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师大附中

编者按

顾明远先生1949年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师大”）学习，1956年留苏回国入职北师大任教至今，参与、见证了北师大的发展。我国的许多教育政策、北师大的许多创新都有顾先生的智慧贡献与亲身实践。新冠疫情期间，顾先生整理旧照片，写成回忆录。我们荣幸地得到顾先生授权，选择部分内容分期连载，以飨读者。

1958年，开始搞“教育大革命”。北师大在党委书记刘墉如的带领下大搞“教育革命”，首先批判心理学，接着拔白旗插红旗，学生起来编写教材，并开展“红与专”的讨论。师大附中也搞“教育革命”，1958年5月，北师大党委派王焕勋到师大附中任校长兼支部书记。暑假，北师大派了约40名师生去附中搞“教育大革命”。王焕勋邀我去帮助他设计教改方案，结果把我留下任教导处副主任。留下的还有陶卫任副主任和几位北师大应届毕业生。不久，北师大教育系心理学教研室钱曼君也调到附中来任专职支部副书记。

当时教导处主任蒋伯惠（原是教育系学长，毕业后分配到附中）因病休息。校长王焕勋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对学校只作宏观领导，学校具体工作基本上由我和陶卫负责，陶卫负责教学和高中，我负责班主任工作和初中。那时，师大附中只有一幢教学楼，是高中学生的教室和图书馆。初中学生都在平房的教室里上课。学校没有暖气，冬天每天早上先要生火取暖。烧的是煤球，那时还没有蜂窝煤。我和陶卫同住在南面一间平房里，每天要生炉子。我是南方人，开始不会生炉子，陶卫教我，终算学会了。但到晚上下班，炉子已熄火。有时懒得再生火，就在冰冷的屋子里睡。那时年轻，好像没有觉得什么。由于学校在琉璃厂附近，有时去走走，逛逛旧书店，买几颗旧印章，其中有一块冻石印章，上面刻着“身行万里半天下”几个字，至今我还留着。

1958年正是“大跃进”时期，全民大炼钢铁。师大附中也在篮球场建起高炉，陶卫带着高中的学生大炼钢铁。找了许多废铁炼了大半个月，也没有炼出真正的钢铁。这次炼钢虽然没有什么成绩，但增加了我们对钢铁的知识，认识到钢铁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性。

学校设有车间，有几台车床、刨床和钻床，供高年级生产技术课使用。苏联学校继承列宁关于综合技术教育思想，中学都设有综合技术课。我们学习苏联，就在中学设生产技术课，许多学校都有车间。我有时和学生一同去上课，也曾学会使用车床车一些小零件。每年冬天要带学生到附近农村收白菜，夏天去割麦子。这种劳动教育锻炼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我因为负责学生工作，所以每年都要带学生参加“五一”“十一”晚上天安门广场庆祝狂欢活动。

根据毛主席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师大附中“教育大革命”搞了九年一贯制、半工半读，结果教育质量下降，受到北京市委批评，只好改回去，重新抓起教育质量来。

那时北京市最好的中学是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现为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和北京四中。三校轮流占高考第一名。1960年师大附中争得第一。

师大附中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所公立学校，有优秀的教育传统，钱学森在这里学习了六年，认为对他的影响甚深。过去就有许多北师大的老师在这里兼课，如林励儒担任过校长，傅钟孙担任过数学老师，并编写了数学教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批在北京市很有名的教师，如教高中代数的韩满庐被尊称为“韩代数”、教几何的曹振山被称为“曹几何”、教三角的申介人被称为“申三角”，还有教化学的尚欣久、教生物的陳婉芙、教语文的时雁行等。我常去旁听一些课，听他们的课真是一种享受。我还系统听了陈婉芙老师的生物课，非常生动。当时很想把她的经验总结出来，终因自己的水平不足，也没有时间，未能如愿。

三年困难时期劳逸结合，我就利用休息时间补学（自读）中国通史、中国教育史、西方哲学史等，回北师大后，有时去听教育史研究班的课，每天早上起来临帖2张，补给我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不足。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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