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话与现实的断裂与桥接

2020-11-06 07:39程琪
阳光 2020年11期
关键词:秀兰山桃桥接

程琪

刘云生的小说是很有些“自己”的。因了这个“自己”,让他的小说具有了独特的质地。这独特的质地,是从他的经历、成长、磨难、读书、冥想乃至人生,抑或命运中生发出来的,是从他的血液中流淌出来的,就像他的性格、他的癖好,甚至他的相貌一样,成为他的一部分。对一个创作者来说,这至关重要,犹如“命门”。

一位诗人朋友曾在一篇短文中这样写道:“许多年前在杂志上看到刘云生的一张照片,他‘傻乎乎地站在黄土峁上,照片旁写着他的几句话:‘贫瘠、丑陋的黄土地,生发于斯,成熟于斯,亦将终老于斯。以后每每读到他的小说都会想起这段文字,想起照片上他的神情,于是他本人和作品,聪慧与愚钝,灵巧与朴拙都如远处的海天迷茫成一片,再也找不着界线。”不愧是诗人,准确而灵性地捕捉到了刘云生的文品与人品。

还真是这么回事,与刘云生相识四十余载,仔细搜索记忆,却好像从未与他有过酣畅淋漓的长谈。虽未及深谈,却又极是熟稔,仿佛“无须多言”,抑或早已“尽在不言中”了。

多数时候,他是一个沉默的人。他下乡插过队,却很少说乡下的农事;他下过矿井,却很少说下井的艰辛;他写小说,却羞于谈文学。朋友相聚,别人在那里狂放恣意,他呢,大多在一旁倾听,很少插话;或者干脆就神思游移了,直至有人召唤,才眼神迷离地应上一声,回一个淡淡的笑,似不知所以,又似了然于胸。记得那年去壶口从临汾过,一车人都望着路边枝叶繁茂的果树兴奋地七嘴八舌,他却突然手指着路边一个网吧说:发呆!发呆!一车人被他弄得莫名其妙,什么发呆?发什么呆?后来才明白是街边那家网吧的广告语:上网、游戏、喝茶、酒水、发呆……他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发呆”,且能感觉到,彼时,他的大脑又像电脑硬盘那样咔嚓咔嚓地启动了。

生活中的他总是平和内敛,但也有这样的时候,因为朋友的一句话、一个短信或一个眼神,他会突然情绪失控,眼窝泛红,甚至话语哽咽,将内心柔软的一面尽显于人。只是这样的时候极少,就像他偶尔冒出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一样,绝对罕见。但这罕见、这偶尔,却总是让众人耳边一震、眼前一亮,就像他的小说,让人始料不及,让人不由得会转过身来重新打量他一番——这个生得高高大大的汉子,这个看上去睿智硬朗的男人,他心里还有着多少的不为人知?他这口井,究竟有多深……

人们这样想不是没有缘由的。1980年代初,刘云生的处女作短篇《熬年》,一出道就斩获了首届赵树理文学奖;1986年发表的《爱》,又被《中国文学》(英文季刊)转载;1990年代发表的《蓝蓝的山桃花》、《远去的粉蝴蝶》,一经《北岳》和《上海文学》刊发,即被《小说选刊》转载,并收入《中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而《阳光》刊发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当月即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并由著名评论家阎晶明撰写评论。可以这样说,他小说数量虽然不是很多,却篇篇出彩。

刘云生的小说创作向以耐心与韧性见长。他的小说就像他的为人,温暖又悲情,拙朴又睿智,恬淡又暗流涌动。就题材而言,他的小说一直是在煤矿与农村这两个板块间切换。小说中的人物,也都是身边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男人和女人。熟悉煤矿生活的人都知道,煤矿的地域及文化是一个颇为特殊的存在:不无山野的粗砺,却又有着重工业的构建元素;明明是不折不扣的工业基地、产业大军,却从物质世界到精神范畴,又与农村和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此,没有深厚煤矿生活积淀的人是体会不到个中深味的。当然,只有煤矿生活而缺少艺术感觉的人也是不能有所感悟的。可喜的是,所有这些,在刘云生那里都不是问题,甚至绰绰有余。他多年生活在大同矿区,与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同一片天,共一片地,悲伤着共同的悲伤,经历着共同的经历,加之他对生活与文学的独特感觉与感悟,能写出如此独特质地的小说也就很自然了。

