子为什么不能像电子产品一样被人竞价呢？可以尝试一下用市场的方法来竞拍文稿。王京生闻言激赏，决定以杂志社名义干。

《深圳青年》杂志发表了卷首语《为文人造个海》，那是为文稿竞价的宣言。文中道：“建立起一个市场，一个公平地体现出知识分子价值的市场，让文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富起来，让智慧仗着文人的经济腰杆，流通起来……竞价会上的第一声槌声，将声透五千年，声动千万里，文人言‘义’不言‘利’的藩篱，被一槌洞开。”

文学泰斗冰心、著名作家王蒙、著名诗人艾青均表示支持和关注，一批实力派作家沙叶新、叶永烈、苏童、黄蓓佳等也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和认同。

找到卖家并不难，找到买家才是关键。

为此，王星四处游说，天天见老板，磨破嘴皮，得到了几家的响应，他们想得很朴素，参加国内第一次文稿竞拍，花十几万买一部作品，比买一整版广告要划算。未等竞价会开拍，便有几家捷足先登，抢下了几部作品。这让大家吃了定心丸。

但紧接着出现的插曲让事件急转直下。作家霍达自标100万元的电影剧本《秦皇父子》参与竞拍，其后作家叶永烈也为自己的作品标出千字3000元的高价。这让有些作家受不了了，引发出李国文、丛维熙、张洁、叶楠、刘心武、梁晓声“六作家退出”风波。上海《文学报》刊登了一篇《漫天要价，轻率“叫卖”，引起文坛内外不满，深圳文稿拍卖起风波》的文章，让文稿竞价卷入是非漩涡，引发了国内外媒体更高的关注。

在各种目光和口水中，《秦皇父子》仍然以百万价格被深圳三洲实业公司买断，在竞价会前平息风波。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霍达介绍，这部上下集的大型历史剧，花费了她将近20年的心血，100万元的标价对她这部庞大的作品来说是“适度数字”。而竞买成功的三洲公司副总裁叶德华，也向新闻界坦陈竞投初衷。他认为，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必须责无旁贷地投入文化建设，三洲公司历来重视文化建设，自成立以来屡屡资助文化事业，已先后拍摄了《南拳王》《气壮山河》等多部故事片。他表示，他们还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文化建设。

1993年10月28日，高悬了半年之久的深圳文稿竞价之槌，终于高高举起。

参与竞价文稿共有11部，这些作品是从770部作品中筛选出来的。作者最小9岁，最大93岁。

由于此举在当时太过超前，为减少社会影响，拍卖会从原本1000个座位的深圳会堂转移到少儿图书馆一间只有200个座位的会议室，但当天依然有几百名海内外记者得到消息赶来。笔者作为当时《深圳特区报》的记者，也只得到一个名额，只能让实习生在门外等候。

拍卖会大获成功，最先成交的是女作家黄蓓佳的长篇小说《世纪恋情》，它被龙华物业发展公司以7万夺去;上海作家倪振良的长篇《深圳传奇》也从4.5万元的起拍价最终被深圳天虹商场有限公司以88万元拍得;影星刘晓庆的自传《从电影明星到百万富姐》尚未写成，仅仅只有一个标题就拍出了108万元的天价。竞价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总成交金额为249.6万元。

2008年，“93文稿竞价”入选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十件大事”的候选名单，这是历史给予这批敢吃螃蟹的创新者的公正奖赏。

文稿竞价过去27年了，但它激起的浪花仍然仍然余波未息，中国作家、文人知识产权市场化的道路仍很漫长。

两所与众不同的大学

深圳有本科大学，只有两所。

但是这两所大学，却都能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983年初，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的深圳，向国务院打报告要求办一所大学。这在当时看来有点天方夜谭，一个还在雏形中的城市，居然要新办大学，一些知情者不无调侃地说：“特区就是胆大。”

胆大的特区，收获了意外的惊喜。

1月22日，深圳市正式提交申请报告，5月10日，教育部批示：增设深圳大学，设16个专业，1983年部分专业开始招生。从提出申请到教育部批示，前后不到四个月时间。

教育部对深圳的支持是空前的，派出了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三所高校为主的超强阵容。深圳大学第一任校长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先生，他是两院院士、力学泰斗。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罗征启，是一位建筑家。

1983年9月27日，深圳大学成立大会暨开学典礼在“深圳戏院”隆重召开，首批录取学生218名，包括港澳学生。学生们上课借用的是电大的教室。

建校时并无校园。时任市委书记梁湘领着罗征启来到南山，指着后海湾的一片空地对他说：“这里有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你们了，你们好好规划一下，看看要多少钱。我们还很穷，请尽量节省，注意实事求是，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

深圳确实是拼了，当时的财政收入刚到一个亿，便决定拿出5000万来建深大。拿着这笔钱，罗征启战战兢兢，这位梁思成、林徽因的弟子，带着同样是建筑家的夫人梁鸿文教授，踏遍这块土地，一笔一划地画出了深圳大学。

从一开始他们就想建一所与众不同的大学，从外到内都不同。

深大的校园规划与国内其它大学迥然不同。

当时的大学建设普遍重物不重人，例如，图书馆的书库很大，但阅览室却相对小，而且实际上成了自习室，学生要发证抢占座位，而深大的图书馆全部书库向学生开放，阅览室比重大大增加，而且开放到晚上12点，全年无休;其次，中国的大学生宿舍普遍住6～7人，但深大学生宿舍2人一间，至今仍在全国领先，表面看来似乎有点浪费，其实学生的自习都可以在宿舍进行，不必都去挤阅览室了;此外，当时的大学食堂就餐时间都在一小时内，因此大排长龙，感觉无论建多少个食堂都不够，深大的食堂实行全天候营业，结果建了三个食堂全部解决问题。

