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国体验的温暖

编者按：2019年5月12日，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南京大学戏剧影视研究所荣誉所长董健先生，因病在南京逝世。董健是我国著名戏剧学家、文学史家，在“戏剧历史与理论”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等领域的研究极具开创性，著述丰硕。他和我国著名剧作家陈白尘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是中国现代戏剧史学的开山著作。董健教授一生立德树人，桃李满天下。他曾协助陈白尘先生培养了新中国第一位戏剧学博士，为中国戏剧学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和中坚力量，深受师生和学界爱戴。本文作者朱寿桐教授为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专家，1983年在南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期间，在陈瘦竹教授和董健教授的影响下对戏剧研究感兴趣，一篇论田汉唯美主义的课程作业受到老师们的重视，经他们推荐发表于《文学评论》。

在上海戏剧学院不大的庭院里，会议合影过后，其他人都回到会议室继续开会，董老师得知下一单元没有我的节目，就要我陪他在外面聊几句。江南冬日的太阳温暖地抚摸着仍然显得有些惨绿的草地，静谧的景象依旧挡不住隐隐约约的喧闹的市声。董老师身体还算硬朗，他坚持站着和我说话，尽管旁边就是长条座椅，尽管我两次提醒他坐下聊天。他说自己就是眼睛不行，其他还都可以，现在住在仙林翠谷，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可以种菜，通过侍弄葱姜茄豆使身体得到锻炼。董老师身体一直强壮，这我是知道的，但几年前我邀请他去澳门讲学时就发现，随着视力的衰竭，高大的董健老师也明显佝偻了，身体的强壮也显得有些表面化了。没想到董老师竟然走得这么快，没想到上海戏剧学院宁静的内庭竟然成了我们的永诀之地。

我一直对董健老师心存感念，即使在小环境的人事关系呈纠结状态的情况下，我始终没有忘记，在我走上学术之路的起步阶段，我的一批老师对我的扶助与激励，那种对我来说满满的正能量似乎到现在都还没有耗尽。董健老师最初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无私地帮助学生、支持学生的师长。研究生二年级时，我选修了董老师的《现代剧作家研究》，课程作业写的是《论田汉早期剧作的唯美主义倾向》，董老师给了优秀的评价，并且向我本专业的指导老师特别是邹恬老师和许志英老师推荐这篇文章。三位老师的意见是继续修改、完善，将它“拿出去”。此文甚至还惊动了陈瘦竹先生，他打电话叫将我叫去，让我在他面前诵读全文，然后提出修改意见。文章修改好以后被老师们推荐到文学研究的最高刊物《文学评论》，当时的编辑部负责人王信老师随即来信，说唯美主义是一种思潮、倾向，这是没问题的，但文章中同时将它说成是田汉早期戏剧的“创作方法”，是否说得通，拿得准？董老师毫不迟疑地支持我的说法，让我告诉王老师：唯美主义有自己的价值观，在文学创作方面也有它的方法论，比方说邪恶美的刻画，恶之花的创作理念等等。董老师是戏剧研究的权威，也是田汉研究专家，他的支持打消了王信老师的顾虑，文章很快发了出来，这应该是我走进学术界迈出的重要一步。

我所在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董健老师所在的专业是戏剧学，但这并不影响董老师对我的帮助与提携。我之所以能够经常参加中国话剧文学研究会的活动，与董健老师、田本相老师照拂是分不开的，此后能不时地在戏剧研究方面发些声音，也多与陈瘦竹先生、董健老师和田本相老师的鼓励、帮助有关。记得研究生毕业以后的几个月内，我的工作一直得不到落实，董老师不仅以系主任的身份积极推进留校任教的手续，而且还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编辑推荐我接替他进行《田汉传》的研究与写作。我知道这是董老师对我的信任，因为这个项目一直是他特别感兴趣的，而且可以说是非常心爱的项目，只是当时刚任系主任，工作太忙，自觉分身乏术，才想到让我来分担。后来诸事蹉跎，此书还是由董老师独立完成，但董老师似乎一直没放下与我合作研究田汉的想法，在田汉一百周年诞辰前后，董老师还重提旧事，提出过什么时候合著《田汉论》的设想。其实我的内心也一直存有这样的期待，以致我虽然在刚“出道”时就研究田汉，但后来一直未怎么触碰田汉研究的课题。到广东以后，廣东教育出版社向我约撰《田汉画传》，我觉得田汉一生精彩纷呈，色彩斑斓，编成画传，内容一定特别丰富，但还是没有接受《田汉画传》的编撰任务，作为替代，提出了编撰《梁实秋画传》的设想。现在知道，在我内心里，一直隐约觉得，关于田汉的课题应该是等候董老师来召唤，来组织，来安排的。

董老师的离去便将这样的学术期待直接宣布为永久的遗憾。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与董健老师的数度合作，分别完成了《商品经济与文学的命运》和《90年代话剧文学的反思》等论文，并在董老师的布置下，还对陈白尘特定时期的散文做了一些探讨，这些文字轨迹对我来说都成了一种非常珍贵的记忆，这些记忆毕竟有助于减缓上面所说的永久遗憾。

离开南京大学前后，我与董老师的接触少了，一度只能通过周边朋友的传言进行“沟通”。我知道董老师心直口快的性格，也深知他说话的风格与原则，传出的话哪些像董老师说的，哪些不像，我可能比传话的朋友更有资格判断。我曾经在拜访包忠文老师的时候提到这样的窘境，包老师意味深长地批评我不会做人。我默认，而且未思悔改，有一段时间听任传言作为我们师生信息沟通的基本桥梁。不过有一个传言我相信应该是出自董老师之口，说是董老师在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内部会议上，指名道姓提到我，并断言我仍然是南京大学的人，到哪儿都是。后来见到董老师，当面求证，董老师的回答非常肯定也非常简短有力：当然！

我知道这不过是一句话，尽管是一位在南京大学，在全国学界有崇高地位和重大影响的重要学者说的，尽管是担任过南京大学副校长并且长期领导中文系和戏剧学专业的灵魂人物说的，它仍然只是一句话而已。对于一个走出南京大学十数年的教授来说，我非常珍惜董老师通过传言方式传出来的这句话，它让我觉得特别温暖。在温热的南国，温暖仍然是可贵的。

朱寿桐：人文社科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现任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主任。

编辑    沈不言   786559681@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