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可以让个体与集体和谐共生

2020-09-10 07:22化定兴
清风 2020年1期
关键词:胡适个体文化

化定兴

2019年11月30日,纪念王船山诞辰四百周年暨第一届船山学与21世纪湖南人精神论坛在岳麓书院召开,易宝支付CEO唐彬应邀参加。唐彬是湖南邵东人,有多年在硅谷进行软件和无线互联网应用的研发和管理经验。作为一个商人,他不仅关注全球经济发展,而且对中西文化和制度有浓厚兴趣。他说,从思想启蒙角度来看,我们可能大大低估了王船山这位湖南先贤,作为一个企业家,自己有责任为传播船山思想,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做点事。那么,他为何会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他对中西文化有哪些切身体会,自己又是如何建立企业文化的,就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以下简称“记”)专访了易宝支付CEO、北京市邵东商会会长唐彬(以下简称“唐”)。

美国学习开阔了我的视野

记:唐总,您的人生经历比较丰富,可否简单谈谈?

唐:我出生在湖南省邵东县,上的是少年班,14岁考上了南京大学。我们那时大一是通识教育,大二才根据兴趣选的物理专业,不过我对文学、哲学、历史也很感兴趣。后来我去了美国,1996年斯坦福大学电子工程毕业。斯坦福的校训是让自由之风劲吹,通过追求真理与知行合一的实践来获得心身的自由。很多人知道,斯坦福大学有不少毕业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比如惠普、雅虎、贝宝、谷歌等公司的创始人都来自斯坦福,为现代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1938年,在斯坦福大学电气工程系主任特尔曼教授的鼓励下,在美国东部工作的斯坦福毕业生休利特与帕卡德双双返回圣克拉拉县,在特尔曼的帮助下,两人在帕罗阿图镇的爱迪生大街367号的一间车库中创办了惠普公司,开启了知识型企业管理新范式,如灵活工作时间、期权分享、开门政策等都源自恵普。

在美国十来年的学习工作大大拓宽了我的视野,让我对东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从斯坦福毕业的学生,尤其是学电子工程或计算机的,在互联网大潮起来时如果不去创业公司或自己创业,大家会觉得不太正常。因此我放弃了去英特尔等大企业的工作机会,一毕业就选择去了一个创业公司,三年后尝试移动互联网创业。遗憾的是,第一次创业因时机不成熟以失败告终。2000年左右,因为之前的创业经历,我借机创立了硅谷无线科技协会并任会长,通过这个协会认识了我的合伙人与天使投资人。2002年5月,我带领一个硅谷高科技代表团回国内考察商业合作机会,当时国内的移动通信发展很快,但移动支付却很落后,比如买个机票,要在酒店等着别人把票送过来,然后一张一张现金支付;手机充值要用刮刮卡,很麻烦。在北京我还发现,老百姓为交一些水电汽费和信用卡还款,每个月都要去银行好几趟,用户体验极差,这与美国当时便利的网络支付情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所以回美国后我一直在想做点什么事来改变这种情况。2003年,我拿到了一些天使投资,就毅然回国成立了易宝支付,开创了行业支付新模式,想要改变我们在支付上的不便。经过十几年发展,可以说国内的支付市场已经被主打企业支付的易宝支付、银联商务以及主打用户端支付的支付宝、微信支付等一起彻底改变了,而且引领全球,很是令人欣慰!

记:作为一个商人,一般对政治、经济的东西感兴趣,您为何对文化情有独钟?您主要会涉猎哪些方面的书?

唐:因为我上的是少年班,而且跳了两级,所以束缚少一些,家里的教育也不是要我死读书,这些给我提供了巨大的自由空间,可以说我不是典型的中国应试教育出来的,考试对我而言也从没感到什么压力,因此有大量时间读自己感兴趣的古今中外书籍,比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希金、托尔斯泰、司汤达、卢梭、拜伦、雪莱、康德、黑格尔等及大量中国传统文化著作。我从书籍中汲取了大量营养。比如1906年的《东方杂志》认为王船山是中国最大经济学家,与亚当·斯密东西辉映。在我看来,王船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其名言“大贾富民,国之司命也”震烁古今。整体而言,一是王船山建构了经济形上学,为经济活动提供了终极价值依据。二是王船山提出经济自由主义原理。三是王船山是中华法系的立法者,崇尚法治。这为经济提供法治保障。四是王船山推崇宪法经济正义。五是王船山为商人道德立法,主张企业家承担应有的天道责任。

近两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一直在为人们幸福、社会和谐、国家强盛之梦而奋斗,为什么屡败屡战,中国梦到今天还未实现?我认为主要有文化、制度、经济三方面的原因。这也是我关注文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胡适是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的一个分水岭

记:胡适是您很推崇的一个学者,这是为什么?

