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企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效、问题和对策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江苏省民营经济研究会课题组

摘 要：深入分析民企参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着重揭示近几年来我国民企参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的显著成效和启示：拥有巨大成长机遇和全新增长点;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双向特长;充分发挥基建承包和运营优势;投资和贸易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坚持本土化生产经营实现全局性和高质量“走进去”;配合国有企业发挥战略发展和全球市场竞争主体重要作用;发挥国家战略引领作用;提升消费水平和内需市场“全球化”水平;资金支持体系趋于健全。同时，深入剖析了“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存在的危机风险和主要问题，对民企参与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提出了七个方面24条务实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民营企业;“一带一路”;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政策支持

中图分类号：F12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63（2020）04-00050-15

近几年，“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更具有积极意义。至2019年上半年，中国与美国贸易额比去年同期减少14%，低至2583亿美元，居欧盟、东盟之后。数据显示，贸易摩擦前美国对中国出口支持美国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2019年前9个月美国对华出口总额下降了15%，约788亿美元。中国企业在美国投资则自2016年峰值以来下降90%。荣鼎咨询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和2018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下降幅度分别高达36.45%和83.45%。2019年上半年，中国对美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9.6亿美元，同比下降约20%，一些中国企业被迫退离美国市场。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加快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互惠互利、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是党中央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为世界经济增长开辟新空间。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过去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为34%，超过美国。近6年来，中国同16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超过6万亿美元。2018年，中国与中东欧16国贸易额达到822.3亿美元，同比增长21%。2019年希腊成为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新成员，中东欧“16+1合作”升级为“17+1合作”。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欧盟、东盟、非洲、美洲的贸易额更是稳步增长。安永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进一步深化，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6.4亿美元，同比增长8.9%;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达893.3亿美元，同比增长4.4%;进出口总额达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新时代的国内发展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发展是整体性的，在建设发展强大“本土中国”基础之上，建设发展“一带一路”新全球化，“本土中国”和“一带一路”新全球化相互支撑和促进，构建牢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包括民间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可替代性。世界各国普遍承认“没有中国的资本，类似工程永远不会完成”（指民营企业参与投资承建的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至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世界最长海底铁路隧道）。基础交通便利性、各国生产的关联性、互相性，伴随着“一带一路”新全球化进程提速发展，沿线国家人民生活必会越来越依赖中国主导新全球产业链所提供的创新产品和高质量服务。

至2019年，民企參与的“一带一路”成为仅次于欧盟的全球第二大贸易板块。民营企业活力迸发，企业家精神昂扬，参与的对外投资、贸易主动性、积极性、渗透性强劲。在提升自身的相对规模、实力和竞争力的同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贸易拉动作用明显，激发了东南亚、西亚、中亚、中东欧等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和协同优势，促进区域内贸易创造、贸易联系愈发紧密。由此，“一带一路”内部贸易在全球总贸易中的占比提升明显，至2017年已达13.4%，其体量已相当于欧盟内部贸易的65%，贸易红利进一步显现，创造了巨大投资和资本需求。

一、民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10个方面成效

（一）拥有巨大成长机遇和全新增长点

1.“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不是传统经贸关系

“一带一路”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发展差距和不平衡，但有着发展互补性、协同性，孕育着巨大发展潜力。中国与沿线国家有一定投资—资源互补性。2018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达2803亿立方米，需求量还在持续增长。俄罗斯东线输气管道全部竣工，每年输送380亿立方米，占中国消费总量的14%。这不只是一种资源贸易互惠关系，更是一种深刻的发展规划对接、协力共建的长久共进关系。这种关系促使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腾越空间，要素导向、投资导向和创新导向可以并重，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与沿线国家经济共享发展和全新增长空间。

2.“一带一路”新全球化是“价值链增值”的全新增长点

沿线国家水利电力交通港口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和中东战后国家重建以及巨大的制造业本土化空间，使得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实现生产效率提升和产能扩张转移有充分可能性和合理性。建造高速铁路、工业园区，在经济特区、深海港口等开展更多合作，是民企在内的中国基建企业、制造企业、能源装备企业、港口运营管理企业等重大的长久战略机遇，是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产业链集成优势”和“价值链增值”并举的全新增长点。

（二）创新发展充分发挥双向创新特长

1.“双向挤压”下坚持双向创新

中国产业在国际上处于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新兴经济体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的“双向挤压”，必须直面技术和产业变革以及全球制造业竞争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坚持向上与向下两个方向创新并重。一方面坚定不移地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垄断与封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提升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GVC）的位置，勇于与发达国家竞争高新技术领域制导权、产业链主导权;另一方面坚定不移向下包容性创新，以中国资本和制造业优势、庞大的国内市场和“一带一路”市场需求培育国际竞争优势。我国产业发展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和一定差序化是必然的，高质量发展本义就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和包容性不足的问题。

2.民营企业为主力的外经贸极强抗险性

即使在2020年1—3月全球疫情蔓延开来的情况下，2020年3月份中国海关的数据是，出口仅下降-3.5%，进口逆势增长2.4%，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出口降幅较小、比重提升。2020年一季度，全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78万亿元，下降2%，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2.4%，比去年同期提升1.9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71万亿元，下降7.3%，占出口总值的51.4%;进口1.07万亿元，增长7.9%，占进口总值的33.1%。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2.6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39.6%。国有企业进出口1.16万亿元，占17.7%，民企自2018年以来，稳居我国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2020年前3月，疫情情况下进口主要是铁矿砂、原油、煤等大宗商品和肉类等重点民生消费品较快增加，预示了民企疫后复工复产强劲的生产爆发力，显示出以民营企业为绝对主力的中国商贸极强的抗险性和增长韧性。

