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大学学习学”学科中潘懋元先生和我的故事

0 引言

今年8月是创建与发展高等教育科学的杰出理论家潘懋元先生百岁喜庆之日。而创建“大学学习学”学科，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来自我国约半数高等院校的热爱学生、勇于奉献、敢于创新的教育工作者的集体创作，笔者是其中之一，期间得到潘懋元先生等老教育家的理解、支持与帮助。正值潘懋元先生百岁喜庆，藉此讲讲创建“大学学习学”学科中潘先生和我的故事。

潘先生是广东汕头市人，1920年8月华诞;而我是广东梅州市人，1931年2月出生，虽然早年彼此并不相识，但无疑先生是比我大11岁的兄长。不仅如此，潘先生还是我的师长，对此读者可能不解，故此我先作个自我简介，看完本文读者便清楚了。

我0～14岁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与全民浴血抗战的14年。1946年，我时为15岁的幼稚青年，感悟到“国家不强，百姓遭殃”的真谛，因此立志“努力学习，工业救国”。1949年，我于广东汕头市聿怀中学高中毕业后到上海，报考能造大机器、枪炮、坦克的“机械制造系”，准备毕业后到重工业基地东北去。至此，读者已了解我大学本科学的是工程，不是教育，自感也不是当教师的料。后来怎么会认识潘先生，容后再秉。

从历史资料得悉，潘先生15岁时已是小学教师，而且已多次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岁时甚至曾奉派只身进入沦陷区汕头市，为汕头青年抗日游击队发展敌后情报人员等秘密抗日活动，为中国人民不当亡国奴而冒死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走的是“教育救国”之路，纵横驰骋，富于创造，丰富多彩，至今已80多年，令人敬佩。

人的胸怀与志向，是人生的动力。观察和学习潘先生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处于首位，其次是世界观与方法论，最后才是具体学术观点。我觉得这是潘先生立人与研究学问之本。

1 结缘高等教育研究

1.1 我的“改行”与“铺垫”

1953年，我从交通大学毕业时，出乎意料地被分配留校当教师。多年“工程师梦”的消失，使我不知所措。老教师鼓励我说，只要对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掌握更宽、更深，教学工作认真并注意经验积累，我会成为好教师的。1953～1979年的20多年，我除了曾幾次去多个工厂，从事机械工程设计与工程设备安装等工程实践累计约2年，以及当年按规定到陕西的贫困农村劳动锻炼1年之外，基本上就是按老教师的嘱咐那样走过来的。还好，我保留了孩提时的幼稚，如“爸爸，为什么月亮老跟着我们走呀？”，一是爱观察与爱钻“为什么”，二是爱亲身试验，三是爱怀疑与创新。

不知读者有无注意到，老教师没有叫我去学习教育科学方面的书，我也不知道还有教我怎么当教师的书。其实那个年代（20世纪50～70年代），在工科院校，我就没发现有教师去看“教育学”方面的书。

当教师几年后，我发现教学工作做得好与差，伸缩性很大，是“良心活”。它可以极富创造性、艺术性、思想性，教师真不是“教书匠”。教学还是软科学中的软科学，其效果要长时间后才能体现出来，且体现在学生身上，还不容易计量，故教师要有甘当人梯和无名英雄的胸怀。另外“强国”不能靠几个人，要靠一批又一批人才，所以强国的根本要靠教育，这时我体会到当教师意义非凡，我爱上了教师的工作，从“工业强国”队伍走进“教育强国”队伍中了。这好像为我几十年后遇见潘先生做了铺垫。

1.2 解放思想与开始自主探索

1980年，我的教学工作出现了转折。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后，我国教育界与科学界如拂春风。小学时代，我接受了少量的儒家思想;中学和大学时代，我接受的都是西方学校模式的教育;1953年当教师后，在全面学习苏联的背景下，我在教学思想和方法上也全面学习苏联。记得一位来帮助我们的苏联专家在“教学法”报告中指出：教师的话就是“命令”，课程大纲就是“法律”，大纲规定的内容必须在课堂上“讲授”，通过课堂讲授学生就懂了的是“好教师”。以上4句话反映了当年苏联的主流教学观点，对我国教育界的影响持续将近30年。60多年后的今天，我仍对此记忆犹新。

