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的工作现状与改进策略

辛治洋　李雪 陶秀兰

摘要 运用半结构性访谈、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实证方法发现，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工作深度推进的要求与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有限的矛盾，工作自主性的增强与工作环境阻碍的矛盾，专业成长的需求与业务能力不足的矛盾。根据本研究的结论，减轻教研员工作的高强度、创造更为便利的工作环境、提升教研员的专业水平，是目前改进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工作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教师专业发展;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编码 A

文章编号 2095-1183（2020）10-00-06

在我国，教研员是专业的课程领导者、地区学科建设的领导者，也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设计者、促进者和服务者，[1]在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等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专业领导者角色，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成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为全面了解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的工作条件、工作内容和工作认识等情况，解决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中的突出问题，本研究对安徽省范围内省市县（区）等各级教研员进行了深入调查。

一、研究设计

本次調查采用半结构性访谈、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三种方式结合进行。2018年4-5月，安徽省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实施情况调研组在合肥市、滁州市、阜阳市和芜湖市等4市12所学校实地调研。本研究借此机会对1名省级教研员、1名市级教研员和6名县级教研员进行了半结构性访谈和二次深度访谈。2018年6月，本研究借安徽省2018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学科教师省级培训，向参会各市县级教研员发放了问卷。参训教研员共108人，本次参会64人，回收64份有效问卷。本次问卷数据录入与分析采用SPSS21.0软件，数据结果以变量频率和有效百分比呈现。最后，本研究信息采集情况，在省教科院协助下完成了覆盖全省共122名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相关信息的普查。

本研究以Glaser和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为理论基础，对访谈文本展开分析。扎根理论突出强调理论的“扎根”性，注重对经验资料的系统收集、分析以及理论抽象，清晰阐述理论的生成过程。对资料“编码”是扎根理论的关键环节，即通过资料之间反复、连续地比较、分析、概括，从低级到高级逐步概念化、类属化以至最终建构理论的过程。[2]借助NVivo10工具对原始访谈资料进行编辑、归纳，我们从众多自由节点中形成三级编码（见表1），即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与核心编码。最终，通过分析与编码，研究者发现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三对矛盾，本文将结合调查访谈结果展开讨论分析。

主要开展课程资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和教学视导三方面规定性工作（11） 工作深度推进的要求与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有限的矛盾（25） 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工作开展过程中存在三对矛盾：工作深度推进的要求与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有限的矛盾;工作自主性的增强与工作环境阻碍的矛盾;专业成长的需求与业务能力不足的矛盾（86）

二、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工作深度推进的要求与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有限的矛盾

1.工作深度推进的要求

国家教委于1990年《关于改进和加强教学研究室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教研室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设置的承担中小学教学研究和学科教学业务管理的事业机构”，教研员应承担“为教育行政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组织教材”“教学检查和质量评估”“研究教育”“组织教学研究活动”“总结、推广教学经验”“指导教师”等职能。2019年9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健全中小学思政课教研员示范授课、巡回评课等制度，引领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整体提升教学水平。支持中小学思政课教研员与思政课教师建立教研共同体，开展高质量教学研究和专项课题研究活动。”可见，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强调中小学思政课教研员的专业引领职能。但本次访谈对象认为，教师队伍建设、课程资源建设以及教学视导是当前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的实际工作内容，其行政职能并未发生根本改变，专业引领职能也未能突出显现。

教师队伍建设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开展各类教研活动，如集体备课、教材研读和课例研讨;（2）举办各种形式的评比活动，如省市级的优质课比赛、教学论文比赛、示范课堂、一师一优课等;（3）进行师资培训，既包括组织教师参加省市县层面的培训，也包括教研员们对学校里的任课教师进行二级培训，主要培训统编版教材中课程理念、教材编写意图等方面的通识内容。

课程资源建设具体包括收集使用网络资源与开发本土资源两种形式。一方面，教研员们会向教师共享或推送相关专家编写的教学参考书和教学课例、网络课程资源库、人教网及微信公众号上的资源。另一方面，也有教研员表示自己获取教研资源的第一手资料来自于实际课堂的教学案例。在教学视导方面，其工作常与督导重叠，并作为年度督导人员中的一份子，在集体视导中扮演“教学视导”的角色。

