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变迁现象看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

范勇冠

摘 要：文化变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文化自然发展和积累的过程，是社会变迁和文化传播的结果，它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原动力。根据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窥探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规律，同时正是因为这种原动力推动着我国传统音乐的健康且多样性的发展。文化变迁不仅是研究我国传统音乐传播的重要依据，也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多样性发展的推动力，更是我国传统音乐文化永葆生命力的保证。

关键词：传统音乐;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0）12-000-02

本文主要针对我国传统音乐中的民间音乐部分的音乐文化变迁问题进行研究，笔者设想把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变迁分为两个维度，即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空间维度。时间维度包含空间维度，时间维度是指音乐文化变迁的历时性与音乐文化传承的活态性，历时性是指音乐文化的产生、发展、丰富的过程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变化的，活态性是指音乐文化在传承的过程中不是一成不变的，会因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不断融合和变异，在这种融合和变异的过程中不断地融陈出新，从而使传统音乐文化永葆活力，让传统音乐生命得以延续。空间维度是指音乐文化变迁的共时性，这种共时性传播又是整个时间维度的一部分，指一定时间内民间艺人的流动表演和因灾荒、战乱、瘟疫等社会变迁而导致的人口迁移等原因影响下的音乐文化流动、碰撞、融合、扎根、衍变。这种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流动性正是音乐文化变迁的原动力，让传统音乐文化在历史长河中不断繁衍、生生不息。

一、文化变迁现象是研究我国传统音乐传播的重要依据

文化变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是人类社会活动中文化自然发展和积累的过程，社会的变迁必然导致文化的变迁，因此一方面它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它是音乐文化传播的结果。冯光钰先生结合西方的传播学理论，针对中国民族音乐在传播变迁中产生的同出一源的各种变体音乐的事实而提出了音乐同宗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提出至今一直作为学者们研究音乐文化变迁的重要思路，他对同宗音乐概念的由来以及音乐同宗现象产生的原因、民族音乐特有的思维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详细介绍了同宗音乐的类型，有同宗民歌、同宗民间乐曲、同宗戏曲声腔、同宗曲艺音乐，仔细分析了同宗音乐的传播途径，有民间艺人的行艺传播和移民传播。得出了“我国一切优秀的传统音乐都是传播的，又是在传播中不断变迁”的结论[1]，说明音乐文化变迁离不开音乐的传播。

笔者认为，音乐传播的概念虽不能完全等同于音乐文化变迁的概念，但它是造成音乐文化变迁现象的主要因素。反之，我们可以通过对某一具体音乐曲牌的变迁现象进行研究，可以对其流变过程中的社会现象进行再现，不仅可以对曲牌研究追根溯源，更可以找出不同历史时期音乐发展（传播）的内在规律。

笔者在对江西弋阳腔音乐研究中发现，其大部分曲牌与南戏曲牌一致。南戏于宋末元初由浙江传至江西赣东北地区，流行于温州一带目连戏也一并传入，因江西自古宗教文化兴盛，宣扬儒家孝道的宗教戏曲目连戏便迅速在赣东北传播开来，后来不仅在故事情节上发展为七本连台本戏，而且南戏目连戏结合赣东北的道士腔而逐渐演变成我国高腔的鼻祖——弋阳腔，弋阳腔的产生一是推动了目连戏的传播，二是与各地声腔相融合后形成了各种高腔流派。弋阳腔不仅是一种声腔，在历史上更代表一个剧种，产生至今五百多年间，其曲牌大量继承了南戏曲牌中的南、北曲。笔者在与傅利民教授共同完成的《江西目连戏音乐研究》一文中用谱例的方式以现有弋阳腔中的【驻云飞】类曲牌对比了九宫大成中的第一首【驻云飞】曲牌《月令承应》，发现不管是在词格上还是在音乐动机上都能找到原始基因。因此，我们通过对弋阳腔曲牌的追根溯源，对研究南戏音乐的流变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对研究宋元时期的音乐发展规律和文化变迁有重要的佐证作用。