最为人称道的是，设计师把梁思成先生卓越的建筑思想变为校园化的苏式园林，人在校园仿佛徜徉于山水园林之中。而且前十多年，深大是中国唯一“没有围墙的大学”，当年深大的校园规划一举夺得了全国大学校园规划评比第一名，至今也位于“最美大学”之列。

深大的大门以及主要的大楼都向东偏了15度。中国的建筑大都为正南正北，但罗校长不是一般的建筑师，他深入研究了气象特点，深圳风向以东风为主，其次是东南风。假如都是正南正北的房子，便没有穿堂风。经过计算，偏东15度正好，既有穿堂风，又不会西晒。深大第一期工程的师生宿舍非常凉快，都不用开空调。

进了深大校园，几乎没人不会被它的荔枝林吸引。这块地有1700多棵荔枝树，校长发话只许种树不许砍树，于是全部保留了下来。深大现在每年都会有一个“荔枝节”。

深大除了大片草坪，就是各种树木，看不见黄土。其中有些大榕树，是从广州市政修路时“救”下来的，这几十棵颇有年头的大树让年轻的校园瞬间有了历史厚度。

深大第一个让学生缴费上学;深大第一个取消毕业生国家包分配制度;深大第一个实行教职工全员聘任制，实行能力资格制、岗位责任制;从饭堂服务、清洁卫生到保卫巡逻、校长助理，深大几乎所有的服务岗位都由勤工俭学的学生担任。

深大在1984年11月19日成立的由学生管理的“深大实验银行”，当时老师领工资都去学生管理的银行取钱。1985年1月，深大又开设了全国第一个“学生法庭”，对违纪违规同学的处理进行“裁决”，有当事人、辩护人和学生法官。

深大的改革步伐从来没有停止过。

九十年代，哲学教授蔡德麟继任第三任校长，他对深大的办学思想进行了调整，从应用型向教學科研方向转型，力推研究生教育，如今众多学科均可授博士、硕士学位。

深大另一位较有影响的校长是章必功，他是第五任校长，1984年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即南下深圳，参与了深大中文系的创建。章校长很喜欢学生为他起的绰号“章鱼先生”，平时笑眯眯的章校长有个“冲冠一怒为学生”的故事。当时某银行招聘条件上明确写道“必须985、211大学”，自然把深大学生排除在外，章校长闻之大怒：“这还是特区吗？这不是人为把大学分成三六九等？”他找来财务处长，要求与银行交涉，立即撤回深大在该银行的存款。如果银行继续坚持则动员师生把个人存款全部转存其它银行，银行立刻修改了招聘条款，所有大学毕业生平等竞争。

这个37岁的大学，还正血气方刚。深圳的另一所大学更年轻，尚是少年。

深圳市2007年决定创办南方科技大学，以适应新世纪高科技城市发展的人才需求，2009年从全球公开遴选创校校长，选中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等待教育部招生许可证三年未果的情况下，决定放弃等待，2010年2月，南科大正式开学，首届45名教改实验班的学生入校就读。

朱清时把自己人生规划的最后一站戏称为“南科一梦”。“南科一梦”的核心归纳起来大致为：倡导“去行政化”“教授治校”“书院制”，并努力改变“唯高考论”。

朱校长甫一到任即创新性地推出“先行先试，自主招生，自授学位，自颁文凭”的办学模式，成为备受关注的中国教育改革风云人物，这种“先生孩子、再上户口”的率性，在中国也唯有深圳。

南科大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把目标定位于“全球一流研究型大学”，朱清时自己曾经在中国科技大学创下过辉煌，也曾在牛津、剑桥等国际顶尖大学做教授，底气自然非同寻常。但对这所非一般的大学，外界颇多狐疑，很多高考学生及家长一方面被它的“全英语教学、诺奖大师授课”等诱惑，另一方面又困顿于没有国家统一颁发的文凭。为此，朱校长和他的团队去各地宣讲，居然招到了45位成绩完全可以上清华、北大的学子，他们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把自己的前途赌给了南科大，也赌给了深圳。

他们还是赌对了，南科大首批毕业生中，有70%陆续被牛津大学、耶鲁大学、加州理工等世界名校录取攻读博士，其余大都被华为、腾讯等大企业录用，个别学生选择延迟毕业。

目前的南科大，在获得教育部认可的情况下文凭已“转正”，且已成为中国在世界各种大学排行榜上的新锐力量。

十年成就一所名校，其速度不可谓不惊人。

朱清时2014年9月卸任执掌了5年的校长，正式告别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具挑战的岗位。由另一院士陈十一接任。

朱校长离任时，媒体评价南科大是“中国高教改革试验田”，该模式或将弥补中国教育资源失衡现状;朱清时是“教育改革路上的独舞者” “中国高校改革第一人”“一位走在中国教育改革最前沿的教育家”。