3.民营企业为主力的外经贸坚持双向性

“一带一路”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需求，是中国产品、装备及产业“走出去”的巨大机遇。中国全球商贸坚持上下双向性：输出商品“有轻有重”，技术含量“有低有高”，有发端于浙江义乌遍布海内外的民营商贸市场的打火机、纽扣、服装鞋帽、玩具、雨伞、梳子、圣诞节用品等低附加值日用品、轻工纺织品，更有民营科技巨头华为、小米、联想、大疆和比亚迪公司等的智能手机、5G基站、电脑、无人机，工业机器人、太阳能、风能发电装备、新能源汽车以及国有企业的卫星、高铁、核电、远洋巨轮、军械等高附加值高新技术产品和重型机械设备。中国民企、国企参与国际分工“有浅有深”，有单纯的商品出口，更有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输出和“一带一路”新全球化共建合作主导的全方位“办世界工厂”“办世界市场”。

（三）充分发挥基建承包和运营优势

1.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布局全球新的港口建设和运营管理

民企参与的中国企业建造的世界最长90公里的爱沙尼亚至芬兰海底铁路隧道，为冰上丝绸之路重大项目，总融资150亿欧元。“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发展改善港口设施有迫切需求，民企为国企配套，中国港口企业有卓越的港口建设和运营服务能力。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参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卡塔尔多哈新港、科特迪瓦阿比让港等等34个国家42个港口工程的建设经营，提供港口一体化解决方案，海运服务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沿海國家，同时开通了自连云港经俄罗斯至北欧的北极航道冰上丝绸之路。

2.做强互联互通“地理收缩效应”

“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共建是基石。“六廊六圈”为主的互联互通基础建设，陆上丝绸之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及全新开拓的北极航道冰上丝绸之路的境外部分皆是薄弱部分，依然是一个开拓建设概念。民营企业配合国有企业建设高质量、可持续、抗风险、价格合理、包容可及的基础设施和现代化高质量运营，推进“一带一路”陆上、海上、空中、网上互联互通，做强“地理收缩效应”。这为“一带一路”新全球化节省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进一步实现全球联动发展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自由贸易，塑造全球经济崭新的增长点。

3.建筑承包、装备制造业是强项

2010年以来，民企在内的中国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年均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达到70万个;中国金融机构为国际基础设施合作提供融资超过3000亿美元。中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签订合同额达到2.3万亿美元，完成营业额达到1.6万亿美元，地域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行业涉及交通运输能源电力工业与民用建筑石化通讯等领域，业务覆盖设计咨询融资建设运营维护等各个方面。69家中国企业位居全球最大250家国际工程承包商之列，整体市场份额达到了24%，居全球第一位。2019年第一季度，我国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252亿美元，与2018年同期基本持平，2019年较去年同期增长4.8%。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331亿美元，新签合同额506亿美元，同比增长13.5%。包括民企在内的我国企业装备制造能力强，产业链条完整，产品和服务的性价比较高，有能力也有条件与各国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与基础建设投资承包相伴随，一些民企（如湖南的三一重工）的装备是技术、服务、标准“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对于提高中国制造影响力和竞争力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我国装备制造业在设计能力、工艺水平等方面具备雄厚实力，很多领域处于世界顶尖行列，具备拓展“一带一路”新全球化的坚实基础。

（四）投资和贸易构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

1.开展全球性的新“农村包围城市”

“一带一路”新全球化覆盖的一些非洲区域有许多地方确实经济不发达，还处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然而，这恰是世界范围内新的“农村包围城市”促进全球欠发达地区工业化、城镇化的新进程，有更深层次更广范围更具战略整体规划性，有利于走一条“一带一路”经济上“共在”的共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更大范围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宽广道路。我国民企与国企携手共进，将长期规划和近期市场目标相结合，能够对跨国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施工，来建立横跨欧亚大陆、非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更具影响力和更宽广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西方不会有如此持久深入整体性的参与度，因为这些投资需要较长时间才会对投资国经济增长产生作用。2019年全国工商联对近千户参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的民营企业进行的最新抽样调查显示，半数民企（50.9%）处于盈利状态，其中当年即实现盈利的19.1%，3年内实现盈利的27.7%。近年来我国国内经济总量增长率持续下行，2020年受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严重冲击和影响，全年增长率可能仅为4%上下。但这一定是暂时的，是新蓄力过程，增长潜力在“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中潜伏，克服当下国内新冠疫情阻挠后，在全球疫情得到缓解、全球市场重新启动之后，中国经济肯定会U形回升。因为根据数据分析，至2018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投资、承包营收及进出口额三项增长率平均值为10%以上。同样根据全国工商联2019年的最新抽样调查，参与“一带一路”的民企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利润空间较大，仅有16.8%的一般制造业和20.3%的服务业企业利润率低于10%，这两类企业有35%的企业利润在40%～50%之间。通过对外投资实现资源整合，促进与外部资源有机互动与结合，促进中国产业链与亚欧对接融合，就能在广泛强大动力下回升并持续增长。

2.以民企新能源制造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业有承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能力

中国制造业占据全球产业链的80%～90%，中国贡献了全球制造业总产出的35%。发挥好制造优势，不只是转化为财富，更是筑牢中国与世界坚硬不拆的关系。令人欣喜的是，民营企业64%的投资都进入了可再生能源新制造业领域，如我国全球风能和太阳能渗透率近年迅速提高，装机容量位居全球首位，相关的设备制造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又如以江苏省协鑫集团、天合光能公司等民营企业为主力的光伏产业是我国面向海外的重要新兴绿色制造业，产业规模持续稳步增长，组件产量连续12年稳居世界第一位。2019年第一季度，我国光伏组件产品出口至186个国家和地区，组件出口额43.9亿美元，同比增长31.89%，出口量16.78吉瓦，同比增长77.63%。

