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刘钧霆 曲丽娜

内容提要：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争议，在美国重点打击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背景下，补贴这一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再次引起热议。本文以2012-2017年沪深A股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背景下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政府实施的补贴政策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约束了中国政府补贴的规模和空间，从而抑制了补贴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此外，基于企业和产业异质性视角，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主要抑制了补贴对国有企业、内资企业和新材料产业创新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和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提升中国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话语权。

关键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补贴;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117;F125; F403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3-0020-09

收稿日期：2019-09-28

作者简介：刘钧霆（1972-），男，辽宁大连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世界经济;曲丽娜（1992-），女，山东文登人，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4JJD79002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19BJL089;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项目，项目编号：L17AJY008;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项目编号：2019lslktyb-015。

一、引言

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而创新是技术进步的源泉。创新既包括自主创新，也包括通过技术溢出的模仿创新，企业的创新水平最终取决于这两种创新途径的综合影响。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不断加强的趋势下，通过贸易或外商直接投资获得国外先进产品的技术溢出效应逐渐减弱，又由于技术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特性（非竞争性和部分排他性），新产品的研发活动具有很强的正向技术外溢效应，由此引发市场失灵和投资不足等问题[2]，导致企业自主创新的动力减弱，政府补贴政策成为扶持企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手段[3]。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政府R&D补贴力度不断加大，国家财政的科技拨款由2010年的41967亿元稳步增长至2017年的83836亿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04%，科技拨款占公共财政支出的比重基本保持在4%以上。

关于政府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目前并未形成一致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政府补贴起到激励创新的作用，认为这一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研发投入的加大或是专利、新产品等产出的增加[4-6]。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有不同的观点，认为补贴可能引发寻租行为以及企业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如果企业为获得政府补贴，盲目增加创新成果的数量，而忽视质量，那么这种策略性创新并不能真正推动企业技术进步[7-8]。此外，赵岩（2018）[9]认为，适度的补贴才能起到激励创新的作用;李杰等（2018）[10]通过讨价还价的博弈模型证明了政府补贴的必要性，但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补贴政策的制定必须综合考虑中间品关税、上下游企业议价能力及产品异质性等多种因素，否则会损害社会福利，因此政府补贴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不仅取决于国内研发投入力度，还取决于国际技术溢出。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11]认为相较于国内研发投入，技术创新受国际技术溢出的影响更大。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通过减少技术溢出削弱了中国企业的模仿创新能力，中国政府实施补贴政策加大企业研发投入，从而推动自主创新的发展。因此，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情况下，受到外部约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可能转为抑制效应。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亟须从資源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中国政府需要通过补贴这一“扶持之手”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向全球价值链攀升。而发达国家则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措施降低技术溢出效应，企图将中国锁定在价值链的低端。当前中美贸易争端的实质是对技术制高点的争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关键在于创新，而战略性新兴产业之所以出现“高端产业低端化”，正是由于没有抢占高附加值的价值链高端环节。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逐渐加强的趋势下，探讨政府补贴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

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积极影响体现在以下方面。（1）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活动本身具有极高的风险性，前期投入巨大，且研发出来的技术具有溢出效应，耗费巨大资源研发的产品极易被其他竞争者搭便车，大大减少创新企业的投资回报。当研发的私人回报率低于研发投资的回报率时，企业便不会在研发上继续投入大量资金，将会丧失创新积极性。而政府补贴相当于政府为企业分担了部分创新风险，直接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弥补企业技术溢出的损失，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2）一般来说，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因此，政府补贴向银行和投资者传递出企业具有发展潜力的信息[12]，成为投资者判断企业是否值得投资的重要依据，有利于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缓解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创新产出，提高企业整体的创新能力。（3）政府补贴会对企业产生制度上的创新压力[13]。由于获得补贴的企业将会受到政府的监管，迫于这一压力，企业会以更高质量完成研发，这又会成为有利于企业融资的信号[14]。

但是由于补贴政策的制定者与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致使企业可能利用信息披露机制与评价体系的缺陷，发出虚假信号，骗得政府补贴。并且，高额的研发补贴会间接提高研发要素的价格，进而提高企业研发成本，降低企业研发效率[15]。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1a：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有正向影响;假设1b：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有负向影响。

