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学：近代日本大战略的文化伏笔

谈东晨

如果说1853年前后两次黑船来航事件和1868年起始的明治维新分别是日本对外开放、政治西化改革并走上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标志，那么，日本在近代前漫长的闭关锁国史中是怎么看待西方的？又如何能迅速地接受从东方到西方国家的蜕变？日本学学者、文化学家唐纳德·金所著《日本发现欧洲：1720—1830》（1952年出版）一书，生动叙述从幕府放宽西方书籍管制的1720年到驱逐西博尔德出境的1829年之间，日本官僚和知识界对西方认知的演变历程，尤其表现为“兰学”的萌芽和兴起。这可谓是日本版的“启蒙运动”，为国家未来走向埋下文化伏笔——除纯粹的科技知识外，更意味着价值观念的转变，从而衍生出战略思想的雏形。因此，如果从文化视角理解近代日本大战略的缔造，该书无疑是相关研究的有力参考。

兰学的兴起与实用主义探索

兰学是在欧洲资本全球扩张与日本长期闭关锁国的鲜明对比下萌芽和兴起的。十五到十七世纪，欧洲人沉浸于地理大发现的狂欢中，借助商业活动开拓殖民版图，美洲和非洲成为生产原料供给地，此时亚洲尚未真正进入国际市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曾试图打通与日本的贸易渠道，但最终能留在长崎港出岛上外国商馆里的只有荷兰人。为什么荷兰能成为十八世纪日本人首选的学习对象？唐纳德·金这样解释：一方面，如果向英国或俄国讨教，日本人可能要做出很大让步，甚至使国家蒙受损失;另一方面，相较于西班牙或葡萄牙，荷兰更适合成为传播西方知识的桥梁。

与英国和俄国相比，往昔的海上霸主已然构不成威胁。1672—1678年的法荷战争彻底剥夺了“海上马车夫”的荣耀，从此荷兰商人不再关心国运，只在乎赚钱。“只要能为东印度公司获利，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他们向日本统治者和官吏们卑躬屈膝，行欧洲其他国家代表们视为“自我作践”的礼节，这正中日本下怀，特别是满足了德川幕府故步自封的心理需要。其实，幕府了解对外贸易的好处，但排斥欧洲人的布教行为。这并非缘于教义，而是担心丧失民众对国家的忠诚以及外敌入侵的可能性。1640年之前，日本就将善于布道和开拓殖民地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驱逐出境。任何与基督教沾边的汉文书籍也一律禁止流通，而能读懂西文的日本人寥寥无几，此举本质上将日本学者与西方学术前沿完全隔绝，直到热衷精化历法的德川吉宗于1720年放宽书籍禁令，“标志着日本吸取西欧科学知识跨出了关键的第一步”。然而，稀少的汉译西书无法满足吉宗的需求，只能指望当初为幕府消灭基督徒提供支援得以取代葡萄牙人位置的荷兰人。

1740年吉宗命令野吕元丈和青木昆阳学习荷兰语，两人耗时十余年分别编成科学书籍和词典，今日看来虽微不足道，彼时却意义深远。兰学得到了官方认可，能够接触并学习荷兰的日本人规模从1670年左右便出现的长崎通词（译员）小群体，迅速发展到充斥整个国家，可谓是“兰学热”。

日本知识界对西方文明的探索表现出浓厚的实用主义特征。唐纳德·金对两位兰学大家——司马江汉和本多利明的论著进行重点分析，发现不论是文字、书籍和科学领域，还是绘画、宗教与哲学领域，早期兰学家们都格外强调西方文明的实用性价值。譬如绘画，日本画家平贺源内的美术观点异于讲究“神似”的传统画法，相信画得逼真、写实的“形似”更重要;司马认为西方油画不像书法那样属于艺术爱好者的修身养性，而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一门工具”。本多指出，“只有荷兰绘画才是大众教育的最佳手段”。这种实用主义特征在本多利明的经济思想中表现得淋漓尽致：（1）贸易论，对闭关锁国、阶层分化的德川经济进行改革，积极学习航海术并由政府发展对外贸易;（2）人口论，若出现人口增长而粮食不足，则向海外扩张领土来增加耕地;（3）殖民论，向英国学习殖民经验，逐步向外开拓殖民地等，这是“统治者的首要任务”。