3.以民企为主体的中国投资贸易构建全球价值链

全球70%的贸易都涉及全球价值链。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布局投资贸易，积极构建全球价值链。全球投资贸易是民间资本在内的中国资本鲜明特色，至2019年初，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已经超过900亿美元，为很多国家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融资。我国企业共实施完成并购项目341起，分布在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实际交易总额962亿美元。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年度贸易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中东欧国家投资逾100亿美元，与俄罗斯双边贸易额2018年突破1000亿美元，中东欧国家成为中国对欧投资的支点之一。2019年，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在30万亿元规模，外贸结构优化，高技术高质量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快速增长，集成电路、医疗器械出口增速高于整体，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增长20%。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布局更趋合理均衡，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比达到29.3%，机电产品出口占比达58.4%，企业主体活力进一步增强，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达51.4%，成为我国出口第一主体。过去10年，中国在欧洲并购投资至少3180亿美元的资产。江苏民企其元集团2007年率先在非洲建立后被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级的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江苏民企红豆集团2008年建设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特区及红豆工业园。至2019年，包括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在非洲在建或运转100个工业园，40%投入运营，配合国企建成5756公里铁路、4335公里公路、9个港口、14个机场、34个中型电站、10多个大型水电站和上千个小型水电站。2017年，我国共对全球174个国家和地区的6236家境外企业新增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200.8亿美元。至2019年，民营企业成为对外贸易的主体。2019年前11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12.12万亿元，增长10.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2.5%，比2018年同期提升3.1个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其中，出口8万亿元，增长12.4%，占出口总值的51.4%;进口4.12万亿元，增长6.5%，占进口总值的31.8%。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计进出口8.35万亿元，增长9.9%，高出全国整体增速7.5个百分点，占外贸总值的29.3%，比重提升2个百分点。

4.民营新经济是创建“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价值链的生力军

以阿里巴巴、腾讯以及京东、苏宁易购、拼多多为代表的云计算、物联网等新兴技术、新商业模式加速产业链、供应链、消费链、智造链以及资金链全球化，加速我国主导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国有最大金融科技创新市场，阿里巴巴、腾讯的数字支付规模是美国的50倍。阿里巴巴跨境及国际消费业务在2017财年实现强劲增长，速卖通、Lazada平台的海外年度活跃买家数达到8300万，接近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人口总和，阿里云在海外市场规模增速超过400%。作为阿里旗下面向全球市场的B2C电商平台，速卖通已覆盖全球2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单个企业经营的规模、实力和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差距，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快速成长和“互联网+”，民营企业主导的互联网商贸生态把海内外企业抱成一团，率先实现了天下企业的跨国无界和同在地球村。

（五）坚持所在国本土化生产经营，实现全局性、高质量“走进去”

1.民营企业通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土化生产经营，走高质量全球化之路

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优质产品、贴心服务和本土化生产营销服务网络，是中国企业能够“走上去”、走进海外的更深、更广市场的根本原因。浙江民企吉利控股集團实现从单一汽车产品贸易的“走出去”到深度参与当地工业化的“走进去”转型。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马来西亚、英国、瑞士、比利时和白俄罗斯均有本土化生产经营，促进提高当地生活条件、增进文化交流和民间交融，实现吉利控股集团全球化战略布局。至2019年，浙江民企正泰集团与80%以上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不同程度合作关系，产品和服务覆盖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北美、欧洲、亚太三大海外研发中心、五大国际营销区域、14家国际子公司、22个国际物流中心，走出了一条“产品走出去、服务走进去、技术走上去”独具特色的高质量全球化之路。

2.民营企业走向全球通过本土化建立牢固“根据地”

民营企业在当地站稳脚跟、生根发芽，“本土化”经营是建立海外“根据地”的重要法宝。民营企业有灵活的用人机制，一切从实际出发。民营企业处于“一带一路”最前沿，企业管理人员可以根据实情参与做出企业重要决策，甚至可以“先斩后报”，民营企业用人机制契合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以雇用当地员工为主，使企业在世界各地都能有效承担工作职能，逐步实现研发、生产、销售、物流和服务全面国际化。许多民营企业坚持所在国本土化经营，实行就地化管理，建立与国际标准接轨、与当地法律风俗相适应的管理体系，同时坚持输出先进产能，发展现代产业，市场建设注重与本土营销网络保持良好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当地拓展贸易链、产业链、供应链等。

3.所在国本土化具有双向促进作用

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通过本土化的生产经营、深入布局和区域辐射作用，既促进高效产出更加贴合当地市场需求的产品和产品当地营销，覆盖本地市场，又通过立足当地辐射全球市场;同时又促进企业做强，促进企业产业链在国内与境外的一体化做强。如民营企业长城汽车在俄罗斯图拉当地化生产，成为长城汽车打通欧洲市场的重要支点，也是长城汽车走向西欧乃至全球的重要出发点。

4.所在国本土化生产筑牢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基础

民营企业本土化经营的重要内容是与已经在当地成功拓展的海外企业、海外机构建立第三方“强强联合”新型合作模式，筑厚、辐射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广泛合作基础。如湖南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在国际上选择与印度阿达尼集团等优质企业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建立联合工作组，在印度等国联合开发业务，通过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三一重工还通过投资项目运作、实施和管理与中非发展基金携手共进，双方在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埃塞俄比亚、南非等5国与各国先进工业制造、清洁能源电力、大型基础设施、现代筑工的大型企业抱团合作。

5.民营行业龙头企业掌控全产业链促进高质量发展

在承载能力较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形成完整的全产业闭环，如世界500强的江苏民营企业恒力集团，通过与中东产油国及新加坡的商贸企业以及我国中石油的深度合作，完成从石油原材料到化纤产品生产、石油产品生产及供应的全产业链掌控。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正在开拓创造“建工厂”与“建市场”相结合，产能输出与模式输出相结合，境外园区建设与物流基地建设相结合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新模式。

（六）民企配合国有企业发挥战略发展和全球市场竞争主体性重要作用

1.配合国有企业发挥好“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主体性重要作用

国有企业是外向型经济主力军，民营经济占外向型经济的出口份额尽管已经上升为首位，但对外投资及重大工程的承建、长期性商贸布局以及对海外资源的控制性，民营企业相对国有企业还有较大差距。鼓励民营企业配合国有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继续配合国有企业发挥好全球市场竞争的主体性作用和在大型建筑、投资领域的领导力提升，提高置身全球市场经济的生存赢利水平。如中粮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其旗下公司遍布世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资产超过700亿美元，并正在收购俄罗斯黑海一码头。国有企业在南亚马尔代夫、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有着较强存在感。在马尔代夫，国有企业为20多项工程提供贷款，仅其中规模最大的三项工程的价值就接近马尔代夫国内生产总值的40%。中冶集团在越南设计建成了东南亚最大钢铁联合企业——台塑越南河静钢厂1号高炉，实现中国特大型高炉核心技术和装备整体出口;国家能源集团在南非参与的德阿风电项目高标准投产，实现全产业链“走出去”，被誉为金砖国家能源合作典范;2017年，民企配套的中国建筑在9个新国别实质运营，经营布局持续完善，在20个新国别进驻设点，市场触角大幅拓展。

