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史教科书的宣教功能初探

姜晓雪 张晓璇 张灵珊 赖嘉柔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编撰的报刊史教材不仅在内容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明确提出新闻史具有教化新闻记者的功能，史学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本研究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通过对《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稿》3本教材中“我们”这一称代词进行词频分析，发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闻史教材中，“我们”常常用于指代“新闻工作者”“中国共产党”“作者和读者”“中国人民”，并且“我们”话语的使用推动了中国新闻事业和新闻观的建立、对读者进行意识形态潜移默化的教育，以及促进了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身份的认同。

关键词：新闻史；第一人称；批评话语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0）23-0049-04

课题项目：本论文为2020年深圳大学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新闻史书写中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202010590003

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指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的事实，但历史研究本身却是当代的行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功能也会随着时代变化而相应地发生变化[1]。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提出“历史研究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口号，史学研究必须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现实政治服务。

史学为阶级斗争服务、为政治服务，成为了史学界的共识[2]。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史研究的重点是“五四”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和进步报刊的历史，关注报刊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宣传作用[3]。目前，国内对该阶段新闻史学史的研究以新闻史的书写内容和史学观念为主，较少探讨新闻史书写的功能，即这一时期新闻史研究能够在现实中起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为现实服务的问题。

文本的意义的生成须以语言为介质，早期的新闻史教科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具有价值指涉的道德政治语言，再造了中国新闻史学科常识[4]。这一时期的新闻史中第一人称的使用现象较为常见，而第一人称代词具有抒发个人情感、观点与立场的表达功能，第一人称代词“‘不仅仅是对人的一种称谓’，更是‘标明、建立、改变社会关系的风向标，透露了一种关系、态度和立场’”[5]。语言的使用本身也经过了意识形态的选择，被选择的语言反过来可以教化他人。

探究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话语分析所提出的“把语言当作社会文化现象来考察，将语言视为一种社会符号”[6]。它不仅研究语言是什么，而且研究语言为什么这样，揭示语篇如何源于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又如何为之服务[7]。通过批评话语分析，分析者既可以找到词语背后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分析话语对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

本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史书中的第一人称代词“我们”的指代关系和使用语境出发，通过批判话语分析，探究新中国新闻史书写特点与功能。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史教材的内容及功能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后，旧的新闻事业、新闻理论与新中国的新闻事业不相适应。1951年，教育部提出，研究中国必须参考苏联，以苏联教科书为蓝本，编写完全适合于中国需要的教科书[8]。1956年2月，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初编了以《苏共报刊史概要》为参考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下文简称“大纲”）。这份教学大纲草稿不仅成为中国新闻史教学的依据，而且是引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纲要，之后30年的新闻史研究基本都是以其为参考思路的。

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根据大纲部分内容出版了《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隨后相继出版了《中国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78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稿》（1985年，李牧龙著）。

这些专著在内容和史学观念上受到当时苏联模式的思想影响，重视新闻传媒的内容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内容[9]，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一次尝试。

此外，新闻史教材的功能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乔木在审阅《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时直接表明，“报刊史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报刊工作者进行思想教育”[10]。明确提出新闻史教材的教化作用，希望通过新闻史教材重塑新闻从业者的世界观。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新闻史教材不仅构建了一套理论体系，而且希望通过这套理论体系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观传达给新闻从业者、学者，进行思想改造。下文将以“我们”这一人称代词的使用为切入点，探究这一时期的新闻史教材如何通过书写的方式实现其教化功能。

二、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理论的词频统计数据与指代情况

批评话语分析作为语篇分析的重要视角，可以通过语篇分析帮助人们理解词语背后的意义。以语料库为基础的批评话语分析模式是目前较为科学的一种分析模式，它强调在大规模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得出语料使用情况的一般性结论[11]，适合在文本量较大的文件中快速发现出现次数较多的词语，并从中提炼出重要的主题[12]。为减少语篇分析的偶然性和主观性，本文借鉴语料库中重要的词频分析法，从数据入手，分析和研究语言系统的规律。