他的这种独特与“自己”,在许多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比如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总是那么善良与纯美,让人过目难忘;他的语言总是那么拙巧,于朴素中闪烁着灵光;他的叙述节奏总是那么意味深长,韵味十足;他的小说情节常会于平淡中带入戏剧性元素,虽不免突兀,却又无可替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里,我只从其中的一个视角望过去,作一轻剖浅析。

我读刘云生的小说,一个挥之不去的感觉一直在顽强地凸现着,且越来越清晰,那便是——童话与现实的断裂与桥接。童话,现实,断裂,桥接,就是这几个关键词,上下其手,纵横左右,编织与幻化出刘云生小说创作的无限风光。

其中的“桥接”一词,是我落笔这篇文字时不期然跳出的两个字。关于桥接,百度一下:“桥接,简单的说就是通过网桥把两个不同的物理局域网连接起来,是一种在链路层实现局域网互连的存储转发设备。网桥从一个局域网接收MAC帧,拆封、校对、校验之后,按另一个局域网的格式重新组装,发往它的物理层。”显然这是个物理范畴的专业术语,但冥冥中我总感觉它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物理现象,大千世界,万物纷纭错综,于我,总感觉它背后隐喻着诸多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至觉得它与我想要表达的意思竟那样的不谋而合了。

一个是童话,一个是现实,生活中它们绝对是两个维面,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甚至相互排斥沖突。现实,就是当下,是可以触摸的现在,是充斥着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爱恨情仇的人间烟火,是无奈、冷酷甚至惨烈;而童话,则是美好,是虚幻,是不可企及,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美好愿景。就理论层面,它们是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具体的空间或时间中的,现实排斥童话,童话拒现实于外。只是,生活却常常不像数学公式那样1+1=2,生活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存在,就像一条河流的走向,就像一片云的飘移,常常会有始料不及。从这个意义上讲,童话与现实又绝不仅仅黑是黑,白是白,它们之间会有冲突和碰撞,在冲突与碰撞中既有断裂、扭曲与纠葛,又有桥接、幻化与融合。而恰恰就是这些断裂中呈现的扭曲与残酷,桥接中显现的人性之至善至美,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绝佳用武之地,让文学得以淋漓尽致地演绎出生活中的多种“可能”与“不可能”。刘云生小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既真实又深度地表现了童话与现实断裂的痛苦、无奈与残忍,又天工开物般呈现出二者之间的桥接与幻化,将生活的多种“可能”与“不可能”极其自然地呈现出来。

刘云生的小说无疑是写实的,小说所涉及的话题往往很现实很沉重,所演绎的情节常常揪心得令人扼腕,所表现的人物也都是平凡甚至卑微的,他们在琐碎的生活中年复一年地经受着琐碎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但他的小说又总能于冷峻中透出些许暖意,就像冬日午后一抹淡淡的阳光,虽不灼热,却让人暖心。这不能不归功于他把握童话与现实断裂与桥接的分寸的本领。

可以这样说,童话与现实的“断裂”让他的小说更接地气,更真实,更有深度;而童话与现实的“桥接”则让他的小说叙事呈现一种虚幻的不真实,但正是这种不真实,犹如一缕阳光照进现实,使得生活更加鲜活。他笔下的断裂与桥接,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断裂的背后有童话的桥接,童话的背后又无奈地充斥了冷酷的断裂。这当中,他没有人为地去涂抹生活,甚至拔高人物,他只是朴素、诚实、坚韧地述说着一个又一个生命在这种断裂与桥接过程中所有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悲伤,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那种深层的断裂与桥接,以及这一过程中所迸发出的人性之至善至美,就在这叙述中尽显无遗。