2.配合国有企业代表国家力量、意志和战略意图布局海外

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实力上升，奋力扩充能源和原材料领域资产。特别是加强对境外的能源控制，是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创造和谐世界的主力军。市场经济不只是市场，市场后面一定有国家战略意图驱动和支撑，控制市场，增强国家话语权，向来是与市场经济相随伴生的。国有企业发挥关键作用是在国际市场必须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民企则更积极配合相关工程，并将这种优势打造成标准优势，向市场提供高性價比的产品和服务;同时，民营企业有更深入所在国市场的优势，充分发挥与国有企业联手打造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的作用，做到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和技术、标准、装备一体化，实现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在“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中的运作。

（七）承接国家战略引领作用和地方政府动力，形成发展倍数效应

1.把握好国家关系中区域关键国家和节点，率先推进新基建

民营企业善于承接把握发挥好国家战略引领作用，重点突破，以点带面、形成发展倍数效应。如巴拿马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其经济主要依赖运河航运、自贸区、旅游等服务业。中国是巴拿马运河第二大用户，也是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最大商品供应国，巴拿马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首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巴拿马成为民企为主力的中国商品迅速进入拉美区域的重要门户，成为民企在内的中国企业区域性发展、合作的重要伙伴。民营企业积极跟随国有企业采取的“双聚战略”，聚焦重点国家和地区、聚焦重点产品，把握好新区域和新增长点。又如中阿关系中，2018年7月，中阿双方达成并签署《中阿合作共建“一带一路”行动宣言》，沙特的“2030愿景”，约旦的“2025愿景”等不少阿拉伯国家发展战略同“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发展规划的对接为阿中企业长远合作打下坚实基础，民企由此从传统商贸、投资到数字经济全方位拓展，并使中东国家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最先推进数字经济新基建的示范区。

2.善于成为省区市地方政府与沿线国家地方政府紧密合作项目的承接者

地方政府是具体执行引领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中国高速发展与地方政府竞争大有作为紧密相关，地方政府竞争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引领力。国家战略引领，地方政府搭台，民营企业承接项目，强化把握机遇，双方充分市场化运作确保沿线国家有利可图。中外地方政府合作是“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和营商环境优化的主导力。随着地方合作提速和合力促进营商环境改善，如推进“长江经济带”战略、俄罗斯实施国家振兴计划和地区发展战略，民营企业能够更好地把握两国发展战略交汇点承接项目。如长江6省市众多民营企业在伏尔加河畔投资兴业，江西省民企投资的彼尔姆木材加工厂投产，成为两地区首个落地的重要投资项目;重庆市民企投资的鞑靼斯坦共和国玻璃纤维生产线，安徽省民企投资的乌里扬诺夫斯克水泥厂，特别对长江经济带中部内陆省区，有着加速“走出去”、融入“一带一路”新全球化的功用。

（八）提升消费水平和内需市场“全球化”水平，打造经济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消费链和全球化供应链

1.民营企业践行内需全球化的新动力新方向

内需市场很大部分是装备、设备，是中国全球链、供应链的重要一环。2017年中国中间品进口总额为9431.2亿美元，占“一带一路”中间品进口额的36.3%，其比重较2013年上升5.0个百分点。其中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3023.1亿美元，占中国中间品进口总额的32.1%。中国的巨大市场需求极大促进了“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增长，2018年，中国进口额与美国相比仅差4820亿美元，在世界进口额占比达10.75%。2013年至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的需求是“双向”的，需要中国投资、技术、建造，也需要中国市场开放。世界银行统计，2010年至2017年，中国贡献约31%的全球家庭消费增长额，2018年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108.6%，其中最终消费贡献率达76.2%，比2017年提高18.6个百分点，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3.8个百分点，以民企商贸和服务业为主体的内需消费连续5年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2019年第一季度，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65.1%，据推算，至2030年，中国消费额将达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和西欧的总和。中国有互相叠加的规模效应与制度优势，有民营企业为骨干的汪洋大海般的消费品供给侧商贸企业、各类专业市场及门类齐全的服务业，与14亿消费人口共同构成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和消费增长力量。尤其是民营企业为主力的对外商贸，联结的是中国、印度以及东南亚、中亚、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庞大的年轻人口，他们既是劳动生产力，又是强劲的消费力。内需市场全球化与中国引领全球市场是一个方向、一个平面。

2.民营电商企业线上引领全球消费新模式

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已超34亿，全球渗透率达到46%，中国民营电商企业从起先进口为主的“全球买”，迅速将内需市场拓展为“全球买、全球卖、全球运、全球付、全球游”的全球市场一体化崭新模式，并使“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物联网转型，成为全球供应链、物流链的核心力量，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云计算、大数据服务业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更强的价值链。内需市场打通城乡间隔的广泛深入和外向市场无远弗届的凌厉拓展融合一体，构建全球线上消费市场，天上地上全速物流，24小时货通全国，72小时货通全球，带动中国企业出海，吸引全球商贸企业集聚。

