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基于空间基尼系数与重心理论的应用

周 晓，闫振宇，史亚雯

（1.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陕西杨凌 712100；2.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部农村发展研究中心，陕西杨凌 712100）

“猪粮安天下”，生猪生产关系国计民生。受非洲猪瘟疫情影响，我国生猪产业遭受巨大冲击，因此稳定生猪产能，恢复供给势在必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猪生产格局不断调整，生猪养殖业整体仍较分散[1]。有学者指出，自然因素对生猪产地影响逐渐降低，生产规模、交通、比较优势等经济因素的影响不断增强[2-4]，尤其是非农就业因素负向影响显著[5]。此外，地区间生猪生产存在空间溢出效应[6]，耕地[7-8]、环境规制[9-10]等因素对生猪生产提出挑战。21 世纪以来我国生猪国际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国际竞争优势不足[11]。生猪生产空间格局集聚能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12]。为把握新世纪我国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规律，本文利用2001—2018 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特征，并尝试解析驱动因素及具体影响，以期为我国生猪生产提供有益参考。

1 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1.1 生猪生产空间基尼系数与空间集聚 基尼系数是定量分析社会收入不平等的指标，也被扩展用于衡量产业生产集聚程度[13]。生猪生产空间基尼系数能够反映我国生猪产业的整体空间集聚程度。空间基尼系数计算：

其中，G为生猪生产空间基尼系数；n为研究省份的均等分组数，n越大，误差越小，测算结果越接近真实值；Wi为第1 至i组猪肉产量累加比重和。

本文将研究的30 个省份的猪肉产量在全国占比值（Pi）作升序排列，再均分为10 组，各组猪肉产量累加比重记为Ui，以2018 年为例，演示空间基尼系数测算过程（表1），并绘制2001—2018 年生猪生产空间基尼系数变化图（图1）。

由图1 可知，2001—2018 年，我国生猪生产空间基尼系数在42%～46%波动，生猪产业整体空间集聚程度较低，空间格局分布分散。从时序空间基尼系数看，步入21 世纪以来，我国生猪生产集聚变化总特征为“下降—稳定—缓慢上升”，进一步细分为3 个时段：2001—2006年是集聚程度最高的时期，2001 年达到峰值45.09%；2007—2012 年生猪生产空间集聚程度在低水平范围内波动，其中，2007 年空间基尼系数较2006 年骤跌1.91 个百分点，生猪生产的集聚趋势明显停滞；2013—2018 年生猪生产进入稳定发展期，空间集聚程度缓慢提高，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未超过2001 年峰值。此外，由表1所示的各省猪肉产量在全国占比数据（Pi）可知，2018年，四川、河南、湖南、山东等省份是我国生猪生产的集聚热点区域，四省猪肉产量在全国占比超过33%。

图1 2001—2018 年中国生猪生产空间基尼系数

1.2 生猪生产重心转移与格局变化 重心是力学概念，运用到生产格局研究中可以精确反映生产重心的空间分布、转移路径以及生产格局的空间演变趋势[14]。生产重心移动是当其他条件一定，由研究区域内某一部分区域生产量变化引致的生产重心偏移。部分区域生产对研究区域总生产贡献越高，生产重心向该区域所在方向的偏移程度越大。因此，生猪生产重心向某方向偏移程度越大，移动距离越长，表示该方向所指区域的生猪生产对全国生产贡献度越来越高。本文采用猪肉产量代表生猪生产量，重心坐标、转移距离计算见公式（2）、（3）：

其中，X、Y是生猪生产重心的经度、维度坐标；Pij是i省j年猪肉产量占全国j年猪肉产量的比例；li、Li是i省省会的地理经度、地理纬度；λ是地理坐标距离转化为平面距离的取值，取111.11 km。