《熬年》是刘云生的小说处女作,这篇小说中,“童话与现实断裂与桥接”的质地尚不明显,但却是刘云生这种小说特色形成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

小说写了一个叫杨树根的煤矿工人舍弃自己的春节探亲假,除夕夜坚守在队部值班的故事。小说中几乎没有显而易见的故事情节,从始至终什么事都没发生,不过就是杨树根自己一些琐碎凌乱的思绪,但刘云生硬是通过挖掘人性中的“良善”,真实地把“好人杨树根”写得逼真自然、鲜活生动。

小说一开始就写了杨树根内心的纠结——“下不下山去吃饭?”除夕夜,大食堂有免费的年夜餐,但他最终还是舍弃了这顿年夜餐。不为别的,只因为每次他总是被人灌醉,成为那个“既爱喝酒却又酒量不大”、从而“供大伙儿耍笑”的人。于是他为自己的坚守“值班”找到了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和说法。这理由,这说法,让他心安理得,也让概念化的生硬陡然有了生活的鲜活气息。

之后小说写到空气中弥漫的浓浓年味儿,于是杨树根不由想到山下的小站,想到那列只停靠两分钟的列车,想到了家,想到了老婆。他又纠结了,甚至后悔让出探亲假……就在这时,一个外号“小卧车”的女人忽然就站在他身边,拽他的衣袖,要他到她家去过年。他知道她想的是他的钱,他甚至都已经把手伸向衣襟下那“五张硬铮铮、脆啦啦的十元新票子”了,可他忽然想起了老婆。结果是他没有掏钱给“小卧车”,更没跟她走。当他独自回到冷清的队部,他又有些后悔,但旋即又为自己找到一个“充足的理由”。咋能跟“小卧车”厮混呢,自己是“有家有口的哩”。于是,“他从乱麻团中钻出来,解脱了,轻松起来了。”

再然后又写了杨树根对于把春节探亲假让给“小算盘”的纠结。明明连队长都说,杨树根多年没回家过年了,要考虑让他回。可他硬是鬼使神差地在会上表了个态,生生把本该属于自己的探亲假让给了“小算盘”。此刻,当他独自守着空寂的队部时,他又纠结了,后悔为什么要表那个态,后悔自己总是忍让吃亏、本性难移,甚至愤愤于队长欲擒故纵的伎俩。可当他吃着队长女儿送来的年夜饭菜,又听说队长大过年的又到单身宿舍去看望没回家工友们去了时,他的心又融化了。他“想起了自己的大组长身份。……自己担着点儿责任哩。如果不准‘小算盘探亲回家,他十有八九也要泡病号回的。这样,就会多走一个人!而且,顺着‘小算盘来,他还能按时归队。杨树根觉得,自己的做法也称得上是‘深入细致了。就这样,他又解脱了,轻松起来了。”他释然了,他又“本性难移”了。

只是那纠结却不依不饶,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看着眼前给他送饭来的队长女儿,他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想起老婆孩子冰天雪地到井边打水的艰难,想起女儿早就央求他给做一个小拔水桶儿,想到了自己二十年来对家的亏欠。于是他下定决心,今天说什么也要给闺女做一个小拔水桶儿。小说极其细腻甚至近乎絮叨地写了这一过程——隔壁就是库房,钥匙就在杨树根手中。他翻起一块白铁皮,铁剪的双刃都张开了,最终却没有铰下去,他想,这是队里的东西,队里“不论哪件事,都比自己的小水桶重要几十倍、几百倍、几千倍!”他又揭起一块黑铁皮,已经铰开一个小口,却还是扔下了。最后他拾起一截废旧的破胶皮管,做成了一只小拔水桶儿。就因为用废旧胶皮管给自家做了个小水桶儿,他觉得亏欠了公家、亏欠了队里,良心上过不去,就转来转去地想找点儿事做,弥补自己的“亏欠”……