二、文化变迁有利于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发展

我国传统音乐包含民间音乐、文人音乐、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与广大劳动人民联系最为密切的当属民间音乐，其受众群体庞大，人民大众既是音乐文化的受众，又是音乐文化的推动者。音乐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丰富的音乐种类反映着人们多姿多彩的生活，它不仅满足人们的婚丧嫁娶、风俗节日等生产生活中的礼仪活动，也满足于个体的陶冶情操和修身养性，它还是满足人们娱乐活动的剧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不仅表达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歌颂和向往，它更是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主要体现为曲牌和曲种的丰富性，然而这些丰富的曲牌大多呈现出同宗性。因为一些民间曲调（曲牌）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与当地的语言及演唱风格相结合便逐渐演变为当地的民歌，比如我们熟知的江苏民歌《茉莉花》，传播到河北、山西、黑龙江后，母体曲调、结构、歌词均被大体保留，但局部旋律有所伸缩，且曲调上呈现鲜明的地方色彩。再如民间乐曲《八板》，在向全国各地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变异，在山西叫《八宝》，在内蒙古地区叫《八音》、江南丝竹里称《快花六》《中花六板》等，这些变异后的《八板》虽名称、句式结构、落音有所变化，但骨干曲调却大同小异。

为方便理解，笔者制作了曲牌音乐流变宗系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曲牌一直且一定在发生变化。原因有三，一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生产生活中需要更多不同种类和数量的音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创造出更多的音乐;二是人民群众在使用这些音乐基本调或曲牌母体时会不断地加工、丰富、变化和发展，派生出了无数子体;三是这些子体在音乐传播的作用下与异地音乐相结合又会衍化出无数个风格各异的变体，从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多，產生了裂变效果。

笔者在此仅借用上图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多”的观点来揭示传统音乐曲牌多样性的成因，不难看出曲牌的多样性是劳动人民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文化变迁的产物，我们可以把文化变迁理解为既是一种现象也是一种内在推动力，这些规律背后却都是因文化变迁推动所致。

三、文化变迁有利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永葆生命力

传统音乐文化传播变迁主要有三种形式：民间艺人流动行艺、移民性传播、移植转换性传播，这三种形式是造成音乐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它们的共同点就是无论哪种形式的传播都离不开人的作用，虽然移民性传播是由社会变迁所至，但传播的过程还是以人为载体。

民间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民间音乐艺人的流动卖艺，通过卖艺演出活动，促进了民间音乐的传播，他们是推动民间音乐由原生态的母体演变为诸多变体的使者，从现存的各种声腔曲牌的流播及一些地方剧种的形成看，大多是由于艺人的流动表演促进了曲牌母体的传播和曲牌子体变体的产生。我国历史上各民族地区曾多次因灾荒、战乱等原因造成不同规模的人口迁徙，这也是音乐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比如甲地人民迁徙到乙地，就会把甲地的音乐文化带到乙地，同时又会与乙地的音乐文化进行碰撞和融合，然后又把融合后的音乐文化带到丙地。比如我们江西的客家音乐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移民音乐文化，研究客家音乐的一些器乐曲牌发现，有很多自带的地域信息的曲牌，如【安阳调】、【巴山调】、【江西调】等，虽无从考究音调来源，但大致可以推想是由这些地方的移民演奏或传授。[2]另外，人为的音乐移植转换现象在传统音乐曲牌中也比较常见，比如【茉莉花】、【孟姜女哭长城】等，它们既是声乐曲牌也是器乐曲牌，这种互动性的曲牌移植扩大了曲牌音乐的数量，增强了曲牌音乐的表现力。

四、结束语

文化变迁是一种现象，我们通过这一现象探寻传统音乐传播的本质，追本溯源，揭示音乐文化变迁的原因;文化变迁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正是有了这个规律的推动，才传承并繁衍出如此众多优秀的传统音乐文化，使优秀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基因永久地传承，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永葆生命力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冯光钰.中国民族音乐的传播变迁与“同宗”现象[J].中国音乐，2003（02）：24-31.

[2]冯光钰著.中国曲牌考[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