在文本选择上，本文选择了《新闻事业史讲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讲义》）、《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事业史》）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稿》（以下简称《史稿》）。这3本书分别作为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20世纪60～80年代新闻系实践教学中的参考教材，都投入了实际教学中，具有范本性权威。

具体操作上，按照第一人称的代指对象对3个样本中的“我”和“我们”进行系统的分类，描述样本中第一人称代指对象的数量、占比、频次，据此探究第一人称背后话语权的归属。然后在这些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分析各样本人称代指的基本取向，在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视角下展开对新闻史书中使用第一人称的功能作用的探讨。另外，由于《讲义》《事业史》《史稿》中具有指代意义的“我”数量极少，仅有3个，且指代统一，均指向中国共产党，故不作具体分析。

具体来看：

（一）“我们”指代“新闻工作者”

此类指代在3本书中共出现42次，在《讲义》中出现22次（占全书44%）、《事业史》中出现11次（占全书42%）、《史稿》中出现9次（占全书26%），是数量最多、占比最大的一类指代对象，在指代内容中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指代“新闻工作者”时，多是将新闻工作者作为接受党的新闻思想指导的对象，使用时强调“新闻工作者”应该从以前党的新闻工作者那里获得的经验，以及未来从事新闻工作应该“如何做”。如《事业史》中提到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时，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指示对广大新闻工作者办好党的报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中提到“这一指示，直到今天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是指导我们办好党的报刊的一个根本原则”。在这里，对“我们”的要求是办好党报，因此“我们”指代的是党的新闻工作者。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新闻工作者的办报工作进行指导，是在培养党所需的新闻人才，体现了党对新闻工作者的引导和教化。

（二）“我们”指代“中国共产党”

此类指代在3本书中共出现31次（29%），《讲义》中出现了13次（占全书26%）、《事业史》中出现8次（占全书31%）、《史稿》中出现10次（占全书29%），是除“新聞工作者”外代指最多的第二大指代对象。

“我们”指代中国共产党时，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有相对面时，如《事业史》中提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日报》等对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开展了讨论，“对于貌似强大的美蒋反动派，我们能取得胜利吗？……指出美蒋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而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的”。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与美蒋代表的反动派即资产阶级势力的对抗，因此“我们”代表的是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另一种则是在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办报纸性质以及创办情况的时候，多用“我们的报纸”，如“宣传贯彻党的总路线就是党报的使命，这是我们党报的根本信条”，强调的是党报应该怎么办，如何办好“我们的报纸”。值得注意的是，《史稿》中第一种情况出现的频率已经减少了，更多的是在强调如何创办“我们的报纸”的时候使用。

（三）指代“作者和读者”

此类指代在3本书中共出现31次（28%），《讲义》中出现12次（占全书24%）、《事业史》中出现7次（占全书26%）、《史稿》中出现12次（占全书34%）。

“我们”指代“作者和读者”，主要出现在3种语境中。

一是作者在分析客观史实，为所提观点举证时，将“书写”“分析”这一“著作者”的行为“施加”给读者。如《事业史》中探讨《湘江评论》中的“新思潮”时，提到“我们可以从《湘江评论》的事迹宣传中找到答案”。从《湘江评论》的事迹宣传中寻求“新思潮”的踪迹，显然这是史书作者的行为，读者并没有参与其中，作者用“我们”将读者也变成个人研究行为的主体，使读者对文本内容更信服。

二是作者将个人的研究观念和研究结果潜移默化地传给读者，引导读者紧跟其叙述脚步。如《讲义》中研究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新闻战线上的复杂形势时，作者分析了当时社会上复杂的政治环境，接着提到“我们也将看到在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条件下新闻战线上的斗争”。这句话实际上是向读者挑明：当前复杂的政治环境使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发展困难重重，这是作者的研究结论，但作者通过用“我们”这一话语，使个人观点变成“作者与读者”的共识。