我们的物质生活

初到深圳的那几年，总觉得这好那好，就是缺一个让人安静的地方，可以坐下来打发一点闲时光。在北京、上海、广州那些上了年纪的城市，这样的闲处很容易找，但深圳独无。

忽一日，“物质生活书吧”横空出世了，毫无征兆地出现在霓虹灯闪耀的华强北的边上。这个书吧像个楔子一样顽强地挤进商业地盘，实在有点与商业较劲的味道。

这也契合它的主人晓昱的脾性。晓昱就是一个喜欢较劲的人，她的外表貌似柔弱，内心其实相当坚强。她做电台主持人已经很知名了，忽然辞职北漂，想当职业作家。来回几年，又杀了回马枪，决定在深圳开一个书店。她似乎要在精神和物质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书店不仅有书，还有酒。她把书吧命名为“物质生活”。

晓昱打通了物质和精神，在她看来物质和精神是一体的，没有物质支撑的精神生活也没法高品质。物质生活可以赚钱，精神生活需要花钱，她所做的就是这种物质和精神分不开的事情。

有段时间，深圳的一帮读书人，都爱跑去“物质生活”，在那里聊几个小时，然后夜深而归。那里还有酒。红酒、啤酒，牌子很多。有了酒就有了诗文，文学史每页都散发着酒香。“物质生活”就成为城中一个雅集之所。多少段子都是从这里侃出来的。这其中“书”与“酒”的功劳实在难分伯仲。

书吧坐落在闹市中，门面不大，门洞更小，偏于一隅。门店与街市隔着玻璃相对，书吧像戴着一副眼镜看深圳，外面的喧嚣和内里的静谧便有了分别。同一个城市，不同的世界。

外地来人，晚饭后常常会问去哪儿坐坐，一般会去“物质生活”。有一次，一个外地朋友来找我们，问书吧位置。我不断跟他说在百花二路和百花五路交汇口，但朋友老是记不住几路和几路，我一着急脱口而出：“你记住二百五就可以了。”百花加上二路、五路，一简约，朋友立马找到。后来我觉得这个简约很准确，在一个忙着挣钱的城市里喜欢喝着酒读书谈书的人，可不都是“二百五”吗？有了这么些“二百五”，物质的深圳正在变得越来越精神。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物质生活”还在原地安卧着，它的格局基本没怎么变过，从面积到风格，设计是韩家英大师的手笔。我最爱的那面“字墙”一直凹凸在那里，让深陷多媒体惶恐中的读书郎对纸质书保有一份微弱的坚守。里外始终都坐满人，或独自阅读，或聚众论说。岁月更替，阅读仍存。

晓昱曾请我去东部海边坐过她和朋友一起经营的帆船。也许帆船是下一个“物质生活”，而“物质生活”是一直航行于都市夜空的帆船。

在深圳，除了“物质生活”，还有一批小书店在城市的角落里顽强地生长着，“飞地书局”便是其一。书局多年隐匿于建材市场和印刷厂林立的八卦岭工业区，本身也由旧厂房改造而成。旧房新装，新旧之间，隐约可窥见一些八卦岭的历史印记。

书局的创始人是青年诗人张尔，他如此阐述飞地书局的存在意义：“一座灵魂的房屋，一座书房，它不在往事的山野，也不在流失的岸边，但距离你从不曾陌生和遥远。我们只是重拾心情，回到那如故的旧居，找回通向灵魂的一紙慢地图。”他除了经营这个书店，还费时费力创办了一份《飞地诗刊》，成为国内民刊中的名刊。

我曾问过张尔，飞地书局赚钱吗？张尔答曰：很难。

唯其难，更显其可贵。不过张尔逐渐开始悟出了文化与商业的接轨之道，他除了办诗刊、卖诗集，还把触角投向文化生活乃至物质生活。飞地之声、飞地夜读、天台诗歌、民谣音乐会、独立电影放映、实验音乐节、先锋戏剧表演、天台美食等活动，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追捧。

在一座城市里，多几间“物质生活”“飞地书局”这样的书吧，这座城市就不会臣服于物质。

第八章  城市之光

传奇者袁庚

这个名字注定要被镌刻在深圳的土地上。他生于斯，长于斯，终于斯，但他的传奇却播向远方。

他叫袁庚。

2018年12月18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正在举行，100名“改革先锋”在大会上受到表彰，袁庚获得了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式”的探索创立者的荣誉称号。100名“改革先锋”里，深圳占了2名，一是蛇口袁庚，另一是腾讯马化腾。

此时，袁庚已去世近三年了。这位一生既神秘又伴随争议的人物，随着“改革先锋”称号的授予，重新走到媒体的聚光灯下。深圳人一刻也没有忘记他。

袁庚是土生土长的深圳人，1917年4月23日出生在大鹏湾畔水贝村的一个海员家庭，籍属客家。袁庚本名欧阳汝山，6岁在本村读私塾，14岁赴广州远东学校补习，并以“会考”第八名的成绩进入广东省广雅一中读书，19岁考入黄埔军校第四分校。

“七七事变”后，军校人心涣散，欧阳汝山对时局失望，愤然回乡成为大鹏新民小学的教师。此后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加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做过教师的欧阳汝山在游击队里绝对算是知识分子，便被选拔、训练成为一名秘密情报人员，经常深入香港日军基地侦查。因为秘密工作需要，欧阳汝山先后用过欧阳珊、袁更等不同化名，因解放初期一次出国护照上误写为袁庚，此名遂沿用至今。

袁庚的前半生足以拍一部《007》，他担任过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28岁即被授予上校军衔，并受委派出任东江纵队驻港辦事处第一任主任。

