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存、信仰：阿斯图里亚斯《玉米人》的魔幻表达

内容摘要：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的小说《玉米人》描绘了危地马拉社会一段光怪陆离的魔幻往事，小说以散文诗般的叙事以及死亡、复仇和魔幻情节反映了作者对后殖民时代社会阶级、生存信仰和宗教寄托的认知与情感，表达了对危地马拉社会重归印第安传统的重要性和理想期冀。本文从小说离散的叙事结构中梳理出作者以冲突和寻找为线索建立的社会、生存、信仰三重递进式表达。阿斯图里亚斯以古老的印第安文化为创作母体，借由魔幻的修辞术增加了三重表达中故事情节的张力，同时鞭笞了现实中的社会不公与政治残酷。围绕阶级、生存和信仰的民族叙事最终都指向了阿斯图里亚斯所期冀的危地马拉社会向印第安传统社会的回归。

关键词：阿斯图里亚斯;《玉米人》;魔幻现实主义;修辞术

基金项目：该文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丹桂项目“墨西哥中国公司本地化过程中的文化信任建构”（项目编号：CCNU17A03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媛，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族裔文学、拉丁美洲文学。

Title： Society， Existence and Belief： The Magic Expression in Miguel ?ngel Asturias Hombres de maíz

Abstract： Hombres de maíz， written by the Guatemalan writer Miguel ?ngel Asturias， depicts a fantastic and magical past in the Guatemalan society. The novel reflects the authors cognition and emotion of the social class， existential belief and religious sustenance in the post-colonial era with the prose poetic narration. It portrays death and revenge with a magic plot. And meantime it expresses the importance and the ideal expectation of the Guatemalan society to return to the Indian tradition. From the discret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novel， this paper combs out the three-fold progressive expression of the society， the survival and the belief established by the author with the clue of conflict and search. Asturias takes the ancient Indian culture as his creation matrix to increase the tension of the plot in the triple expression by the magic rhetoric and to lash the social injustice and political cruelty in reality. The national narratives concerned with class， existence and belief all point to the return of the Guatemalan society to the traditional Indian society.

Key words： Miguel ?ngel Asturias; Hombres de maíz; magic realism; rhetoric

Author： Wang Yuan is lecturer at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Her academic interests include ethnic literature and Latin American literature. E-mail： wangyuan@mail.ccnu.edu.cn

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拉丁美洲这片大陆上演绎的艺术与现实的双重变奏曲，在经历了印第安文学、殖民文学和革命文学的阶段后，魔幻现实主义的登场彻底引爆了世界文学中的拉美流派。上世纪50年代之后，以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ngel Asturias， 1899-1974）为代表的拉美作家们娴熟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创作了风靡一时的世界级重量作品，闪耀着这片陆地上奇異国度的神秘光辉。当90年代后国内兴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阅读与品评的风潮时，阿斯图里亚斯似乎又被后起之秀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和略萨（Mario Vargas Llosa）的光芒掩盖了。如此一来，尽管是拉美“爆炸文学”的先声和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开创者，但阿斯图里亚斯及其作品却没有得到国内文学界应有的重视，除了符号化的标签，对他作品的系统性内容分析也寥寥无几，杨开显先生曾为此呼吁千万“别冷落了阿斯图里亚斯”（杨开显 17）。事实上，阿斯图里亚斯是和阿根廷文化巨擘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同时代的作家，共创作十部长篇小说和若干诗集。阿斯图里亚斯的少年光景是在不断地驱逐和偏远的印第安小镇中度过的，这一时期他对土著文化、宗教习俗、神话故事等的濡染成为他日后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和思想源泉。彼时危地马拉底层民众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年轻的阿斯图里亚斯注定要与国家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同时在印第安人的困苦生活中发现未被污染的精神财富。他的第二部长篇巨制《玉米人》（Hombres de maíz），一度在文学评论界沦为运用欧洲想象来解读古代玛雅形象的超现实主义文本（Freixas 207）。然而，对于主张艺术总是服务于现实的阿斯图里亚斯而言，单纯的艺术创作手段显然不是他作品表达的初衷，《玉米人》散文诗般的叙事描绘的是以种玉米为生的玛雅人（Maya）和为牟取暴利而种植玉米的拉迪诺人（Latino）之间的政治和文化斗争，小说中的死亡、复仇和魔幻情节反映的是阿斯图里亚斯对后殖民时代社会阶级、生存信仰和宗教寄托的认知与情感，传达出作者对危地马拉社会回归传统印第安文化的民族渴望。

