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现象视域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所指

罗长青 吴旭

就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历史化”说法，例如1993年朱安玉《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潮流》一文就用“历史化”描述从“语言分析”到“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转向①，不过，“当代文学历史化”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的学术话题则是在2007年以后。笔者在中国知网（www.cnki.net）依次检索，“篇名”含有“文学”和“历史化”关键词的各数据库文献，和“篇名”含有“当代文学”和“历史化”关键词的各数据库文献：

根据历年文献汇总结果，我们可以从数量上看出，无论是就“文学”还是“当代文学”来说，2007年及其以后的“历史化”文献数量呈稳定态势，这说明“历史化”概念在2007年以来才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学术关键词。

从“历史化”概念的学术史梳理角度来看，2007—2008年无疑是极为重要的时间节点。2007年9月，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争鸣》编辑部联合主办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②，与会者在讨论“当代文学学科”和“文学史写作”问题过程中提及“历史化”概念，主要用来指代“当代文学”已有较长的发展历程。2008年，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首次明确提出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概念，作为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批评化”和“文论化”的纠偏，即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对“当代”保持“旁观化”和“陌生化”基础上展开“有距离”的“讨论式”研究③。崔志远发表的《关于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思考》④则可以看成是对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回应。同年10月，由程光炜召集洪子诚、贺桂梅、蔡翔、吴亮、王尧、季进、罗岗、倪文尖等人，在北京九华山庄就“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问题进行研讨⑤。自此以后，“历史化”开始成为当代文学会议和学术论文频频提及的关键词之一。

在53篇“篇名”含有“文学”和“历史化”的文献当中，其中23篇为“篇名”含有“当代文学”和“历史化”的文献，这说明“历史化”更像是“当代文学”而不是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关键词，或者说，“当代文学”研究引领了整个文学“历史化”概念表述的潮流。就“当代文学”研究来说，洪子诚、陈思和、程光炜、吴秀明、张清华、郜元宝等一大批学者就“历史化”问题做过专题性论述，但“历史化”概念的指代对象却未必一致。比方说，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运用“历史化”概念讨论“文学史”描述的立场与态度问题⑥;吴秀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则是用“历史化”来指代当代文学创作与历史叙事的关系⑦;陈晓明《新世纪文学：“去历史化”的汉语小说策略》则是用“历史化”来描述21世纪以来文学的“历史叙事”⑧。

“历史化”概念已经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关键词，而不同学者运用“历史化”概念的具体所指又存在着诸多不同。为帮助学术界了解和反思当代文学“历史化”学术现象，本文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文学史编纂”“学科教育”四个方面，对“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的具体“所指”进行系统归纳，试图揭示以“历史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为学术圆点，从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和“重返”，至当代文学学科的“学科化”，这样一条学术路线图。

一、“历史化”指代文学创作的“历史”

题材和“新历史主义”手法

在描述与评价文学创作的过程中，许多学者运用了“历史化”概念。例如刘起林《论当前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⑨、陈晓明《新世纪文学：“去历史化”的汉语小说策略》⑩，董学文《如何看待文艺创作中“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现象？》11等，这些论文都无一例外地针对文学创作。概括地说，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化”概念主要是指，以中国近现代社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选择“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文学创作题材，运用“新历史主义”创作手法，同时对是非、对错、正伪等价值判断进行“重构”。

从文学创作题材来说，“历史化”可以用来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批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品，包括但不限于陈忠实《白鹿原》、莫言《丰乳肥臀》、余华《兄弟》、王安忆《长恨歌》、刘震云《故乡相处流传》等。虽然这些作品通常以主人公的“家庭”或者“家族”展开叙事，但故事的背景均为中国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如《白鹿原》就是以白、鹿两大家族自清末民初以来半个世纪的命运变幻;《丰乳肥臀》以上官金童家族的悲欢离合作为主线，侧面反映了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不断上演的人間悲剧。《兄弟》以重组家庭的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在20世纪60—80年代的人生经历和诸多磨难，折射的是从“文革”到“改革”普通百姓的人生凄凉。顺便提及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出版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小说出版与影视改编、互联网与多媒体的推动等多方面的原因，长篇小说创作在整个文学创作领域中的价值地位得到了提升，不仅长篇小说作品比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其他文体更受欢迎，而且长篇小说创作整体数量也出现了倍增。文学创作题材的“历史化”主要是指长篇小说创作题材的“历史化”。像此前刚提及过的刘起林、陈晓明、董学文等人论文中的“历史化”均是针对长篇小说创作而言的。