2001—2018 年我国生猪生产重心及其转移情况见表2，重心转移轨迹见图2。由表2 和图2 可知，步入21 世纪以来，我国生猪生产重心转移变化显著，转移范围为东经113.03～113.30，北纬31.02～31.40，总体方向是东北、西北。按照转移轨迹方向，我国2001 年后的生猪生产重心转移可分为两阶段：2001—2011 年，生猪生产重心主要向东、东北方向转移，累计移动50.70 km，即东北方向地区生猪生产对全国生猪生产贡献度高于平均水平。一方面，生猪生产面临的资源趋紧、环境压力等制约因素越来越多，生猪养殖传统发展区的政策限制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土地、饲料仍是生猪养殖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东北地区是我国生猪生产规划层面的潜力增长区，东北地区的吉林、辽宁有着粮食主产区优势，耕地资源丰富，粮食饲料充足，同时与北京、天津等消费市场距离近，为东北地区生猪生产能力快速提高打下坚实基础。

2012—2018 年，西北方向地区生猪生产潜力突出，表现为生猪生产重心坐标向西、西北转移，累计移动21.13 km。西北地区陕西、甘肃、新疆、青海、宁夏等五省是我国生猪生产的适度发展区，2018 年猪肉产量占全国猪肉产能的3.58%。生猪生产所需耕地不断增加[7]，地域辽阔的西北为发展生猪养殖提供优势基础，加之农牧结合好，农副产品等资源丰富[15]，逐渐成长为我国新的生猪养殖发展区。

表2 2001—2018 年中国生猪生产重心坐标、转移方向及移动距离

图2 2001—2018 年中国生猪生产重心转移轨迹

2 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实证分析

2.1 数据来源 研究所涉地域范围为我国30 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时间范围为2001—2016 年，数据均来自国家级和省级统计年鉴。其中，生猪出栏量、玉米产量、粮食产量、等级交通公里数、地区生产总值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7）；乡村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乡村总从业人员数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13）和各省统计年鉴（2014—2017）；待宰活猪市场价格来源于《中国畜牧兽医统计年鉴》（2002—2017）；地区面积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

2.2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2.2.1 模型设定 本文利用2001—2016 年省域层面生猪生产的相关数据，构建面板模型，从横截面和时间序列2 个维度，提供更多个体动态行为的信息，对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进行解析，模型表达式如公式（4）：

其中，Yit是因变量，即各省的生猪出栏量；Xit是变量选取所涉全部自变量，β是各自变量的系数，uit是随机误差项。

2.2.2 变量选取 农业生产活动受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共同影响[16]，本文借鉴已有成果，从自然、市场经济、交通、技术、政策方面综合分析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

1）自然因素。生猪饲养过程需要大量饲料粮，其中，玉米是生猪养殖最主要的谷实类能量饲料[6]。资源禀赋说认为要素的相对丰裕度决定价格差异，并进一步决定国际分工。一般而言，玉米生产量相对丰裕的省份能够为生猪养殖提供充足的饲料资源，提高饲料自给率，使农牧结合经济效益最大化。基于此，本文选用各省域玉米产量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作为影响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的自然因素，并假设与因变量关系为正。

2）市场经济因素。市场经济因素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胡浩等[4]指出我国生猪产业经济性布局的特征。本文以养殖户的市场价格预期、生猪生产比较优势和非农就业机会3 个变量表征市场经济因素。首先，价格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信息传递的功能，养殖户对生猪市场的价格预期影响着生产决策。受价格滞后效应影响，养殖户进行生产决策时会受前一期价格影响[5]。其次，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具有生猪生产比较优势的省域应集中力量生产猪肉产品，生猪养殖业在空间上会向强比较优势区域集中，资源禀赋指数是衡量比较优势的重要指标[17]。同时，理性经济人是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生猪养殖户是理性经济人，会自觉追求最大化经济收入。当养殖户从非农就业获得的收益超过养殖收益时，会逐渐退出养殖生产。各省域非农就业机会多寡、收入水平不同，与养殖收入形成的比较收益差也不同，对养殖户生产的影响程度也各异。基于此，本文选取上一期待宰活猪价格表征养殖户的市场价格预期，资源禀赋指数表征比较优势，乡村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与乡村总从业人员之比表征非农就业机会，并假设3 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分别为正、正、负。