三是使用“我们”将某个观点作为一种“共识”出现，如《史稿》中提到“我们自然不能要求古代事物具有近代的特征”，显然，此处的“我们”指代“作者和读者”，不仅作者，大众普遍都是认同“古代事物不具有近代的特征”这一观点的。

（四）指代“中国人民”

此类指代在3本书中共出现7次（7%），《讲义》中出现2次（占全书4%）、《事业史》中出现1次（占全书4%）、《史稿》中出现4次（占全书12%）。

这类指代对象在使用时将中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如《史稿》中提到“我们正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人民已经把新闻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宣传真理、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这里的“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是针对所有中国人而言的，这里“我们”代指的是全体中国人民。另外，将中国人民的斗争和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的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传达出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具有一致性的讯息，引导受众认可并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新闻史教材中“我们”的使用有以下特点：3本书中“我们”的指代对象均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我们”的使用与中国共产党密切相关。一方面，指代最多的“新闻工作者”多是史书编写者以“党的口吻”，加强新闻工作者群体对党的方针、政策等思想指导的吸收；另一方面，指代比例第二的“中国共产党”，书中多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亲切称呼；指代“中国人民”的使用比例虽然不高，但也在隐秘表达着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认可。此外，“作者与读者”的指代多出现在作者从心理层面对读者施加行为或观念输出的语境。

三、新闻史书中第一人称代词的教化功能分析

批评话语分析认为，语言本身具有证明制度与地位的作用，它“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而且是控制的工具”[13]，高权势与高地位的语言使用者在解释话语时，能产生更强大甚至是主导性的效用。“我们”本身具有排他性，是一种较为明显的权力控制，作者作为本书话语权的主导者，在意识形态的构建和传播上占据优势。下文从批判话语分析的视角出发，探究“我们”这一话语背后所呈现的权利与控制关系，以及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环境中的教化功能。

（一）作为一种话语策略，推动新的报刊观的树立

新中国的新闻学史研究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有很大的改变，其填补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和进步报刊历史研究的空白，在新闻观念上更加关注报刊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宣传作用。在话语策略上，通过使用“我们”这一话语，树立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在新闻史中的地位，且形塑了大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观念的认同。

新闻史教材中，“我们”在指代“中国共产党”时将国民党报刊置于对立面。如“提出了我们报纸与资本主义报纸的根本不同”，这里“我们报纸”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所办报纸，将“资本主义报纸”置于对立面，从而突出中国共产党报纸的特点，以及读者对中国共产党所办报纸的认同。在原文中，这一指代对象也往往出现在褒贬色彩鲜明的语境中。比如，在介绍中国共产党报刊《前锋》时提到“反复阐明各个帝国主义都是我们凶恶的敌人”，在反思新闻事业时表示“这也表明我们的新闻自由不只是结束了封建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专制，也是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虚伪的自由主义根本不同的”等等。强烈的情感色彩进一步强化了对读者的心理暗示，有利于读者形成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当“我们”代指“作者和读者”时，引导读者对于作者观点的认同，本应该是“作者”的排他性用法被作者巧妙转化为“作者和读者”的包括性用法，表现等同、亲近的倾向[5]，有助于引导读者认同作者的观点，并且更有利于进行政治思想上的规劝，“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萌芽”“我们将会看到，新闻战线上打破反革命文化‘围剿’的斗争还会有很大发展”，这里作者将自身的观点转化为“读者和作者”一起“认同”的观点，引导读者在潜意识中赞同作者的观点，从而确立其所论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和革命史觀话语的“正确性”，达到宣教的目的。