在官僚对于兰学的实用主义思维觉醒前，兰学家们已经从事了大量荷兰文书籍的翻译工作，但漫無计划。对此，幕府将各类西方书籍集中差人翻译，并以1808年荷兰商馆的法语教学为起点，组织教学荷兰语之外的欧洲语言，培养法、俄和英文译员来扩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根据近藤守重1826年编纂的本国西方书籍收藏目录，唐纳德·金写道：“一些历史学家严重低估了美国佩里来航之前日本人的西方知识。”对于日本而言，兰学的兴起和实用主义探索未尝不是1854年开放国门前的一项思想准备。

日本儒学和中华文明中心论的危机

兰学的萌芽虽有其偶然性，但它的兴起必然冲击以中华文明为尊的日本儒学。伊始，保守的日本人称荷兰人为“红毛”，称兰学为“蛮学”，与荷兰的接触大多停留在消费舶来品、收藏异国风物的阶段。这一方面缘于日本人长期以来对西方认知的匮乏;另一方面，日本儒学在精神层面的支配地位极大限制了跨文化交流的可能性。不过，兰学家们对儒学的冲击首先发生在科学领域，再逐步延伸至价值观领域，客观上减小了民众接受西方思想的难度。在书中，唐纳德·金参考《兰学事始》演绎了杉田玄白和前野良泽两位医生的事例。

杉田和前野医生得到荷兰文版的《解剖图谱》（德国人原著）后，发现书中的人体器官图解与之前所见所闻迥然而异，希望亲自验证图谱是否正确。于是，1771年他们在小塚原刑场拿着图谱一一比对被“腑分”了的尸体器官，“发现竟然完全吻合，没有丝毫异处”，而且“没找到中国古典医书上一般都会出现的肺之六叶双耳、肝脏之左三叶右四叶等区别”。这使得两位医生坚信荷兰解剖书更为出色，并耗时三年完成让整个知识界为之倾倒的译著，一跃成为日本医学新权威。“蛮学”的科学价值由此得到生动体现，投奔杉田、前野门下的有志青年络绎不绝，其中就有《兰学阶梯》的作者、兰学的坚定拥趸大■玄泽。

眼看无数青年去追求“不懂圣人之书”的“红毛”们所引来的“蛮学”，保守的日本儒学家顿生危机感，率先从仁爱、礼节和孝道等角度对兰学发起攻击。以大 为代表的兰学家们予以反击，不仅主张日本不应只接受一种学术体系，而且利用地理学新知识挑战日本儒学赖以存续的中华文明中心说——中国并非地理上的世界中心，非洲的埃及才是。大 在《兰学阶梯》中写道：“我国模仿中国人已久，无论什么方面都崇尚学习中国的做法，却愚蠢地排斥其他国家。结果是，日本人在地理上尤为愚昧……提到外国只知道中国和印度。”还有一些激进的兰学家批判道：“中国人并不比日本人或荷兰人更优秀”，“只有依据具体事实而不是凭空而论的兰学才是日本人必须学习的”。

同期活跃着的国学者们，尝试在本国古典文学和神道中寻找将日本精神领域从完全依附中国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办法，但其理论根基不稳，加入反中华文明中心论的兰学家行列无疑是立足的最佳策略。他们壮大了抨击日本儒学的队伍，还出现了如“要成为国学家，兰学知识不可或缺”的滑稽口号。日本儒学成为众矢之的，最终“走上了毫不妥协的学术官僚主义道路”，借幕府之手挤压异说。十九世纪初期，青年人通过先做“兰医”再迂回曲折地学习西方科学，也有知识分子提出“东洋道德·西洋技术”的观点，但幕府并不积极。

