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夏治河

侯起秀

一、前赴后继上河工

明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黄河在开封黄沙岗决口，但河患并未使会通河断航，明孝宗派出白昂治河，白昂治河取得成效，水患稍宁。然而好景不长，明弘治五年（1492年）七月，又传来黄河决口消息，数道洪流俱入会通河，使张秋（在今山东阳谷县）上下情势十分危急。

明孝宗闻讯大惊，急派陈政去治河。原来陈政一直在北京主持修宫殿、建皇陵、筑河堤、造粮仓，不仅工程技术精湛，清正廉洁更是赫赫有名。

陈政属于当时的“北京帮”，与吏部尚书王恕为首的“南京帮”矛盾颇深，也想通过治河展示自己的工程才华。

明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陈政走马上任。明孝宗叮嘱道：“治河是国家大计，你一定要昼夜筹划、勉图成功，凡事可便宜而行。”陈政热泪盈眶，说道：“臣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陈政先把黄河决口原因“甩锅”给了白昂：一是白昂领导疏浚的两条“南分”河道都已淤塞;二是白昂在黄河北岸領导新修的堤防不坚固;三是白昂不重视会通河泄水设施建设，造成张秋减水闸不能正常泄洪。接着，陈政开始征集丁夫，筹集物料，准备兴工。

陈政就在要大显身手之际不幸病逝。

明孝宗闻讯顾不得忧伤，心想：“来年春季漕运说到就到，还得派人快去治河！”他立即召集群臣商议再派大臣事宜，王恕等反复商量推举出6位大臣，但明孝宗还是不满意，问：“今日治河非同小可，必得通古今、识地势、有巧思的能臣。6位大臣中有这样的能臣吗？”

朝堂之中一片静寂。“有！”忽听有人高喊，众人循声望去，喊者并非旁人，正是王恕。只见王恕朗声奏道：“这几人都是人中俊杰，但刘大夏才识最优，可当此大任！”刘大夏是何许人，王恕竟敢拍胸脯保荐他？

刘大夏自小聪慧，明天顺八年（1464年）考中进士，与陈政有同年之谊。他在兵部多年，颇有胆识。成化年间，大太监汪直到兵部调取永乐年间对安南（今越南）用兵档案，准备向安南用兵，时任兵部职方司主事（相当于档案处长）的刘大夏竟将档案藏匿起来。事后，兵部尚书问他：“汪直要你的命易如反掌，你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刘大夏说：“兵衅一开，来之不易的西南地区和平环境就将不复存在！”

王恕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因为他们两人都怀有国富民强的理想，都认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途径是创造和平环境，让老百姓休养生息，这就是王恕赏识刘大夏的原因。

当时，明孝宗对刘大夏并不熟悉，只升他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接替陈政负责治河工作。在明弘治六年（1493年）二月颁给刘大夏的敕书中，明孝宗明确指出：“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同时，明孝宗还对陈政的“甩锅”行为做了检讨：“闻陈政所行多有非宜，你到任后先须案查陈政所行事务酌量其当否，当者绪续之，否则改正之。”也就是说，通过对治河的深入了解，明孝宗已经认识到白昂实行的“北堤南分”是在当时工程技术条件下最有效的治河方略。

二、大河横流显英雄

刘大夏来到山东济宁的时候，冰消雪化，万物复苏，繁忙的春季漕运已经开始。看着运河里帆樯如林的漕船、码头上堆积如山的漕粮，刘大夏知道不把这些漕粮送到北京，王公大臣就要饿肚子。他使出浑身解数，终于完成春运任务。

刘大夏松了口气，会同地方大员开始踏勘河道，寻求治河长久之计。一路上，他相度地势，询访人言，刚刚放松的神经顿时又绷得紧紧的，心想：“这治河太难啦！”

这天大雨滂沱，刘大夏一行被困在开封城。他请来河南巡抚徐恪、巡按御史涂升等商量何处应疏浚分水河道、何处应修筑加固堤防。刘大夏指着地图说：“从地势上看，黄河下游西南高阜，东北低下，因此黄河大势日渐东注……”话刚开头，忽听有人来报：“禀都御史，黄河决口啦！”刘大夏大吃一惊，急忙带人冒雨赶赴黄河岸边。