视导主要集中在三、四、五月，视导以听课为主，道德与法治听课的比重不大。教研员平时去学校时不会进入教室听课，但是会在教室外面听听老师是如何上课的。问卷统计数据进一步反映出，在这三者中，教研员们将最主要的精力投入于教师队伍建设中，其占比高达76%，远远超出其他两者（分别为13%和11%）。

上述访谈和问卷结果表明：行政性、上传下达的事务占据了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的主要工作时间，且大多数教研员呈现出被动的、按部就班的工作状态。被访问的省级教研员对这种状态显然不满，多次强调“建立有效的教研网络”的重要性，其实质就是希望各市县级教研员在做好教学督导、评优活动、组织培训、提供资源等行政事务的同时，带领教师研究教材教法和学生，从课程执行走向课程开发和利用，深度推进课程的实施，主动承担起属地课程实施的业务指导和专业支持责任。

深度推进工作体现于教研工作是否深入有效地落实到课堂教学与教师专业成长中。以组织优质课比赛为例，组织比赛的目的不在于让部分老师获奖、激发他们的教学动力，而在于让作为参赛者以及非参赛者的教师们受益，从中吸取教训，学习经验，在不断的磨合与反思中获得专业成长，以运用到日常教学中去。更为深入的推进工作不仅是省级教研员的期待，也是其他被访谈教研员的心声。有教研员认为，相对于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而言，小学道德与法治的教研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了学校提出“开齐开足”课程的要求外，解决“教什么、怎么教”等系列问题变得尤为迫切，这需要教研员更加深入地研读国家课程标准和统编教材，更为准确地把握教师学生的真实状态，为教师把握课表、把握教材、提高教学水平和效果做好专业支持。教研员们还反思到，行政性事务往往是显性的，能够被上级部门和领导感知和评价，而为教师提供更为深度的专业指导和服务比较隐性，需要教研员更为积极主动、负责任的工作态度，而这恰恰直接服务于教师专业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

2.工作时间和精力投入有限

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工作的深度推进除了需要教研员们更为积极主动和专业投入外，工作环境和工作制度等条件保障也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工作单位是否为教研员们全身心地投入这份工作提供了条件保障呢？

根据普查采集的信息所示，安徽省范围内的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大都身兼多重职务。全省123名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中仅有12名专职教研员，兼职教研员有111人。兼职比例为90.24%。兼职多门学科教研员的占总人数的55.86%;兼职所在单位其他工作的占问卷总人数的19.82%;既承担多门学科教研工作，又担任单位（教研部门或学校）具体工作的教研员占比达到24.32%，甚至还有个别教研员的兼职横跨上述工作。

在访谈中，调查对象大都认为，只有兼职其他学科教研员才算兼职，否则都应该称为专职教研员。可见，访谈对象已经很明显地感受到小学道德与法治与其他课程的学科差异，但局限于现实情况，他们并不奢望能集中精力从事单一学科的教研工作。受访教研员均表示，与兼职的其他工作相比，自己在道德与法治教研工作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多，呈现出间歇性与阶段性特点。如有教研員上周都在从事中考实验操作考试的组织与监督工作，没有时间从事道德与法治教研工作。另有两位教研员恰恰相反，上周因为遴选选手参加优质课评比或迎接此次调查，在道德与法治学科上花的精力比较多。有教研员表示自己的精力投入因学期变化，学期内投入的较多，寒暑假里则主要在处理单位的其他事情。也有教研员表示，在单位承担其他工作是常态，小学道德与法治的相关工作往往是通过下班之后或者休息日的时间加班处理。事实表明，与其说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兼职其他工作，不如说从事其他工作的人兼职做了一些小学道德与法治的学科工作。