袁庚在抗战中一直负责情报工作。他领导的情报系统有两个重大贡献：第一，发现和绘制了日军在汕头沿海和东山岛构筑的工事;第二，在广州、东莞发现了日军最神秘的波雷部队。盟军根据情报，取消了原定的“华南登陆计划”，放弃与波雷部队的正面冲突，改为在日本本土投放两枚原子弹来结束战争。

在袁庚的情报生涯里，还有个著名的事件，那就是“省港大营救”。这是1941年岁末，东江纵队接到中共中央急电，要求营救一批滞留在港的文化名人，包括茅盾、柳亚子、何香凝、邹韬奋、胡绳等。这批文化精英是抗战爆发后，中共为躲避日军铁蹄从上海、桂林、重庆、昆明等地转移至香港的。不料12月25日，日军占领深圳，并从沙头角攻入香港，香港沦陷。日军也风闻这批文化人在港，正在四处搜捕。这批文化名人一时间危在旦夕。

但要在纷乱动荡中的香港，找到这批分散、隐秘的文化人谈何容易。袁庚和他的情报人员化装潜入了香港的各个角落，最终与他们一个一个接上头，约定好撤离时间、地点、方式。日军在占领香港后，迅即封锁了香港岛至九龙的交通线，营救小组硬是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开辟了一条从铜锣湾到红磡的水上通道。不久，从九龙到宝安县东江游击区的陆上和海上交通线也建立起来了。

1942年元旦刚过，紧张的营救工作开始了。每天都有10多位文化界人士登上东江纵队的营救船离开香港市区抵达九龙，并迅速被转移至宝安县白石龙村。至今设在白石龙村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内，复原了当年文化名人短暂停留此地时住过的草寮。几根木材，缕缕茅草，虽然条件极为简陋，却是离港文化名人的安身之所。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经过前后6个月的紧张营救工作，东江纵队从港九地区顺利营救出800余人。

茅盾先生评价说：“这是难以想象的周密安排，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真是一场秘密大营救。”在这次营救中，袁庚和他的战友们居功至伟。

抗战结束后，袁庚随东江纵队编入三野，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战役。新中国建立后，袁庚继续在外交与情报战线工作，主管东南亚方向的业务。曾受委派赴越南担任胡志明的顾问，后被委派到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任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赴雅加达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袁庚负责情报组织工作。1961年，袁庚44岁，调任中央调查部一局副局长。1963年4月，袁庚被派往柬埔寨，在国家主席刘少奇访柬前，协助柬方军警破获国民党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抓获敌特数十人，其负责的情报工作十分出色，立下大功。

随着文革到来，在秘密战线屡立战功的袁庚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七年之久，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下，终于被释放。后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

1978年6月，袁庚受交通部长叶飞委派，赴香港调查，起草了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报告，在得到中央批准之后，10月即被任命为交通部所属的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主持招商局全面工作。

此后，袁庚向中央建议设立蛇口工业区，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次年3月，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组建，袁庚任总指挥。这一年他已63岁。

在中国改革开放这盘棋局上，袁庚在蛇口投下了第一颗棋子。此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蛇口。

袁庚的军人气质成就了他，他的坚毅与果敢，促使他做了几件当时没人敢做的事情。这从蛇口诞生的几句口号中可见一斑。那句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长期派驻在国外的袁庚，是国内少有的知晓外部世界的人物，他对国外的效率观、时间观都非常清楚，因此在他主政蛇口工业区不久，就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当时“金钱”“效率”这些字眼在国内还很刺眼，但他认定了就必须喊出来。让施工队用三合板做了块木牌，竖在太子路旁的显眼处。两天后，一个目不识丁的民工将这块牌子拆走当柴烧了，袁庚又命人做了一块更大的。

这句话迅速从蛇口传播出去，深圳的很多工地上都能看到这句话。这句口号立在市内通往蛇口的必经之路上，人未进蛇口，先被这种扑面而来的气势震到。

在这块牌子的鼓动下，蛇口率先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在建顺岸码头时，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每人每天运泥20～30车，工程进展缓慢。眼看不能如期完工，袁庚急了，施工的四航局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决定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超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工人热情高涨，主动加班，最多一人一天可运泥131车，领取4.14元奖金。一下子效率提高五六倍，但有人说这是搞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施工速度急剧下降。袁庚火了，这4分钱的“官司”一直打到中央最高层，经批示，才在8月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结果工程提前完工。

由蛇口创造的这句口号曾经登上天安门广场的国庆彩车，今天依然矗立在蛇口。有人认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就始于这句口号。

一次老干部聚餐，突然有人再提：“广东如此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举座哑然，眼看一场唇枪舌剑不可避免。此时，袁庚举重若轻：“你说这是社会主义呢，老百姓就说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呢，老百姓就说资本主义好。你想老百姓说什么？”

改革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袁庚正是以他的勇气和智慧，在一个又一个领域里破冰前行。

袁庚在蛇口创下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形成了世人瞩目的“蛇口模式”。蛇口，冲破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束缚，不仅在深圳改革中一马当先，而且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借鉴经验。

袁庚还在蛇口率先推行了民主选举制，他力主把当时的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改成了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管委会两年一届，每届领导班子均由民选产生，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不信任票过半数就得下台，包括袁庚自己。