3）交通因素。生产资料与产品高效流通是农业生产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生猪生产区与消费区之间的互联互通需要良好的路网基础设施，一方面，生猪饲养所需的厂房建设原料、设备、农具、饲料能够快速运输到生产区，活猪产品也可以快速进入下游产业链；另一方面，资金、技术、市场信息等生产要素也搭乘交通线路传输到养殖端[18]，使养殖户更新生产理念，调整生产策略。基于此，本文选取路网密度（单位面积的交通里程数）表征交通因素，并假设对因变量有正影响。

4）技术因素。畜牧业技术水平是提高生产效率的重要工具，生猪出栏率高低是技术水平高低最直观的反映。仔猪品种选择、种猪选育饲养、肉猪高效育肥及疫病防控等环节的技术水平都直接影响出栏率高低。省域之间农业科技基础不同，创新强度和推广程度不均衡，生猪养殖技术有较大差距。基于此，本文选取生猪出栏率表征技术因素，假设对因变量有正向影响。

5）政策因素。畜禽养殖业是主要的农业污染源，随着绿色生产推进，人们的环保意识提高，生猪养殖受禁限养等环保政策的影响日趋加大，环境政策规制日益成为约束生猪养殖业发展、调整布局的重要因素。一般认为，地区经济水平越高，对环保的重视、投入及标准越高，政策环境偏紧[10]，生猪养殖业会向政策宽松的地区迁移。省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生猪养殖政策环境的差异，周建军等[10]利用省域面积计算调整系数对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做调整，以量化养殖政策环境。基于此，本文选取调整后的地区生产总值为政策环境变量，并假设与因变量关系为负。

表3 变量说明与假设

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2.3.1 模型选择结果 面板模型具体可分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选择依据豪斯曼（Hausman）检验结果，如表4 所示，豪斯曼检验结果为11.78，P值为0.067，拒绝原假设随机效应，且本研究内容为中国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所涉范围包括总体的所有单位，因此选择固定效应面板模型[19]。

表4 豪斯曼检验结果

2.3.2 面板模型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2001—2016 年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的驱动因素估计结果如表5 所示。

由表5 可知，各因素对生猪生产的影响与预期假设基本一致，除了非农就业机会和政策环境变量，其他变量均通过不同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表5 面板模型固定效应估计结果

1）市场经济是影响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最重要的因素。价格预期的估计系数为22.258，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养殖户的市场价格预期对生猪出栏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猪肉是我国居民重要的消费食品，2017 年，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占人均肉类总消费量的75.28%。市场价格影响供给，且存在滞后效应，农产品生产周期长，对价格反映存在时滞，前一期待宰活猪市场价格的高低会影响养殖户是否补栏增养。当省域间其他要素一定，上期市场价格高的省域，养殖户对生猪市场有积极预期，会扩大养殖规模，提高产能。生猪生产比较优势的估计系数为7.650，通过1%水平显著性检验，表明比较优势对生猪出栏量有显著正向影响。比较优势强弱代表生猪生产优势程度高低，其他条件相同时，比较优势越强的省域越倾向于发展生猪养殖，提高全国专业化分工中的竞争力及生产效率。

2）自然因素对生猪生产空间格局仍有重要影响。玉米资源的估计系数为63.757，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玉米资源对生猪出栏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生猪养殖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自然基础。粮食类饲料是生猪养殖重要的饲料来源，玉米、稻谷、大麦都是重要的粮食类饲料。其中，玉米饲用价值最高，稻谷、大麦的饲用价值为玉米的80%～90%[20]。一般而言，一头120 kg的出栏生猪全期所需的玉米添加量在62%[21]。玉米资源丰富的省份有着充足、优质的粮食饲料以保证生猪养殖基础，实现玉米生产自给自足也能够使效益最大化。因此，省域玉米资源越丰富，养殖基础越好，越扩大生猪生产规模，越促进生猪生产向该区域集聚。