1979年，我对上述欧美与苏联的不同教学思想开始进行扬弃。

1980年初，我为60名学生讲授一门工程力学课程。开讲前我先从过去的“教学惯性”中走出来。我分析，学校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人，主要的活动是教学，教是为学服务的，学校里最多的群体是学生，最大量、最基础的活动是“学习”，“学习”是为了“发展”，所以我将“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作为研究的方向。我的一名好朋友得知后不以为然地说：“学生的学习有什么好研究的？”的确，那时连研究“教学”的文章都不能列入提升职称的论文中。

从“教师”的立场和“教”的角度走出来，站在“学生”的地位上，从“学习与发展”的角度去思考之后，我感觉眼前一亮，似乎眼前打开了一扇窗，并感到需要学习点有关教与学的知识，于是破天荒去了图书馆里一个小小的存放社会科学与小说的借书室，正巧看到1980年初刚出版的《教育心理学》（潘菽著），看后很受启发。其中，关于学习中的“迁移”现象马上就多处应到教学中，提高了我的教学效果与效率。随之应1981年出版的校内刊物《教学研究》创刊号之约，我撰写了一篇心得。此文被认为是我校“首篇”“运用教学理论”以提高教学质量的研究成果。之后，我还阅读了《普通教育学》《教学论》等书。

在对中外教学思想扬弃和少量教育心理学知识学习的基础上，我对课程教学内容与方法重新组织。我对100课时的内容进行分解：部分放手让学生自学以释放自学能力，我只讲60学时;引导学生像科学家团队成员那样参与“发现规律”;练习独自建立力学模型（那时教学大纲无此要求，教材也无此练习题）;设计少量无标准答案的探究性练习题。学生“破天荒”地掌握了自学方法，书面考试成绩还略高于相邻班级，学生们感觉非常自豪，于是在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会举办的评教活动中，把我评为“同学最满意的老师”之一。实际上，我只是客观上挑战了过去苏联教育界主流的教学观，从“以教师为中心”和“着眼于教”，开始向“以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为中心”和“着眼于学”进行转移。

大概是由于校长得知上述改革试验和效果，1982年我校在筹建“高等教育研究室”时找我谈话，任命我为该室兼职研究人员并任副主任。这是1978年厦门大学创建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室的4年之后的事。这对于我是勉为其难，因为我知道，这就是要跨入相当复杂的社会科学领域，加之我已50岁出头了，而且缺乏领导才能，只喜欢“往下钻”——探索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

2 结识潘先生

2.1 “意外”与相识

也许是因为挂名高等教育研究室副主任了，1983年我收到一份征询意见的《高等教育学》书稿，其主编为潘懋元先生。这使我感到意外，一来我不认识主编，二来我对教育理论是外行。结果，我提不出意见，倒是粗略知道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寄书稿、听意见这件事，我感觉这位主编视野开阔，做事实在，为人一定谦虚。

似为1986年上半年，我校曾邀请潘懋元先生作报告，我出席會议并与潘先生相识。我认为他可能是我从事“教学”研究的师长。

如前所述，1980年初，我开始对一门课程的教学观、教师观与学生观进行改革。但在改革的持续进行过程中，我发现学生们还有比学好一门课程更重要的问题得不到帮助解决。我梳理了一下有几十个问题，例如新生普遍对大学的学习方式方法与生活不适应;有的学生中学时是市奥林匹克物理学奖获得者，而“大学物理学”课程不及格;有的学生中学时是拔尖生，如今却成绩平平，为此暗自哭泣;对可自由支配的时间不知如何安排;怀疑所学的专业是否适合自己的特点;要培养的能力很多，有没有重点;选修课也不知该如何选;四年毕业后能干什么，等等。这些问题看似零乱，梳理后发现是大学生的“系统性问题”，应该进行系统性指导，这时已是1984年了。当年秋天新生到校了，我所在的工程力学系主任对我说，让我作个报告，对本系新生进行入学教育。我说这样的报告意义不大，要不我给他们开个选修课？系主任说给他看看课程大纲，他看后高兴地认可，开讲时他还亲临教室动员学生们选修。