一、《玉米人》的文化与神话背景

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在于现实基础上的魔幻创作与演绎，《玉米人》中的人物的设定和故事环境搭建均是从印第安传统生活文化中汲取内容养分，最主要的元素是食物与神明。小说行文伊始首先是从伊龙大地印第安人餐桌上玉米食物的味道延伸开去。玉米是一种原产于美洲的农作物，在地理大发现到来之前，这种作物几乎是美洲大陆上的古代文明都格外依赖的粮食来源，从中美洲的奥尔梅克人（Olmeca）、玛雅人，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印加人（Inca）、凯楚阿人（Quechua），玉米的种植、收获和祭祀都与文明发展的进程息息相关（Serratos 2）。人类学家的追溯发现，玉米从野生植物转换为种植作物的过程大约发生在八千年前的墨西哥中南部和中美洲地区（Warman 43-49）。危地马拉的历史学者也发现，在危地马拉的玛雅文明中，农业生产日历和玉米播种之间联系密切，食物成为连接自然与社区之间的桥梁，在无限的生存螺旋中，人类的生命周期和玉米的种植交融为一体，进而定位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与价值。因此，与玉米有关的种植、食用和宗教仪式，深深嵌入到美洲印第安人的血液当中，形成了他们特有的玉米文化，美洲不同地区拥有不同的玉米神灵和多样化的庆祝仪式（Florescano 36-55）。玉米神的形像、显圣、庙宇，在美洲土著人的心中俨然等同于基督教的耶稣和伊斯兰教的先知。1558年，一位玛雅人用拉丁文记录下了上帝用玉米造人的波波尔·乌传说，如今成为了危地马拉印第安原住民的文学瑰宝。

传统文化缔造了印第安人的固有神明，阿斯图里亚斯对本民族神话故事的青睐成为他早期文学创作的特点之一。在布拉泽斯顿看来，用玛雅传说为故事赋予内容，人们会对这种寓言性的方式不假思索地接受（Brotherston 68-74）。阿斯图里亚斯也曾公开表示《玉米人》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波波尔·乌》，其中“玉米人”的修辞更是直接借用了《波波尔·乌》中的概念。这部创世神话作品讲述了玛雅人的上帝天心用玉米造人的故事，前两次用黏土、木头造人失败后，第三次因选择玉米成功，用玉米做成的最初四个人类“可以听、看、相互交谈，用手抓取东西。同时头脑聪明，视野可以穿过无数高山和湖泊，看到天空下的一切事物……”（Christenson 183-184）玉米人的创立过程事实上揭示了玉米之于印第安传统社会的重要性，它不仅仅是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食物，而且是印第安人维护本体性安全的精神食粮。这为小说中围绕玉米种植和消费而产生的阶级冲突以及印第安人的生存价值维系提供了文化和神话的叙事背景。

此外，阿斯图里亚斯对传统印第安文化的汲取并非只是呈现为小说发生的故事背景，而是“用印第安人的头脑来思考，用印第安人的眼睛来观察周围的事物”（007）①。譬如“七戒梅花鹿”中特贡一家人拿鹿眼石给卡里斯特罗治疗疯病。事实上，阿斯图里亚斯通过对波波尔·乌中原型记忆的还原在《玉米人》中创造了一个循环的世界：远离玛雅传统会使社会和自我都产生分裂，没有了妻子的男人就像只有太阳没有了雨水，于是就会产生干旱杀死玉米;回归玛雅传统，坚持以玉米为生，不做买卖玉米的勾当，才能在伊龙大地过上幸福的村社生活。依靠玉米为生的印第安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成长与死亡都是自然轮回的过程，如果缺失了什么，比如对传统生存信仰的坚持，那么只有通过不断的找寻才能安身立命。琼斯因此指出，在象征意义上，男人对他们妻子的寻找就是人对水的追寻，而只有通过回归潜意识的仪式后才能找到妻子（水），男人与妻子的重逢恰恰象征着太阳与雨的结合（Jones 37）。然而，从小说描绘的第一幕酋长加斯巴尔对阵骑兵队的残暴开始，预示着玉米人的轮回并非平和与恒久的，当伊龙大地面临现代文明的冲击和排挤时，他们需要在土地蒙难之后作出对信仰的维护，以修补文明爆裂的血管。所以，看似散乱不堪的章节实质隐喻的是递进式的阶级控诉、朴素信仰和宗教期冀。《玉米人》通过刻画三个主要人物的故事情节，以冲突和找寻为线索构建了玉米人世界的三重表达。