事实上，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日本仰慕知识，自古以来便以中国为进取榜样，渴望得到“老师”的赞赏。一方面，这些攻击日本儒学的学者们实则是发泄被长期压抑在中华文化圈下的不满，处在自卑的心理位置追求理想中的自尊;另一方面，锁国体制下的好奇心激励着知识界奋力把握接触西方文明的珍贵机会，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学习了新知识后的欣喜和改造旧思想的迫切感。到十八世纪末，“日本比任何非西方国家都更了解欧洲文明”，超越物质层次深及意识形态领域。日本因此能够在黑船来航事件大开国门后迅速适应西方世界的规范，并树立宏大目标——脱亚入欧，成为西方强国的一员。

“安全威胁”与孤立主义的动摇

十八世纪，日本能零星接触到的欧洲国家还有俄罗斯，唐纳德·金为此在书中叙述了两个“奇怪故事”：冒险男爵的警告、漂流民大黑屋光太夫的回归。它们让日本知识界和官僚意识到来自俄国的安全威胁，即便这一威胁子虚乌有。

荒诞的“冒险男爵”莫利斯·贝尼奥斯基于1771年5月伙同难友逃离流放地勘察加半岛，两个月后停靠日本东南部的阿波国，几经周折后又来到了九州南端的奄美大岛。逗留期间，男爵诈称自己是奥地利军人，用德文给长崎荷兰商馆写了一封不久后在日本造成轰动、被称作“贝尼奥斯基的警告”的信函，堪称日本“海防的第一部文献”。信上说，俄国政府曾派出船只巡视日本近海，并出台了一项攻击蝦夷（今北海道）及附近岛屿的计划，而且俄国人已经在距离勘察加最近的千岛上建成了一座要塞和军需仓库。这封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的信函经荷兰商馆翻译后走漏风声，很快引发日本知识界的恐慌和热议。因为“除了十三世纪蒙古人两次入侵失败，日本人还未曾直接面临遭受外国攻击的危险”，十八世纪日本国防能力尚停留在1600年水平，自然无法应对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强大”俄国的安全威胁。对此，一名官员平泽旭山为证实消息前往蝦夷实地调查，并劝告当地主人采取新的防卫措施，而后者不为所动。一名医生工藤平助认为当局应该调查清楚，这一提案得到彼时日本事实上的独裁者田沼意次的关注。他下令向蝦夷、库页岛和千岛派遣小型探险队，调查内容被写成《蝦夷拾遗》一书。但田沼不久后便被贬，《蝦夷拾遗》跟当时许多书一样被雪藏在幕府的书库当中。

“漂流民”指那些驾着内海小船遭遇狂风浪潮失事而漂流到外国的日本人，大多再也没能回国，要么客死，要么融入他国，最终销声匿迹。十八世纪初“探险热”背景下，俄国开始利用漂流到勘察加的日本人开办日语学校，但因漂流民多为文盲渔民，只能传授最初级的日语语法，直到大黑屋光太夫的出现。伊势船老大光太夫1783年海上失踪，历经磨难于1792年被俄国送回日本。客居俄国期间光太夫教授过日语、觐见过女沙皇，曾是圣彼得堡社交界的名人;回国后，他与幕府将军谈论俄国生活经历，所见所闻所想被桂川甫周悉数记录在《北槎闻略》中。光太夫对俄国的细致勾勒大到建筑、船只和武器，小到乐器、玻璃和肥皂，作为当时极少数“海归”之一，他口中那个“强大”的欧洲国家形象引发了日本人对俄罗斯南下入侵的恐惧心理。而且，“这种心理与日本人对大女皇叶卡捷琳娜及其统治的强烈赞美心态合二为一”，导致日本人对俄国既想接触又不敢接触，最后还是以继续闭国锁国的政策告终。

历史证明，来自俄国的安全威胁只是十八世纪日本的杞人忧天，日本对外界形势变化也几乎还是无动于衷。然而，贝尼奥斯基的警告和光太夫的回归些许动摇了日本长期坚持的孤立主义思想，少数兰学家察觉到日本的孤立必将被打破，必须变革，使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达到与西方平起平坐的程度。这种诞生于官僚保守主义压制下的突破性思维包括极具特色的早期海权及殖民意识，构成日本战略思想的雏形。