拟大纲时，曾遇到不知课程如何命名的问题。随后，我想起科学研究有“研究方法论”，那么这门学问就应叫“学习方法论”（大学生学习与成才指导），估计用20学时。大纲中首次提出“学生学习观”概念，且包含了几个针对性的学习观，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自主学习观”并单列为一章;其次是“创造性学习观”也单列为一章，因为我认为“不创新社会就不能发展”（1984年我一篇论文已表达），那么不培养大学生的创造性是不可思议的（但那时工程中普遍是仿制苏联和欧美产品，认为大学毕业后，一辈子能有所创造就难得了）。对该课程，学生反应热烈，教学效果超出我的预期。后来我们称这门课是对学生进行“全面学习指导”，而1980年起仅仅结合一门课程教学进行的称为“单科学习指导”。

1985年春，“国家教委直属工科院校（13所）教育研究协作组”主办的期刊《高等工程教育研究》编委会的一位成员，建议我把开设这门课的思想观点和教学情况与效果成文。盛情难却，我便白天黑夜赶写了《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开设“学习方法论”的尝试与效果》一文，被刊载于1985年第3期。后来得知，当初编委会审稿时，除主编外，赞成与不赞成录用此文的人数相同，可能是过去发表的都是关于“教”的论文，此文属另类，最后是主编一票定乾坤。我也以此文参加了1985年9月在东北工学院（后称东北大学，沈阳市）召开的“首届全国大学生能力培养研讨会”交流，并被安排在大会上报告。1985年秋，学校将这门课改为全校本科新生的选修课。因我发现有人将“学习方法论”等同于“学习方法”，故改名“大学学习导论”。

2.2 热情支持新事物

1986年7月，为听取潘先生的意见，我将《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开设“学习方法论”的尝试与效果》一文及课程《讲授提纲》寄去，听取意见。

1986年7月26日，潘先生便给我写了回信，一分为二地作了评述：“我赞同你的意见：从教学为主的教学论派生出以学习为主的学习论。这个意见已有人提倡过，可贵的是你已付之实践，开出‘大学学习导论课程，并取得很好的效果。”“作为一门新课程或新学科，要求其完善是不可能的，从提纲看来，还比较粗糙，这不要紧，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新苗已经萌芽”“只要方向对头，建立一门新学科只是时间问题。希望今后多联系。”这是潘先生给我写的十几封信的第一封。

潘先生的来信对我是一种鼓励，使我也看到了潘先生对新事物的敏感与对教育事业的深情，感到从此有了一位研究学生学习学的依靠者。

3 对大学学习学科的支持

3.1 来信指导和帮助

1986年11月，“高等教育思想研讨会”于湖南大学首次召开。我在会前提前将文章寄给潘先生以听取意见。不料潘先生临时有外事活动，赴会前我接到他的回信“我完全赞成文章的基本观点”，同时指出文章的不足：“关于如何使学生‘自主学习，要注意发挥学生的‘非智力因素，这方面原文虽有涉及，但分量不够。”我的文章后来以《建立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原则》为题发表于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前身）主办的《高等教育研究》1987年第2期。

潘先生给我的信还有一项重要内容。我为了开阔视野，曾请教他指导研究生们研究了哪些问题，他作了详细回复：“我所带的研究生，研究范围较宽，已毕业的7位研究生的论文题目有：

1） 新技术革命与高等学校职能的变化发展;

2） 社会文化观念对高等教育目标影响的一般分析;

3） 我国高等教育立法若干问题初探;

4） 论高等学校教学过程的本质特点;

5） 我国高等学校学分制探讨;

6） 菲、泰两国高等学校毕业生供求问题探讨;

7） 论高等教育管理的性质特点。

我之所以抄录以上研究生论文题，一是说明潘先生做人与做事的态度：尊重人，有问必答;二是这只是1986年为止的信息，至今他又工作了30多年，还带了很多博士生，已研究了许多更新更深的问题，可以推想他对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之深与广。

3.2 《大学学习论》审稿

1987年，我的《大学学习论》（大学生学习与成才指导）书稿提交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推荐厦门大学顾问、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潘懋元教授和天津大学教务长、高教研究所所长王致和研究员审稿。两位审稿人均赞同出版，其宝贵意见与建议也使书稿得以完善。

1985年起，已有不少兄弟院校的教师们来函联系，关心这门课程的教材与教学方法。1987年，此书出版后，出版社已多次加印，以满足很多省市新华书店的增订要求，香港中文大学亦把此书列入推荐本科生参考阅读的书目。几年后，潘先生在评价我国大学学习指导受到重视时，说此书“出版后风行一时”。