3.消费超过经济行为本身，具有国家强大存在力量和效应

经济结构优化是新增长极，相较于投资、出口，消费具有更强的稳定性和黏性。2013年至2018年，民企消费占额越来越大，以至成为主力。我国进口规模从1.95万亿美元增加到2.14万亿美元，累计增长9.5%，是同期全球进口增幅的2倍，占全球进口比重从10.3%提高到10.8%。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数据计算，2018年，中国以外国家年度出口额比2013年平均增长2%，其中中国进口增加让这些国家出口净增了大约1800亿美元，对同期全球（不含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全球贸易伙伴从中国进口增长中获得了出口增长的巨大收益。中国海关统计显示，2014年至2018年，中国从133个贸易伙伴的进口实现增长;从美国、日本、韩国、德国等前20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进口平均增长14.1%，高出出口增幅8.3个百分点。2018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为3518亿美元，比2014年减少8%。同期贸易平衡指数由8.9%下降到7.6%，其中和20个最大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指数均值由15.1%下降到11.4%。民营企业对外经贸的贡献超过经济数字本身，成为国家力量的重要贡献者。因为进口大国一定是强国，其涵纳的市场容量之大，其溢出效应一是全球贸易定价者，二是握有丰富外汇者，促进人民币本身成为世界硬通货。如以民企为主力的旅游业，既促进内需消费，又促进国际市场内需化。21世纪初，我国出境游人口仅为1000万人次，消费仅100亿美元，至2018年，民企为主力的旅游业构成的我国出境旅游人数高达1.62亿人次，比2013年增长65%，连续6年位居世界第一，消费支出达到2770亿美元新高。形成经济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市场强虹吸凝聚效应，中国消费者与中国商品抵达世界各地，全球的天然气、石油及资金以最快速度和最低成本流入中国，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经济结构。

（九）资金支持体系趋于健全，融资市场化、多元化

1.加强金融合作

有民企为主力的强大制造业和商贸业基础，才有我国与东盟、欧盟、俄罗斯、中亚等国家和地区不断深入加强的金融合作，我国通过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充分吸纳民间资本，构建中国—中东欧协同投融资框架等，鼓励政策性、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与“一带一路”沿线22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一带一路”项目巨大的融资需求对全球资金供给者是难得的合作机会，包括投行、基金、多边金融机构、出口信贷保险机构（ECA）、保险等。花旗集团跟中国几家大银行签署了“一带一路”专门协议，德意志银行和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合作，整合沿线金融资源和金融科技经验。

2.加速金融布局和融资支持

截至2018年底，11家中资银行在28个沿线国家建立了76家一级机构，来自22个沿线国家的近50家银行在华展业。金融服务涵盖信贷、担保、债券承销、并购重组、风险管理、支付清算等领域。中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超过4400亿美元。金融机构自主开展的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超过3200亿元，中国资本市场为相关企业提供股權融资超过5000亿元，沿线国家和企业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超过650亿元。至2018年6月，工商银行在“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129家分支机构。支持“走出去”项目393个，累计承贷金额约1028亿美元，2018年上半年新承贷“一带一路”项目50个，承贷金额110亿美元。

（十）稳步推进民营企业参与的人民币国际化目标结算体系

1.“一带一路”投资—资源关系等是人民币国际化重要支撑

市场经济贸易方式获取资源依然是我国重要战略性目标，中国企业布局全球锂矿市场，控制了全球近一半的锂资源开采和约60%的锂电池产能，而伊拉克每天10万桶原油换中国投资重建持续20年是最新案例。原材料、燃料等中间品贸易成为“一带一路”区域贸易的主要形式，普遍改用人民币支付的正是资源开采国。2017年“一带一路”中间品贸易占区域内贸易的61.0%。这有利于“一带一路”国家充分发挥资源禀赋，更好融入中国积极主导作用的“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供应链、产业链、物流链、价值链，实现与沿线国家联动发展。

2.民营企业收购海外银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推广和释放金融能量

民营企业在一些非洲国家经营银行已经较成规模，包括在欧洲国家如黑山共和国已经控股国家银行，民营企业海外银行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国内企业和所在国人民，这样的经济发展实践不仅有利于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及国际贸易结算去美元化，更是对国内的改革深入有积极作用。

3.人民币在“一带一路”金融合作中成为储备和结算货币

2019年人民币跨境使用规模接近20万亿元，是2009年的5000多倍。俄罗斯在努力去美元化，人民币在俄罗斯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从2018年的5%增至2019年3月的14.2%。2020年4月，欧洲银行将价值五亿欧元的外汇储备从美元转成了人民币。2018年第二季度人民币直接投资显著增加，推动RII达到历史新高4.91%，一度超过英镑和日元，位列全球第三大国际货币，2018年底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达2.95%。相比2009年我国试点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0.02%的数值，至2019年人民币国际化指数攀升至304点，跃升近150倍，人民币跨境结算规模较2018年同期增长24%。越来越多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逐步改用人民币结算并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我国在7个沿线国家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中国银行发挥全球化人民币主力清算行优势，在东盟10国都已建立机构，在新加坡搭建了多个区域业务中心，马尼拉分行发起成立了由14家当地银行组成的菲律宾人民币交易商协会。至2019年3月，有俄罗斯、委内瑞拉、印度、越南、马来西亚、日本等28个国家采用人民币结算。

4.人民币结算CIPS系统国际化进展良好

2015年10月启动以来，已经有89个国家和地区865家银行接入CIPS系统。日本有30家包括三菱（UFJ）和瑞穗两家大型银行、21家地方性银行和7家外资银行接入。2018年12月莫斯科信贷银行接入CIPS，23家俄罗斯金融机构接入，俄罗斯美元占比从46%降为23%。非洲接入达31家。2018年人民币结算系统交易额增长八成，超过26万亿人民币，CIPS将成为越来越多国家拥有美元以外的结算手段。中国银联在“一带一路”沿线106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业务，累计发行超过4300万张银联卡，受理覆盖逾1200万家商户和80万台ATM，比“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分别增长超过25倍、8倍、3倍。银联移动支付服务在31个国家和地区落地。老挝、泰国等国家银行卡转接网络是以银联技术和标准建设而成，中国银联还向亚洲支付联盟、缅甸支付联盟等授权芯片卡标准。移动数字支付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支付宝在英国、印度、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9国和地区落地，已与250多个金融机构合作，腾讯公司的微信跨境支付有超过49个境外和国家和地区合规接入;网联平台运用分布式架构开发建设，成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重要里程碑，网联提升了金融服务“一带一路”的能力。

二、民企参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危机风险和主要问题

“走出去”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问题，有来自外部政治干扰危机，也有自身素质欠缺，主要有：

