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叔”在先秦文献中的特殊内涵
——兼谈先秦诸侯公室公子的宗法制度

徐 渊

(同济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082)

一、 “大叔”作为族氏与称谓的两种用途

传世文献中号曰“大叔”的有晋国始封君唐叔虞、郑共叔段、周襄王之弟王子带。另有卫大叔仪(大叔文子)、大叔懿子、大叔疾(大叔悼子)，郑子大叔亦有“大叔”之称。

在这些人物中，卫大叔仪、大叔懿子、大叔疾与郑子大叔称谓中之“大叔”，与前三者并不相同。《左传·哀公十一年》传云：“冬，卫大叔疾出奔宋。”杜预注：“疾即齐也。”《春秋·哀公十一年》经称：“卫世叔齐出奔宋。”何休《解诂》云：“卫世叔齐，字疾。”“卫大叔疾”即“卫世叔齐”，由于《左传·哀公十一年》传有“大叔懿子……生悼子”，杜预注“悼子，大叔疾”，则大叔懿子是大叔疾之父。《左传·襄公十四年》传云：“卫人使大叔仪对。”杜预注：“大叔仪，卫大夫。”又《左传·哀公十一年》传云：“则大叔懿子止而饮之酒。”杜预注：“懿子，大叔仪之孙。”根据以上的关系，可知大叔仪为大叔懿子(名不知，仅知谥号)之祖父，大叔懿子为大叔疾之父。在这个世系中，“大叔”不可能是诸侯之弟的称谓，只能是这一支的族氏。(5)“大叔氏”亦可称为“世叔氏”，则大叔氏的祖先应该也是有“大叔”身份的公子。

“郑子大叔”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传文“子大叔戒之曰：‘大国之人，不可与也’”。杜预注云：“大叔，游吉。”游吉为游氏，名吉。有注家认为“大叔”可能为游吉之字，杨伯峻注则说：“大叔即游吉，为游氏之宗主。”这两种说法无法落实“游吉”为何有“子大叔”之称，故都不可信。“游吉”称“子大叔”，很可能仍是将“大叔”用作族氏称谓，表明作为游吉所出祖的公子的身份为“大叔”，“子”表示尊称。这在后文还会有进一步的申说。

战国玺印中有两方含有“大叔”字样(见图1)，这些玺印中的“大叔”也都用为姓氏，可见先秦时代以“大叔”为氏的情况普遍存在。(6)吴振武：《古玺姓氏考(复姓十五篇)》，第五则，见《出土文献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79-81页。

(a) 《玺汇》3428(7) 罗福颐编：《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文物出版社，第319页；第313页。

(b) 《玺汇》3350(8) 罗福颐编：《古玺汇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文物出版社，第319页；第313页。

除了上述几位春秋人物有“大叔”之称，晋国始封君唐叔虞、郑庄公之弟共叔段、周襄王之弟王子带，在《左传》皆有“大叔”之称。《左传·昭公元年》传云：“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杜预注：“叔虞封唐，是为晋侯。”杨伯峻注：“大叔即叔虞，成王同母弟。”(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218页。《史记·晋世家》云：“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又《左传·昭公元年》传云：“邑姜方娠大叔。”服虔曰：“武王后，齐太公女也。”又《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谓晋籍谈曰：“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根据以上可知，唐叔虞为周成王诵之同母弟，换言之，即成王之嫡长弟。

《春秋·隐公元年》传云：“生庄公及共叔段。”杜预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左传·隐公元年》传云：“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杜预注：“公顺姜请，使段居京，谓之京城大叔，言宠异于群臣。”杜注认为将共叔段称为“京城大叔”是因为“宠异于群臣”，恐怕不确，所谓“京城”即“京”地，“大叔”则因为共叔段为郑庄公之同母弟，故称之。