为什么此书不叫《大学学习学》，而称为《大学学习论》？因为我自知它还没有资格被称为《××学》。较严谨的一门学科，大体要具备如下条件：（1）有研究特定的对象和相应的术语;（2）找到了相关规律;（3）找到逻辑起点，其内容建立起了逻辑系统。我不由得想起，爱因斯坦的伟大与谦虚，20世纪最伟大的自然科学发现仅称为“相对论”。而笔者所著《大学学习论》一书，连学习的基本规律都未找到，岂能称为“学”？

在此感谢潘先生和王致和研究员审查与完善了《大学学习论》一书。1989年此书入选“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评选推荐书目”[1]（共41部），后获纪念奖，令我意外的是此书被收入《中国教育百科全书》[2]。

3.3 “大学学习学”学科的初立与潘先生作《序》

1998年秋，西安交通大学决定“大学学习论”课程为全体一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于是我在1987年出版的《大学学习论》的基础上，将其后10年的研究成果和指导数以千计的学生学习的经验融入其中。最关键的变化是：（1）初步发现了人（含学生）的基本学习规律并以“学习公理（10条）”表达，它是全书的基础;（2）确定这门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人的“学习能力”（又称“元能力”）;（3）全书组成公理化体系，各章之间逻辑关系清晰。

此书仍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并按规定仍须相关专家审稿。我建议请潘先生审，只是据我了解，不巧，近半个多月内，他要出差两次，不知潘先生有无时间。这时，出版社对潘先生已是久慕盛名了，只怕求之不得，称请潘先生一人审查即可。

关于新书的名字，我自认为或可称为《大学学习学》了，但为慎重起见，书稿仍取名《大学学习论——学生成才学习理论》。潘先生不仅答应审稿，而且百忙中作《序》（此《序》的主体内容，被完整收入《潘懋元文集》中。由于《序》中写道“……逻辑连贯，条理分明，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而且对于21世纪转变高等教育思想，尤其是转变教学观、教师观和学生观，也将起积极的作用。”于是我想，潘先生已是如此评价，我便拟将书名改为《大学学习学——学生成才学习理论》，为此我征求潘先生的意见，而潘先生立即表示赞同。

3.4 对教学与学习的高度关注

潘先生曾在《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进展与展望》[3]中写道：“在当前高等教育着重于宏观体制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忽视微观的教育教学的研究的情况下，‘学习论的研究异军突起，对于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必将起积极的作用。”这让我想起潘先生重视“教与学”的4件事。

一是1985年东北工学院召开“首届全国大学生能力培养研讨会”之后，1988年5月厦门大学就主办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能力培养研讨会”（图1）。

二是1992年，我先后出席了3个学习科学研讨会（秦皇岛、上海、呼和浩特），之后收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与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定于当年12月下旬联合召开“全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的通知。我很愿意赴会，但我校高等教育研究所经费很少，且其中的出差经费大部分都用在我身上，如去厦门大学开会，那是当年第四个会，我不好意思开口了。为此写信给潘先生，说明我的难处，并说明因参加前述会议已发表2篇文章（把2篇文章也奉上给潘先生了），现在写不出新东西了（我的习惯是，出席学术会必须写文章交流），请予谅解。

潘先生旋即于11月9日来信说：“所谓‘学科建设包括各分支与交叉学科。您的《学习科学的发展及其与教育实践的结合》一文，正是学科建设的重要问题，而《在“学习”与“教育”的结合点上的探索》是您开展学习指导课基础上的概括与发展，对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也很有啟发。虽然知道您为难，我还是衷心希望您能前来参加，对与会者做个报告，论文也可以用现成的。”潘先生真是忠诚教育事业！读了潘先生感人的信件，我还能不赴会吗？出差经费，便由学校顺利解决了（图2）。

三是1992年12月的上述会议，就是“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的前身）的成立大会与首届学术会议，之后建立了理事会，潘先生是众望所归的理事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显然是由于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对学习科学的重视。此后，是一年召开常务理事会议，一年召开学术年会，如此循环前进。几乎每次学术年会我都参加了，但我是“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习科学研究分会的前身）多届负责人兼学术委员会主任，这个组织实际还兼具“学习指导课程教学委员会”的功能，所以一年四季都有事，挺“热闹”的，例如有一年我给会友们写信就近300封，因此前述的“常务理事会议”我只好请假，没有能够参加，我内心有愧，但潘先生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也说明他对“学习学”这一领域很重视，故这个职务我一直延续了4届（1992—2008年）共16年。