这一下又引来更多的争议，但袁庚坚定不移。

袁庚从来不怕批评，蛇口办了份报纸《蛇口通讯》，在袁庚提倡大力批评的鼓励下，刊登了一篇指名道姓批评袁庚的文章。袁庚大为赞赏，批示给予鼓励，他说：“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在良好而宽松的舆论氛围下，蛇口成为最活跃的区域，有人认为蛇口是“特区中的特区”。

袁庚作為改革第一猛将，被各方瞩目，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多次请他出任深圳市长，但都被袁庚一口回绝。他认为他必须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蛇口这2.14平方公里。他一生参加过很多战役，不允许自己在晚年的最后一战中分神。

1993年3月，75岁的袁庚离休，定居蛇口。

2016年1月31日凌晨3时58分，袁庚的生命在蛇口画上句号。闻讯从各区前往蛇口吊唁的市民络绎不绝。这一天，蛇口一带的花店鲜花告罄。

世上再无袁庚，但改革仍在进行……

两个冠军

2008年的CCTV青歌赛火了一个深圳人，她叫姚贝娜。她获得流行唱法冠军，同年还夺得“CCTV音乐盛典内地最具潜力歌手奖”。

姚贝娜可以算是深圳的第二代移民，她的父亲是著名的作曲家姚峰，他为深圳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但他最好的作品还是姚贝娜。

她为《甄嬛传》演唱的片头曲《红颜劫》，却隐隐间做出了不详的预言。2015年1月16日，正如日中天的姚贝娜乳腺癌复发，年仅33岁就告别了人世，特区的百灵鸟戛然停止了婉转的歌唱。

姚贝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下遗愿：要把眼角膜捐献出来。在病床上，姚贝娜的父母签署了眼角膜捐献志愿书。她去世当天，深圳市眼库执行主任姚晓明博士，为她做了眼角膜摘除手术。

姚贝娜的眼角膜被分别移植到了3位青年人的眼睛里，百灵鸟已远去，但她却让别人看得更清，走得更远。

那一年还有一位深圳小说家凭长篇小说《长调》入选“2007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他叫千夫长。“小说学会奖”在文学界的地位不亚于青歌赛，是小说界的最高奖之一。深圳作家是初次入选，而且当年广东的得奖者也仅此一人。

千夫长来自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客居深圳十几年。他用极具个人化的文学语言与视角，在南国特区继续书写他的茫茫草原，给文坛和读者带来新鲜的东西。早在2003年，他就以一本长篇小说《红马》搅动全国书市，带给读者“惊艳”的阅读体验。评论界曾经认为中国作家普遍缺乏真正的“魔幻现实主义精神”，但千夫长改写了这个论断。

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手机短信小说《城外》，并以7200字卖出18万的奇迹，成为中国最贵的小说家，并被德国的大学列入教材。有人说，是深圳这个经济特区成就了这个最贵的小说家。

千夫长的写作不着力于外部描摹，而是深入人的灵魂，思考人类的宿命感与虚无感。他的短篇小说集《草原记》和中篇小说集《马的天边》，又一再探索着人类生存的底线，表达着自己对现实世界正在整体陷入困境的深刻忧思。他用与众不同的文字，建构起一片精神的草原。

这两位深圳的文化冠军都以自己的方式向世界发声，他们的声音都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这座城市还有一批像这样富有大爱与悲悯的文艺同道，他们提升了深圳的“辐射力”。

曾经我们认为城市之间比拼的是经济，是GDP，是大楼的高度，是马路的宽度，是汽车的速度等等。深圳经过了四十年的超高速发展，经济水平、物质文明确实令人刮目相看，但我们走出国门的时候，总是沮丧地发现，还是没有几个人知道深圳在哪里，是座什么样的城市。我们总是尴尬地解释，深圳在“香港的边上”，或者在香港和广州的中间。

我们去维也纳，到处都可以看到莫扎特的痕迹;去巴塞罗那，从每条街道、每座建筑都能看到高迪的影子;去佛罗伦萨，有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油画与雕塑。这些城市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城市如果想让人记忆深刻，就必须有属于这个城市的文化大师，城市可以因人而名。

当然这两个文化冠军还只是某个节点的辉煌，还远不是大师，但不妨碍他们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声誉，从这个意义上，深圳为他们发个勋章也不为过，有形的与无形的都不重要。

大家都意识到需要更多的能够为深圳带来声誉的文化人才，深圳文化界曾经反复讨论过“引进大师”的问题，至今仍然致力于引进大师。其实“引进大师”并不重要，引进始终会存在水土不服的难题。深圳的文化形象还是要靠吃过深圳的米、喝过深圳的水的深圳文化人才能创造。

深圳话剧的“阿伽门农”

深圳年轻人多，年轻人多的地方话剧就会活跃。

深圳每个区甚至很多街道，都有自己的话剧剧场。从深圳大学的“黑匣子”“石头坞”，到石厦街道的“爱剧场”、罗湖区文化馆的“09剧场”。以这些星罗棋布的剧场为焦点，汇聚了一大群热爱表演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科班出身，有的完全业余，排练和演出还经常自己掏钱，但凭着对话剧的热爱，他们闯出了一片天地。他们创作的小品曾登上央视春晚，话剧也在全国汇演中屡屡获奖。

在这中间，“知否读剧社”颇有代表性。

“读剧”源于古希腊史诗戏剧的经典演出范式，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盛极一时，后在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得到传播。与传统话剧相比，读剧大大减低了制作成本，使话剧从象牙塔走向民间。读剧由台湾话剧人从西方带到台北，被深圳话剧人李绍琴引进深圳。