周襄王之弟王子带亦称“大叔”。《左传·僖公七年》传云：“惠王崩，襄王恶大叔之难。”杜预注：“襄王，惠王大子郑也，大叔带，襄王弟，惠后之子也。”襄王母早死，继母惠后，生王子带。王子带的情况与前二者稍异，其与襄王并不是同母弟，王子带是周襄王继母之子。根据丧服制度可知，士的继母与已故或者被出的前妻是具有同等礼法地位的，因此王子带被视作周襄王的嫡长弟就易于理解了。

二、 铭文中的“大叔”

目前，已见出土文献资料中含有“大叔”的器物，除了本文开篇提到的吴王余祭残剑以外，还有14件，其中12件为铜器(1件仅存摹本)，2件为玺印(见图1)。考察铜器铭文，铜器大概可以分为五组：

第一组为西周器4件：

1. 禹鼎，1940年2月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西周晚期器，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以下简称《铭图》)编号02498，其铭文为(节引)：

本器器主为禹，幽大叔、懿叔为禹之祖父与父亲。

2. 禹鼎(仅存摹本)，传陕西华阴县出土，《博古图》收录摹本。《铭图》编号02499，其铭文为(节引)：

本器器主为禹，铭文应与第1器基本相同。

3. 叔向父禹簋，原藏潘祖荫，西周晚期器，现藏上海博物馆。《铭图》编号05273，其铭文为(节引)：

本器器主为叔向父禹，叔应为器主之排行，向为器主之字，禹为器主之名。由于铭文中提到器主禹之祖为幽大叔，与禹鼎器主禹的祖先相同，故两器器主应该是同一人，器铭中提及的幽大叔也是同一人。

第二组为莒国器1件：

5. 大叔之子平壶《铭图》定名为孝子平壶，孙刚《东周齐系题铭研究》(以下简称《齐系题铭》)定名为莒大叔平瓠壶(14)孙刚：《东周齐系题铭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第46页。，1988年山东莒县中楼乡于家沟村出土，春秋晚期器，现藏于莒县博物馆。《铭图》编号12358，其铭文为：

本器器主为莒国大叔之子“平”。《金文通鉴》将“子平”前之字释为“孝”，恐不确。此字据孙刚的意见，可能为“孺”。(16)不排除是“中”字的可能，两边下垂的笔画为泐痕。作“孺”，亦可讲通。此器孙刚定名为“莒大叔平瓠壶”，不确，器主是莒大叔之子“平”，“平”本身并不是莒之大叔。

第三组器物为吴国器3件：

根据董珊的意见，其铭文漏铸“弔”“乍”二字，补足文句后当作：

本器器主与吴王余祭残剑器主一样，为吴王余祭，其时其尚未为君。

第四组器物为吕国器3件：

9. 吕大叔斧，春秋晚期器，原藏端方，《铭图》编号18736，其铭文为：

本器器主为吕之大叔。

10. 吕大叔斧，春秋晚期器，原藏潘祖荫，《铭图》编号18737，其铭文为：

本器器主为吕之大叔。

11. 郘大叔斧，春秋晚期器，原藏潘祖荫，现藏上海博物馆，《铭图》编号18738，其铭文为：

本器器主为郘之大叔，郘与吕为同一国。

第五组器物为残器(国别不详)1件：

12. 弟大叔残器，春秋早期器，1974年7月山西闻喜县桐城镇上郭村墓葬(M375.10)出土，现藏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铭图》编号19453，其铭文为：

……弟大弔(叔)……妇季……(23)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三十五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

本器器主可能是某位国君之弟，称为“大叔”的“某”。

从以上诸多器物来看，这些器物基本都是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晚期器。

第1器至第3器的器主都是禹，禹鼎铭文记载了禹效仿其祖父幽大叔、父亲懿叔，协助武公敦伐鄂国并获胜利的事迹。铭文中提到穆公事迹“克夹绍先王”，以穆公称公看，穆公很可能是周的重臣或封君，曾经辅佐过周的先王。武公很可能是穆公的嫡传后代继承人，继承了穆公的重臣或封君之位。有意思的是，禹称穆公为皇祖，说明禹也是穆公的后代，由此可以推测禹的先祖或是穆公或穆公之后的某位别子。禹提到他的祖父幽大叔、父亲懿叔，则幽大叔很可能就是穆公之族大宗宗子的嫡长弟，禹是他的后代。