二、阶级冲突中的社会理想

19世纪下半叶以后，阶层分化与阶级冲突成为危地马拉社会最为主要的矛盾方面，围绕土地等自然资源的争夺和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玉米人》的前部章节主要围绕印第安土著人和拉迪诺人之间为种植玉米的斗争而展开。拉迪诺人是美洲大陆上印第安人與欧洲人的混血后裔，他们主要生活在城市，并不像印第安人那样以土地为根，而是像投机者一样四处寻找可以攫取财富的商机。玉米的商业化生产是拉迪诺人瞄准的新财富源泉，他们放火焚毁印第安人的山林，然后雇佣劳工不分季节的批量种植玉米贩卖出售。“要是为了吃，也就罢了。可他们拿玉米来做买卖……他们种玉米不是为了自己吃，也不是为了养活家里人，而是把玉米卖给别人，一心想发横财”（394）。在印第安人看来，倒卖玉米就像父亲“出卖儿子的肉体、出卖家族的血液”一样不可原谅。因此，小说以伊龙大地对加斯巴尔的呼唤开头，指责他对故土被侵占、被烧毁、被破坏的无动于衷，其音哀鸣，声声泣血。

加斯巴尔是伊龙大地的酋长，他是这片土地上最为威猛的“无敌勇士”。加斯巴尔在拉迪诺人中的对手主要是冈萨洛·戈多伊上校领导的骑兵队，双方较量持续多年，最终却以加斯巴尔被自己人毒害画上句点。直接导致加斯巴尔死亡的托马斯·马丘洪事实上是从部落搬到城市定居的印第安人，他摇身一变成为了拉迪诺人的帮凶。托马斯在加害加斯巴尔后，亲生儿子马丘洪离奇失踪，自己最终也在纵火烧山中身亡。另一条支线讲述了给托马斯售卖毒药的老萨卡通其人，由于他间接害死了加斯巴尔，一家八口被为母治病的特贡兄弟所杀。在加斯巴尔死后的七年光景中，戈多伊上校带领骑兵队继续与印第安人争夺土地，但最终没能逃过“死在第七次烧荒中”的诅咒，被熊熊烈火烧成灰烬。至此，所有直接或间接参与加害加斯巴尔行动的人都遭到了“萤火大法师”的惩罚，下场惨淡。正义在作者阿斯图里亚斯笔下得到了奇幻的伸张。

从角色群的角度看，故事中阶级的对立和冲突是分别以三种人物的出场和落幕进行寓意性刻画的。加斯巴尔作为传统印第安部落的首领，代表的是受原始意识驱动的文明守护者，虽然充满了神性的力量，但是依然不敌现代性交织的牟利势力，象征着在新兴生产力模式面前底层社会阶级的无奈落寞。托马斯移居城市代表了印第安农民阶层向新兴城市阶级的转变，印第安人对那些搬到城里的拉迪诺人非常不屑，“他这种人自以为变成了正直、诚实的城里人，而实际还是山里人，因此到哪都不受待见”（318）。但在阿斯图里亚斯的眼中，身份转变却是他悲惨结局的肇端，包括老萨卡通在现代欲望面前的良心泯灭，都意味着抛弃印第安传统对自我的伤害和灵魂的放逐。戈多伊的骑兵队虽然装备精良，人数众多，但并没有在为所欲为的肆意迫害中取得长久，在印第安人的传统观念里，破坏土地、人、玉米同体的罪孽注定将遭遇天心的惩罚，并被上帝所诅咒。就人类社会演化的过程而言，阶级的诞生是和现代经济形态的兴起同步共频的过程，然而，商品化生产取代手工劳作在催生新的社会阶级的同时，却使无法适应现代性的印第安民众日益困顿，这才有了小说一开始出现的两种文明形态对抗的冲突。在小说中，印第安人凭借肉身力量的抗衡，无异于传统向现代转换过程中最后的以卵击石，而阿斯图里亚斯通过魔幻的神话与幻想为这场阶级之间的不对等暴力奏响一支光明的挽歌，表达了他借助于文化实现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

