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丑》:一次拉康主义的自我寓言

2020-10-12 14:33刘雨歌
艺术科技 2020年18期
关键词:拉康小丑

摘要:电影《小丑》自2019年10月于北美上映以来名利双收,成功入围世界三大电影节,使漫改电影的艺术价值得到了极大的肯定。影片着重展现了人物内心想象与外在现实的矛盾冲突,将欲望与匮乏、缺席与在场有机结合,充分刻画了一个主体性缺失的边缘人物的精神困境与认同危机。本文借由雅克·拉康所创造的“能指链”概念和镜像理论等精神分析学方法,剖析和审视影片《小丑》中角色的自我异化过程,并由此出发,探寻影片人物的建构逻辑。

关键词:拉康;能指链;镜像理论;俄狄浦斯情结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0)18-00-04

0 引言

精神分析电影理论是电影理论现代转型后的一个重要分支。克里斯蒂安·麦茨首次把精神分析学说引入电影研究领域,将经典时期理论家们从本体层面提出的追问延伸至画框外部,探讨观众心理与观影机制。

小丑(Joker)是DC(Detective Comics漫畫公司)漫画中的经典反派角色,与蝙蝠侠互为一对正邪参照。2019年的影片《小丑》以人物传记的方式,将正邪立场巧妙置换,深刻描绘出了“恶之花”绽放的现实语境,观照主角内心幻想与残酷现实的矛盾,为处于社会边缘、罹患精神疾病的人物逐渐沦为杀人罪犯这一转变提供了合理性,使反派的犯罪行径得到一定程度的谅解,并运用暴力美学对部分场景进行渲染,为观众提供某种心理上的“道德假期”。

考虑到影片《小丑》所具有的文本特殊性,即片中人物的成长环境、现实困境、臆想幻境以及大量象征手法的运用,都使得精神分析学说成为研究本片的一种可行路径。因此,本文回归经典电影理论的研究视点,尝试以精神分析学与俄狄浦斯情结为理论资源,从主体性建构的维度研究人物无意识与叙事动机之间的深层联系。

1 主体的生成:镜像理论的内涵与诠释

拉康的镜像理论作为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一概念的补充和延伸,探讨了主体性生成的命题。理论认为,人的主体意识在6到18个月时形成,并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孩子无法从镜中指认出自己的形象,尚不能分辨“自我”与“他者”,认为怀抱着他的母亲与自己是一个整体;第二个阶段,孩子欣喜地指认出自己镜中的形象,能够辨别“我/他”的区别,此刻人的主体性就形成了。而主体意识的诞生意味着“母亲的离弃”[1],即孩子本能地“想要回归母体、与母亲同体共生”的欲望无法被满足,这时父亲的介入打破了母子二元世界,俄狄浦斯情结[2]由此生成。

影片前半部分着重描绘亚瑟每况愈下的生存境遇,通过近景和特写镜头缩小观众与片中人物的物理距离与心理距离,产生情感共振,由此引起关于自我认同命题的探讨。若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进行解读,亚瑟的精神困境可以归因为主体建构的未完成。亚瑟罹患“癫笑症”等多种精神疾病,长期服用7类药物。他的病因之一可以追溯到携带精神疾病基因的母亲身上。此外,亚瑟从小与母亲同住,母亲患有严重癔症而缺乏自理能力,只能依靠他的供养。在这段依存关系下,父亲或者说“父亲的名字”[2]一直处于缺席状态。

根据镜像理论,“父亲的名字”是人的认知从想象界进入象征界,从而建立主体性的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父亲的名字”是一种隐喻,表征了法规、家庭、社会制度。拉康强调,孩童只有习得或掌握了“父亲的法规”,才能逃脱与母亲十分有力的想象关系。反之,如果他不接受这一法规,那么他就会维持母亲的认同,停留于俄狄浦斯情结的第一阶段。通常在第三阶段,孩童由对母亲的认同转为对父亲的认同,发展成长为健全且符合社会规则的人。可以说,因为成长中父亲的缺席与母亲引导的失格,亚瑟并未完成主体性建构,导致其认知模式在想象界与现世界游离,从未真正进入代表秩序的象征界。

正如亚瑟在社区心理辅导室所说的,“这辈子我都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存在”。“存在”是他一直以来缺乏的。现实中,亚瑟因为“癫笑症”不合时宜地发作而屡遭排挤,再加上无法与普罗大众在“幽默”的界定上达成共识等特质,都使得他成为喜剧演员的梦想显得不切实际。他的梦想在很大程度出自母亲从小对他的训导:“‘快乐(他的母亲对他的称呼),你生来就是为了给全世界带来欢笑。”从此一语成谶。存在主义哲学认为,“存在先于本质”,即人的意义不由外界赋予。基于这个角度,亚瑟的本质也不能由母亲的话语来“铸模”[3],而他却深信不疑,把这个意义作为梦想追逐着。这也是他缺乏主体构建、一直无法脱离对母亲的认同的体现。