第5器《齐系题铭》认为仲子平钟(《铭图》编号15502—15510)的“时代应为春秋中期。铭文中‘仲子平’与莒大叔平瓠壶铭文中的‘大叔平’二者很可能就是一个人，此壶时代也应定为春秋中期”。虽然《齐系题铭》对二器的器主定名略有问题(应该都是大叔之子平)，但是提供了一项关键信息，即仲子平钟之莒叔很可能就是莒大叔之子平瓠壶之莒大叔。两器均为春秋中期器，又都是莒国的器物，器主都是莒国某公子(排行叔)之子平，因此两器器主为同一人的可能性非常大。由于“莒叔”所称的是莒国排行第三以下的公子，与莒大叔是同一人，那么就与传世文献“共叔段”之称为“大叔”的情况完全相同，这给本文的论断增添了一个强证。

第8器如果按照《吴越题铭》的释读意见，可以与开篇论及的吴王余祭剑视作内容相同的材料，互相印证。将吴王余祭残剑与吴王余眜剑合观，可以看到“大叔”之称正是用来指作为君兄樊诸的嫡长弟余祭，“大叔”为嫡长弟的性质是通过余祭作为樊诸第一顺位继承人而被揭示的，这在传世史料当中从未有过反映，而由于吴国特殊的继承人顺序，则给我们找到了一个极好的例证。

第12器有“弟+大叔”的配合，“弟”与“大叔”是相关联的，可说明大叔为国君之弟。

从其余器物虽然无法通过铭文知晓器主在该国的地位和身份，但可以根据铭文推测，“大叔”的称谓在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广泛存在于各诸侯国，并不仅限于传世文献所述的数例。

三、 “大叔”的宗法内涵

传世文献中所述诸位“大叔”，除了吴王余祭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得继君统之外，唐叔虞的分封在西周之初，其时周代宗法制度尚不完备，与春秋时有异，可以暂且不论。春秋时代，仅有的两位出现于史籍中的“大叔”均是以意图篡夺君权者的面貌出现的，他们在国内势力稳固、党羽遍布，与宗亲的关系盘根错节。因此有必要从先秦宗法制的角度分析一下“大叔”所处的特殊地位，以此来说明其作乱的制度性根源。

丧服制度中，天子、诸侯为之有服的，只有自己的嫡传后代，如嫡子、嫡妇、嫡孙、嫡孙妇。根据礼家的总结，这个原则称为“诸侯绝周”。由于天子、诸侯是君，宗法制度以尊君统为大原则，因而天子、诸侯是不能为其伯叔、昆弟、庶子以及更远的亲属服丧的，这些亲属为国君服丧也不依照五服丧服制度中的“亲亲”原则为国君服私亲之服，而是以为国君之服服之(斩衰三年)。这是了解先秦宗法制度者所熟知的。

在“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的原则下，国君的少数公子可以获得赐族，而根据《左传·鲁隐公八年》隐公为公子无骇赐族的情况，公子赐氏立族(成为大宗)往往在公子死后，那么在诸公子去世之前，由谁来主持宗务呢？ 《礼记·大传》云：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适者，公子之宗道也。

以上这章的大意是，公子们(诸侯的众弟)也有立宗制度(并不因为“诸侯绝周”而使得国君诸弟没有了宗子)：诸公子的国君，封自己的众兄弟为士、大夫，则要立他们当中的嫡长弟为他们的大宗子，这就是公子的立宗制度。(24)徐渊：《〈仪礼·丧服〉服叙变除图释》，中华书局，2017年，第217页。