（一）全球供应链恶意截断危机

美国“脱钩”战略的重要战术是打技术战。长期以来我国“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并没有换来行业关键核心技术，反而使企业、行业发展始终受制于人，受到“纵向压榨”“横向挤压”。2018年中兴通讯事件等凸显我国产业“缺芯少魂”现象，而2020年4月美国在新冠病毒疫情最为严重、国内无以应对疫情乱成一团之时，依然不放弃推行中美“脱钩”战略——凡超过美国技术10%的高端配套芯片企业都不得向华为供应半导体材料，对华为实施彻底断供，美国单边主义“断供、脱钩”施压，政治压迫性危机频频恶袭。美国企图破坏跨国高效供应链，迫使企业接受效率更低的制造体系，目的是让中国生产率增长乏力，裂断产业链，阻止中国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

（二）西方戒备使并购投资受阻

欧洲是重要投资对象和市场，中国投资者花费几十亿欧元收购很多德国企业，包括机器人制造商库卡，但西方在“中国威胁论”片面化、夸张化渲染下，德国为此拉响警报，法律门槛提高，一些并购业务无法完成。中国在德收购科技企业受排斥，2019年上半年中国在德国直接投资仅5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101亿美元。2019年第三季度德国陷入衰退，环比增长仅0.1%，欧盟2019年增长1.1%。对中国的创新围堵和发展戒备，日本新增20多个领域限制外商投资，涵盖计算机制造、半导体存储器、软件开发、移动通信以及互联网等20个领域，武器制造、核电等特定行业列为外商投资限制对象，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限制出口，扩大至最新技术领域。随着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西方国家更会以卫生防疫理由阻止中国投资和产业链联结。

（三）政治和文化环境风险

中國企业对风俗人情了解掌握不透，面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困难。沿线国家发展水平、社会制度、宗教民族、文化习俗差异较大，有的国家政治局势动荡、宗教冲突频发，中国企业在全新营商环境中谋发展，需要下大力对所在国法律法规熟悉掌握，稍有文化习俗上的差错就会产生对立情绪以及劳资对抗。

（四）“现代供应链”等领域急需加快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供应链服务体系是我国服务业非常明显的短板，我国每年有价值250多万亿的货物在流动，因为物流供应链体系还没有很好协同起来，造成极大生产性物流浪费，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率，如果降低1个百分点，能够给国家带来万亿级的新增效益。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只占GDP的15%～20%，还不到主要发达国家的一半，大量制造业企业还处于传统经营状态，这背后是供应链服务体系的缺失。

（五）国有企业是“走出去”主力军，投资亏损面有待减缩

国有企业“走出去”投资产出整体效益还有待提升，亏损有待减缩，尤其只接触当地小政府而忽视当地大社会，仓促上阵陷入被动被困，国有企业不是单独经营，其亏损会连带配套的中下游民营企业经营困难和亏损。至2018年初，中资企业投资海外盈利和持平的为70%，有近30%境外中资是亏损的。

（六）“一带一路”投资竞争激烈，各种干扰会更多，资金缺口仍大

中国有一定的基建优势，但并没有投资独家垄断性，在南欧最为友好的塞尔维亚，中国投资也仅与美国持平，在东南亚，日本基建投资额高出我国三分之二。根据近年来主要国际机构预测，未来全球基础设施投资供需缺口每年均处于约1万亿美元甚至更高水平。根据2020年疫情前的预测，到2040年，全球基建项目投资需求将增至94万亿美元，而全球各类基建投资缺口总额将达15万亿美元，相当于基建投资总需求的16%。

（七）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待提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到近62%，欧元排第二占20.2%，中国尽管已经崛起为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仅占2%多，人民币國际化指数的初步匡算值仅为3.20%。2019年3月，人民币在SWIFT的资金结算额排在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后的第五，与中国经济总量不相称。

（八）装备制造业“走出去”步伐应更大

不解决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产能过剩问题，“一带一路”全球化高质量发展无从谈起，加快推动民营装备业“走出去”，拓宽国际市场，是推动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

（九）民营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系列问题

对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民营企业千军万马来说，既是发展良机，也是更大挑战，既有源于内部在同一区域相互压价自相残杀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现象，也有“政策掌握难、境外项目融资难、境外建设资本和利润进出难、项目运作不规范、国际化经营和管理人才匮乏、投资合作管控偏紧”等系列操作性问题。

三、民企参与“一带一路”新全球化高质量发展对策建议

（一）坚持“双强”驱动，确保我国在“一带一路”新全球化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1.坚定不移“双强驱动”

尤其“强政府”是优越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中国经济发展强驱动力。中国共产党执政和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充沛热情和竞争性，具备建设管理现代化的能力和管理国家的无私奉献精神，党和国家的政策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总体战略。强政府和强市场的主体双方，都要一以贯之坚持“双强驱动”，决不受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的蛊惑干扰，决不自疑动摇，自乱阵脚。

2.进一步强化地方政府“一带一路”项目合作引导作用

既要与沿线国家政府协议，也要与当地社会组织协商合作，积极引导各类企业相互合作、相互扶持、相互渗透、共同发展，确保“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快速有序。

3.加强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管理并认真解决其效率问题

发挥好国有企业集团军作用，加强“混合所有制”改革力度，加强国民共进，从责任权利机制和企业家精神释放的根本问题入手解决，对国有企业进行严格的绩效考核和监管，促进国有企业在实现国家发展战略中的正面积极作用，带动、携手民营企业正向发展。

（二）用创新和投资阻止全球供应链断裂危机

1.要采取新举国体制和市场主体研发相结合大力推进创新

涉及国家重大战略的项目和基础性科学研究，要靠国家力量承担及发挥好中科院下属研究所5个卓越创新中心、在非洲、中亚、南美、南亚和东南亚建立的9个研究和培训中心的骨干作用，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要靠市场主体，要靠民营企业的产学研发主体性作用。2019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专利国，其中华为又是企业界世界专利第一，民营企业成为创新专利的主力。要把直接进行资源分配和对市场发掘、引导、激励结合起来，瞄准产业集群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集成创新，集中力量攻克重点优势产业技术瓶颈和关键技术难题，从而提升产业集群总体的创新能力。要加强国家质量技术基础建设，建设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所需的质量体制框架;增强先进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和产业基础配套能力，增强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制造能力，增强整机和系统集成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有效管理和防止产业同质化竞争，解决高精尖产品和重大技术装备生产不足，加快解决我国产业链由来已久，受制于人的“心脏病”（航空发动机等动力机械制造）和“神经病”（半导体芯片制造）。

