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分析

李元 尹典 王晓璐

内容提要：伴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服务产业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养老产业的发展为区域经济提供了新的增长动力，区域经济的优化也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二者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耦合关系。基于中国31个省份38个指标的面板数据，借鉴耦合协调模型，评价我国区域经济和养老服务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总体来看，为适应人口老龄化趋势的中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够协调;相对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与养老服务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不仅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也与社会发展水平正相关。养老服务产业可以为供给侧改革下区域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产业空间，需要提供必要的产业发展指导与支持，以实现这两个子系统的动态协调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区域经济;养老服务产业;耦合协调度;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20）07-0130-06

目前，中国正处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阶段。相关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约2.54亿，65周岁及以上人口约1.76亿，分别占总人口的18.1%和12.6%①。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了推动保健、休闲等新兴养老服务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依托于区域经济，又作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两者相互联动、共同促进，在产业布局、政策联动等方面形成了良性的耦合效应。

实现区域经济与养老服务产业之间的协调平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必然要求。人口结构的转变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创造了窗口期，老年人口健康意识的增强为养老服务项目普及提供了机会。可以预见，养老服务产业在未来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投资价值，社会资本也会伴随着需求流向正在兴起的“银龄产业”。从区域经济需求结构变化来看，随着养老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针对老年人的旅游、金融、保险、娱乐等产业将应运而生并不断完善，这将推动第三产业内部与老年人口相关服务产业比重不断提升，而区域经济又会因此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和广阔的增长空间。

现有研究更注重养老服务产业和区域经济这两个子系统发展的影响因素[1-3]，以及子系统之间的单向影响[4]。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并非总是亦步亦趋的，因此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于深入探究两者存在的互动关联机制具有特别的价值。本文以全国31个省市为实证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以探寻二者间相互作用关系及耦合协调规律，从而为养老服务产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的关联机制

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是一个多层次且复杂的系统，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可以衡量这两个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识别多系统在“协调”约束下的运行状况。具体来看，区域经济发展是基础，为养老服务产业提供物质保障，但经济系统“效率最大化”原则会导致老年人获得养老资源上的“公平性”受损[5];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可推动区域经济向专业化、创新型方向发展，同时养老服务系统具有的“创新性”和“福利性”双重特征会对区域经济子系统产生“反构”作用，倒逼区域经济发展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对协调[6]。图1展示的是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机理。一方面，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主要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市场要素，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优化提速;另一方面，区域经济子系统为养老服务产业子系统提供各种物质支撑，养老服务产业子系统对区域经济子系统索取资源并释放产品和服务，确保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并引导区域经济子系统向有利于养老服务产业子系统的方向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是产业发展、社会事业进步的基础，区域经济的改革不但可以引领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趋势，还为养老服务产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随着养老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养老服务产业需要的资源将迅速增加，而这种资源都将来自区域经济发展积累的资本。但是养老服务系统对区域经济系统吸收资源的程度是有范围的，如果吸收资源的量大于经濟的供给能力，将产生负反馈效应，反之则产生正反馈效应。因此，区域经济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是耦合协调的基础，养老服务产业子系统的发展也需要遵循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保证经济社会运行的平稳有序及资源交换的效率。

养老服务产业子系统与区域经济子系统的互动耦合关系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阶段，由于养老服务产业缺少发展的资本积累，两者处于低水平耦合协调状态。在处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且快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的阶段时，资源的流动存在一定的时间差，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因此两者之间较难实现协调。当区域经济由中等水平向高水平发展时，区域经济基本具备了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提供一定资源的能力和条件，但受上一阶段的影响，两者之间处于轻度失调状态。而当区域经济发展到高水平阶段，经济发展对养老服务产业补齐所有短板，养老服务产业将实现从低速发展向高速发展的转型，养老服务产业也会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二者表现为高水平耦合协调。

二、指标体系构建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

基于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关联机制，借鉴耦合协调度模型，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具体设计评估养老服务产业子系统和区域经济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