从文学创作手法来说，这些“新历史主义”作品既有别于此前的“革命历史小说”叙述，如通常选择民间人物及其坎坷命运作为叙述对象，侧重主人公的时代遭遇和人生体验的介绍等，又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创作对审美意象、叙事手法、艺术形式追求的偏执，如不再刻意回避重大历史事件，而是通过“民间”“个人”等非正统的方式进行表述。当“历史化”概念用来指代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文学叙事，这个概念的具体所指与其字面意义更为吻合，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的文学创作确实成为不容忽视的文学创作现象或者趋势，如此前介绍过的刘起林《论当前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一文，用“历史化”来界定长篇小说创作题材，此时的“历史化”对应的“现实化”，这与“历史化”符号的字面意义比较吻合，但是，当“历史化”概念用来指代叙述重大历史事件的方式与方法，这个概念所指的却是值得讨论和商榷的“历史化”问题。

从理论上分析，既然是“历史化”问题，那么就可能有不同的观点、看法、意见，也可能被认为存在是非、对错、正伪等价值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化”仅仅被当成用来限定讨论范畴的符号，实际指向的有可能是“反历史化”“去历史化”“非历史化”讨论。例如，陈晓明《新世纪文学：“去历史化”的汉语小说策略》和董学文《如何看待文艺创作中“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现象？》两篇文章都是针对文学创作“去历史”现象，对应的是“个人化”“民间化”“荒诞化”等。虽然我们可以说“反历史化”“去历史化”“非历史化”说法仍然在“历史化”讨论范畴之内，但用以描述这类说法的“反”“去”“非”等否定性副词说明，以“历史化”为名义的讨论涉及的是与“历史化”字面意义截然相反的内容。

如果“历史化”仅仅是文学创作现象的描述，而不涉及对文学创作特征的价值判断，那么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化”应该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尽管如此，人们更加关心文学研究、文学史、学科教学，而不是文学创作的“历史化”现象。换句话说，如果提及当代文学的“历史化”这个说法，那么更加让人产生联想的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化”、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而绝不是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化”。笔者在中国知网以篇名含有“文学”和“历史化”检索全部文献，在53篇题录信息当中，仅仅只有6篇文献涉及文学创作主题，其他文献均是就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等方面而论。这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文学创作的“历史化”现象并未成为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

二、“历史化”指代文学研究的

“史学化”趋势

从表面上看，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似乎并不构成学术研究问题，因为从逻辑上说，只要当代文学创作存在“历史化”和“非历史化”创作趋势，那么当代文学研究就不可避免涉及“历史化”。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概念的运用确实没有必要赘述，本节所要讨论的是关于当代文学研究自身的“历史化”问题，即用之于描述与评价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趋势。

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多次被当成学术会议的主题。如2007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观念与方法学术研讨会”，参与者包括谢冕、陈晓明、白烨、张志忠、王光明等知名学者12;2009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参与者有洪子诚、贺桂梅、蔡翔、吴亮、王尧等人13;2016年6月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洪子诚、丁帆、程光炜、谢泳、黄发有、张均等作重要会议发言14。与此同时，文学研究的“史学化”确实成了当代文学重要研究现象，史著编纂已经发展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各式各类史著层出不穷：就编纂目的来说，有文学史、讲稿、初稿、新稿、教程、写真等;就编纂方式来说，有新编、续编、简编、纲要、要义、概观、概论、概说、通论等;从叙述内容来看，则有“发展史”“思潮史”“流派史”“社团史”“论争史”“口述史”“传播史”“接受史”“评价史”等;就研究之研究来说，还有“研究史”“学术史”“学科史”等。