还未到黄河边，一匹匹报汛的塘马就像走马灯一样飞驰而来。“报，黄河决荆隆口，溃张秋堤，夺汶水入海。”“报，黄河决黄陵冈，溃张秋堤，夺汶水入海。”……刘大夏改变了主意，命人准备船只，要亲自冒险过黄河查看张秋运河情况。

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后，岁漕东南以给京师，张秋镇成为会通河的咽喉要地。刘大夏赶到张秋，只见张秋上下浊浪滔天，运河决口口门已扩大到90余丈（1丈约为3.33米），黄河溃水挟带着汶河来水一泻千里奔入大海，从聊城到临清约100里的运河河道内几近绝流。

刘大夏与同来的河南、山东官员一起商议堵口事宜。徐恪根据商议情况立即上疏明孝宗：“今河决而北直趋张秋，又决而东，长奔入海，将使运道中绝，东南财赋恐难遽达京师。”

这是明孝宗登基以来遇到的最棘手问题，他召集大臣每天开会研究处置措施。如此严重的河患吓破了一些大臣的胆，有人认为河不可治，治河是白费工夫;有人认为应用陆挽代替水运，这样虽增加了百姓负担，但可保无虞;有人认为应恢复元朝的海运路线，文渊阁大学士丘浚即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其理由有二：一是1艘海船可运粮1000石，可当河船3艘;二是河运运费比陆运省30%，而海运运费比陆运省70%，海运虽有漂溺之患，然省牵卒之劳、驳浅之费、挨次之守，利害亦相当。

明弘治六年（1493年）十月，刘大夏根据大量实地调研资料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治河方案：“黄河下游地势西南高阜、东北低下，这是黄河在下游频繁决口冲决运河的主要原因。从道理上讲，应该在上游分杀水势，但是黄河水量与运河比较要大数十倍，因此就目前而言‘分流难以施行。黄河在河南所决的口门，溃水势若建瓴，立即‘堵口也难以施行。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在黄陵冈（在今山东曹县）附近还保存有以前修的南北堤防，可利用率在70%左右，而贾鲁故道尚未泄水。因此，我的治河方案：一是修整这些堤防，同时堵塞运河东注决口，将运河与贾鲁故道连通使下徐州，由淮入海。二是在张秋南北各修1道滚水石坝，俱长三四十丈，中间砌1道石堤，拟长十四五里。如果运河水大，坝可以泄河流之涨，堤可以御河流之冲;如果夏秋水涨，船只可以绕开运河，而从贾鲁故道径达张秋北上。也就是说，暂时利用黄河溃水以济漕运，但从长远看仍然需要汶水接济运河。”

三、忍辱负重苦支撑

刘大夏避开了实施“北堤南分”，仅提出了保证漕运的临时方案，原因有三：一是明孝宗命他治河以漕运为先;二是黄河大水尚未全退，不便施工;三是河南、山东连年灾荒，仅山东已发放赈济粮200多万石、银50多万两，即便如此，仍然遍地是饥民。

时人称赞刘大夏“忧民如有病，对客若无官”，可见其为人品格。他在提出临时方案的同时，指出：“如果按照此方案治河，未免劳民伤财。今山东等处荒歉之余，公私匮乏，人夫尚可以工代赈，但财用无从取办，只能由中央统筹解决。”

明孝宗接到刘大夏的奏疏，多次与大臣商议仍然难下决心，一方面他知道如果不采取措施治河，以后京师的粮食供应将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他也清楚举全国之力治河，若胜则皆大欢喜，若败则后患无穷。就在他犹豫不决的当口，巡按河南御史涂升又来了奏疏。涂升再次提出“北堤南分”、大修河工的思想，说出了刘大夏想说而不敢说的话。涂升指出：“今京师专藉会通河岁漕粟数百万石，河决而北，则大为漕忧。因此，当今治河大计：一是大力疏浚以前黄河由涡入淮故道，如此则黄河下游无奔溃之害，北岸无冲决之患;二是必须在黄河北岸修筑堤防，应以黄陵冈上下旧堤为基础，考虑黄河下游河道形势，补筑无遗，导黄入淮，由淮入海，如此则张秋无患，漕河可保。”并建议：“皇上要给予刘大夏充分信任，在归德（今河南商丘）或东昌（今山东聊城）建立办公场所，让他居中裁决。”