（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其对自主创新及通过技术溢出的模仿创新间的较量。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会降低国外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引进技术进行模仿创新的能力[16]。技术溢出效应的减弱便能够倒逼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因此，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创新的影响要看其对自主创新和模仿创新二者的影响孰大孰小。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2a：加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假设2b：加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有抑制作用。

（三）知识产权保护对政府补贴与创新的调节作用

多数研究认为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有利于企业提高创新能力。如张杰等（2015）[17]认为创新补贴政策能够弥补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缺位，通过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实证研究发现，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不完善的地区，创新补贴能够有效激励其研发投入。但是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探讨，缺乏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会降低国外先进技术的溢出效应，使得中国难以获得学习国外技术的机会，一定程度上会削弱中国引进技术进行模仿创新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需要投入巨额研发资金进行原始创新，且延长了研发周期。此时，政府补贴的支持会对企业自主创新起到正向激励作用。因此，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补贴对创新的影响并不确定，取决于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间的比较。

因此，提出假设3a：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正向影响程度会增强;假设3b：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大，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负向影响程度会增强。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上市公司能够代表国民经济的主要行业，并且具有财务情况、公司信息的公开性，以及数据的准确性和行业代表性。本文选择2012-2017年沪深A股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用平安证券划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按以下条件进一步筛选：剔除金融类行业;剔除2012年之后上市的公司;剔除变量数据缺失、异常及ST类型的公司;剔除股东权益小于0、资产负债率大于1的公司。最终得到277家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样本期间合计1782个观测值，数据来源于Wind资讯金融终端数据库。上市公司研发费用、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政府补助等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政府补助及研发费用的缺失值通过手工收集巨潮网公布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数据整理而成。

（二）变量的解释说明

1技术创新（Innovation）。本文从创新投入角度衡量创新绩效，创新投入采用研发投入强度（RDratio）衡量，即研发投入与总资产的比值。鉴于部分学者认为研发投入数据缺乏准确性，难以准确衡量创新[18]，文章选择用专利衡量创新产出，采用专利授权总量（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与专利申请总量之比进行稳健性检验。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2政府补贴（Subratio）。为消除企业规模的影响，参考孔东民等（2013）[19]，采用政府补贴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政府补贴强度。数据来自上市公司财务报表附注中营业外收入项下的政府补助。

3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R）。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GIPC）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报告，不仅可以衡量样本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还能够揭示全球知识产权状况。因此，模型中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衡量指标参考这一指数，选用年度报告中全部样本国家分数的百分比表示。鉴于GIPC发布的这一报告仅有2012年、2014-2018年，在样本期内，文章选择2012年及2014-2017年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进入模型，2013年的数据用插值法补全。

4控制变量（Z）。本文参考肖兴志和王伊攀（2014）[20]，加入了可能影响企业创新的公司特征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公司规模（Size）：采用年末总资产的对数表示;公司年龄（Age）：样本观测年度-上市年份+1;资产负债率（Leverage）：采用总负债/总资产衡量公司偿债能力;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总资产，衡量公司资产盈利能力。参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中划分的7类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置6个行业虚拟变量（Industry）。另外，为控制不同年份的经济环境对创新的影响，以2012年为参照设置5个年度虚拟变量（Year）。主要变量的解释说明见表1。

（三）实证模型

为检验上述三类假设，将回归模型分别设定为以下形式：

Innovationit=α0+α1Subratioit+φ1·Z+∑Industryit+∑Yearit+εit（1）

Innovationit=β0+β1IPRt+φ2·Z+∑Industryit+∑Yearit+εit（2）

Innovationit=γ0+γ1Subratioit+γ2IPRt+γ3IPRt×Subratioit+φ3·Z+∑Industryit+∑Yearit+εit（3）

模型中的下標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α、β、γ代表自变量回归系数，φ代表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ε为残差。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研发投入力度（RDratio）（研发投入与总资产之比）的均值为00199，若企业资产为1亿元，则研发投入为199万，而最小值低至0，最大值高达1506万。可见，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相差悬殊。补贴强度（Subratio）的均值为00079，约为研发投入力度均值的40%，可见政府补贴是提高研发投入的重要推动力。补贴强度的标准差为00117，表明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不同企业的补贴力度有较大差异。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R）的均值为05352，标准差约0014，说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稳定。