至此,刘云生把好人杨树根良善的本性丝丝入扣地呈现给了我们。小说抽丝剥蚕般写出了人物内心的游移及冲突,先打出一个又一个结,然后再不紧不慢地一一将它们解开。却不是用任何外在的力量,完全是来自内心的力量,是内心生发出来的、人性中良善所具有的能量。小说就这样写出了一种平平常常的人生,有快乐和幸福,也有烦恼和无奈。人生在世,总有些选择是不由人的。但它同时又是一种自觉的人生,并没有谁强迫,也没有谁规定,更没有谁监视,不过就是自觉的责任操守,不过就是凭着良善的本性在行事。

这篇出手不凡的小说,显示了刘云生的功底,也让他“童话与现实的断裂与桥接”的小说质地初露端倪,尽管这质地还只是像鸟儿的翅膀划过天空,像檐下的水滴不显山不露水,但水滴亦可穿石啊。更何况,他一开始就很上路,这与他深厚的生活积淀有关,与他对生活的感悟有关,更与他的文学感觉及素养有关。

《远去的粉蝴蝶》与《蓝蓝的山桃花》这两篇小说几乎写的是同一题材,甚至人物也有类似之处,同样都写了一个渴望读书的女孩儿,同样都有一个帮助女孩儿完成学业的老师,但刘云生卻尝试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写法。

《远去的粉蝴蝶》是散文的、诗意的、明亮的,总体呈现的几乎就是一个超凡脱尘的童话故事,如天籁般纯净、清新而明丽。蝶儿,一个15岁的女孩儿,面对父亲临终前不公平的安排,她安之若素——让哥继续上学,让她退学;给哥18头奶牛4间房,分给她两头奶牛一间房。爹死了,她就退了学去卖牛奶养活自己,她快快乐乐地挤牛奶卖牛奶养活自己;她一心一意地帮助哥哥,给哥哥开家长会,为哥哥向校长求情,劝哥哥读书上进;同时不忘自学,牛吃草的时候她就看书做算术题,最后终于在老校长的帮助下,实现了上大学的愿望,她飞走了,这只粉蝴蝶。这无论如何都太像一个童话了,一个超脱凡尘水灵灵的童话故事,但刘云生却把它写得那么真实、生动,有触摸感。故事单纯,但有力;人物飘逸,却又生动感人。虽然在整体明亮的色彩背后也有阴影、有磨难、有不和谐音,比如父亲老旧的传统观念和偏心,哥哥的懒惰和不思进取,但所有这些在天使般的蝶儿那里统统被化解为明亮的色彩。更为令人叹息的是,所有这些化解都那么真实、自然、可信,让人不能不佩服刘云生在童话与现实幻化中天衣无缝的桥接。

相比之下,《蓝蓝的山桃花》则是写实的,更多表现了生活的沉重与伤痛,充斥着嘈杂、丑陋、无奈与残酷。小说写了偏远山村一个叫山桃的女孩儿,还写了一个山村老师。小说的情节一直围绕着山桃要办一顿“谢师饭”展开。不就是请老师吃一顿饭嘛,一件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事,对于山桃一家却是天大的难题。父亲因打工出事故瘫在床上已经背了一身债,让山桃去上学父母已经竭尽了全力,可又不能不请这顿“谢师饭”。谢师饭,是山村人祖辈留下的规矩,是对知识的敬畏,更何况老师对于山桃有着再造之恩。如果没有老师一而再再而三的来家动员,没有老师三番五次跑县里给山桃争取来减免学费的指标,没有老师从自己的微薄收入中挤出钱来给山桃买纸笔文具,没有老师带领同学帮山桃家干活,山桃这辈子也别想跨进学校的门……于是,为了这顿谢师饭,山桃起早贪黑一连十几天到山上去挖甜草苗,再奔波几十里到县城药铺去卖掉。终于凑够了钱,打酒买肉,把老师请到了家里,却不料因为打了假酒,害得老师乙醇中毒身亡。

