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旭东,韩泽伟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00444)
五四时期,随着现代学校教育和阅读文化的传播,“儿童观”发生了改变。美国教育家杜威最先提出“儿童本位论”,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教育理念中重教师、教科书的观点,把孩子作为教育的起点、目的与中心。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者借鉴了“儿童本位论”的内核,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剖析传统儿童观,批判其误区,并提出“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1]140,“此后觉醒的人,应该先洗净了东方古传的谬误思想,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1]137“儿童本位”作为新的口号由鲁迅正式提出。同样,周作人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儿童观以及儿童文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儿童的文学只能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2],儿童文学应“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保其自然之本相”[3]。“儿童本位论”作为新的儿童观,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都呈现出一种凌厉之势,撞击着中国几千年来带着压迫的传统儿童观。儿童文学观的更新,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打下地基。儿童文学进入新时期后,儿童文学本体意识的自觉,同样对儿童本位的文学观进行了找寻和复归。伍美珍的儿童文学作品正是儿童本位观照下的创作,她始终以孩子的眼光观察世界,深入少年儿童的精神世界,关爱儿童,解放儿童,尊重儿童。笔者曾做过这样评价:“伍美珍打造了‘阳光姐姐小书房’的品牌……,成为21世纪初最畅销也最受儿童读者关注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