三、传统“生存策略”的认同与追寻

如果说阶级冲突是小说中不得不直面的现实危机，那么危机中弱势的一方如何在脆弱的抵抗面前找寻自我救赎将是这一群体——印第安原住民——安身立命的关键。美国印第安裔作家琳达同样出于对传统失守的关注，直陈出原住民部落修复人和自然之间的破裂关系必须回归到印第安人的灵性传统。不仅包括玛雅人，美洲大陆上的印第安人普遍秉持着万物互联、灵魂互依的朴素自然观，这一价值观既是他们审视世界的视角，也是自我生存、部落轮回的终极价值。就这一点而言，和东方民族的历史隐喻如出一辙，危地马拉大地上的原住民相信只有不断地“寻根、寻源、寻找原初的神话祖先”，才可能使灵魂继续获得自然的接纳和上帝的安抚（黎跃进 600）。阿斯图里亚斯不惜笔墨描写戈约寻妻的细节和过程，既是为印第安人开出的一剂治愈身体和精神疾痛的良药，同时也将蛰伏于印第安人生存观念深处的价值皈依展现出来。

戈约寻妻的故事延续了加斯巴尔遇害中老萨卡通的脉络。老萨卡通把毒药卖给马丘洪之后，巫师库兰德罗借特贡家兄弟之手杀了萨卡通一家，唯独剩了一个小女孩在床底，被瞎子戈约救回了家中。戈约给小女孩取名玛丽娅·特贡，将她抚养长大后又娶她为妻，玛利亚给戈约生育了几个子女，但是在某一天却突然带着孩子们逃走了。戈约伤心难过，却对妻子念念不忘，从此开启了寻找妻子的艰难旅程。戈约虽然瞎眼，但阿斯图里亚斯却赋予了他介于神性和现实之间的连接——“无花果树把花朵隐藏在果实里面，只有瞎子才能看得见”（134），“对他来说，玛丽娅·特贡就是无花果的花”（153）。戈约对声音的敏感使他能够“看”到妻子，于是无数个日夜他蹲在通往皮希古伊利村拐弯处的无花果树下，渴望听到妻子声音。然而漫长的等待最终徒劳无果，于是他找到奇古伊琼·库莱洛夫医生治疗自己的瞎眼。医生为戈约动了手术，经历了钻心的痛苦后恢复了视力。然而复明的戈约却还像瞎眼时似的，“一会撞倒石头上，一会撞倒小树上，一会撞在加锡弥罗树上，”他发疯似的扣着自己刚刚长出来的瞳仁，“眼睛有什么用？他认不出玛丽娅·特贡”（153）。从瞎眼到复明的转变看似使寻妻更为便利，但对戈约而言却更加复杂了，因为这一转变切断了他与魔幻世界的联系，一些与生俱来的神性力量便消失了。借酒浇愁的戈约在卖酒时遇到了警察，不幸锒铛入狱。无巧不成书的是，监狱中的戈约竟然撞见了自己的儿子，之后按图索骥找到了妻子。故事的最后，戈约一家三人又回到了皮希古伊利托村，回归种植玉米的传统生活（397）。

戈约寻妻情节的设定进一步强化了小说的魔幻之感，但故事的荒诞似乎并没有脱离诗化信念的传递。小说中不断重复的修辞表明，越是饱满的情感叙事和意象转换，越能彰显徘徊在印第安人精神世界中唯一的生存价值取向。在波波尔·乌神话中，造物者为男人创造了妻子，妻子是男人的另一半，犹如月亮之于太阳。戈约的善良举动使他拥有了妻子，但是为了寻妻而用医术破坏了充满透视力的双眼，导致寻妻之路颠沛坎坷，这象征着脱离灵性传统将给印第安人的生活带来无以复加的困顿。而在戈约找到妻子以后重回悠然的村落生活，意味着危机之下的印第安人完成了一次从精神荒芜的偏离到生命体验的修正的生存价值回归。阿斯图里亚斯借此表达了他对印第安传统生存价值的生命力的循环认知，以及对不同于现代性的古老人本观的美好期待。

四、回归民族传统的“信仰”