公允地说，当代文学批评式微与文学史研究兴起的整体趋势一直受到学界关注。如2016年在长沙召开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就曾发出这样的感慨：

设想在20世纪80年代，或者“十七年”，作家的经济收入，版税稿酬什么的，以及报刊刊载的书籍广告，会得到研究者的重视吗？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生产的文学体制问题得到关注，这些现象自然就纳入研究者视野。15

由于当代文学批评式微与文学史研究兴起的整体趋势受到学界关注，就此而作的专题性论述固然不少，但就本文所要阐释的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概念“所指”问题来说，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16和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17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因为这两篇文章不是讨论具体的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问题研究，而是对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现象的症候分析。

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从学理上介绍了日益勃兴的“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趋势，作者认为两种研究趋势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也造成了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文学特征和文学经验匮乏。“历史研究”使得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获得了“科学性”追求的同时，却也弱化了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人文性”;“文化研究”具有明显的方法论革命意义，同时凸显了批评与研究的“当代性”意义，但“文化研究”所存在的“非历史化”和“不及物”倾向也造成了批评与研究忽视文学本体的“无序化”。就“历史化”与“史学化”趋势来说，对“史学化”趋势论述是代表性的。

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则是对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进行了專题性探讨。这篇文章认为，不仅“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争取成为专门史学，而且“当代文学研究”也在不断向史学化迈进。就文学研究的三大板块“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而言，“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似乎趋于没落，因为此前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理论热，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间人物”“两突出、三结合”“人道主义”与“异化”“启蒙”“文学的主体性”“叙事模式”等，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似乎难以为继，唯有“文学史”研究颇受重视，近年来不断开拓的“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研究更是引人注目的一例，似乎现阶段的“文学研究”等同于“文学史研究”。

结合张、郜两篇论文出现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当代性”与“历史性”、“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等关键词，我们可以勾勒建构出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概念所指的特殊语境：1.文学“内部研究”与文学“外部研究”问题。与此前20世纪80年代对“审美”“艺术”“文学性”等“文学内部”的关注不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研究更多关注“社会”“历史”“再解读”等“文学外部”问题。2.文学研究的“历史性”与“当代性”问题。与“历史”语境关联的史料、史实、史观等“历史性”问题更加受到重视，而与“当下”语境关联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则呈现出弱化趋势，至少不具备与文学史研究相匹配的学术地位，从而使得当代文学研究缺乏“当代性”。3.“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问题。虽然“文化研究”不等同于“历史研究”，但“文化研究”与“新历史主义”有理论上的相通，而且与当代文学颇为关联的“文化研究”其实也可以当成“历史研究”看待，如对20世纪50—70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再解读”的“文化研究”其实也可以当成“历史研究”看待。

就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研究来说，洪子诚是必须提及的。这一方面是因为研究对象，在洪子诚的文学体制与文学发展关联研究影响之下，文学出版、文学制作、文学会议、文学奖等“外部研究”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并产生出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如王本朝、张均等人的“文学制度研究”，斯炎伟、王秀涛等人的“文学会议研究”，任美衡、范国英等人的“文学奖研究”等;另一方面是因为研究方法的缘故，如《当代文学的概念》《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等著作体现出来的对当代文学一系列概念的“知识考古”式清理、注重史料收集整理与研究注释、融合文本细读、个人体验、时代细节的叙述等。姑且不论这类研究方法与学术表述的具体影响，但这类研究方法与学术表述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像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丛书》、程光炜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吴俊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料编年》等，这些都是近年来极为重要的文学史料整理成果。像吴秀明的“当代文学史料文献”研究、程光炜的“重返八十年代”、徐庆全的“文学与政治系列实录”、黄发有“文学与传媒研究”等，这些都是年轻学者研读与仿效的对象。