如此分散的时间和繁忙的兼职状态，自然无法满足投入足够的精力全面推进教研各项工作的展开与深入的需要。访谈中，虽然教研员都有立志成为本学科专业引领者的角色期待，但囿于半道出家的学科基础，或留恋于在兼职学科领域的工作成就、环境，大多数教研员在本学科教研中从事的是组织教研、师资培训、教学督导和上传下达的工作，独立开展创造性的学科与教法研究的并不多见。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工作内容上的根本改变，单纯增加工作时间或改变兼职状态对于本学科发展并没有实际价值。

（二）工作自主性的增强与工作环境阻碍的矛盾

1.工作自主性增强

开展课程教研是教研员本职工作，教研员们在开展工作时的自主性对教研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通过访谈得知，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员工作自主性经历了从被动“上传下达”到主动“组织教研”，自主性逐渐增强的转变。在2016年以前，道德与法治教研工作主要是完成被动的“上传下达”工作，上级单位有任何指示，如开展教学论文、教学技能比赛，或者选送优秀课例等，教研员只是将这些要求传达到各单位各学校，然后按照文件要求进行选拔报送。而近两年来，部分教研员工作主动性明显增强。

被访谈的省级教研员表示，课程开设效果跟教研员的工作主动性有很大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双向促进和良性循环的关系。通过访谈以及问卷调查发现，教研员队伍中不乏具有较强工作责任感、较高工作热情的教研员，他们往往自觉主动地做好各阶段教研计划，并稳步开展，如有教研员明确提出“开学前都要制定一学期的教研计划并严格执行”，有位新任教研员对新划入的四镇组织过调研和回访。部分教研员也主动承担开发教研资源的任务，如有教研员在开展工作中就组织课程骨干教师集体备课，录制道德与法治教材相关单元的课例上传至网络共享。有教研员在辖区内开展视导时，仅提前一天通知学校，以达到督促的作用。本研究在问卷反馈中发现还有个别地区创造性地设立诸如“小学道德与法治名师工作室”“道德与法治中心组”等组织。

通过进一步访谈与分析得知，工作自主性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二：从国家层面看，统编版教材投入使用，意味着国家对这门课程的重视达到新的高度，教研员们也积极转变观念，提高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认识，意识到教研工作也需紧跟国家与时代的步伐。从个人层面看，一方面是由于部分道德与法治教研员从繁重的兼职工作中解放出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课程教研。如受访的一位教研员曾兼任语文和道德与法治教研员，而2012年之后只任道德与法治教研员，据其回忆，专任道德与法治之后，接受的课程培训多了起来，在辖区内组织开展的区级培训和比赛也逐渐增多。另一方面，自主性的转变与个人的职业道德与工作热情密切相关。有教研员表示自己在单位办公室工作非常繁重，如果这个工作（指道德与法治课程教研工作）不做，也不会受到过多责备，但出于一种责任和喜爱，还是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

2.工作环境阻碍

教研员们自身工作自主性增强的变化诚然是令人欣喜的，但在看到教研员自身欣喜变化的同时，我们还要关注到因工作对象、方法与手段等建立起的外部条件与环境是否能够维护甚至促进教研员的工作自主性。调研结果表明，受访教研员大都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不太满意，认为某些外部条件与环境对工作的开展产生了阻碍。

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常规培训多为网络培训，效果无法保障。即使是组织面授培训，受经费、人手和场地等限制，各学校也只有一两名教师做代表，受益面太小。且有些学校往往把培训当福利，派送的培训教师往往不是本门课程的授课教师。在教学视导方面，教研员们普遍表示虽然各学校课程表上都按照规定开齐了道德与法治课程，但真正落实的却不多，“课表上是配备齐了，但在实际教学中被挤占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做的比较好的，是一周的课时数用一节课上完，或者每节课上一半道德与法治，一半上该教师主教课程”。他们甚至能理解这些难处。

在工作条件方面，有些校长对道德与法治课程不重视，给教研员的工作带来了比较大的阻碍。“我们辖区前任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工作几年后辞职，因为很多工作分配不下去。”该教研员表示，在分派上级任务至各校时，如果校长不重视便不会配合完成工作，课程教师即使想要参与活动或比赛，在学校层面也会遇到各种阻碍。其他教研员也表示“校长的认识和执行力还是有问题的”“教研员的话语权和校长的话语权还有差距”。因此，省级教研员表示“之后可能会专门将道德与法治课程的开设同学校发展联系起来开展校长论坛，督促校长加强重视”。