早期与阿斯图里亚斯交往甚笃的委内瑞拉文学家阿图罗·乌斯拉尔·彼特里曾在自己的作品中表达过对魔幻现实主义看法，他认为魔幻知識是一种有效的艺术范畴，当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出发时，就会形成一种神话与宗教在文学上的投射。从宗教中汲取创作的养分，既是美洲本土文学抗衡殖民叙事的沃土，同时也是印第安人世界最后的精神寓所，《玉米人》中极富宗教寓意的保护神形象就实现了人与超自然力量的连接，形成了面向现实的历史循环观。当然，在阿斯图里亚斯这里，所谓宗教的保护神不仅是充满秘术和想象的原始信仰，而且构成了融入神话和魔幻的知识新传统，它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神话学分析取道不同，建立的是事物之间新关系的概念，它不是科学家通过科学方法所能达到的，而是属于诗人和文学家的领域，这一领域俨然是一个精神上几乎超出我们能力的王国。

小说中第三个重要人物讲述的是一名邮差尼丘先生，他日复一日地奔走送信。一日，他像往常一样送信回家，却发现一向恩爱的妻子不见了，他以为老婆变成了“特贡娜”不告而别。痛苦的尼丘先是怀疑妻子背叛了他而去酒馆喝闷酒，却差点被图财的酒馆老板娘害死，接着在醉酒入狱后家中又被偷了精光。留宿三水镇客店时，尼丘偶遇一名老者，并从老者口中得知了妻子的去向。跟随老者来到一个山洞中后，尼丘先生变成了一只野狼，于是走进“五彩堂”，见到了萤火大法师，在萤火大法师的要求下他烧掉了出来送信时背的两大袋包裹。完成这一仪式性的动作后，他终于看到了妻子失踪的真相——在打水的路上掉入了田野里的深井中。邮局派去寻找尼丘先生的伊拉里奥在山间松林里遇到过一只野狼，他确信自己见到的就是尼丘先生的纳华尔。

纳华尔是中美洲民间宗教中人向动物变化的一种形态，神话历史学者的考证倾向于认为这一宗教形式可能是源于美洲原住民对外来征服者的仇恨而连续阴燃了几个世纪（Brinton 30-31）。《玉米人》中的纳华尔是印第安人的保护神，每个人生下来都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动物纳华尔，比如加斯巴尔的纳华尔是黄毛兔子，巫医库兰的罗的纳华尔是七戒梅花鹿，而尼丘的纳华尔是一只野狼。小说中每一次纳华尔的离奇出现都赋予了主人公无与伦比的神性力量，或者将敌人一股脑地粉碎，或者帮助主人公穿越时间和空间的重重阻隔。但是印第安人崇尚的神灵在天主教徒的眼中却是愚昧无知的代名词，阿斯图里亚斯借神父瓦伦廷·乌达涅斯之口展现出新旧文明在宗教上冲突，后者多次表示人脱掉人形变成动物的模样，就像是“魔鬼的胡言乱语”，而特贡娜的“蜘蛛狂病”是背离天主教教义的巫师神汉制造的一种“游动性癫狂症”（213）。

不过，阿斯图里亚斯显然不只是为了展现冲突而将两者对立起来，而是继续从现实中寻找救赎之道，并点明了两种文明对峙中什么才是真正的价值真谛。尼丘寻妻的过程中穿插了另一位西班牙神父堂·卡苏亚利东的故事，他放弃了在信奉天主教的拉迪诺人村庄当神父的安稳日子，主动请缨到偏远的印第安人聚居的金矿区传教。当他到了那里后，发现远不是他料想中的生活，那些被奴役的印第安人神情冷漠、不服管教。印第安人生活艰苦，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淘金场上干活，但淘到的金子却只能全数上交，收入微薄。看到生活真面目的卡苏亚利东明白了文明人其实是“人造人”，而印第安穷人才是“自然人”，他于是选择了还俗。

神话故事中的保护神成为印第安人在现实困难面前最后的信仰寓所，既是小说的魔幻核心所在，同时也昭示了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肆虐下的孤立无援。著名西语文化研究专家索萨曾不无惋惜的慨叹道，“美洲印第安人是现代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孤独的祭品”（索飒 10）。天主教在美洲世界的传播虽然普及了人道主义和理性进步等理念，但是也成为殖民统治秩序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将印第安人和他们的宗教信仰一并埋葬在了哥特式教堂的地底深处。阿斯图里亚斯重拾了危地马拉玛雅文化中的原始信仰，通过纳华尔的魔幻力量对敌人的惩罚和对自我的挽救，辟出了一方印第安人尚能自保的篱笆小院，聊以慰藉传统不断被侵蚀和压缩境遇下的情感上的无力与恐惧。