初看上去小说似在写山桃,写一个贫穷山村女孩儿渴望读书的故事。再看下去却发现,小说的关注点更多倾注在那个没名没姓的山村老师身上。小说自始至终没写老师姓甚名谁,自始至终只用了“老师”这个称谓,这个看似不经心实则有意为之的一笔,其背后的含义更为宏大而意蕴无穷。如果说山桃给人的是单纯的感动,那么老师给人的感动则要沉重得多,是酸辛的,是慷慨悲歌式的,是百味杂陈的。这当中不仅写了山里人对知识的敬畏,更表现了老师的品行和精神。为了让每一个山里孩子都能受到教育,老师投入了他的全部生命,吃着和村里人一样的饭食,住着和村里人一样的窑洞,虽然课堂上他用南腔北调的普通话来领读,但这丝毫不妨碍他每天都带领学生把校歌唱得“豪情满怀,慷慨激昂”;为了让12岁的山桃不失去读书上学的机会,老师到县上跑了三四趟,硬是给山桃争取来扶贫指标,并连夜从县上赶回来,裤腿和鞋都被露水打湿了;为了不耽误山桃的学习,当由于乡里拖欠工资、再也没钱给山桃买纸笔文具时,老师竟像拾荒者一样,到县上“贵族学校”的垃圾箱去给山桃捡铅笔头、练习本,然后一张一张把没用过的白纸撕下来,再用莜面糊糊粘好,压到石板下。小说若仅止于此,虽感人,却终是流于一般,因此深谙小说之道的刘云生早有“算计”,他让小说沿着另一条线继续走了下去。

在那顿隆重又不无寒酸的“谢师饭”后,小说极尽铺张、不吝笔墨地写了老师内心巨大的痛苦。微醺的老师从山桃家出来后,并没有直接回学校,而是径直向桃花沟深处走去。三十多年来,每当心情郁闷,每有纠结、悲伤与痛苦时,他总是一个人去桃花沟排解,大概也只有大自然才能够倾听他的悲伤、压抑与痛苦吧。他怎么也没想到工作了几十年,到头来却连工资也拿不到手,老婆骂,儿子嫌。当然老师的痛苦和伤感并不仅止于此,他想得更多,也更远:像山桃这样的女孩子,即使走出桃花沟又怎样?等待她的将是更多的艰难、坎坷甚至凶险,“山桃们”的命运像一道无解的题,让老师心痛,让老师无奈,甚至让老师绝望。但即便如此,老师还是想资助山桃读下去,让山桃体现她的人生价值,也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于是老师边走边喝,喝一口酒,定一条雄心勃勃的计划:要让山桃成为一名大学生,还要让山桃出国留洋……

小说的主题无疑是沉重的,贫瘠的山村,偏远落后的山村小学,山村小学老师的窘境,都是实实在在的冷峻现实。但山村女孩儿山桃想读书,老师想把山桃培养成一个大学生,还有县城里好心的赶驴老汉以及桃花沟深处那些高大茂密的桃树林,所有这些又多像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啊。可现实却又残酷得无比坚硬,小说最后,老师“死在一棵山桃树下”,山桃接替了老师,生活还在继续……

这既是一个让人心痛的轮回,又给人以温暖的希望;既表现了童话与现实断裂的撕心裂肺,又呈现了童话与现实桥接中的人性之美。就这样,由于“老師”对山村教育的坚守与操守,由于山桃的纯净与善良,让这个沉重酸辛的故事散发出悦目的明亮。小说结尾写山桃站在学校的高坡上,摇起了老师曾经摇过的小铜铃,升起老师留下的国旗,唱响老师编写的校歌,像当年16岁初小毕业就当了老师的“老师”一样,山桃也当上了学校的老师,也是16岁,也是初小毕业,尽管这一抹亮色未免过于凝重,甚至让人一声叹息,但终究是亮色。