从涂升的奏疏不难看出刘大夏的窘况：大兴河工，缺少财力，小修小补，又无济于事;漕船过不了会通河，被漕运衙门告上朝廷;摊派多了，又被地方衙门告上朝廷……他受着上下左右的夹板气，还要没日没夜地为治河东奔西走。

这天，刘大夏把河南按察司佥事张鼐找来说：“如今已经入夏，但咱们送到北京的漕船寥寥可数，怨谤腾起，而迟迟不见朝廷对咱们治河计划的批复。黄陵冈为张秋来水之源，治河必须堵塞黄陵冈决口，但要塞黄陵冈，必须先在北岸疏浚孙家渡（在今河南郑州）。因此，我派你带兵七千赶赴孙家渡，务必疏通分水河道，为堵塞黄陵冈决口创造条件。”张鼐看着刘大夏冷峻而消瘦的面容只好应承下来。

张鼐等还未出发，忽报刚堵塞不久的张秋口门复决。刘大夏来到口门处，只见水浪滔天，有人悄声说：“这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刘大夏怒道：“黄陵冈！张鼐，你先随我去黄陵冈查勘水情。”刘大夏一路查勘，夜宿黄陵冈工棚。

次日，刘大夏正与张鼐商议治水事宜，有人来报：“皇上已命御马监太监李兴、平江伯陈锐来张秋，与都御史一起莅事治河！”刘大夏闻此大喜。

四、借东风乘势而上

原来李兴和陈锐都非平常人。按照当时的政治体制分“内廷”和“外廷”两个官僚体系，御马监就是“内廷”的兵部，其太监在内是皇家保镖，在外则是皇帝监军。明孝宗命李兴来张秋还带着宫廷画师，随时将河势变化、重要工程等以图画形式上报，不啻皇帝亲自驾临。陈锐是明朝漕运制度开创者陈瑄的后人，担任漕运总兵官14年，是个懂水利技术的高官。

明弘治七年（1494年）五月，李兴、陈锐来工地后，辛苦了1年多的刘大夏被降为“三把手”，别人都为他鸣不平，他却暗自庆幸，这是为何呢？原来这两人手中的权力給他治河带来了转机。以前河南老百姓拿着刀叉棍棒守候在黄河边，一见山东这边修筑贾鲁故道堤防，就像疯了一样扑上前玩命打闹，以至于增筑贾鲁堤有名无实，李兴派锦衣卫到河南，老百姓不敢再阻挡筑堤;以前刘大夏调动地方官银、官粮费尽口舌，但没人听，李兴一到，河南、山东等地一下子就送来官银3万多两，拖欠多时的役夫口粮也按每夫每月4斗5升（约合135斤）计，由附近州县预备仓粮予以解决。

刘大夏亲自陪两位大员巡视河道，往西走到今天河南郑州的广武山（俗称邙山），往北走到今天山东临清的卫河。一路上，他不厌其烦地讲解张秋运河溃决、南岸分流不畅、北岸必须筑堤的原因，将自己早已谋划成熟的治河计划倾囊相告，使两位大员很快熟悉了河道地形、治河重点。

刘大夏等回到张秋正当盛夏，雨水毕至，水势大涨，被堵在决口以南的漕船如一条望不见尾的长龙，从决口奔涌而出的狂涛又如下山的猛虎。陈锐问刘大夏：“东山（刘大夏号东山），治河之道，通漕为急，怎么才能打死猛虎，让漕船通过决口呢？”

刘大夏说：“我有一计，供平江伯参考。根据我的观察，决口处涌出的巨浪往下游3里许则水势消减殆尽，如果我们在决口处抛巨石还可消减水势，这样，我们在距决口处3里开挖一条月河，连接运河两岸，即可避开决口之险，把漕船送到北京。”他的方案受到一致称赞。陈锐当即拍板：“依计而行！”挖通月河以后，舳舻相衔，顺流毕发，欢声载道。明孝宗闻讯大喜，派出专人到张秋奖励有功人员。