战略思想的雏形与近代日本大战略

显然，兰学不再是简单的跨文化传播活动。“发现欧洲”让一部分关注政治和军事的日本人在考虑国家前途时萌发初步的战略思想，可以概括为两点：学习西方而贬低东方、放弃孤立而发展海权，融汇于划时代的《海国兵谈》。该书在开头部分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日本应充分掌握海战要诀，优先于陆战。

作者林子平是一位专注于军事科学的兰学家。他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古代兵书中的战术适合“陆国”用于抵御边境游牧民族的攻击，但不适合需要应对敌船入侵的“海国”日本，主张必须“在军事意义上认真思考日本四面环海的事实”。林子平认为海防的空缺主要缘于日本对中国的依赖心理，于是他尝试把中国描绘成威胁日本独立的潜在敌人，而非传统角色中的文明传播者，警告日本提防中国。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日本的真正威胁来自俄罗斯。因为在他夸张的认知中，欧洲军事技术极其发达——火器、恐怖的飞行船、像城堡一样壮观的舰船等，俄国亦是如此。那么，面对欧洲人及可能受欧洲人唆使的中国人的攻击，日本有何对策？林子平提出三点务实办法：在沿岸建造炮台、向西方求教海军技术、对武士进行再教育，“目前或许难以实现，但是花上五十年就能完成”。可见，林子平算是日本最早的地缘战略学家，为他的岛国初步构建出一套防御性战略。

相对而言，本多利明的殖民思想则接近于进攻性战略，他在《经世秘策》、《西域物语》、《经济放言》等著作中鼓吹扩张帝国版图的重要性，甚至规划了未来殖民工作路径——派遣船只确定和测量要占领的岛屿，调查物产，清点土人数量，施以恩惠感化土人，“引导”土人工作，把自然物产运回日本获取巨额利益。在本多看来，日本殖民事业由于航海技术落后只能先从蝦夷群岛起步，最好的办法是把低贱游民和流放的罪犯赶过去，让他们从事农业渔业等正当工作，“缓慢地在原住民中传播日本的风俗习惯，同时，确立日本的统治也需要循序渐进”。

林子平和本多等人的战略思想雏形能够在近代发扬，离不开平田笃胤借兰学论证的“日本民族优越观”这一哲学基础。平田接受兰学训练，但同时发扬民族主义情绪，强调日本人的主体地位，倡导“和魂”与兰学的融合。他超越早期兰学家“一致向西”的精神追求，与信徒们将日本民族优越观的自然假说上升为一种客观存在，并通过兰学资源加以强化。唐纳德·金如此评价：“这种结合，在1868年之后的明治维新时期曾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在近些年（注：指二战前后）一系列悲剧事件中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日本近代缔造脱亚入欧、海军扩张的大战略，既包含鲜明的地缘属性，又有文化特质因素。宋德星教授曾指出，日本对外在环境的极度敏感与依赖、强烈的危机意识和“自卑-自大”的不断转换等文化特质，塑造了追求强权、不惜牺牲传统和实用主义等基本战略思想。这种文化效应在兰学家们的战略思想雏形中也显而易见。最重要的是，他们从理论层面将认识自我与认识西方有机统一，丰富狭隘的、限于本国视野的文化特质，从而为日本近代大战略埋下文化伏笔。

余论

在这本文化史风格的著作中，唐纳德·金对宏观历史的微观个案把握得相当透彻，典型人物的生动演绎为阅读增添不少趣味性。同时，他对兰学家古籍的大量引用使得该书也不乏学术性，可作为学者们从事相关研究时的索引。

大地球形说让哥伦布发现美洲，兰学让日本发现欧洲。兰学是日本人思想从古代通往近代的重要桥梁，荷兰文化被知识界广泛学习借鉴，从而潜移默化、深远持久地影响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及思维逻辑，甚至是战略文化。这段堪称传奇的跨文化传播史可圈可点：首先，优先输入“低政治”属性的文化，绕过日本当局的敏感地带，使兰学得以在保守主义环境下立足;其次，知识界的地位無可替代，开明知识分子探索欲极强，助推兰学的扩散和内化;再次，自发形成的通词往往水平低劣，政府牵头培养翻译人才，保障跨文化交流的准确高效;最后，面对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和差距，日本人强调自主选择权，坚持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