李绍琴是一位资深的话剧工作者，曾经是甘肃话剧团主要演员，来深圳后任市戏剧家协会副主席。2007年，李绍琴拉起了一支知否讀剧社，以“读剧”的形式演出了经典剧《雷雨》《家》和原创剧《向死而生》。

很多观众第一次领略了“读剧”的魅力。所谓读剧，其实就是读剧本，辅之以适度的表演。极简的舞台和灯光，演员人手一册大大的剧本，观众的关注度集中在耳朵上。虽然没有话剧舞台的复杂绚烂的舞美、服化，但是突出了台词的地位，还话剧以“话”。从现场的反应看，这种异于普通舞台话剧的新品返璞归真，深受深圳年轻人的喜爱。

其实，“读剧”算来应该是话剧的鼻祖，因为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古希腊的雅典卫城剧场，最早的戏剧表演就是剧作家手捧剧本朗诵台词，既没有演员，也没有布景，更没有麦克风。话剧一诞生就是先“读”后“演”的，这种风气延续到文艺复兴时，欧洲的大小沙龙都是一片诵读声，不但读剧，还读小说、散文，至于诗更是非读不写。

李绍琴和她的读剧社，一次次卷土重来，演出了《雷雨》《戊戌变法》《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剧目，反响也是一次比一次热烈。

他们甚至带来了古希腊悲剧《阿伽门农》，这部经典戏剧取材于荷马史诗的特洛伊战争，是“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斯三部曲》第一部，是古希腊公认最出色，难度也最高的悲剧之一。埃斯库罗斯作品的严谨和恢宏，以及繁琐和堆砌，像把双刃剑让话剧人不敢随便造次。但深圳的读剧人偏偏选择了这个让人挠头的话剧。

这部戏讲述了一个战争与复仇的传奇。阿伽门农出兵特洛伊时，曾经杀死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娅祭神，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想为女儿复仇，便在阿伽门农得胜后班师回朝时，串通她的情人也就是堂弟埃癸斯托斯，谋害了阿伽门农。

观众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今天的人们离古希腊的情感世界太遥远了。在古希腊神话中，家族间的残杀是常见的情节，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走出命运的圈套，神旨和宿命是时代的印记。年轻的读剧演员们很有分寸地把握了这个悲剧，用声音再现了那些场景。

“阿伽门农”在希腊语里的意思是“坚定不移”，我不知道李绍琴和她的团队选择这出戏，是不是有意选择了这样的寓意。但我相信，有这么一批坚定不移的“阿伽门农”，深圳的戏剧天空便总是彩霞漫卷。

游走于方寸之间

国康姓钟，广东湛江人氏，典型老广形象，但性格作派与籍贯相去甚远。一头乱发，似特大号长锋狼毫。

认识他时，是在作家千夫长的客厅里，朋友介绍，这是深圳最有才华的书法家。我当时没太在意，这年头什么都在贬值，“书法家”的头衔已经毫无新意。加上国康拙于言辞，在一屋高谈阔论者里，他安静地打坐并倾听着。

那是晚上，酒足饭饱，朋友说，受别人所托有几方印章和十几幅字，想请国康辛苦一下。国康点点头，眼睛立刻像打了蜡似的亮了起来。他顺手从口袋里掏出一把不起眼的刻刀，咔咔地在寿山石上操练起来。在大家的谈笑间，他迅速完成作业，印章方方精彩，引来惊叹声一片。待到泼墨时，国康更是生动异常，浑身摇晃，乱发飞扬，如入无人之境。字写完，他抱着双手在满地的宣纸间游走，眯着眼一副满足的样子，像农民热爱土地一样地热爱那些尚未干透的白纸黑字。

从那以后，我们开始交往，国康的话也多了起来。

看国康写字，是一次心惊肉跳的过程。他用笔用墨从不按规矩来，有时浓墨快把字给淹没了，但他丝毫不惊，稍作晕染，涨墨奇效立显。有时又枯笔如柴，让人看得牙碜。有些字，明明可以处理得漂亮一点，但他偏偏朝“丑”里写，总是丑得让你过目不忘。这让我想起美学上的“丑美”理论。国康少年已临遍碑帖，真草篆隶皆已纯熟，有功力支撑，他追求的“丑”是一种与寻常不同的美。

好几个博学的书论家，看过他的字，说里面有金农，有吴昌硕，有郑板桥，有王羲之，有这个那个。但又不着痕迹地组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国康体”。我曾问过他，你的师承是谁。他说，我没有老师，所有大家都是我的老师。既狂放又谦虚的回答。

贾平凹对他的评价是：“我不能准确地读出他有哪些突破有哪些局限，但我在他的书法里读出了金石味，在他的印刻里又读出了毛毫、水墨甚至宣纸的感觉，其宣纸上、印石上的作品雄沉豪放，感情充沛，生命蓬勃。”并由衷叹道：“这是个什么人呀，可能前世是钟馗，今世才一身鬼气，又邪而正，正而大吗？或许是关公门下吧，玩的是小刀，使的却是大刀的气势？”贾平凹在他的文学艺术馆专门为钟国康举办了《印回大唐》个人篆刻展。

一日，国康来找我，说荣宝斋要出《钟国康书法篆刻集》，他整理了部分墨迹，让我给看看。我恰逢出差北京，便把字与印放进旅行箱奔了机场。在京城，几个文友相聚，我拿出让大家欣赏，大家都觉得这字这印应该是个老者所为。