表3是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结果。从表中可看出主要变量间的相关关系较显著，补贴强度、企业规模、企业成立时间、资本收益率和资产负债率均和创新投入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对国内补贴力度却有显著促进作用。下文将实证检验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二）全样本回归分析

1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表4的回归结果展示了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模型1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力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活动有促进作用。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力度同样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同时，企业规模与研发投入力度呈负相关，说明规模小的企业更有利于创新，可能是因为小企业更有创新的灵活性。企业成立时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为负，说明成立年限短的企业，研发投入反而更多，这可能是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激烈，刚成立的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研发资源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资产收益率对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创新，这是因为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创新研发中。资产负债率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为负，说明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财务状况较差，难以有更多资金用于研发。模型3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同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且其他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也同模型2一致。

2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企业创新。表5中模型1-模型3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回归结果。模型1中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起到抑制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在严格的国际知识产权环境下，中国企业难以掌握到国际领先技术，模仿、学习先进技术的机会减少，因而用于模仿技术的研发投入也会减少。虽然中国难以学到他国技术时也会将研发经费投入到自主创新中，但这一数量小于模仿技术的研发投入，因此总体的研发投入减少。模型2进一步控制相关变量，由回归结果可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模型3又进一步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负向影响继续增强。综合以上分析可知，由模型1到模型3，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影响逐渐增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3政府补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表6中模型1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分析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及创新三者的关系。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为正，且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政府补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研发投入力度。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投入有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和政府补贴的交互项对研发投入力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说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抑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对创新的影响方向一致。企业规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显著为负，与孙早和肖利平（2015）[21]的研究结论一致，这可能是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创新为主的企业特征，对战略性新兴企业起关键作用的是人才、技术等资产。并且企业规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超过0002，仅在很小程度上对研发投入起抑制作用。企业成立时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也显著为负，说明成立年限短的企业，研发投入反而更多。这可能是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竞争激烈，刚成立的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研发资源才能增强市场竞争力。资产收益率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的盈利能力越强越有利于创新，这是因为企业有充足的资金投入到创新研发中。资产负债率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为负，说明资产负债率高的企业，财务状况较差，难以有更多资金用于研发。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又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政府补贴对创新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表明政府补贴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产生了明显的负向作用，并且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抑制作用逐渐增强。

（三）分样本回归分析

1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将样本企业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设置虚拟变量SOE①，分样本回归结果见表7。模型1-模型3是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模型4-模型6是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模型1不考虑控制变量时，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有积极促进作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国有企业的创新影响不大。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补贴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创新有着强烈的抑制作用。模型2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政府补贴及二者交互项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与模型1一致。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同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此时国际知识产权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国有企业创新。政府补贴、国际知识产权与补贴的交互项与模型1、2的结果基本一致。再看非国有企业，模型4仅考虑解释变量，模型5增加了相关控制变量，模型6进一步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解释变量在三个模型中的影响程度和方向大体一致：国际知识产权同样不利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業的创新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国际知识产权与补贴的共同作用对创新影响为负，但并不显著。综合以上分析，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使得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创新投入有显著抑制效应，而对非国有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大。

2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将样本企业分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设置虚拟变量equity，若为外资企业，equity=1，否则，equity为0，回归结果见表8。模型1-模型3是外资企业的回归结果，政府补贴对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均有强烈的抑制作用，从模型1到模型3，这一抑制效应逐渐增强。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影响为负。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补贴的交互项为正，说明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补贴对外资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也逐渐增强。与外资企业不同，政府补贴对内资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对内资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补贴的交互项为负，表明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增强，政府补贴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转而为负。

3不同产业。将样本企业分为七类产业②，回归结果见表9。模型1是节能环保产业的回归结果，考虑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的影响显著为负。模型2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回归结果，考虑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后，补贴对该产业创新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产生了强烈的抑制作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政府补贴的创新效应影响不大。模型3是生物产业的回归结果，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对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模型4是高端装备业的回归结果，加入控制变量并控制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高端装备产业的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政府补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与补贴的交互项对该产业创新的影响不大。模型5是新能源产业的回归结果，政府补贴、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及二者的交互项对新能源产业创新的影响与高端装备业基本一致。模型6是新材料产业的回归结果，政府补贴对其创新有积极促进作用，但随着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补贴对创新的积极作用将转变为抑制作用。模型7是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回归结果，与生物产业相似，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以及二者的交互项对创新的影响均不显著。

