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黄帝陵与国共两党共同抗日

文/李 艳

黄帝陵作为“天下第一陵寝”，历代都有对黄帝陵的祭祀活动，从有关黄帝陵的祭祀来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意义。本文重点结合陕西省档案馆珍藏的一组黄帝陵祭祀内容的档案，围绕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在经历十年内战后，双方派代表首次共同祭祀黄帝陵前后所发生的故事进行解读

一、民国时期有关黄帝陵的祭祀

尽管中国历代都有对黄帝陵的祭祀活动，但因为战争或政权的更迭，时有中断。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于1912年3月曾派出一支由15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黄帝陵致祭，还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写了祭文让代表团在黄帝陵前宣读，这份祭文取名《黄帝赞》，主要体现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1918年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回陕曾以个人名义进行祭陵，回南京后搜集整理先秦以来有关黄帝事迹和传说的记载，进行分目编纂，详加考证，辑成一书，取名《黄帝功德纪》，于1935年出版。但总体上讲，民国初期因时局动荡不安、政权频繁更替对于黄帝陵的祭祀无暇顾及，直到1933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中央党部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立法院副院长的邵元冲，应《西京日报》社社长丘元武的建议，向当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提出了祭祀黄帝陵的倡议，邵元冲认为祭祀黄帝陵是发扬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的一种重要办法。时逢当时的民国政府正筹备设立扫墓节，因此这个建议被林森接受，为此邵元冲撰写了《黄帝陵考》一文。随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先后召集各方多次召开会议，并拨出专款对中部县黄帝陵及其西安到黄帝陵的道路进行维修。此间为了促使经费落实，邵元冲亲自联络各方并与张继向行政院申请，由行政院协调铁道、交通两部先行垫款疏通交通、修葺陵墓。至1933年底，工程虽然简陋但陵墓和道路已有端倪(《邵元冲日记》1933年11月1日)。到1935年初，邵元冲赴陕谒陵与林森商谈（《邵元冲日记》1935年3月28日）。当时林森已67岁高龄，没有亲自前往的意思，（据邵元冲日记载“邓孟硕来，谈赴西安谒黄帝陵，谓子超已畏寒不行，余皆态度犹豫”）但他委派了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为代表参加祭祀黄帝的活动，并撰写了祭文。邵元冲随后又访问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戴季陶、居正、叶楚伧，商谈谒陵事宜，几位元老虽然一致表示支持，但也没有赴陕谒陵的考虑。大佬虽然都不愿意亲自前往，但邵元冲心意已决并亲自撰写谒陵祭文，于1935年3月31日与邓家彦同行，自浦口启程抵陕西，与受中央政府委派的张继、邓家彦担任主祭与陕西省党政军各方代表举行了黄帝陵祭祀。这次祭祀活动因天气和道路原因，直到4月中旬才完成，就规模和范围而言，虽然微小，但在民国时期由政府层面发起的公祭尚为首次。邵元冲对这次因自己力促而成的国家层面的公祭感到非常欣慰，后来在自己的日记中说“此次祭谒桥陵，为民国以来之创举”。

二、国共两党共同祭祀黄帝陵

1.国共两党建立联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到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创立武装义勇军，愿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倡议。此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汹汹来势，已表现出了严重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的民国虽能得到一定的外援，但由于国际形势所迫，几个大国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愿明确对中国的支持，以致于外部援助捉襟见肘。当时，只有苏联政府提出只要蒋介石停止内战，积极抗日，苏联就会像当年支援孙中山和黄埔军校那样，全面支持和援助蒋介石及国民党军队，并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为了得到资金和武器装备援助，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与中共合作，授意陈果夫出面与中共高层联系。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口头协议，中共代表潘汉年于1936年4月受命从莫斯科起程回国担任国共谈判联系人。而国民党则派出了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作为联系人。经过多方辗转，潘汉年、张冲得以在香港会面。

之后，潘汉年和张冲一同北上，先后在上海、南京洽谈了统一战线事项。会谈后，潘汉年于1936年8月9日秘密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与张冲晤谈的有关情况。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潘汉年后一致认为，蒋介石虽无和平诚意，但并非“铁板一块”，中国共产党决定为了民族大业，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愿意尽一切可能尽快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2.“西湖会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进一步达成西安事变双方承诺的有关意向，1937年2月，国共在西安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谈起初进展顺利，达成了部分协议。但到最后协议即将签署时，国民党却单方面推翻了协议草案。对此，中共方面认为，仅同国民党中下层人员谈判，很难达成预期效果，只有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当面谈判才有可能取得实效。1937年3月，以周恩来、潘汉年等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受党中央委派，在张冲的陪同下，从西安飞抵上海后转道杭州与蒋介石举行会谈。谈判期间，中共方面提出六项具体要求，即：陕甘宁边区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增加红军的防地。这次会议虽然曲折艰难但最终达成谅解，形成初步共识，为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史称“西湖会谈”。

三、国共两党共同祭陵

1937年4月4日，杭州会谈结束，周恩来欲返回延安，行前，突然接到蒋介石提出的国共双方共同祭祀黄帝陵的要求，对此，周恩来连夜给在延安的毛泽东发电报。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马上召开会议，决定由林伯渠作为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参加祭祀活动并连夜撰写了祭文。1937年4月5日，国共双方的代表抵达陕西中部县桥山，共同祭祀黄帝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派代表张继，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携带林森亲自撰写的祭文，与携带着毛泽东亲自撰写的黄帝陵祭文的林伯渠、叶剑英、陈庚一行一同登上桥山。双方在黄帝陵前，首先由国民党方面代表宣读了林森撰写的祭文，林柏渠代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并宣读了由毛泽东撰写的祭文。当年4月6日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以一篇题为《苏维埃代表林伯渠参加民族扫墓典礼》报道了这次国共两党共同祭祀黄帝陵的活动，同时刊载了毛泽东撰写的祭文。报道还点明此次祭祀活动的意义:“苏维埃政府代表苏区内全体公民，为对中华民族之始祖致敬，并表示誓死为抗日救亡之前驱，努力实现民族团结计，特于五日派遣代表前往参加”。

毛泽东祭祀全文如下：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岳峨河浩。

聪明睿知，光被遐荒。

建此伟业，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中更蹉跌。

越数千年，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三韩为墟。

辽海燕冀，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区宇以宁。

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

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

不论军民，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改革内政。

亿兆一心，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昭告列祖。

实鉴临之，皇天后土。

尚飨！

四、国共两党共同御敌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之后不久北平陷落，天津失守，华北危机。毛泽东、朱德通电蒋介石，宣布红军接受改编，与国民党军队一起共同抗日。同年8月1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全国下达了抗日总动员令；8月18日，蒋介石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8月25日，中共中央洛川会议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路军)改编命令，数万名红军将士换上了国民革命军军服；9月25日，八路军在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平型关依托地型优势，首次集中兵力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取得了自日军入侵中国以来的首次胜利。此役正如八路军指挥员在战报中说的那样“给友军一个支持，给全国人民一个振奋。”国民党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范续亭曾总结：平型关战役的特别意义，“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此时国共合作步入高潮，有力地打击了侵华日军的嚣张气焰。

五、黄帝陵祭祀的意义

1937年祭祀黄帝的举措，是在日寇侵华、中华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国共两党为了摈弃前嫌，谋求共同抗战，争取民族独立所采取的一种示范性合作的活动，它为促成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坚决驱逐日寇出中国起到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也为续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再一次向世人昭告，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同根同种的民族文化，是任何外部势力都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