2.以构建全球产业链为目标，引领和嵌入分工协作链，构建更具紧密度的协同发展产业链

以更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态势，更主动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更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增强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注重集群内部各种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促进新型产业创新的全程化、一站式、全方位服务体系。坚定“合作共建互利共赢”，坚定投资，同时锲进欧美发达经济体市场不气馁不松懈，依然以欧美日韩作为出口重要市场，如民营企业亨通集团总结的，“不深入进去，就不能共同成长”，促进中国庞大产业链整合全球要素，在技术可转移程度最高的行业中，为中国迅速扩张生产能力找到足够大的市场，以不可分割的产业链与欧美相关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同步水平提升并超越之。

3.加快构建供应链智能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机制灵活、市场反应敏捷的民营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通过民营企业领衔创建国家智能物流骨干网。生产性服务业是全球产业竞争的战略制高点。把物流供应链体系建设起来，减少大量重复无效流动，让整个经济运行体系更加有序和高效。通过区块链技术大力发展面向“一带一路”新全球化的生产性服务业，充分发挥交通和物流跨越区域发展的“地理收缩效应”，把中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降到5%以下，通过智能、协同服务体系为制造业创造利润空间，重塑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为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提供巨大动能，提升我国企业全球竞争力。

4.加强国际科技合作

美国的关税、断供、破坏产业链完整性等封堵行为，会一定程度上逼迫中国寻找替代产品、创新自建。但创新不能狭隘化关门独斗，技术创新是国家财富源泉，还是必须在“一带一路”新全球化宽广区域的开放、合作、共享中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激发实现创新提升，不同国家资源禀赋不同、比较优势各异，通过更好地主导构建价值链整合国际间科技创新资源和要素，形成强大国际创新合力。发挥好以民营企业为主力的数字“一带一路”的创新模式作用和广泛渗透性、互相性作用，更好地发挥企业融入当地立足做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研发创新作用。

（三）加大基础建设投资，解决中国企业收购困境

1.排除各种干扰，实施“点线面体”推进路径，加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及制造业投资、运营输出和共建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携手合力共进，双向创新。一是“点”上示范引领。聚焦全国具有战略性、基础性行业中龙头基建及制造企业，推动其面向“一带一路”全面布局。二是“线”上产业链融合。聚焦航空航天、海工装备、电气装备、电子信息、钢铁行业、汽车行业、生物医疗、新兴产业等典型行业，以产业链为枢纽，推动制造业企业向“一带一路”两端延伸。三是“面”上聚集融合。推动工业园区、开发区、境外工业园向“制造+服务”综合园区转型升级。四是“体”上构建产业生态体系。重点构建以国内和“一带一路”城市群为核心的产业创新协同发展体系，打造跨行业、跨专业、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以更高质量、更优质服务、更具竞争力的市场价格，全力扩张、构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形成中国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的凝聚力、统一性和不可割裂性。

2.解决中国企业收购困境，建立国家对等并购清单制度

发布外国企业投资中国白皮书和中国进口白皮书。如到2018年，德国在华总投资已超过800亿欧元，大众汽车近一半营收在中国，中国在德总投资仅110亿欧元，占其在华总投资八分之一略多。2018年，中德贸易额已达近2000亿欧元，约150万中国游客到访德国，每周有约100个直航航班连接两国。这些都要积极宣传，扭转欧洲等国存在的“中国威胁论”“吃亏论”等，逐步消除其戒备心理。

（四）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实行可控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1.促进“铺天盖地”的民营中小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走出去”

国内生产要素资源稀缺，现有传统制造业存量很大、产能过剩，国内市场饱和、容量有限，要实现大规模转型升级并非一朝一夕。因此，将国内产能优势通过“走出去”进行国际产能合作，既实现国内资源腾笼换鸟，又促进“一带一路”新全球化沿线国家进步。

2.倡导、鼓励民营企业勇于开拓

继续通过自主搭建成熟的海外中国工业园区，以资本利用、国际产能合作、技术输出为手段，升级“走出去”模式，进一步布局全球，实行可控制的中小制造业企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非洲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梯度转移和发展。通过产地多元化、全球供应链管理等方式深刻改变一些民营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外贸出口方式向全球“卖卖卖”的单一经营模式，改变民营中小企业单一的国内资源配置方式，提升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真正与全球价值链融为一体，给所在国家带来就业岗位、税收和产业链拉动，推动“一带一路”新全球化走深走实，增强民营中小企业与所在国家民间深度融合。

3.倡导竞合发展，减少行业内部特别是民营企业恶争残杀

现代企业竞争并不只是单点竞争，而是价值链上多点竞争，包括原材料供应、生产制造、服务等多个环节。必须通过海外中国商会和驻外使领馆商务处的协调，阻止同行业民营企业的残杀性恶性竞争，促进行业企业在各个环节的竞争中，认知各自的长处和短板，促进各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上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共享对方优势、节省整体成本，锻造民营企业自身核心竞争力和促进行业整体共进。

4.加快装备制造业“走出去”

扫清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的四大障碍：要引导、推动装备制造企业整合相关资源，增强国际竞争力;实施更大力度减税降费，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加大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支持，提升核心竞争力;对装备制造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涉及项目许可、事前备案等程序予以精简，提高办事效率。

5.加快要素市场开放

加快土地、能源、金融、债券、劳动力、人才、技术创新、数据资源等要素市场的开放整合，落实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构建与国际接轨的法治化、全球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一带一路”新全球化是国际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走出去”的重要方向，有助于企业转型升级，有助于抵御美欧技术封锁，为中国装备“走出去”高质量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民营企业是参与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走出去”的生力军，要坚持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层面的统筹，形成央企带头、民企跟进的立体化国际合作，深耕全球市场。

