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中的反思与西方中心观的规避

徐小雨

摘   要： 《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作为罗威廉的代表作之一，在介绍十九世纪汉口商业经济方面，是一本内容丰富、见解独到的著作。该书以汉口为切入点，展示了一幅关于十九世纪汉口商人、商业组织、城市制度的广阔图景，打破了史学界对“中华帝国”晚期城市发展停滞不前、缺乏自治的固化认识。这是对马克斯·韦伯思想的突破与超越，也是对“西方中心观”的反思与规避。

关键词： 汉口   罗威廉   马克斯韦伯

罗威廉（William T.Rowe），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具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主要研究方向为东亚史、城市社会史。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代表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儒教与道教》。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韦伯初步探究了西方文化、宗教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指出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后，韦伯又将视线投向东方，在《儒教与道教》中考察了中国儒教、道教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不仅不能推动反而阻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便是著名的“韦伯命题”，它有力地回答了“为什么近代资本主义最早不发生在东方文明国家？”这一重要史学问题，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权威。

一、力破“韦伯命题”

二十世纪后期，随着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有些学者对“韦伯命题”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了“儒家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但是韦伯命题并非简单地从宗教的精神气质上探究资本主义的产生，背后还涉及社会结构与宗教特征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答案不能仅仅在中国宗教提供的教义或伦理中寻找，还应关注中国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条件。罗威廉在《汉口》中主要着眼于城市共同体、理性经济、官商关系、城市意识四方面对韦伯命题进行反思，更具思想深度。

（一）城市共同体在中国是否存在？

韦伯认为，城市共同体在当时中国是不存在的，不存在城市自治，影响城市发展进程。罗威廉在《汉口》中指出汉口存在这种城市共同体——行会组织。十九世纪汉口行会的发展表现在行会规模、团体资产及功能范围等方面，“对汉口来说，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以行会为中心的、实质层面上的市政管理机构，他在1911年的政治危机中得到了全面发展”①（418）。虽然从史学界对自治城市的定义上说，汉口的发展并不能称为自治城市，但是罗威廉认为“皮雷纳等欧洲中古史史学家界定此种自治的许多具体权力——制定、颁布、实施商业法规的权力，筹措公共工程经费与管理公共工程的权力，以及建立并控制军队的权力，等等——汉口的行会与行会联盟在相当程度上拥有这些权力。而且，这些权力的运用日益频繁，使用的权项又是与自治城市的权项基本一致”①（413）。因此，罗威廉认为“在十九世纪的汉口，理论上的政治权威体系与事实上的政治权威体系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鸿沟。实际上，一种实质层面上的自治已经出现，他拥有真正的权力，并在官府与地方社会领导之间达成了某种平衡;在十九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这种平衡逐渐向后者倾斜”①（414）。即汉口不仅拥有城市共同体，而且十九世纪的汉口已经出现实际上的自治城市。罗威廉在研究中国城市时更注重城市自治本身的内涵而不仅仅限于西方学者对城市自治的定义。

罗威廉进一步指出，韦伯及门生们认为，城市自治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如果这个假设是正确的，那么，本书有关十九世纪的中国已出现实质上的城市自治的观点，意味着有两种可能性的选择：（1）中国将沿着自身的发展道路，最终发展到与西方相比拟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2）如果中国没有像这样发展，原因也不会是由于这些城市未得到充分发育，从而未能充分发挥必需的催化剂作用，只能在其他方面寻找原因①（419-420））。这无疑是罗威廉对韦伯及其门生所认为的中国城市发展不足以至于影响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一个回应与质疑，有利于推动史学界关于这一问题探讨与研究。

（二）理性经济在中国是否存在？

在韦伯看来，当时中国的经济与理性经济相背离，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尤为关注“理性主义”，他指出“近代資本主义精神，乃至一切近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精神”②（97）。中国类同一切世袭制国家，典型的不是理性占优势的经济获取，而是对财富的控制和掠夺。家庭营利共同体的这种做法，显然与理性的经济经营共同体发展背道而驰③（59）。

罗威廉认为十九世纪的汉口是符合韦伯提出的“理性主义”的。他指出在汉口茶叶贸易中茶商热切期望长期健康市场，是韦伯所谓“经济理性”的坚决拥护者①（193）。虽然1883年的联合抵制事件，是一个经济行动而不是政治行动，却解释并捍卫了一个原则——承认这个城市里的西方人可以分享一切收益，除了荣耀之外。这是一个理性的原则，而且各地的开放市场只有服从于市场价值才能得到收益①（185）。

此外，在商业方面，伴随着财政依赖的日益增加，政府对商业的控制松弛下来。由此，“商人可以摆脱法律的障碍，而且通常得到政府的鼓励”，追求已开展了一段时间的商业“理性化”行为，“这包括更广泛地使用契约手段和担保方式，采用新的合伙结构和资本积累方式。特别是进一步扩大金融与信用机构”①（416）。可见罗威廉又一次以汉口为实例使用韦伯自身的核心概念批驳其宏观视野下得出的结论。

（三）商人是否在政府的牢牢管控下？

韦伯指出，当时中国的官商之间与行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官员、政府约束和管理商人和行会。因为中国是一个静态的国家，为了维护传统及其特权，商人行会成了行政当局需认真对付的势力。从动态的角度看，这些商人行会始终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因为不存在英国那样足以驱使政府为其效劳的十分强大的资本主义扩张的利益③。罗威廉认为两者在十九世纪的汉口不乏良性互动，但也拒绝将其绝对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