由此可知，天子、诸侯的嫡长弟要扮演诸公子之宗子的角色。根据宗法制度推论，这个角色一般应该是有传承性的，公之嫡长弟被赐氏立族的可能性比较大，赐氏立族之后，公之嫡长弟的嫡长子、嫡长孙一系会成为这个大宗的宗子。其他公子卒后，部分后代也可能因为赐氏立族而成为大宗，那他们也就不以公之嫡长弟之族的大宗宗子为宗主了。但是另一部分公子卒后，其后代并没有得到赐氏立族，那他们的后代就世世代代以国君的嫡长弟之族的大宗宗子为宗主。《左传》经传中常常出现以某代国君的谥号为族名的族群，如宋国的庄族、桓族、戴族，楚国的景氏、昭氏等，这些宗族的成立或许就是以“公子之宗道”的宗法制度作为支撑的。《礼记·大传》又云：

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有无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所谓“有大宗而无小宗者”指的是众公子中有公之嫡弟，由嫡长弟来做众公子的宗子，众公子视公之嫡长弟为大宗宗子；所谓“有小宗而无大宗者”指的是众公子中没有公之嫡弟，则在众公子中选出一位庶公子，众公子视此位公之庶弟为小宗宗子，大概同于五服制度中的嫡子的地位；所谓“有无宗亦莫之宗者”指的是公只有一位昆弟，则这个昆弟既没有宗子也不被其他人视为宗子。以上几种情况是诸公子的丧服制度，也是其宗法制度。(25)徐渊：《〈仪礼·丧服〉服叙变除图释》，中华书局，2017年，第217页。《左传·宣公二年》云：“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子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杜预注：“余子，嫡子之母弟也，亦治余子之政。”这里的公族、余子可能也存在嫡长子、嫡长弟的分工。

根据宗法，诸公子之间的丧服制度与亲属昆弟之间的五服制度有所不同。礼书中，虽然小宗与大宗宗子之间的亲属关系已经出了五服，但小宗要以加隆的丧服为大宗宗子服丧，服齐衰三月之服。公之嫡长弟与众兄弟的亲属关系还在五服之内，与一般的小宗为大宗所服又有所不同。根据《仪礼·丧服》，公之庶昆弟为其昆弟仅服大功九月，而不是如丧服制度规定的齐衰期年。《丧服》传文：“何以大功也？先君余尊之所厌，不得过大功也。”是因为先君有余尊尚在，则庶昆弟之间亦不得服大功以上。又《丧服》经文：“丈夫、妇人为宗子、宗子之母、妻。”小宗族人为大宗宗子服丧为齐衰三月。具体众兄弟为嫡长弟所服为何，礼书无载，不可确知。(26)根据《礼记·大传》郑玄注，所服为“齐衰九月”，其原因比较复杂，将另文详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由于天子、诸侯的嫡长弟被其众兄弟视为大宗宗子，无论其排行在“伯、仲、叔、季”，地位都是非常特殊的，于众兄弟有统帅宗族的职责，在国内培植党羽自然非常便利。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春秋时代被史籍记载的仅有的几位“大叔”均是意欲争权者，实是宗法制度使然。

四、 行次不分嫡庶及“孟”的一种特殊用法

《礼记·檀弓上》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先秦时代，男子虽然不一定五十岁以后才能以“伯、仲、叔、季”称兄弟行辈，但是说“伯、仲、叔、季”是男子成年以后才会有的一种称谓，应该较为符合实际。根据先秦姓氏制度，伯行一，仲行二，从第三至倒数第二的兄弟皆称叔，而末弟称季，这是春秋时代通行的一般情况。这样的制度或许从西周开始即逐渐在各国中普及开来，以至于到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成为各国通行的命名法则。如《左传·襄二十七年》传云：“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孟孙谓叔孙曰：‘庆季之车不亦美乎？’”杜注：“季，庆封字。”杨伯峻注云：“《礼记·檀弓上》‘五十以伯仲’，盖庆封行第最幼，故称庆季。”又鲁国三桓之祖共仲、叔牙、季友，分别是鲁庄公的二弟、三弟、四弟。《史记·鲁世家》云：“庄公有三弟，长曰庆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则庆父、叔牙、季友皆为庄公之同母弟，且庄公最长。