研究分析与总结发现，受访教研员受到工作环境阻碍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第一，兼职行为本身说明了本学科的教研工作不受重视。专职与兼职都是单位的职务安排，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某项工作内容与难度的理解。被访教研员认为，工作分工情况表明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是一种兼职就能顺便完成的工作”，其工作的强度和难度并没有得到单位领导和同事的认可，这与本学科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地位极不匹配。第二，道德与法治教研工作让位于单位和领导的工作需要。教研员兼职的行政事务直接服务于领导和同事，办事效率和态度不仅直接关系到单位日常运转，也直接影响自己在单位的形象和考评。而与此对应的是，教研工作服务的是基层学校，服务对象和效果反馈具有间接性和延迟性。第三，工作内容和服务对象难以被检测。语文、数学、科学等学科都有具体的量化指标，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领导和教师、学生与家长更为重视。而小学道德与法治恰恰是不能考试，或不提倡考试的科目。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兼职教研员身不由己和无一例外地做出了厚此薄彼的选择。

（三）專业成长的需求与业务能力不足的矛盾

1.专业成长的需求

人们对待事物的情感、态度以及价值观决定了其在实践中采取的行为方式。调研发现，教研员们对道德与法治课程的理念与认识存在更新变化的过程。教研员们表示，一直以来，自己在思想上缺乏对该门课程一定的重视，而不断参加的课程培训直接或间接地提高、更新了对该门课程的思想认识，即认识到课程对学生的教育与成长的重要意义，认识到是时候需要加强这门课程的教学与教研工作。

专业成长的需求还在于探寻工作的价值与意义，不断完善自己以求更好的专业成长与发展。一方面，访谈对象普遍强调本职工作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有利于国家政权以及意识形态的稳固性”，满足“国家顶层设计上的要求”，也着眼于学生的道德发展，“课程重在价值观的培养，重在引领，价值观是重点目标，也是最终目标”“这门课程可以提高学生的法治意识，培养合格小公民，为将来社会发展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部分教研员主动寻求专业发展，研究课程实施问题，并取得了实质性的科研成绩。本次调研人员构成除了各级教研员外，还有高校科研工作者和研究生，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借助高校力量，提升调研质量”。调查组的教研员还建立了取名为“执着”的QQ群，作为高校科研人员向大家推荐科研成果的平台。访谈中的大部分教研员都能主动谈到教材的地方适应性问题，也有教研员申报课题开展联合研究，还有些教研员在长三角、省市级道德与法治优质课大赛、论文大赛等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好几位市县级教研员实现了各类省级一等奖的大满贯”。

2.业务能力不足

教研员们的学习与工作经历使得他们在道德与法治教研工作中实践新理念、促进教师成长等方面存在诸多限制与不足。

我国教研员主要来自公开招聘学校中的优秀教师，缺乏资格的准入制度和内部的专业规约。问卷结果显示，调查样本中66.7%的教研员为中师毕业，所学均为普师专业，3.1%为教育学专业（含学前教育），26.6%为政教专业（含法律、哲学），还有17.2%的教研员为物理、汉语言文学等专业。此外普查采集信息显示，86.06%的教研员工作时间已达20年之久，而问卷中65.6%的教研员是最近五年才兼职或转成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上述数据既反映了受访对象教学基本功扎实，具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实践性知识，又反映了受访对象关于教育科学和研究方法等条件性知识获取不足，缺乏思想政治或社会学等学科知识的系统学习。

在学科知识方面，“专业素养方面有欠缺”使得他们无法深入地指导这门课程。有教研员表示在评课时只能从教学基本知识与技能层面去指导，涉及道德与法治课程专业性内容就无法“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甚至是“不敢多讲，怕错”，进行专业性的指导更无从谈起。在条件性知识方面，教研员们表示课程理论知识较为匮乏。有教研员认识到自身需要教育心理学、儿童发展心理学等理论知识，而目前课程的专业素养还不足以支撑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指导。还有教研员认为自身缺乏统计方法和工具运用的能力，导致研究停留在经验判断之上。