3）交通因素对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有显著正向影响。表征交通因素的路网密度的估计系数为233.449，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路网密度对生猪出栏量有显著正向影响。省域单位面积的交通里程数越大，干线网络密度越大，连结生猪养殖场与消费市场之间的道路越多，综合衔接越高效，养殖场建造原料、仔猪、饲料、生产机械设备等可以迅速到达生产区。同时，生猪养殖场的产品也能够快速高效地运输到屠宰加工产业和消费市场。便捷交通加速各类生产要素和各级产品在生猪产业链条上的流通，提高流动速率和生产效率。现代化交通不仅承担着商品交换的运输功能，还是劳动力、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的重要载体，集约高效的货运交通能够加强生猪生产信息互联与合作。此外，小规模的散养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猪肉消费需求，只有规模化、集约化发展才能保障供给。交通体系越完善，连通度越高，运输服务协同性越强，生猪产业要素流通条件越好，越有利于实现规模化养殖，生猪产品运输与销售范围越大，生猪生产在空间上表现为向路网密集地区集中。

4）技术因素对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有正向影响。代表技术因素的出栏率的估计系数为1.980，并通过10%水平显著性检验，说明出栏率对生猪出栏量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技术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2017年全国生猪出栏率同比增加9.52 个百分点。一般情况下，生猪养殖水平高、技术成熟的地区，能够在其他投入相同时获取更高收益，技术的溢出效应使该区域生猪生产水平整体提高，促进生猪生产发展，推动生猪生产向该区域集中。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3.1 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测算生猪生产空间基尼系数与生猪生产重心指标，对2001—2018 年中国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影响生猪生产空间格局变化的驱动因素，构建了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自然、市场经济、交通、技术、政策等5 个维度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主要结论有以下3 点：

一是生猪生产的空间格局整体较分散。从空间集聚程度看，2001—2018 年，生猪生产空间基尼系数不足50%，生猪养殖行业整体集中度不高。

二是生猪生产重心向东北、西北转移。从转移轨迹看，2001—2018 年，中国生猪生产重心累计向东、东北方向移动60.37 km，累计向西、西北移动27.32 km。2012 年后，生猪生产主要向西北方向的适度发展区集聚，这与我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的产业格局优化思路一致。但西南地区的四川、南方地区的湖南等省份仍是我国生猪主产省。

三是经济类因素是影响生猪生产空间格局演变的关键，自然、交通、技术等也对生猪生产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养殖户的市场价格预期越高，生猪生产比较优势越明显，越能促进该省域生猪生产发展。同时，省域玉米资源越充足，交通网络越密集，生猪出栏率水平越高，养殖规模越大，生猪生产在空间上越向本省域集聚。

3.2 政策建议 基于前述结论，我国在生猪产业格局优化调整、保证猪肉产品有效供给时，要提高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水平，致力于提高生猪产业空间集聚度。各省域要坚持适度规模养殖，考量养殖户市场预期、交通路网密度、养殖技术等等条件，施行各有侧重的生猪生产发展方案。主要政策建议如下：

1）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提高生猪产业集中度。拓宽养殖场（户）升级基础设施的支持渠道，对粪污资源化利用装置给予补贴，加大规模养殖场配套环保设备的支持力度。发挥中央与地方、省市县的联动作用，建设一批有代表性、示范性、可借鉴性的标准化规模养猪场，充分发挥带动作用，鼓励中小养殖户合理扩大生产，转变生产方式，向标准化、规模化过渡。

2）尊重演变规律，分区域推动生猪生产。生猪生产在空间格局上表现为向东北、西北地区迁移，对应的生猪生产区划为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一方面要依托潜力增长区的饲料资源、品种优势、环境容量等条件[15]，建立标准化大规模生猪养殖基地，提高生产能力；做大做强猪肉深加工企业，做好产销结合；加强东北民猪繁育体系建设，保证良种资源。另一方面要借助适度发展区的土地资源、农牧结合等优势，加快技术创新与推广，提高生产效率；做好农牧结合循环发展，打造地区养殖特色。

3）制定省级生产规划，实现生猪养殖优势最大化。一是要稳定市场价格，提高生猪产量，从供给侧出发，对市场需求做出相应调整；二是要保障省域内玉米等粮食饲料的供应；三是要增加路网密度，完善交通综合运输体系，促进生产区与消费区联通；四是发挥“产学研一体化”及生猪产业岗位科学家作用，坚持高效技术创新，不断应用技术成果，增加生猪生产科技含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