小说《一个冬天的童话》围绕着一个叫秀兰的女人想生一个“自己的孩子”展开。秀兰丈夫是因公致残高位截瘫的煤矿工人,因此“生孩子”这个最简单的生理诉求便成为了不可能。于是在丈夫的默认下,她同一个在矿上拉煤的上海车队司机有了“关系”。虽然只是为了要一个孩子,但秀兰决不随随便便“人尽可夫”,她想要一个上海人的孩子,而且不是随便哪一个上海人都可以,要她看得上才行。这其实已经有了精神上的追求,而非纯粹的生理欲望,这样的一笔无疑提升了秀兰的品质。但当一切如愿,知道自己已经怀孕后,秀兰决绝地斩断了与上海司机的关系,尽管她心如刀割般的痛,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是这样的肌肤之亲。她本可以继续下去,不必这样决绝,周围很多人不都这样吗?但她还是斩断了这段情缘,她信守着对丈夫的承诺,也是信守着自己的道德底线。这样的一笔,让秀兰这个女人在我们心中陡然鲜活,让人爱怜,更让人肃然起敬。然而生活的不幸却并不因此而放过她,在经历了感情的生离死别后,秀兰又遭遇了丧子之痛。这之前她曾经带着18岁的儿子去过一趟上海,原本希冀能给儿子一个逃离矿山宿命的出路,却不料在生活的重压下,人过中年的上海司机的命运亦如被践踏的小草,与秀兰相差无几。于是秀兰又一次转身离开。上海相见,是一个递进,又是一个转折。它不仅照应了秀兰和“上海司机”心中的那段爱情,同时也揭示了爱情在冷酷的生活面前是多么的脆弱无力。后来儿子还是当了矿工,一年后在一次事故中牺牲在矿井下。儿子的葬礼上,上海司机来了,父子得以相见,却已是阴阳两隔。小说最后,那些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纠葛的人终于聚在了一起,“大汉老婆扶着秀兰,大汉背着秀兰的丈夫,春春媳妇儿抱着一个孩子,司机抱着一个孩子,他们一起给春春烧纸钱。”小草一样的矿工、矿工的妻子和他们的子女,甚至还有他们的“情人”……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匍匐于大地之上的小草,但他们的心灵却都美好得让人震撼、让人仰视,却又让人止不住的心酸泪流。

《一个冬天的童话》是刘云生“童话与现实断裂与桥接”质地最为出色的佳作。小说中对这种断裂的表现几近残忍,以致呈现出一种巨大的扭曲,扭曲得近乎撕裂,甚至惊心动魄:他们掏心掏肺地捧出了自己的情、欲与真纯,却又残忍地在心底把它一一活埋。秀兰如此,瘫痪的丈夫亦如此,甚至“大汉”“上海司机”无不如此。秀兰的“借种”生子,与上海司机绵延二十年隐忍的爱情,大汉死心塌地无怨无悔地专意于秀兰等等,都深情而自然地展现了一个凄美的人间童话、一个情感与道德的童话、一个“此情只应天上有”的童话。但现实中那无法逃避的断裂,又让这童话充满了悲剧的色彩。或许可以这样说,正是童话与现实“断裂”与“桥接”这两种相左的力量,纠结成他们坎坷艰难又顽强生存的命运;也正是这两种力量的并存,让生活悲剧的背后,蕴藏并伫留着一个个情感与道德的童话与美好。文学就是要写出人们内心深处的隐秘与两难,写出在那些没有结果、无法结论、难以抉择的地方人心的困顿与取舍,这正是小说最打动人的地方。

《一个冬天的童话》合乎情理地表现了所有人——秀兰、上海司机、大汉,甚至包括瘫痪在床的丈夫的情与爱,表现了他们对生命的尊重,对他人苦难的感同身受,还有对厄运的默默承受与抵抗,从而将一场本应仇怨怒怼的情事幻化成超越了世俗伦理道德的至善与大爱,昭示了煤矿这一方天地中人们的价值观。作家马骏在评述刘云生小说时曾这样说:“历史是什么?历史是生产的再生产,也是生活的再生产。《一个冬天的童话》描述了矿工的一段生活,描述了一帮草民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篇小说对草民一类的人物作了生命的礼赞,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一部草民史。”

程 琪: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一百五十余万字,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散文集一部,作品曾多次被转载并获得若干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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