送走漕船，陈锐又主持会议商议堵复黄陵冈。陈锐说：“要堵黄陵冈决口，必须先疏浚黄河上游，分流入淮。”刘大夏站起身来说：“平江伯，刘某不才，愿带人去疏浚黄河，导黄入淮。请李爷守张秋、平江伯治黄陵冈。”这是一个让李兴、陈锐都满意的人事安排，因为堵复黄陵冈、张秋的先决条件是南岸的疏浚，他们只需静候刘大夏的消息，无异于守株待兔。

刘大夏当夜即分兵派将，自己亲赴孙家渡主持开挖了一条70多里的新河，疏导黄河水南行入于淮河，又主持疏浚四府营（在今河南中牟）淤河20余里，疏导黄河水分为二道，一由江苏宿迁小河口，一由安徽亳州涡河，以达淮河。上述入淮通道都是在白昂治河基础上修建的，而此时距白昂治河仅仅几年时间，由此可见黄河泥沙淤积非常迅速，也更加坚定了刘大夏修筑黄河北岸堤防的决心。

与此同时，刘大夏派人在黄陵冈以南疏浚贾鲁故道40里，将黄河决口在鲁西南地区形成的滔滔积水排入贾鲁故道，既方便了漕运又为堵塞黄陵冈决口创造了条件。就在准备堵口筑堤的时候，不料又因山东按察司副使杨茂元的一封奏疏再起波澜。

五、杨茂元状告李兴

杨茂元不媚权贵，遇事敢言。他见刘大夏降为“三把手”，不怒反喜，干得更加起劲，赶往工地问大夏：“东山，皇帝将你降级使用，为何一点不恼？”刘大夏正忙着疏浚河道，哪有工夫做详细解释？笑道：“我恼是我，不恼也是我，何如全力治河？”

杨茂元回到济南，一心要为刘大夏打抱不平。他听说李兴带来的人除了领薪俸之外，每人每天吃喝玩乐要费银7两之多，就乔装来到临清守候在李兴院门外。当时张秋经济远不比临清，随着漕运兴盛，临清已发展成“繁华压两京”的大城市。李兴在临清选定豪门大院挂起河道总督的牌匾，天天杀牛宰羊，日日笙歌，尽情享受起生活来了，在张秋工地反而很少看见这个河道总督的影子。杨茂元目睹此景气更不打一处来。一天，他见东昌府同知王珣来拜李兴，拦轿问道：“王同知，你来干啥？”王珣急忙下轿指着身后的银车说：“来给李爷送银子，这是2000两，还不足10日之费！”杨茂元气得直跺脚，说：“这是来治河，还是祸害老百姓？”

杨茂元根据自己亲自调查的结果，上疏明孝宗：“治河之役，官多而责不专。治河既委刘大夏，又以总督之柄付诸李兴，则事权分而财力匮。请仍由刘大夏主持治河，并责其成功。”

明孝宗见了奏疏气得直拍桌子说：“古来成大事者何惜小费？”李兴等更是气得咬牙切齿，与山东大员沆瀣一气竟说：杨茂元所奏皆妄语。明孝宗派锦衣卫捉拿杨茂元，山东父老闻讯纷纷遮道请求：“杨副使是好人，请不要抓他！”杨茂元见了明孝宗长跪不起，大叫：“臣不服！”这更加重了明孝宗的疑心，心想：“背后一定有人主使！”命将杨茂元押入大狱，又让李兴暗查主使者。

刘大夏听到这件事惊出了一身冷汗，后悔因为事多繁巨，没有及时向杨茂元讲明自己的想法，暗暗叫苦：“茂元啊，你这是好心不办好事！李兴等不来张秋，我要钱没钱、要人无人，只能苦撑危局，现在治河形势一派大好，你却上演这一出状告李兴大戏，让我怎么与李兴、陈锐相处？”但静下心来又想：“我刘大夏一切为了治河，不管风吹浪打，只要治好河，就问心无愧！”