2 漂浮的能指:“父亲”的指涉与未完成时态

在拉康的理论中,能指的优先性远远超过了所指[4]。而符号具有任意指涉性,能指的指涉会在语言中飘移到下一个能指,通过在不同能指之间建立的秩序关系而产生意义。而所指退到其后,成为时隐时现甚至不为人察觉的存在。如此延续衍生下去的漂移状态被称为“能指链”。当我们运用“能指链”解构电影作品中的意义时,会发现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能指聚合与飘散的游戏。

由于主体建构中缺少“父亲”的角色,亚瑟一直处于镜像阶段中俄狄浦斯情结初期。借用拉康所谓的“欲望是一种换喻”说法,“父亲”在他的意识里以“能指链”的形式存在着,通过一系列的联想、联结和隐喻,重构了“父亲”这一指涉。

亚瑟关于“父亲”的能指一直在漂浮和游移。第一个能指是他自己,或者一个想象中的完美镜像,一个具有社会属性的镜像投射,在想象界中对父亲的镜像代偿。随着影片第一个场景的展开,镜头缓慢移动向前,昏暗的室内,一个男人在同一面镜子对话:亚瑟完成了当日小丑扮演前的化妆工作,用手把嘴生硬地掰成大笑的模样,镜中的自己是狂欢节中为人们带来快乐的小丑,他凝视着自己的镜像沉默落泪。

根据镜像理论的第三阶段,孩童会面对“言听计从”的影像展开想象,“启动了一个名曰自恋/自卑的生命历程”[1]。亚瑟则属于后者,镜中自己是他终其一生追逐和渴望达到的理想高度——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赢得笑声与尊重,为母亲带来衣食无忧的体面生活。他充当了这个单亲家庭中的顶梁柱,始终扮演父亲的角色。社会责任与亲情关怀,二者一并成为亚瑟的人格面具,建构起理想自我的投射。而镜像之外,是被街头少年欺压霸凌、被同事栽赃诬陷、被上司无端质疑,可谓千夫所指的悲惨境遇,这些现实悲剧与幻想的严重分歧,逐步消解了他对自我的认同。

第二个“父亲”的能指是亚瑟崇拜的脱口秀明星默里·富兰克林。这个哥谭市最受欢迎的喜剧表演家,不仅是亚瑟一直高度认同的理想职业模范,还充当着其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影片通过色彩调度外化了人物的主观情绪,从单位回到家中,色调由蓝转黄,暗喻了家对于亚瑟的重要意义。每晚工作归家后,与母亲聚在昏暗狭小的客厅一同观看脱口秀成为了亚瑟难能可贵的家庭体验。电视中的默里·富兰克林既是亚瑟追逐的梦想,又作为“父亲”的镜像,在每晚陪伴着这对母子。在影片后半部分,亚瑟臆想出一场自己受邀走上舞台的美妙幻境,同样印证了这种渴望:“父亲”与梦想、匮乏与存在,这些长久以来破碎的认同感,都在观众的欢笑声与默里的拥抱中完成和解。然而他并未想过有一天自己电视中的“父亲”会在重症监护室、母亲在场的家庭团聚图景中,当众否定了他的梦想与自我镜像。

第三个“父亲”的能指是亚瑟的“生父”托马斯·韦恩,而“父亲”的象征从未真正在托马斯·韦恩身上完成投射。影片前半段,亚瑟通过母亲不可靠的叙述隐约得到预感,她反复说“韦恩先生……他是个伟大的人,只有他才能帮助我们……”,于是亚瑟开始怀疑母亲与韦恩的关系。之后,他的怀疑在母亲写给韦恩的书信中得到了证实,“父亲”的能指也随之开始漂移,影片后半段的叙事便是基于这个矛盾冲突推进的。在失业、断药、母亲病情恶化的现实压力的逼迫下,亚瑟以血亲身份向哥谭市首富、市长竞选者托马斯·韦恩寻求帮助,在他不断争取希望的过程中,对韦恩的“父亲”想象也在他的认知中逐渐生成,将在韦恩承认身份的那一刻完成投射。然而,正处于竞选前夕的托马斯·韦恩无法与底层人民平等交流,更无法接受私生子丑闻影响他的风评。他的漠视与阿卡姆精神病院档案中伪造的领养证明,一并击碎了亚瑟最后的希望。