综合以上分析，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上。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业及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投入有显著抑制效应，但对生物产业、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投入影响不大。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外部约束下，补贴对新材料产业创新的抑制影响更加显著，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并不明显。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及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关系，在实证模型中将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仍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他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也同上文研究结论一致。在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实证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上文结果基本一致。

此外，重新定义被解释变量，将用专利衡量的创新产出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参考余明桂等（2016）[22]，用专利授权量与专利申请量之比衡量创新，实证结果表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补贴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交互项对创新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与上文结论基本一致，补贴对创新的影响为负。考虑到补贴效果的滞后性，将补贴变量滞后一期，补贴对创新的影响为正，验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12-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的背景下政府补贴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影响。本文以研发投入力度衡量企业创新水平，以GIPC发布的国际知识产权指数衡量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研究發现，中国政府实施的补贴政策有利于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加强对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起到了抑制作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约束了中国政府补贴的规模和空间，从而影响了补贴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的激励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均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显著。政府补贴对外资企业的创新影响为负，而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为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均产生了抑制作用，但对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同样抑制了政府补贴的作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外资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但在与补贴政策的交互作用下，对外资企业创新的影响为正;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内资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与补贴政策的交互作用下，负面影响仍然明显。补贴政策和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同产业创新的影响也存在差异。政府补贴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和新材料产业的创新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业及新能源产业的创新有显著抑制效应，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外部约束下，补贴对新材料产业创新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对其他产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以上研究，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进一步完善补贴政策。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研发活动的外部性，对中国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推动自主创新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在当今科技竞争已成为国际竞争“制高点”的背景下，更应充分发挥补贴政策对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激励作用。但同时实施补贴政策应充分考虑在国际经贸规则日趋严格以及政府“失灵”情况下的效果。一方面，补贴政策在对战略性领域的重点产业予以支持时，要进一步加强对创新的激励作用，以考察各产业创新绩效为中心，综合考虑企业性质、所属行业、资产收益率等多方面因素，做到精准扶持。另一方面，实施补贴政策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导向，使补贴政策不断朝推动公平竞争、消除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导致的市场扭曲方向转变，同时转变补贴方式，大力加强基础设施，推动信息化发展，实现补贴政策的转型。

第二，完善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知识产权已成为推动中国实现价值链升级的重要力量。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加强不利于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新，一方面因为难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无法通过学习、吸收先进技术来提升自主研发能力;另一方面主要是其抑制了企业的模仿创新。因此，面对严格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政府应激励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进行自主创新。同时，国内也应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让技术获得有效的保护，进而维护和激发国内发明人的自主创新动力，通过创新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

第三，要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充分维护自身利益，提升中国在构建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话语权，重视研究补贴政策与WTO、TPP等国际经贸规则的兼容性问题，逐步解决目前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在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制定方面的非公正性和非公平性问题。

注释：

① 若实际控制人为中央和地方的国资委、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及大学时，SOE取值为1，否则为0。

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分为7大类，分别为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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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Subsidies，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the

Innovation of Enterprise：Evidence from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Listed Firms

LIU Jun-ting1，2，QU Li-na2

（1. Graduate School，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Liaoning University，Shenyang 110036，China）

Abstract：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controversial. In the context of the US focus on attacking China′s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industrial policy of subsidies once again aroused hot debate. This paper takes the listed companies of A-share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12 to 2017 as samples to study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in the context of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It is found that the subsidy policy implemen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but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restricts the scale and space of Chinese government subsidies， thus inhibiting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subsidy policy on the innovation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terogeneity of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es， the strengthening of 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mainly restrains the role of subsidies in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domestic funded enterprises and new material industries.To further improve the subsidy policy and domestic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ystem is conducive to enhancing China′s voice in building a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Key words：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ubsidy;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y; innovation

（責任编辑：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