五、魔幻表达的神奇修辞与现实观照

阿斯图里亚斯在玉米人世界中构建的三重表达首先是内容上依托从现实到魔幻的情节糅杂，其次是运用了一种修辞术来将印第安人灵魂世界的探索展现出来，高尚对此评判道，“它像一次虔诚的文化还原，但却更多地闪烁着一种语言修辞艺术的光辉，一种使魔幻现实主义成为现实的光辉”（高尚 287）。同时，以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Luis Alberto Sánchez）为代表的一些评论家对《玉米人》的修辞艺术也予以了肯定，认为其语言风格就如肉连着骨头似的将象征主义贴近现实事物（Sánchez 295-296）。另一位作家何塞·佩尔德莫（José Perdomo）则形容阿斯图里亚斯小说的字里行间满是“逼真的图景、泛滥的色彩、长久的回响和饱满的叶绿素”（Martínez 10）。小说语言的修辞无疑是阿斯图里亚斯作品的闪光点，但是修辞术的夸饰应当被理解为以魔幻呈现信仰的手段，而非单纯写作技术上的追求。正如阿斯图里亚斯在一次访谈中表示，“若不去考虑印第安人的原始心理，不去想他们是如何看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和自己祖先的深远信仰，则无法去谈论魔幻现实主义”（?lvarez 166）。而卸去非母语的西班牙语的罩衣，作者可能只有借助修辞上的比喻、转化与反复才可能进入到印第安人他者视角的谷底深处。三重表达中魔幻和现实的相互缠绕就像纳华尔的亦神亦人，甚至用墨西哥阿兹特克人信奉的羽蛇神的解释更为贴切，它“既是鸟也是蛇，既是黑夜也是白昼，既是天也是地，既是身体也是精神，是一种连接与过渡，是启明星，始终处于中间状态”（罗旋 134）。在这一点上，三重世界的表达部分对应了印第安人魔幻和原始的心态，因为他们始终生活在现实与梦想、真实与想象、传统与发明之间。

至此，以冲突与找寻为线索串联起来的玉米人世界的三重表达最终都指向了阿斯图里亚斯所期冀的危地马拉社会向印第安传统社会的回归，而修辞术的神奇运用实现了三重表达之间的主旨共频。阶级冲突通过萤火大法师的燎原大火惩戒了不尊重印第安传统的骑警队一干人等，生存价值在戈约巧遇儿子、寻回妻子后复归往日平静的田园生活，传统信仰的寓所则在纳华尔保护神那里获得了小心翼翼的维系。只不过阿斯图里亚斯的理想希冀并不是空洞的形式传达，而是依赖歇斯底里的精神抗争和魔幻叙事予以实现。因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斗争越激烈，故事情节设定的张力越十足，越能衬托传统文化对发展中的后殖民社会实现良序发展的重要性，并借此提醒那些迷失在现代性潮流中无法自拔的受害者们，珍视、守护传统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和意义深远。此外，借由这种充满俚语和地方语言的修辞方式进一步宣泄了作者的情感，并借此增强了对现实的冲击力。

事实上，《玉米人》出版后，评论界对它是否真实反映了社会现实存有争议。即便小说充满了作者的想象，但是很显然，魔幻故事在阿斯图里亚斯这里并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和情节的修辞术，他以一种奇魅的技巧和意蕴传达出了这片土地上过往乃至正在发生着的神奇现实。而且从作品的延续性上看，《玉米人》之后的“香蕉园三部曲”也继承了阿斯图里亚斯对后殖民势力和印第安农民之间社会矛盾和价值冲突的思考，毫无疑问，阿斯图里亚斯的魔幻现实主义是牢牢扎根在现实的地基之上的。他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受奖演说中解释了坚守这一创作方式的奥秘，“我们小说的冲击力可以比作灾难性的魔力，它要毁掉各种不合理的结构，为新生活开辟通路……发出隆隆的抗议声和谴责声，提出响亮的见证，筑起文字的堤坝，像沙粒似的或遏制现实使幻想展翅高飞，或则遏制幻想让现实挣脱樊笼”（阿斯图里亚斯 409）。《玉米人》正是带着作者的上述抱负去诉说那一段不能被民族遗忘的神话和往事，而印第安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调和现代性冲突的独特信仰，既是阿斯图里亚斯文学创作的母体，也是我们看到现实连续走向魔幻、魔幻不断解构现实的催化剂。

注释【Notes】

①本文关于《玉米人》中的引用，如无其他说明，均出自阿斯图里亚斯，《玉米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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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翁逸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