三、“历史化”指代文学史的

“重写”和“重返”

言及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其实不难联想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诚如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指出的那样，与文学研究相关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热度不如此前，唯有“文学史”研究相对受到重视。郜元宝教授甚至感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在基本等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18正因为如此，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化”有必要单独进行论述。如果说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指代的是文学的“历史研究”趋势，那么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化”指代的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那么容易回答，研究者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指代当代文学史“历史化”。换句话说，当代文学史的“历史化”，这句话中的“历史化”至少具有三个层面的“能指”。

首先从时间角度来看，“历史化”是指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较长的演变过程，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当代”不能够完全等同“当下”或者“同时代”。如果依照1919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1949年作为中国当代文学起点的惯例，那么现代文学30年，中国当代文学则是60年，这是现代文学的2倍;即便不与现代文学比较，当代文学已有60年的历史，将半个世纪文学纳入“历史”的范畴，这并不会引发什么争议。著名文学研究专家唐弢先生曾提出“当代文学不宜写史”的观点引发学术争鸣，但事实上唐弢先生也不过是质疑“当代文学”这个说法：

我们的当代文学从人民共和国成立算起，网罗了三十几年的历史。难道说，三十年前的文学还是当前的文学，五十年代文学到了八十年代还是眼前正在进行的文学吗？把这些纳入到现代文学的范围，倒是比较合适的。换一句话说，它们已经不是当前的文学，它们可以算作历史资料，择要载入史册了。19

根据上述引文，我们看不出任何反对文学史著述的理由，相反是看到将“当代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的热忱。假如唐弢先生能够活到现在，至1949年的“当代文学”已经长达60年，估计就更不会提出反对意见，所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编纂也是学术必然。

其次从研究形态角度来说，“历史化”也可以用来指代有别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文学史表述形态。就“中国当代文学史”本身而言，这样一种研究形态让中国当代文学史看上去更像是文学史，而不是看上去更像是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这确实是文学的基本常识，但对中国当代文学来说却有其特殊性：像一篇理论文章能够催生一篇甚至成批量的文学作品，一篇文学批评能够改变一个作家甚至一批作家的人生命运，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学较为特殊的文学现象;考虑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同文学创作一样都属于文学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原本可以而且也应该纳入文学史的叙述范畴;部分文史资料档案尚未供公开查阅，文学史的叙述不得不依靠“已有研究成果”……这些都可能使得中国当代文学史带有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史，或者带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的色彩，所以文学史编纂过程“理论先行”“以论带史”“以论代史”现象并不鲜见。在“文革”结束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史”等同于“社会主义文学史”或者“当代文学革命史”;在“文革”结束之后，有些以“启蒙”“民族国家”“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观念重写的当代文学史著其实也存在“重论轻史”的特征。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归咎于文学史编纂者，因为“文学史”的最终形态取决于我们如何定义“文学”，究竟是作家的创作活动、正式出版的作品还是印刷出版与读者阅读、批评家展开的评论。如果是广义上的“文学”，那就应该将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甚至不同时代的理论与批评整合到文学史的叙述中去，那么“论”就成为“史”的必要组成部分。

最后从研究规范角度来说，“历史化”可以用来指代第一手资料、多重证据、中立立场等。“历史化”基本上等同于“学术化”，其对应的是“非学术化”“宣传化”“政治化”。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80年代后期陈思和、王晓明等人发起的“重写文学史”，21世纪初期程光炜、李扬等人发起的“重返八十年代”，其实均可以看成文学史研究“历史化”的推动。就“重写文学史”来说，当时讨论的主要还是“文学史”回归的问题，即文学史不能成为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的附庸，但在这种以文学、艺术、美学为名义的回归过程中，学术研究的规范性确实得到了加强。“重返八十年代”的理论预设是，“八十年代”文学存在着与“十七年”类似“权力/文学”一体化特征，文学政策、方针、制度与文学生产、传播、接受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建构”，这些研究者倾向于以“知识考古学”方法去勾勒文学生成与政治权力的内在关联。诚如研究者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历史”是无法还原的，而只能是不断建构的过程，如何让读者信服“重返八十年代”对文学史的“建构”及其学术价值呢？在文学研究日益學院化的情况下，研究者只能接受史料化和学术化的出路。作为“重返八十年代”主要倡导者之一，程光炜教授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甚至他本人主动承认近年来的学术研究存在“理论减法，史料加法”20趋势，再考虑到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史研究和资料丛书，如2008年专著《文学史研究的兴起》、2009年主编“八十年代研究丛书”、2011年主编《当代文学的“历史化”》、2013年主编“中国新诗百年大典”、2018年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资料丛书”等，我们就能更有信心确认，以文学史研究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史料化”和“文献化”特征。