是不是国君的嫡子才能有行辈之称，而庶出则没有？《左传·昭公二十年》有公孟絷，根据杜预注“公孟，灵公之兄”，则公孟絷是卫灵公的庶兄，卫灵公为嫡长子。《左传·昭公二十年》卫豹、宗鲁生称其曰“公孟”，《左传人物名号研究》认为“《左传》人物名号中与公有关或冠公字，因其为公子，故以公字配行次曰公孟，如鲁昭公之子务人，亦以公字配行次曰公叔务人”(27)方炫琛：《左传人物名号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3年，第178页。。由此，公孟絷实际就是孟絷，孟絷即伯絷。又《左传·庄公十一年》有“臧文仲”，《左传·庄二十八年》经云：“臧孙辰告籴于齐。”杜预注：“臧孙辰，鲁大夫臧文仲。”孔颖达《疏》引《世本》云：“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达，达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这里排行第二的臧文仲大概就是臧氏的宗子。其兄或为早死，或为庶出，排行在臧文仲之前，却没有作为大宗为后于臧氏。又《左传·庄公二十六年》之“东门襄仲”排行第二，为鲁庄公之子，鲁庄公之长子当是公子般，而鲁闵公开则是在鲁庄公二十四年迎娶的哀姜之娣的儿子，自然年纪比公子般与公子遂要小不少。从这点上看，公子遂即东门襄仲肯定是庶出。

以上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天子及诸侯之子在排行之时，“伯、仲、叔、季”应该并不区分嫡庶，只要成年，均分配以行次，行次按前述“伯(孟)行一，仲行二，从第三至倒数第二的兄弟皆称叔，而末弟称季”。因而“孟”“仲”都可能是庶子的行次。

“伯、仲、叔、季”既然是嫡庶兄弟成年之后加入的排序，那就可以推断共叔段一定是排行第三以下的嫡子，与郑庄公为同母弟，而在郑庄公和共叔段之间应该还有一个或几个庶兄弟。由于这些庶兄弟没有什么历史作为，所以《左传》《史记》等史书也记之较略，有的直以“公子”称之，而不以“伯、仲、叔、季”称他们，因此就无法获知这些人物的存在。同理，王子带称“大叔”也是一样的情况。唐叔虞是成王的同母弟，而《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云：“邘、晋、应、韩，武之穆也。”邘、应、韩的封君很可能就是唐叔虞的庶兄弟，占有了周成王至唐叔虞之间的行次。

先秦载籍中还有一种关于“孟”的特殊用法与本论题相关，在这里附带申说一下。关于“孟”，一般的意见认为与“伯、仲、叔、季”之“伯”内涵相同，均为排行老大的称谓。这种用法在两周青铜器中屡见不鲜，作为女子的称谓普遍存在。然而在典籍中，“孟”还有另外一种用法，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

晋国赵衰为赵夙之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传有“从者狐偃、赵衰……”，杜预注：“赵衰、赵夙弟。”《史记·赵世家》谓周穆王“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赵衰即赵氏之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传云：“子馀辞。”杜预注：“子馀，赵衰字。”《史记·赵世家》云：“赵衰卒，谥为成季。”赵衰又称“成季”，杜注以“成季”为赵衰，成为其谥，季盖其行次，与鲁公子友之称“成季”同例。