目前针对教研员的培训频次、内容和方式无法弥补教研员的知识短板：一是兼职多种工作的教研员比兼职多门学科的教研员接受培训的时间早，次数多。兼职多种工作的教研员表示2012年之前参加语文教研培训较多，2012年后担任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后本课程培训开始增多，兼职多种学科的教研员则是从2016年统编教材改革后才陆续接受相关培训。二是培训的内容多为“教材的编排意图、结构、体系”“都是教材的培训，而没有教研员业务能力水平以及学科知识结构上的培训”。三是培训方式多为专家讲座，几乎没有研讨、试验和交流。目前的培训多为帮助教研员吃透教材编写精神的工作培训，首先就默认了教研员为理所当然的“专家”，以致教研员的专业发展完全取决于系统内的自觉自为和个人的自主学习，无法在制度设计上保证教研员专业素质的系统提升。

三、改進建议

在本研究中，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工作现状所呈现出三种矛盾状态，并非单方面的原因造成，解决策略也非简单线性对应就能够达成目标。在探索改进策略时，需要从全局出发，统筹兼顾教研员工作的各种制约因素，注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一）减轻教研员兼职负担，逐步实现教研员专职化

给予教研员更宽松的工作环境，使他们能有更多精力投入到道德与法治课程教研中，就足以体现教育主管部门对这门课程的重视，也是对教研员工作的最大支持。因此，教育主管部门可基于实际考虑，尽量减轻教研员们的兼职负担，使其有更多精力投入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教研工作，逐步实现教研员的专职化。此外，教育主管部门还可以聘请辖区内中小学各学科骨干教师，或区域内名师工作室优秀教师担任道德与法治教研员。这种做法在调研过程中有8位教研员（有效占比达12.9%）表示所在辖区已经实行，收效良好，具有其独特优势和较强的可行性。

（二）问责课程被挤占被挪用问题，逐步改善教研员的工作环境

开齐开足国家课程既是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和法律法规，推进基础教育健康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小学道德与法治教研员开展工作的基本前提。要解决课程被挤占和挪用问题，教育主管部门至少应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强化校长的课程责任，践行全面育人理念，让教研员有力可借。教育主管部门应强化校长的课程责任，使其践行全面育人理念，为道德与法治教研工作提供最基础的力量支持。二是改进传统教学督导方法，不能过分依赖校方的配合，有效督促学校开齐开足课程。三是应从制度设计层面建立健全相关课程开设管理办法，严格按法律法规追究课程被挤占挪用的相关责任人。

（三）提供学历进修和协同合作机会，逐步提升教研员的工作水平

教育主管部门应支持、鼓励教研员参加学历进修和专项培训，而不是仅仅接受教材使用的工作培训，提升其科研能力和专业素养。如果说，学历进修和专业培训因为需要专门的时段甚至脱产学习，可能耽误单位正常工作的话，那么与高校等专门科研院所协同工作，在“做中学”也不失为一种更为现实的办法。双方的工作协同，一方面给高校科研力量提供了接触教育一线工作的机会和培养锻炼学生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教研员提供了观摩学习科学专业的研究方法、促进专业思维发展的机会。尤其是在与德育原理方向研究人员合作时，教研员们能够进一步打开工作视野，让他们学会从教学改进走向课程改进，不再将眼光局限于课堂的教学流程与方法等微观层面，从一个教研工作的组织者转变为道德与法治学科的专业引领者，由一个“搭台子”的角色走向“扛旗子”的角色。

参考文献：

[1]宋萑.论中国教研员作为专业领导者的新角色理论建构[J].教师教育研究，2012（1）：18-24.

[2]韦斯林，王巧丽，等.教师学科教学能力模型的建构——基于扎根理论的10 位特级教师的深度访谈[J].教师教育研究，2017（7）：84-91.

责任编辑   毛伟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