刘大夏策马扬鞭直奔张秋，要与李兴、陈锐商议堵口复堤。

六、智提堵口

李兴与陈锐、刘大夏来到张秋决口。李兴看都不看刘大夏一眼，刘大夏也不在意，向他拱手道：“李爷，你看南分工程起到了效果，大水向东流，水落且归槽，正是堵复张秋决口的好时机。”李兴鼻子一哼，说：“那是你刘东山的功劳！”刘大夏笑道：“李爷，你是总河，若论功劳，你是头等，我岂敢掠此功名？”

陈锐深知这堵口时机一刻不能错过，说：“如今不是谈功论过的时候，若治河成功，那是彪炳千秋的大功，若治河失败，那是洗刷不尽的耻辱！”此话一出，李兴的脸色顿时由阴转晴，一来通过潜伏在刘大夏身边的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二来也怕堵口失败自己无法向明孝宗交差。三人重归于好，开始商议堵口方案。

张秋决口宽达90余丈，虽说黄河南岸分流、霜降以后水落归槽为张秋堵口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黄河在黄陵冈的决口尚未堵复，黄河之水仍然滔滔不绝涌向口门。因为起初分工：李兴管张秋、陈锐管黄陵冈、刘大夏管南岸分流，李兴就想推卸责任，说：“先堵了黄陵冈再说。”陈锐却说：“黄河决口就数黄陵冈最为难堵，已经屡合屡决，照此下去非耽误明年漕运不可！”两人各说理由，都在为自己推脱。

刘大夏本不想插言，但怕误事。他说：“皇上命我来治河，反复交代陈政所行多有非宜。陈政與我有同年之谊，都是天顺八年进士，因此我处处留心陈政之所行非宜在何处，以免重蹈覆辙。我求之而不得，听了两位大人的争论恍然大悟！”陈锐和李兴异口同声问：“非宜是何？”

刘大夏笑道：“一是陈政专挑白昂的毛病，耽误了时机;二是把重点放在了黄河堵口，等办齐了料物，已到隆冬季节。”

陈锐问：“东山，你的意思是暂不堵黄河决口？”李兴说：“那万万不行，不堵黄陵冈，张秋无法堵！”刘大夏又笑道：“按常理来讲事有缓急，应先堵黄陵冈，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明年春运说话就到了，到那时张秋不堵，仅靠现在这条月河，一是淤积严重，二是到时水量无法预估，若漕船不能过决口，漕粮不能按期抵京，就标志着我们治河失败，皇上就要震怒。”

陈锐问：“东山，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先堵张秋！”李兴急了，跳起脚来连说：“不行，不行！”刘大夏又笑道：“你们都没听明白我的意思，一起堵！”李兴、陈锐二人先是一愣，陈锐立刻醒悟过来，说：“东山，你快说说你的方案！”

刘大夏让随从铺开河道图，说：“现在黄河北岸有7个口门，我们事先已经派人堵口，虽说没有成功，但积累了不少经验，如今南岸疏浚工程已经完成，加之水落归槽，同时堵口是有条件的。关键问题是人和料从哪里来？我建议自黄陵冈以上7个黄河口门地皆属河南，都用河南兵民夫匠，由河南统筹征调人料;再选派有经验、负责任的河南官员分统之，而我们三人往来巡视，帮助解决关键问题。”

李兴着急地问：“张秋怎么办？”刘大夏将手指向决口斩钉截铁地说：“堵！”李兴又问：“怎么堵？黄河来水这样猛，愿听东山赐教。”刘大夏胸有成竹笑道：“只有一个办法。”陈锐打断他的话说：“我也盘算多日，不知方法是否相同？快拿纸笔来！”随从赶快递上纸笔。两人写毕递给李兴，李兴大笑：“都是两字：沉船！”

七、“北堤南分”大功成

“沉船法”是由我国元代著名治河专家贾鲁在黄陵冈堵口时创造的堵口技术，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与自然灾害抗争的大无畏精神。这也难怪刘大夏和陈锐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沉船法”。