除了书法与篆刻，钟国康似乎不会别的，但他找到了一门与此相近的爱好—空间设计。他设计的自家大门，曾招来广东卫视的摄像镜头，被称为“岭南第一门”。他的客厅和画室，全部布局包括家私设计，均出于自己之手。于是，朋友们纷至沓来，甘愿做他家居设计的实验品，多有别出心裁之举，一时无双。

有时我担心他，在书法艺术与实用设计之间来回串，会不会太累，商业会不会妨害艺术，或者互相妨害。

国康摇动一头乱发说，怎么会呢？艺术是相通的，我在用书法篆刻的理念搞装修，再把现代空间规划理念升华到书法上，只会有益，害从何来？另外，我用装修的钱来搞书法篆刻，况且装修设计对我而言，等于休闲。

至于辛苦，他总是说，别看我瘦，劲大着呢。朋友们都知道，他是通宵干活而不知疲倦的高手。这就是钟国康，一个用毛笔和刻刀在艺术和赚钱之间游刃有余的艺术家。

第九章  观念！观念！

观念铸就伟大城市

在人类城市发展史上，不同的时期，总有一些新城异军突起，也有一些老城黯然退出。只有那些穿越过漫长岁月的风尘，仍然出类拔萃、呈现出卓越品质的城市，方可称为“伟大城市”。

而成为“伟大城市”，除了它们留下的建筑、街道，更有它们贡献出的城市精神。

2012年有一本书影响巨大，这本书叫《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時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加拿大贝淡宁和以色列艾维纳是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博士，他们从耶路撒冷到纽约，从北京到香港，漫步在世界名城的街头巷尾，寻找城市精神的内在奥秘。他们认为：“真正伟大的城市，能够给人以尊严和好的生活。”而且“每一座城市，都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气质”。他们援引诗歌与传说，对照政经史地与现况，与城市居民对话闲谈，从中归纳出他们认为的城市气质。例如纽约“抱负之城”、耶路撒冷“宗教之城”、柏林“宽容之城”、巴黎“浪漫之城”、牛津“学术之城”、北京“政治之城”、香港“回归之城”。城市之间不仅以建筑和物质外观区分开来，而且以独特的习性和价值观而形成差异。人们为了生活而来到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留在城市，城市不仅要成为人们的生存空间，更要担负起安顿人们心灵的重任。

很多人既惊讶于深圳崛起，又对崛起背后的秘诀甚感兴趣。那么深圳为什么能崛起？它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是摩天大楼林立，还是快速增长的GDP，还是无处不在的机会。

2010年8月，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一位名为“为饮涤凡尘”的网友发表了一篇题为《来深十八年，再回忆那些曾令我热血沸腾的口号》的帖子，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共鸣。

深圳报业集团顺势而为，启动了“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评选活动。广大市民踊跃参与，经过几轮评选，从海选出的103条“深圳观念”中筛选出30条。然后在报纸上全民投票，最终，市民与专家共同评选出“深圳最有影响力十大观念”。其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等三个观念均获全票，可谓反映了广大民众的心声。2016年6月，深圳评选“十大文化名片”“十大观念”时这三个口号再度高票当选，足见其在深圳的地位和影响非同一般。

至此，人们猛然醒悟，这座城市的最大财富就是它的“观念”，是以“十大观念”为代表的城市精神，这种精神最终改造了城市的整体气质。

在经济方面，深圳人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敢为天下先”等观念。这些观念犹如春雷，点燃了人们的建设热情。

管理方面，深圳人先后提出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改革创新是深圳的根，深圳的魂”“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来了就是深圳人”等观念，体现了深圳对外开放的博大心胸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为打开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先进城市的体制创新提供了广阔空间。

在文化方面，深圳人率先提出了“让城市因热爱读书而受人尊重”“实现市民文化权利”“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等观念，显示了深圳人的文化自觉、自立、自信和自强，为城市的爆发性增长转向持续性增长，由数量性扩张转向质量性提升，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动力。从2000年起，深圳每年11月的读书月都会让城市卷入强劲的阅读风暴，此时到深圳的人，都会被不自觉地被裹挟进去。中心书城二楼有家“24小时书吧”，自2006年11月开业至今，不打烊、不熄灯，为阅读点亮一座永不熄灭的灯塔。很多市民会在深夜走进这里，点一杯咖啡，捧一本新书，让书香和咖啡香在星光下完美地融合。

文化在深圳后二十年的登场，彻底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内在气质。而文博会、创意十二月、莲花山草地音乐节等绵延全年的文化节庆活动，都让曾经的淘金之城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凤凰涅槃。

如果深圳仅凭经济上的奇迹，也许只能被视为一个成功的城市，人们也许会羡慕它，习惯地投奔它，然后赚一把就走。但是有了这些影响深远的观念，人们便选择留在这里，与它共生，深圳便也获得了迈向伟大城市的底气与资格。

2019年，深圳再出发

2019年，围绕深圳有两件大事发生。

2月18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在翘首企盼中正式发布，这距“粤港澳大湾区”设想的提出已经过去了三年。这份对湾区发展具有纲领性、基础性的文件，让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了法律上的地位，而不再仅限于专家的研究报告和论坛上的热议话题。

粤港澳大湾区由11个城市组成，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加上广东的九个城市，即通常所说的“9+2”：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江门。土地面积合计约5.6万平方公里，比纽约、旧金山和东京三个湾区的面积总和还大。