（一）构建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本文结合人口老龄产业的现实背景以及《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相关文件，从养老服务产业基础设施、服务产出以及运营资本角度出发，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反映养老服务产业系统，用X表示。该指标体系包含3个一级指标和20个二级指标（见表1）。

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查阅近10年的文本资料，根据关键词出现的频次来分析各个指标的影响程度。基于相关理论选取了经济基础、经济结构和生活水平三个角度来衡量区域经济系统，用Y来表示。该指标体系包含3个一级指标和18个二级指标（见表2）。

（二）确定权重系数

分别构建养老服务产业子系统和区域经济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是研究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基础，在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是重要步骤，指标权重的大小体现出该指标在评价体系中的重要程度。本文基于可行、可测、全面的原则，通过以下计算过程，分别测算出不同指标的对应权重。

1.养老服务产业综合发展水平分析

从表4第1-4列对比各省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综合指数可知：第一，各区域养老服务产业综合指数还不够高，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指数高于0.5的仅有山东、江苏、四川三个省份，其余二十七个省份的指数均小于0.4。各省市养老服务产业指数分布在0.0399-0.6459之间。由此可知，各省市养老服务产业并不发达，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尚处于发展阶段，行业发展机制尚不成熟，加之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严峻，养老服务产业亟需迅速发展。第二，养老服务产业综合指数存在省份间明显的差异且极态化严重。指数超过0.6的有山东、江苏以及四川三个省市，其指数分别为0.6459 、0.6076 和0.6046;指数在0.3-0.4的有广东、湖北等六个省份，指数在0.2-0.3的有河北、河南等七个省市;指数在0.1-0.2的有重庆、吉林等十一个省市;指数不足0.1的有宁夏、青海和海南三个省份。各省市养老服务产业综合指数存在一定的差异，并且指数最高的省份山东（0.6459）比指数最低的省份海南（0.0399）高出0.6059，两极差距明显，这与现阶段各区域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是一致的。第三，养老服务产业空间格局相对稳定。指数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山东、江苏等东部省份，指数较低的省份大多在中西部地区。第四，各省份养老服务产业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并未实现同步发展。养老服务产业滞后型和区域经济发展滞后型省市分别为24个和6个，表明绝大部分省份为养老服务产业滞后型，养老服务产业并未实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步发展。各省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略高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但是各个省份区域经济和养老服务产业水平的差异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江苏、山东、广东和上海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水平基本与其发达的经济水平相匹配，差距较少;四川、天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养老服务产业水平不匹配，差距较大;宁夏、甘肃养老服务产业水平和区域经济水平均处于较低水平，但两者差距较小。