为确保张秋堵口成功，刘大夏等调集了4万多军民，筹集了堆积如山的料物，制订了周密的堵口计划。首先在决口两岸各筑1座埽台，其次在两岸打木桩，用大绳联结成网，然后卷埽进占。随着口门逐渐缩窄，水流愈急，在口门将合之时，将一只大船凿洞再用土牛堵塞洞口，顺流而下，浮至决口处去土打开洞口，放在船上的铁块、石块等使船迅速下沉，紧接着压以大埽。眼看口门就要堵合，忽然一股激流又冲开了口门。这时，岸上鼓声如雷，只见成千上万的军民形成的滚滚人流，有的抛石，有的挥锨，畚锸如云，与激流展开殊死搏斗。经过3昼夜连续激战，终于使决口断流闭气。又在运河土堤外抛石固堤，加打木桩，从远处望去，运河大堤宛若长虹，堤坡上的木桩森然如星。

这时，来水自月河以北流入正河，又在其上游修筑减水石坝，在坝上游再筑重堤，疏浚南旺湖以及汶河河道，整修运河堤防300多里，终使会通河恢复了旧貌。

明弘治七年（1494年）十二月，明孝宗听到张秋堵口成功的消息大喜，命将张秋镇改名为安平镇。但是，此时他再不敢盲目乐观，因为知道黄陵冈等黄河决口还未堵复，如果开春水涨很可能再次冲决运河，于是命工部对这种风险展开评估。

工部召开专家咨询会认为：一是张秋决口虽已堵塞，但现在天寒地冻，恐来春冻土融化或雨水泛溢，复有后患;二是黄陵冈在张秋上游也应该堵塞，但水势汹涌，随筑随决，恐非一时所能成功。因此建议对黄陵冈等黄河决口是疏是堵应相机而行。

这时，李兴、陈锐与工部官员一样也对堵塞黄河决口缺乏信心，将责任推给了刘大夏。他们回奏说：“已命刘大夏仍会同各巡抚等官用心修理，对黄河南岸分流各处宜再加疏浚，使运道疏通，以为经久之计。”

刘大夏则与他们截然相反。他知道如果不争抢有利时机，一举堵复黄河决口，來年大水必然将使治河成绩荡然无存。他一方面紧急与地方官员一起组织力量对黄河南岸分流河道再疏浚，另一方面给明孝宗上疏说：“现在安平镇决口已塞，但是，一定要抓住机会堵塞黄陵冈等决口，使黄河南下入淮，这才是久安大计。”明孝宗召集群臣反复商议，该建议终于得以批准。

刘大夏调集军民、物料，于明弘治八年（1495年）正月十日下达开工令，同时筑塞黄河北岸的7处决口。只用15日全部成功。其中黄陵冈、荆隆口最大，黄陵冈在安平镇的上游，口门宽90余丈，屡合屡决，工程最难。刘大夏守在堵口工地博采群议、昼夜指挥，废寝忘食的精神感动了所有人员，大家齐心协力终使堵口获得成功。荆隆口又在黄陵冈的上游，口门宽430余丈，堵塞较易。诸口既塞，于是黄河复归兰阳、考城（均在今河南兰考县）分流，直下徐州会淮水东注于海。

黄河在荆隆口至黄陵冈河段河道宽阔、河势不定，是确保会通河安全的咽喉要地，因此，刘大夏在堵口的同时，在原有堤防基础上制定了北岸筑堤的施工方案。

堵塞黄陵冈之后，特筑三重大堤予以防护，标准均为高7丈、宽3.5丈，又在东西各筑300余里的长堤。其中，新修堤防基本沿金元时期黄河南岸堤线，西起胙城（在今河南延津县），历滑县、长垣、东明、曹州、曹县，直抵虞城，共360里，后名太行堤。堵塞荆隆口之后，又在东西各筑200余里的沿河长堤，其中，新修堤防西起于家店（在今河南封丘县），与白昂治河所修阳武长堤相接，向东经陈桥（在今河南封丘县）、铜瓦厢（在今河南兰考县），抵小宋集（在今河南兰考县），共160里。之后，刘大夏又带领军民对挑流石坝做了培筑加厚。由于刘大夏的设计非常巧妙，充分利用了原有堤防，取得了费省效宏的结果。

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艰苦努力，凝聚着治河先辈智慧和汗水的“北堤南分”治河方略终于由刘大夏画上了圆满句号，会通河从此畅通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