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影响全球价值链

2020-11-09 03:26刘昕
陆家嘴 2020年10期
关键词:价值链因素新冠

刘昕

2020年在全球范围内暴发的新冠疫情(COVID-19)显然对全球经济形成了极大的冲击,除了疫情本身对于劳动力投入的影响,各国为了抑制疫情蔓延所采取的封锁、保持社交距离等一系列手段更是破坏了国内与国际间的经济活动往来。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在此次疫情的背景下,多个国家都采取了断航、封锁边境、注销签证的措施,这对于国际间的人才、资本和货物流动都造成了巨大的挑战。

我们正处于全球价值链的转折点

事实上,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前,我们目前所熟悉的国际化分工体系就已走在了十字路口,高度全球化的生产体系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就已停止扩张,而此次的新冠疫情危机无疑将对现有的全球化体系形成新一轮的重击。

在全球化面临瓶颈的背后主要有三大趋势。

第一是新工业革命带来新的生产布局。随着越来越多的工种被先进机器人及人工智能所取代、越来越多的生产关系转向数字化,传统的以经济成本为导向对全球劳动力进行布局的逻辑已不再适用于当下。许多制造业企业可以通过工业自动化对人工进行替代,这削弱了它们在全球搜寻廉价劳动力的动机。

第二是全球经济治理的逻辑也已发生改变。过去被各国建制派政客所信奉的全球化时代已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被打得粉碎,在贸易和投资上采取单边的保护主义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即使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上的考虑,各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也正从传统的多边合作转向双边合作,全球性组织的权威性正在被削弱,未来多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更有可能被区域组织所界定。

第三是跨国企业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上的战略布局同样会影响国际生产网络。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涵盖一系列广泛的社会议题,例如气候变化、性别平等、人权问题等。当跨国企业将上述议题纳入其投资考量时,就会影响国际间的人员、资本以及知识的流动。

COVID-19成为新的“催化剂”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毫无疑问会成为进一步推动上述因素的“催化剂”。

从科技层面来看,由疫情所引发的生产链中断以及人员之间减少接触会进一步促使资本扩大对工业自动化、物联网、云计算等高新科技产业的投资。

从经济治理层面来看,由于在疫情高发期间,全球个人防护装备(PPE)面临严重短缺,多国政客趁此机会表示要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回流,以保障本国生产链条的安全。

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把重要的社会议题纳入自身社会责任范畴内,例如生产线上劳工的权益保障、工业生产对于全球变暖的影响等。

中国可能面临的产业迁移现象

产业最终是否会迁移取决于多个因素。我们可以从经济因素以及非经济因素两个维度来进行衡量。经济因素包括市场份额的已有变化、资本密集程度、知识密集程度、自然资源、产品复杂度、地域贸易强度等。非经济因素则包括国际安全、国家竞争力和供应链安全等。

在中国向全世界出口的产品中,计算机和电子产品、电气设备、纺织品及服装都是占出口比重最大的几个行业。其中,服装、纺织品行业的迁移主要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劳动力成本、租金、税收优惠等,目前中国服装和纺织品的出口已有一部分被转移至柬埔寨和越南。电子产品是否会迁移同样更多地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科技战正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

高新科技行业显然更容易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例如,一些政府会以国家安全为名干涉半导体和通讯设备的制造和出口,或者从国家竞争力以及产业政策的角度限制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等行业的资本或知识转移。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使更多国家意识到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制药、医疗器械等领域。目前全球制药业价值链呈现出整体分散、但某些产品集中在个别国家制造的局面,例如中国虽然在全球医药产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较小,但在抗生素、镇静剂、布洛芬等产品类别中,中国是全球主要生产国,出口占比超过60%。如果仅从经济因素的角度来看,全球目前的制药业价值链格局并不会发生明显转变,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显然会促使多国政府重新审视是否需要恢复国内在一些关键药品及医疗设备上的生产,以保证公众健康。

中国的政策应对

客观上,此次新冠病毒带来的全球大流行病迫使全球价值链面临中断的压力测试,即使在全球疫情有所缓和的情况下,全球价值链能否恢复至疫情前水准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主观上,包括美国、日本、印度在内的主要经济体已确立了增加贸易保护主义、贸易双边主义或区域化的政策基调。在此背景下,全球价值链调整已成为未来十年不可忽视的趋势。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鼓励企业出海投资,分散企业投资风险。以电子产品制造业为例,许多苹果产业链上的中国企业,如立讯精密、歌尔声学等企业,已布局在海外投资设厂,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规避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掣肘,以维持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二是强化区域化贸易谈判的主导地位。面对全球贸易规则的变化,中国应积极承担起亚太经贸战略领导者的责任,例如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最终签署落实、加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培养适宜的土壤。

三是加强新基建建设,实现生态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新型产业结构。现有以劳动力成本为驱动的价值链体系正面临不可避免的解构,而由科技创新所驱动的新型价值链体系会带来新的机遇和投资机会。例如,价值链数字化有望缩短价值链长度,使产业链整体更为平台化和轻资产化,但这需要更高质量的软、硬数字基础设施。此外,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平台将催生新的服务和应用,使企业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接入全球價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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