2.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状况分析

根据前文的公式和计算过程，可以分别计算出不同地区的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具体结果见表4第5-7列。第一，养老服务产业和区域经济之间耦合协调度省际差异较大，且呈现极态化趋势。只有江苏耦合协调度达到0.8111，处于良好协调阶段，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均大于0.6，两个子系统发展状况均居于中国的领先地位，产业协同效应高，因此产业间耦合协调性较好。其他省份耦合协调度均不足0.8，距离良好协调阶段还比较远。超过0.6的也只有山东、广东、四川等少数几个地区，处于初级协调阶段。河南、北京等省市由于养老服务产业水平较低，耦合协调度在0.5-0.6之间，处于勉强协调阶段。其他地区都在0.5以下，处于濒临失调和轻度、中度失调阶段。青海耦合协调度最低，仅有0.2637，与江苏的耦合协调度相差了0.5473，两极分化显著。第二，耦合协调度总体不高，仍处于失调阶段。在耦合协调发展上，区域梯度差异依然存在，但总体上差别不大，大部分地区处于濒临失调阶段，例如黑龙江、福建和贵州等地区。耦合协调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如山东、浙江等省份个别产业系统综合发展指数仍然不够高，影响了耦合协调度的进一步提升;至于耦合协调度水平较低的如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区，则普遍存在经济发展滞后现象或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滞后的状况。第三，耦合协调水平空间格局相对稳定，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阶梯状分布状况。江苏、山东、广东等东部地区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但尚未形成连片及带状，都以点状集中分布。协调度最高的江苏属于良好协调类型，其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实现了良性互动和高效的协同性;广东、山东等地区凭借经济实力，养老服务产业和区域经济综合指数相对较高，使其耦合协调水平达到中级协调阶段;四川属于西部地区，区域经济综合指数比较低，但由于其为人口大省，人口老龄化程度较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养老服务产业产品的输出，养老服务产业发展较好，养老服务产业综合指数较高，所以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而重庆、吉林、陕西等中西部地区由于养老服务产业发展不够好、经济实力不够强，产业间的协同效应较低，其协调水平停留在濒临失调阶段;天津作为经济较为发达东部地区的区域，由于养老服务产业指数低，表现为“短板”拉低“长板”的现象，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未能及时对老龄化进程和区域经济状况做出反应，导致其协调度值仍较低，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状况也不理想，导致天津处于濒临失调阶段;海南、青海、宁夏等区域由于养老服务产业落后、经济实力低下，导致其协调水平处于中度失调阶段。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测算我国不同地区的养老服务产业和区域经济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及其基本分布规律和基础特征可以看出：（1）各省份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水平整体偏低，尚未形成高水平的互动协调发展关系，主要表现为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2）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的综合效益值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整体上是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3）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水平东部、中部地区界限不明晰，与区域经济明显的阶梯型分布特征有所不同，表明经济因素并不是影响养老服务产业的唯一因素。

基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养老服务产业之间的耦合机制，两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适，各种要素平稳而渐进地综合发展作用。因此提出以下建議：（1）各地政府要基于本地区经济发展特征和要素比较优势引导相适应的养老服务产业的发展，并与其他地区进行适度的养老服务产业“错位发展”。目前，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分别呈现“资本要素投入驱动型”和“劳动要素投入驱动型”特征，这种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应当进行结构性优化。对于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水平较为领先的东部地区，应该重点打造资本技术密集高附加值为主要特征，以老年金融产品、互联网+养老、养老娱乐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养老服务产业;而中西部地区需要提供基本养老服务，有序发展中高端养老服务的路径，逐步实现区域经济与养老服务产业之间的协同升级，这样可以逐步缓解两个子系统不协调对区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2）利用好区域发展的转型契机，深化分工与合作，形成促进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府、企业、协会与民间多层次合作的闭环。创新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对新兴产业、惠民产业的基础设施、信用体系、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支持，注重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推动区域经济与养老服务产业的高级耦合协调，推动区域经济与养老服务产业互相促进。（3）基于人口老龄化趋势，维持一定的养老服务产业相对较快的发展水平，避免区域养老服务产业过度滞后供给。（4）区域经济与养老服务产业的耦合发展不仅受到两个系统之间的影响，也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可以适时考虑利用区域经济系统内部要素资源，包括人才、服务、资金，以养老服务产业为投入平台，不断创新养老服务，从而延伸养老服务产业链。

注释：

①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9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整理。

参考文献：

[1] 谢国根，蒋诗泉，赵春艳.区域经济、城镇化与社会治理耦合协调水平分析[J].统计与决策，2020，36（1）：127-130.

[2] 何秋洁，杨晓维.大健康产业与养老服务的耦合协调度分析[J].软科学，2019，33（10）：45-49.

[3] 何冬梅，王增文.养老服务产业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管理现代化，2019，39（2）：16-22.

[4] 曹现强，姜楠.基本公共服务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分析——以山东省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8，25（12）：147-153.

[5] 黄桂琴，赵连阁，王学渊.人口城镇化与农产品流通产业效率时空耦合分析[J].商业研究，2018（9）：146-156.

[6] 逯进，刘璐，郭志仪.中国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制——基于协同效应和中介效应的实证分析[J].中国人口科学，2018（3）：15-2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