如果梳理最近三年当代文学研究界召开的一系列相关学术研讨会，会议举办信息还能够对此前提出的学术假设做进一步的解读。如2016年6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东北师范大学）、2016年11月“文学史研究问题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2017年6月“文学生活史与史料整理”学术研讨会（山东大学）、2017年8月“报刊史料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术研讨会（河南大学）、2017年10月“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料与文学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浙江大学）、2017年12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高峰论坛（杭州师范大学）、2018年9月“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山大学）等。从上述会议列表当中，我们能够提炼出很多关键信息：会议的主题不外乎“史料”或者“文献”;会议自2016年起一直没有间断;会议召集或主办单位均为高等学校，均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具备一定学科优势的高校。综合这些信息，我们可以这样总结：高等学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推动的文学史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史料化”和“文献化”特征。

四、“历史化”指代学科教育的

“史学化”与“学科化”

虽然“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和“中国现代文学”二级学科都是行政方式和人为因素导致的学科分类，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过于纠结这类学科命名，但位列于学科名下的实质性研究，如中国古代文学、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这些研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却是研究者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相比较于研究历史较长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似乎更应该思考这个问题。早在1995年，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就从“学科建设”高度，指出加强和推进搜集整理原始材料、探讨学科理论问题、促成研究方法自觉、合理设置分支学科等事宜的必要性。

与一些发展历史较长、成就较高的学科（比如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相比，不难发现从原始材料的搜集整理到理论课题的探讨概括，从研究方法的自觉运用到学术观念的实际确立，自各个分支学科的合理配置到不同学派的齐放争鸣等各个方面，我们不是尚处于初创阶段，就是这未提上工作日程。21

《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是就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按照“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阶段划分的惯例，“当代文学”面临的研究合理性与合法性危机，其实比“现代文学”研究甚至更为迫切。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以“政治批判”代替“文学研究”的做法，极大地伤害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权威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诸多文学理论阐释和文学研究范式的背景下，学术界也很难达成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识。以至于2008年陈思和《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仍然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现状提出了担忧。

一个学科如果称得上“成熟”，至少在理论上解决了关于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学科范畴和学科观念，以后新的资料发现，可能在局部修正和补充学科观念，但不会引起根本性的变动。而以这样的标准来看我们的学科的现状，它确实“还很年轻”，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有许多涉及学科发展的材料和领域，正在逐渐被发掘和重视，还没有找到适当的理论方法来做出有说服力的解说，奠基性的学科理论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如果我们不去思考和关注这些问题的话，我们的学科就有可能遭遇到根本性的挑战与困境。22

这篇文章认为“当代文学”仍然缺乏“较为稳定的学科范畴和学科观念”，如果“不去思考和关注这些问题”，那么相关研究就可能“遭遇到根本性的挑战与困境”。虽然这篇文章最后提出，重新界定“当代文学”的概念及其时间起止，赋予“当代文学”为“当前和同时代”文学意义，将“不断观察当下的生活与文学，不断根据现实中出现的新现象来提出新问题，不断根据新的材料来调整自己的学科观念和研究方法”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合法性来源，但是，这篇文章没有回答的是，如果新界定“当代文学”的概念及其时间起止，将20世纪50—70年代、80—90年代文学排除在“当代文学”概念之外，那么如何赋予这些排除在“当代文学”概念之外所指对象的研究合法性。