四是鼎力支持“全国大学学习学科研究会”成为中国高教学会二级学会。为此事，潘先生与我商讨多次，他出差北京时还专门找了当年中国高教学会于北辰常务副会长和郝维谦秘书长。潘先生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的后期，据说曾想将“大学学习学”列入高等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可惜后来未能实现）。

我用许多笔墨陈述史实，是为让读者与我分享兢兢业业百年的潘先生对教与学的理论与实践均极端重视，值得我们学习。近年有些教师不重视教学，有些学生不珍惜学习，太不应该呀！

3.5 可贵的全面支持

2008年，我曾撰文《我国高校学习改革、学习素质教育与教学思想创新30年纪要——写在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4]，其中专门记述了潘先生等4位老教育家对学习改革与教学思想创新的鼎力支持：“历史不应忘记。早期，我国高校的学习指导、学习改革与教学思想创新还没有为很多人了解和理解时，就得到多位高教界知名人士的赞赏与支持，特别是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顾问、高等教育理论家潘懋元先生，老教育家、华中科技大学老校长朱九思先生，老教育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常务副会长于北辰先生，老革命干部、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二司原司长刘一凡先生等几位老专家的关心与支持，他们还欣然受聘为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的总顾问，他们就学习指导、学术研究与学术会议问题给研究会负责人的信函就有20多封。老专家们在促进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3.6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年会与潘先生专程赴会作主题报告

2001年10月，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第六届学术年会在西安举办。总顾问潘先生应邀专程从厦门来到西安，作会议主题报告（图3、图4、图5）。

4 双喜之庆

喜庆之一。多年前有位国外学者说，世界高等学校，什么都研究，就是不研究自己。一语中的！可是那位学者不知道，中国的潘懋元教授，大致从1957年起研究高等学校教育，至今已60余年。记得潘先生在创建高等教育学之初，他胸中有个三大战略，似为：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機构，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培养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理论队伍。这些战略部署早就完美地实现了，而且很多院校随后建立了高等教育研究室、所、院，全国组建起数量庞大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队伍，厦门大学培养的研究生成为很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负责人或骨干。三大战略在全国开花结果的同时，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几个节点上，应兼顾教育的宏观改革与微观教学改革、支持教育大众化并处理好发展的“适度”及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的关系、支持举办民办高等教育并给予恰当定位、不应无原则地合并高校等问题上，潘先生都亲自调查研究，运用唯物辩证法，发表了言之有据的重要观点，这些都对我国高教事业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几十年的实践表明，潘懋元先生是创建与发展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和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发展的当之无愧的杰出理论家！

喜庆之二。我们提倡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不过长期以来，我一直在观察与思考，人出生至衰老，即使在不同年龄阶段不都是要全面发展吗？而且最好改为“体德智美劳”，“体”放在首位比较科学。人刚出生只有“体”，没有“体”何来“德智美劳”？没有“健康的体”何来“良好的德智美劳”？记得1957年毛泽东主席会见留学苏联的中国学生们时说，“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不也把“身体好”放在首位吗？潘先生作出大贡献，与健康长寿密切相关，是“体德智美劳”良好发展的范例。虽然我没有听他说过几十年来如何保健的，但我注意到在学术会议期间，年近80时还是坚持清晨做保健操，而且进入老年后无需戴老花镜，令人称奇。我相信，他一定有结合自身情况的保健哲学，并付之实践且持之于恒。这真值得我们学习，此为喜庆之二。

今年是喜庆潘懋元先生期颐之年，衷心祝愿潘先生幸福安康！对于潘先生从1986年起30多年对我的指导和帮助，在此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谢！

于西安

2020年7月

参考文献

1 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评选活动组织委员会.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评选推荐书目N.光明日报，1989-08-02（3）.

2 张宏念.中国教育百科全书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1：127.

3 潘懋元.高等教育研究的新进展与展望J.中国高教研究，1993（1）：29-38.

4林毓锜.我国高校学习改革、学习素质教育与教学思想创新30年纪要——写在全国大学学习科学研究会成立二十周年之际J.教学研究，2008，31（6）：471-479.

[责任编辑 孙 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