史籍中，又将赵衰称为“孟子馀”“赵孟”。《左传·昭公元年》传有“赵孟适南阳，将会孟子馀”，杜预注：“孟子馀，赵衰，赵武之曾祖。”《左传》自赵衰之后，只要是赵氏宗子，一律可以“赵孟”称之。如《左传·哀公二十年》传云：“赵孟降于丧食。”杜注：“赵孟，襄子无恤，时有父简子之丧。”赵无恤为赵鞅之子，《左传·哀二十七年》称其曰“赵襄子”，《史记·赵世家》云“伯鲁者，襄子兄，故太子”，则无恤有兄曰“伯鲁”，而《左传》仍称赵无恤曰“赵孟”。赵氏自赵盾起，嗣位者皆称“赵孟”。《左传》称赵衰为“孟子馀”应该理解为以“孟”配字，“子馀”为赵衰之字，“孟”则指称赵衰为赵氏大宗宗子。

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氏”，又称“仲孙氏”，本为共仲之后。按文献所说，共仲是鲁庄公之嫡长弟，因此他所承担的工作与前述之嫡长弟“大叔”相近。前一节已经根据礼书所载做了嫡长弟宗法义务的详细分析，仲孙氏很可能扮演着整个桓族大宗宗子的角色，由于鲁庄公作为国君不能担任桓族大宗宗子，故桓族各公子应以共仲为大宗宗子，因而称其为“孟”，这与排行毫无联系。杜预由于不清楚这一点，将共仲视作鲁庄公的庶兄，与《史记》等文献相悖，从叔牙欲立庆父史事来看，庆父是庄公嫡长弟的可能性很大，杜预的说法缺乏凭据。

由于鲁国赐族三桓是依礼制以“仲”“叔”“季”为氏，故鲁国的官方史书《春秋》对此进行了如实记录。《左传》中将“仲孙氏”均称为“孟孙氏”，则是鲁国人对作为大宗“仲孙氏”的另外一种习称。由于共仲行次为“仲”，而不是“叔”，故史籍所载也就没有“大叔庆父”之称了。“庆父”之所以能发起鲁难，显然也是因为他的特殊嫡长弟身份，依照排行称“仲”而不称“叔”，称呼虽然与“大叔”不同，但其大宗宗子的身份却是如出一辙，宗法地位也就完全相同了。

本文第一节所举“游吉”又称“子大叔”，其始祖公子偃是郑穆公之子，很可能是郑灵公的嫡长弟，曾相郑悼公如晋拜成。因此游吉的祖父公子偃可能有“大叔”之称，游吉作为游氏的大宗(继承游眅在游氏的宗子地位)也被称为“子大叔”也就可以理解了，这也是“大叔氏”的一种变称。这种称法与将“共仲”之后称为“仲孙氏”，同样是出于先秦的称名习惯。所不同的是游吉一族以“游”为氏更为国人熟习，故“大叔氏”最终没有成为对游氏的主要称呼。

五、 结论：正确释读“大叔”的含义

综上，“大叔”并不是指国君的首弟或长弟，而是特指国君的嫡长弟。称作“大叔”的嫡长弟与国君之间还有若干位庶兄弟。《题铭研究》认为“(国君的首弟)有时不用‘仲’，而直接用‘叔’”的这种看法是不能成立的。

传世文献中“大子”可以称为“世子”，“大叔”亦可以称为“世叔”，“世”所表示的是有所承继的意思，“大”则说明无论国君的大子或其嫡长弟，都在国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宗法地位。“大叔”扮演着大宗宗子的角色，承担替代国君收族主祭的责任。根据《仪礼·丧服》，多数没有得到国君赐族的众公子(即国君的诸庶弟)是不能作为大宗之祖的，他们要以国君的嫡长弟作为自己的宗子，嫡长弟因此也就具有了崇高的族内地位，这为他与国君开展斗争争夺权力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礼法基础，“大叔作乱”因此也成为春秋时代一种习见的政治败坏模式。

本文对“大叔”称谓的命名规则及其礼法内涵做了讨论，对如何厘清出土器物中被称为“大叔”人物的特殊地位，以及如何理解传世文献中“大叔”称谓的历史意涵，提出了新的看法。相信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加，会为更清晰地了解先秦时代周王室及诸侯宗室的礼法制度提供更多、更好的实物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