随着能指自身的漂移,其意义在被引向另一个意义的过程中得以成形,形成了与其他意义互涉的链环,而每个链环都与下一个链环相交,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回环、散射、游牧的过程中生成所指的结晶。《小丑》影片在叙事下埋入了一条相对清晰的“能指漂移网络”,构筑了亚瑟主体建构中的指涉关系。其中,完美的自我镜像、默里·富兰克林、托马斯·韦恩,分别代表了他对社会意义上自我的认同、理想的认同与亲情的认同。在这些能指的飘移、漫射下,其意识中关于“父亲”的指涉逐渐成形。而在急转而下的现实中,这些“父亲”链条接连发生断裂造成创伤,导致亚瑟对“父亲的认同”转型处于未完成时态,无意识里受到“阉割威胁”,并激化了“杀父娶母”的诉求。由此而来,影片前半部分刻画的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在不同“父亲”能指之中漂移、终究无法达成和解的构境。

3 自我的寓言:存在主义的狂欢与失语

“我希望我的死亡比我的生命更有意义。”影片中这段记在亚瑟日记本上的话语反复出现,其内涵也在不断延展。首次出现时,亚瑟做出食指朝太阳穴开枪的手势,旨在引导观众产生某种自杀倾向的解读。然而随着“父亲”能指链接的断裂,这句看似直白的话语则滑向了更深层的所指。

如果亚瑟第一次杀人是经历“最糟糕的一天”后的宣泄和反击,那么此后出现的镜前陶醉起舞以及欣赏小丑海报等举动,则预示了异化小丑镜像的生成。如果说他的前半生是一出现实境遇中虚构出的荒诞喜剧,那么小丑人格的出現,则宣告了一场俄狄浦斯式的自我寓言即将上演。亚瑟作为一个缺乏合理的主体性构建的精神病患者,通过幻想的形式构建出一系列“父亲”的能指,勉强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社会意识与道德观念。出于对自身“存在”的强力诉求,加上遭遇“父亲能指”的接连崩塌,亚瑟询唤出小丑人格,与旧的自我彻底决裂。因此,这句话最后一次出现,“我的死亡”可以解读为对“自我/人格面具”消亡的隐喻。

他的自我寓言由3次“弑父”完成。当得知母亲的背叛,亚瑟最后一次癫笑症发作,为荒诞喜剧落下帷幕。小丑人格杀死了病榻上的母亲,就如同杀死了表征自己社会属性的“父亲”能指,其中包含了道德观念与此前由母亲铸模的价值观念,撕碎了曾经赖以为生的母亲的认同。

至此,小丑人格已大致完成塑形,其拥抱“实在界的激情”,完成自我救赎:在公寓中制裁曾经背叛自己的同事,在电视直播中枪决默里。复仇使他的人格面具进一步破碎,小丑镜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随着第二个“父亲”的死去,他意识中最后仅存的关于亲情、梦想的认同便随之消散了。

影片接近尾声,恐怖主义蔓延整个哥谭市,小丑的电视直播在街道中掀起了一场暴力狂欢:在乌合之众搭建的舞台上,亚瑟如愿获得了“存在”的体验。至于他是否知道第三个“父亲”托马斯·韦恩在暴乱中被枪杀一事,已显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他已彻底完成了与过去自我的决裂。正如日记本上所写的那句话,他选择了泯灭人性的道路,为自己的存在赋予荒诞喜剧的本质。

4 结语

影片《小丑》不仅再次将DC经典反派形象搬到了大荧幕上,更细致地刻画了小丑“近看是悲剧,远看是喜剧”的人生转变历程。而在电影名利双收之后,观众粉丝热议之余,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普遍的戏谑式理解,这与影片逆境反转的叙事安排、暴力美学的奇观塑造有密切关联。如汤姆·冈宁所言,“电影史上的每一个变化都意味着它对观众的影响方式的变化,每一个时期的电影也都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建构它的观众”。影片应正确引导观众关注身边的弱势群体,而非将犯罪行为神化、共情化,或鼓吹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的人生主张。

本文借由镜像理论等精神分析学方法,重新审视影片《小丑》,通过“能指链”概念探讨无意识层面下的人物异化命题,试图构筑以“俄狄浦斯情结”为叙事导向的合理性,以期为角色和影片的解读提供另一种维度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戴锦华.电影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56-158.

[2] 王国芳.后现代精神分析:拉康研究[M].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107-111.

[3] [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5-8.

[4] 杜超,屠友祥.拉康与索绪尔:能指链的形成[J].山东社会科学,2017(08):73-81.

作者简介:刘雨歌(1995—),女,上海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戏剧与影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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