虽然“当代文学”研究缺乏“较为稳定的学科范畴和学科观念”这类指责仍然存在，但以洪子诚、吴秀明、程光炜、黄发有、徐庆全、王本朝、张均等一批学者推动的文学资料整理及其相关研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化进程。有证据表明，研究者有意识地去完成加速当代文学学科化的任务。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及其相关论文对中国当代学学科问题的梳理、介绍、讨论，其中就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当代文学学科研究意识。鉴于洪子诚教授的学术影响，研究者对此也十分熟悉，在此用不着赘述，倒是其他研究者的学科研究意识有必要列举，因为这些学者对“学科”的论述更加能够实证研究者之所以提出当代文学的“历史化”，其终极目标则是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像吴秀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史料意识的自觉》23《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24《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25;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26《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27;王本朝《新史料的发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诉求》28《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与重建：学科还是意义？》29等，从上述论文作者及其从事的研究，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歷史化”“文学史”“史料整理与研究”之间的线索。至于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专题性论述，如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30、吴秀明《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31、杨洪承《当代文学“历史化”命题与学科建设的自觉》32、崔志远《关于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思考》33等，就更加能够证实“历史化”与“学科化”之间的关联。这类篇名含有“学科”和“历史化”关键词的专题性论述说明，“历史化”或许更应该看成途径、方式、手段，而“学科化”才是“历史化”的终极目标。

除了“学术研究”，“课程设置”“教材编纂”“教育教学”也常常被列入“学科”的范畴，所以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其实也用来指代“课程设置”“教材编纂”“教育教学”，只是说“课程设置”“教材编纂”“教育教学”的“历史化”分析讨论，则很少以“学术论文”和“学术会议”的方式呈现出来。当然，在以“史料”“文献”“文学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上，就“课程设置”“教材编纂”“教育教学”过程的“历史化”展开分析，估计也不是那么受到学术同行的待见。考虑到高等学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推动的文学史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史料化”和“文献化”特征，以及文学史研究的最终目标又是将当代文学研究“学科化”，其实也可以按照“研学一体”的逻辑进行推断，高等学校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也同样在推动“课程设置”“教材编纂”“教育教学”的“历史化”。高等学校教师和研究者从事的文学史及其相关研究，但“课程设置”“教材编纂”“教育教学”却不是以文学史及其相关研究作为中心，这种现象怎么可能出现呢？

以文学史为基础的“课程设置”其实不限于当代文学，整个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其实也包括各式各类的文学史，如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就课时总量来说，恰恰是那些注重“史料”和“文献”的课程占有的课时总数排名靠前，像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通常会分成一、二（上、下），甚至一、二、三（上、中、下）。至于研究生阶段，类似的“历史化”教育也非常明显，有研究者在分析现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问题时就曾发出这样感慨：

审视一下目前各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开设的研究生专业开设的研究生专业课程，我们便会发现，大多仍是《中国现代（当代）小说史》《中国现代（当代）散文史》《中国现代（当代）诗歌史》一类的名目，这只不过是在历史内容上的进一步细化罢了，由问题切入的专业研究课程少之又少34。

这样的评价是否全面，这当然是有争议的，但从课程命名来看，以“史”为题名的课程占比不少，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与“文学史”课程相匹配的则是“文学史”教材的编纂出版。基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笔者检索出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图书出版题录超过270种。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前7种、20世纪80年代60种、90年代80种、21世纪前10年76种、21世纪10年代47种。20世纪80年代以后，每年均有1种以上中国当代文学史出版35。就笔者的阅历，目前还没有发现一本纯粹作为研究专著而不是教材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以“文学史”为命名的课程设置和文学史教材的编纂出版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决定了当代文学的“教育教学”，至少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方面是这样的，如果说确实存在其他的可能，那只是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的灵活性。从教育教学角度来说，这样的教育模式是否合理，这绝对是具有争议的话题，陈平原《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就主张以文学读本为中心展开课堂教学，将主要精力用之于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和分析能力，而认为文学史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则多有不着边际的“宏论”和唾手可得的“史料”36。