唐:我认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是中国从近代走向现代的一个分水岭。他的坚定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对法治及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都对我们有很大启发。可以说,胡适是给中国现代性思想启蒙的。比如,他致力于制度建设,而不是单靠文化和道德治国;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他对自由的执着和人权的尊重,都值得我们去学习。简而言之,我觉得胡适的思想是和世界接轨的,让我们从过分强调集体主义的压抑的氛围中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性,看到了现代社会中个人的觉醒、独立和自由,以及在东西文化融合的互联网去中心化传统大背景下,个体与集体可以和谐共生,相互成就!

记: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是激烈的,甚至主张全盘西化,您对此怎么看?

唐:胡适早期主张全盘西化,他是这样说的:“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但我同时指出,文化自有‘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風斯下矣’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陈独秀在《调和论与旧道德》中作过一个比喻:“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所以,胡适的全盘西化可以看作是一种策略,后来他修正为充分世界化,其实就是全球化,中西合璧,他自己说他的脑袋是西方的,心是东方的。

记:您在西方多个国家待过,对西方文化有切身体会,那您觉得中国文化与他们相比,优势在哪里?不足又在什么地方?

唐:中国文化里有很多好的东西,比如人与自然讲究天人合一;而不是西方推崇的征服与被征服;国与国之间讲王道,而不是霸道;人与人之间讲究君子之道和而不同。但中国在制度体系上而言,可以说源自农业文明的“百代都行秦政法”,工業革命后已然是落后了。西方的综合优势从文艺复兴开始,特别是现代性启蒙以后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他们对个体的尊重,对科学的求真,对权力的制约等。而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强调道德上的“善”与权力等级秩序,重实用理性少超越意识,也缺乏科学与民主精神,讲究“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这往往导致愚民与伪善!

近两百年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主要方法论。岂不知中学之体经过两千年封建皇权独裁统治,人们的创造力已经被压抑到了极点,独立知识分子的尊严也被百般摧残,社会自治力量也相当薄弱,公民意识淡漠。虽然中学根系还很强大,但躯干早已腐朽,承载不了一个强大和谐的中国。互联网恰恰提供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新结构,把东西文化完美融合了,让个体和集体可以保持独立自由,和谐共生,相互成就,给世界带来新希望。所以我认为要“中学为根,西学为体,融合为用”。因为在互联网去中心化的新结构中,没有中心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中心,人人为我;同时每个人又以他人为中心,我为人人。而且,在我看来,互联网之道就是自由之道,我认为这是所有生命体永恒的追求。但我们每一个个体能力有限,不可能靠一己之力就自给自足,我需要他人的帮助,与他人相连才能实现基本的吃穿住行自由。

记:您在说到文化时,会谈到启蒙。但后现代观点认为,知识分子或者精英没有资格对大众启蒙,要告别启蒙。您怎么看?

唐:启蒙的核心是个体的觉醒。当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代人的时间就超越了中国,是因为日本把西方优秀的制度真正运用到他的教育和社会中去了,日本的国民性和国家组织方式都被改变了。而我们,一直沿着洋务运动的主线,间或全盘西化,加之五四启蒙因为救亡图存而不幸中断,我认为个体的现代性启蒙至今尚未真正完成,个体还是被压抑得比较多,个体的创造力远未发挥出来!

创业是一群人的浪漫

记:不少企业都会打造企业文化,让员工树立正确价值观,您热衷文化,在自己经营企业过程中是怎么将其融化进去的?

唐:我在经营企业过程中,会尽量结合实际把西方一些好的理念和制度纳入进来,比如灵活的时间管理,在区别考评优胜劣汰的同时尊重每个个体自由,还有期权分享,让大家成为利益共同体。公司大了之后,管理非常重要。我所崇尚的管理是尽量少管理,因为我认为自由是人的目的,不管你做企业还是生活,自由是目的。

记:那么,您怎么概括易宝支付的核心文化理念?

唐:从2003年创立,到2009年易宝支付才实现盈亏平衡。在这漫长的6年中,我备受煎熬,但从不纠结,包括最艰难的三个月的弹尽粮绝期,因为我坚信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和时代站在一起,自己和同事们在创造价值。易宝的企业文化内核是“一群人的浪漫”,就是与一群你欣赏的人一起改变世界,成就自我。按照德鲁克的话:“组织的精神是一群平凡的人做不平凡的事业。”具体到我们易宝支付,就是一群平凡人想打造出这么一个互联网交易平台,让交易变得更加安全、便捷和透明,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易宝支付推崇东 “情理法”和西方式“法理情”相结合的工作方式,制定规则时按“情理法”,执行时按“法理情”,其中情是目的,连接两者,完成统一:就是为了达成一群人的浪漫(情)这个目标,我们依据宪法(理)为原则,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和流程(法),再通过对法的严格执行,最终实现一群人的浪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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