（二）“我们”用于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潜移默化教育

当“我们”指代“中国共产党”时，作者试图站在中国共产党这一阶级立场上对读者进行直接的政治灌输与教化，利用第一人称代词隐藏政治立场发挥政治引导的功能。

作者在书中用“我们”来代指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中国共产党”，传达出两者之间的统一性与亲密性，这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新闻工作者的话语的结果。如“毛主席指出，我们的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这句话在具体的语境里将中国共产党与大众置于统一战线上，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联系起来，将二者放置在利益链条和权力链条上，强调了大众建设党的新闻事业的重要性，同时也加强了对新闻工作者在政治正确上的宣教，以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和纯洁性，从而达到在话语权力上政治正确性引导的目的。

另一方面，“我们”起到模糊其他阶级群体身份的作用。作者将“中国共产党”鲜明的阶级性蕴含在第一人称代词中，以非意识形态词汇的方式出现，借此拉近与读者间的心理距离，将包含阶级立场的观念在读者难以察觉的情况下传递出去，从而达到政治宣教的目的。

“我们”在指代“中国人民”时，实际上是把自己作为全体中国人民的代表。这里的“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这样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站在中国共产党立场上的群体对个体进行指导的关系。如“我们正开创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人民已经把新闻武器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宣传真理、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这个新的时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人民共同努力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是保持在同一个战线的，从而增强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进行意识形态上的宣教。

（三）“我们”对新闻工作者的政治引导与身份认同

作者通过使用第一人称对新闻史教材的主要读者——新闻记者和学生进行情感规劝，引导他们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和新闻工作。情感规劝主要出现在“我们”代指“读者和作者”“新闻工作者”这两类身份时，作者不直接进行政治立场灌输，而是使用情感色彩鲜明的语句进行情感感化和号召，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被作者同质化，从而达到间接宣教的目的。

当“我们”代指“新闻工作者”时，起到的主要作用是形成读者对“新闻工作者”身份的认同。读者在情感上参与了文本故事，其角色在文本中从读者转化为新闻工作者。如在讲述抗战时期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革命精神时，作者描写道：“我们一定要永远继承它，发扬它（‘它’指代革命精神）。”作者通过使用第一人称，将文本中的新闻工作者的故事和精神延续到现实读者身上[14]，让读者形成对新闻工作者身份的内在认同，为培养学生成为未来新闻工作者起到引导作用。同时，“新闻工作者”还常常出现在情感色彩强烈的语境中，以此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如“新闻工作者呵，我们一定要珍重！”，语境本身的情感色彩指向性明确，对所指示的特定行业工作者给予了鼓励，构建的是特定行业工作者的行业使命感。此时运用“我们”，将读者角色转化为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即便读者尚不是新闻工作者，依然会由于“我们”的角色转化而将自身代入语句的指向对象，接受纯粹的情感鼓励，产生情感共鸣，从而在情感上认可自己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当读者认可自己作为“新闻工作者”的身份时，作者的教化目的便通过人称使用而达到了。

四、结语

1979年以后，新闻史研究中“本体意识”崛起，学者们指出早期新闻史教材在编写上存在新闻史研究特色不鲜明、个性不突出，新闻史著作颇像革命史、思想史的问题。但这种范式的形成必然有其出现的特定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当时的政界、业界认为“报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为政治、思想宣传服务”，新闻史的建构与叙述很难摆脱政治、思想史的影响，因此，新闻史的功能突出了宣传教化的作用。

语言使用者往往借助教育这一形式来引导构建和传播群体意识形态。新闻史书中第一人称“我们”的作用超脱了原本的称谓之用，史书编写者用第一人称表述拉近与个体受众的距离，并对新闻工作者进行一定的政治规劝，以此加强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内容输出。

在政治大环境下，新闻史书编写基于尊重客观历史事实发展的同时，通过人称的妙用在进行一定的意识形态输出。新闻史作为当时的教材，不仅建构了一套以革命史范式为主的新闻史知识体系，而且通过新闻史教材的书写，对受教育者进行观念尤其是意识形态上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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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姜晓雪（2000—），女，广东深圳人，本科在讀，研究方向：新闻史。

张晓璇（1998—），女，广东汕头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史。

张灵珊（2000—），女，广东深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史。

赖嘉柔（2000—），女，广东揭阳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