以“文学史”为中心的“课程设置”“教材编纂”“教育教学”现象说明，“历史化”不仅从对象、思路、方法等研究层面推动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而且从課程命名、内容体例、考查方式等教育教学层面将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落实在实践当中，而且这也并不为中国当代文学所独有，其他学科（研究方向）的情况其实非常类似，原本就重视“文献”和“史料”的古代文学更不用说，包括外国文学其实也是以“文学史”为中心。在“外国文学”学科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谢六逸是做出较大贡献的学者之一，其撰写的《西洋小说发达史》《世界文学》《日本文学史》就被当成“外国文学学科”建构极为重要的依据37。而像比较文学这样不太方便整理成“史”的研究，其实也还是有“发展史”“编年史”“学术史”“学科史”“研究史”等诸多选择。不管课程是否以“史”命名，如果按照“文学史”的模式开设相关课程，相反还会被认为学术性比较强。

综全文所述，“历史化”更像是“当代文学”，而不是整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关键词。当代文学“历史化”概念具有不同的“所指”，其中包括当代文学创作的“历史”题材和“新历史主义”手法，不过，当代文学“历史化”主要还是用来指代文学研究、文学史编纂、文学教育的“史学化”特征。从学术现象角度来看，以“历史化”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作为学术圆点，从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到当代文学史的“重写”和“重返”，至当代文学学科的“学科化”，是一条从“文学”到“史学”的学术路线图。

【注释】

①朱安玉：《论当代文学批评的历史化潮流》，《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

②12肖敏、李彦文：《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观念与方法学术会议综述》，《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③⑥2630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化”》，《文艺研究》2008年第4期。

④33崔志远：《关于当代文学学科“历史化”的思考》，《燕赵学术》2009年第1期。

⑤13杨晓帆、虞金星：《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研讨会纪要》，《文艺争鸣》2010年第1期。

⑦吴秀明：《当代文学“历史化”的历史观问题探讨——基于政治和革命的视角》，《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⑧⑩陈晓明：《新世纪文学：“去历史化”的汉语小说策略》，《文艺争鸣》2010年第19期。

⑨刘起林：《论当前长篇小说题材的历史化倾向》，《长沙电力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

11董学文：《如何看待文艺创作中“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现象？》，《文艺报》2016年2月26日。

14吴景明：《强化史料意识，助推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综述》，《文艺争鸣》2016年第8期。

15洪子诚：《当代文学的史料问题》，《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16张清华：《在历史化与当代性之间——关于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状况的思考》，《文艺研究》2009年第12期。

1718郜元宝：《“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化”趋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2期。

19唐弢：《当代文学不宜写史》，《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3期。

20程光炜、张亮：《“重返八十年代”文学课堂的缘起与展望——程光炜教授访谈》，《当代文坛》2018年第4期。

21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22陈思和：《我们的学科还很年轻》，《文学评论》2008年第2期。

23吴秀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与史料意识的自觉》，《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8期。

24吴秀明：《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2531吴秀明：《学科视域下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其基本形构》，《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

27程光炜：《当代文学学科的认同与分歧反思》，《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

28王本朝：《新史料的發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诉求》，《甘肃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

29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反思与重建：学科还是意义？》，《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32杨洪承：《当代文学“历史化”命题与学科建设的自觉——兼谈吴秀明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阅读印象》，《南方文坛》2017年第3期。

34路文彬：《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合法性质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35罗长青：《“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状况与编辑策略》，《湖北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36陈平原：《文学史、文学教育与文学读本》，《河北学刊》2013年第2期。

37管新福：《谢六逸与我国“外国文学史”学科的构建》，《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罗长青，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吴旭，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编纂中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9BZW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