粤港澳大湾区仅凭借占比0.6%的国土面积，贡献占全国GDP总量的12.57%，是中国最具经济活力的湾区。在这个被寄予无限希望的大湾区中，深圳处于极为重要的核心节点上，有人把大湾区形象地比喻为“三套车”，香港、广州、深圳三匹骏马带动着广东这驾大车向着大洋以外飞奔。

深圳已经四十而立，但有专家认为今天的深圳还远不是这个年轻城市的巅峰状态，在“十三五”的顶层设计下，它还肩负着更多的使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比方用在深圳和其它城市之间再贴切不过了，这个当年即使在广东也属末座的“差生”，如今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模范生”。2019深圳的GDP接近2.69万亿，继几年前超过广州之后，首次超过香港。如果从增速来看，深圳的增速最高，广州其次，香港去年已经负增长。“三套车”中，深圳已然一马当先，这意味着深圳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为华南地区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也第一次成为仅次于上海、北京的“大中华区”第三城。

在中国向全球经济第一大国冲刺的过程中，深圳将扮演内地与全球经济新的“超级联系人”角色，并且越来越具备粤港澳大湾区“轴心城市”的条件。

深圳人见面时常会用一句话开场：“你是哪年闯深圳的？”在国内惯用“闯”这个字眼的似乎只有以前的“关东”。“闯关东”和“闯深圳”都是民族大迁徙，都是被迫中的一次铤而走险，从困顿里闯出了一片生天。

这些闯深圳的人，梦是他们的唯一行李，这些人里有普通人，也有从普通到不普通的人。腾讯的马化腾，1984年跟着父母来深圳，从深大毕业后和几个小伙伴创办了一个小软件公司，未曾想这个小公司成了全球500强;平安保险的马明哲，曾经是蛇口之父袁庚的司机，他把最初13个人的公司带进了世界500强，成为中国的三大综合性金融集团;华为的任正非，被一家大型国企开除，处于中年危机时创办了华为公司，成为全球第一大电信设备商，进入世界500强;比亚迪的王传福，被称为“技术狂人”，当他从生产手机电池转向生产电动汽车时，没少听到嘲讽之声，但他硬是让比亚迪成为纯国产汽车品牌的代表之一。

无数和他们一样的深圳人，来到这块充满希望的田野，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开创自己的基业，实现自己的梦想。无数人的梦想，汇成了瑰丽多彩的“深圳梦”。

“深圳梦”并无止境，它在超越了身边的伙伴们之后，也把视野投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2019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发布，深圳再一次迎来高光时刻。

深圳领受了新的使命：从“经济特区”迈向“先行示范区”，这不仅是表述上的差异，更是目标上的提升，而且是一次本质上的飞跃。“经济特区”主要任务是在经济领域的突破，而“先行示范区”就较之以前要开阔得太多。

究竟要“先行示范”些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五大战略定位：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这五大定位意味着深圳未来将在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探索，成为中国的典范城市，并进而成为全球的城市标杆。

深圳已经为此准备了很久。

从2003年开始，深圳市就对国有企業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布局调整，国有企业从商贸、流通、物流等领域纷纷退出，进入到了公共服务领域。

原深圳市副市长张思平很骄傲地说：“我们退出了工业领域，成就了深圳，成为全球的现代制造基地;我们退出了科技领域，成就了深圳，成为全球高科技产业的创新中心;我们退出了国贸流通领域，成就了深圳，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商贸物流中心;我们退出了建筑施工领域，深圳的一座座现代化大厦拔地而起，同时诞生了像万科这样的超级地产公司。”他所说的“我们”，指的就是国有企业。

而国有企业全面进入了公共服务领域，它们的表现也非常亮眼。“深圳提供了全国最好的燃气供应、最好的地铁、最好的公交以及最好的航空站。”这位前副市长如是说。

今天的深圳依然是中国经济成长最快的城市，但是这里并没有规模巨大的国有企业，或者效益最好的国有企业，却有国有经济存在的最佳方式。在深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深圳，华为、腾讯、大疆、比亚迪、恒大、平安、招商等民营和股份制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市场经济在这座城市，不再是一个纸上的概念，而是渗透到各个生活领域的存在，处处都能看到市场这只“无形的手”。

站在新起点上，深圳改革再出发，朝着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前行。

作为后发城市，深圳还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即人口结构相对年轻，目前这个城市的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岁，老龄化率仅为6.6%，远低于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年轻的深圳在未来要充当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的核心引擎，带动周边城市形成集群发展。

前海，静静地横卧在南山半岛的西部，与蛇口一山之隔，与伶仃洋隔海相望。作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这里被定位为未来整个珠三角的“曼哈顿”，并成为新世纪城市规划中深圳“双中心”之一的“前海中心”。

2010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滩涂，首任前海管理局局长郑宏杰回忆时打趣道：“当年让我来当局长时，我都不知道它在哪儿。”如今从空中俯瞰，前海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了东亚银行、新世界、周大福等香港知名企业;前海蛇口自贸城、前海国际金融城、香港现代产业城从规划蓝图渐次成为现实;片区注册企业数量从2012年的5215家增长至2019年的超过17万家。前海蛇口片区已成为我国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经济新动能充沛。前海正在成为深圳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新地标。

深圳一直是个梦幻之城，它因改革开放而生，必将因改革开放而永生。

深圳还将以梦为马，继续飞翔于创新的蓝天。

（责任编辑：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