（五）加强金融合作，完善资金支持体系

1.深化金融合作和创新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五通”之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充足的资金。中国金融系统要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深化金融合作和创新，构建与中国主导的新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型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以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的深化改革作为高水平金融开放的工作重点，进一步完善多元、包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推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结合，推动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迅速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经济區域一体化之中。

2.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化原则相结合，解决投资资金缺口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加大力度搭建人民币双向投资商务平台;团结“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项目各参与方形成合力，通过合作加快形成信息透明、规则完备、公平竞争、政企协同的市场机制，发展普惠金融，完善金融服务网络;创新投资和融资模式，建设多元化融资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如，中国银行加大批次推出“一带一路”主题债券，包含多种计价货币，募集资金;又如中国工商银行加大全球网点建设，加大力度支持“走出去”;并要使民间资本有更多参与感、安全感、归属感和依靠感。一方面帮助其寻找与国际资本合作的机会，通过多双边合作平台与“一带一路”国家开展联合融资，推广股权投资，开展PPP、BOT等多种合作共建模式;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带动作用，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员长期资本及民间资本参与，吸引民营企业参与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分享红利。

（六）加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目标

1.大力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点对点”本币结算

加固壮大CIPS系统，扩大所在国货币与人民币在双边贸易中的使用，同时确保全球市场动荡中向交易提供顺畅金融服务，双方经营实体在商品、劳务及直接投资的结算及支付时，按国际通行做法以及两国外汇法规，使用所在国和中国货币交割清算。推动本币和其他货币的跨国结算，逐步深化在国家银行支付系统领域的合作，在双方法律框架内支持商业银行独立做出加入对方国家支付系统的决定。

2.稳妥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加强专业操作，加强风险管控

稳妥有序推动资本和金融账户开放，提升金融标准和国际化水平，同时要收紧监管，要对本土金融市场采取可控适度的外资政策和保护措施，坚决维护经济主权。大中型商业银行要组建综合性金融集团，发挥集团优势，以中资企业“走出去”所涉及的主要国家和地区等为重要目标市场，加快银行海外机构网络覆盖，积极稳妥开展业务。银行业要积极参与人民币跨境业务和离岸市场发展，实现离岸人民币产品涵盖批发、零售、投行和财富管理等多个领域，拓展活跃有序的人民币离岸资金交易市场，完善大宗商品人民币定价机制。要加强风险管控，要高度重视“一带一路”综合经营的跨境、跨界、跨业风险，健全覆盖所有境外机构与业务的并表管理框架，加强与境外机构和业务有关的战略风险、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合规风险、国别风险等全面风险管理。

3.大力调整美元储备策略和降低美元结算

人民幣国际化丰富全球贸易货币结算方式，促进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化，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补充和完善，可规避美元霸权以及毫不讲理的所谓“制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国家资源能源供需关系，以点带面，推进建立区域性、多方性人民币结算、本币兑换，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国际化力度，减少对美元支付系统依赖。中国主导的第四轮全球化不能继续再受制于美元交易结算的任性盘剥及宽松稀释。

4.发挥数字技术和新商业模式领先的地位能力

中国央行具有得天独厚的监管能力，通过发行数字货币和运用数字支付手段，强化我国主导新商业模式及数字结算。数字货币首先在非洲、拉美和亚洲流通，向欧洲及全世界不可阻挡地推进，同时推广运用以民营企业阿里巴巴、腾讯为骨干的线上支付的信贷方式，使新模式、新业态为全球价值链注入不可动摇和割弃不了的新特质。

5.将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

金融科技领域是我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已经占据先发优势的少数领域之一。以阿里巴巴、腾讯为引领的金融科技在跨境供给链整合、贸易风险管理、运输模式多样化、贸易产品升级、数字化处理等方面具有惠及“一带一路”沿线及世界贸易发展的强大优势。要毫不犹豫地将民营企业为主力的金融科技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力为其开拓更宽广更深透的金融科技全球化创造条件。

（七）加强对民营中小企业的支持和服务

1.加强产业扶持，积极支持民营企业拓展跨境产业链

要鼓励、引导企业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聚焦主业，并掌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远期发展规划，制定民营企业切实可行、借力共赢的“走出去”发展战略，灵活运用绿地投资、并购参股等方式，在海外布局生产基地，建立营销供应网络;要鼓励中小民营企业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依托、进驻境外工业园区，多打组合拳，将装备、技术、管理、标准和资本尽可能地多打包，与合作对象深度整合、结成共商共建共赢共同体;要提高企业“走出去”的组织化程度，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国有企业实力雄厚、外资企业渠道广泛的特色优势，鼓励积极探索组建以混合所有制为特征的境外投资实体;要强化政府引导和支持服务，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加快完善风险评估、防范和应急处置体制机制，切实维护“走出去”企业的合法权益。

2.创新金融服务，鼓励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发展

要强化金融制度安排的全面性和统筹性，应统筹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发展、金融市场培育、金融服务提供和金融监管等各领域，推进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立体化布局，引导形成银行、证券、保险、评级机构等各业态错位发展、有序拓展、相互借力的网络化布局。要鼓励金融机构提供针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产品组合和专业化服务，积极探索在境外园区开展“外保外贷”“外保内贷”试点，为企业境外投资合作提供以信贷为主体，投资租赁、贸易金融、信息咨询等业务为补充的多元化融资支持;要加快建立完善境外资产评估和交易体系，有效盘活企业境外资产，为广大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切实、可操作的融资政策支持;要积极探索人民币和所在国的本币结算，有效规避美元霸权和被割韭菜，对本币结算给予金融资本进出的通关便利化。要对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给予较详尽的针对性强的金融政策指导，可以参考工业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尽快出台企业境外投资利润流转回国内的所得税免征政策，避免双重缴税，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3.加强全面服务，积极提供政策、法律、外事、保险和安保等方面的服务和帮助

要根据国际政治经济时事变化，及时进行境外政治经济走势的解读，鼓励民营企业从各级政府“走出去”的政策和措施中寻找适合自己的机遇点、国际化发展方向并及时避开风险点。要针对民营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法律及文化习俗的较多盲点，通过持续举办国际化发展涉及的经济、法律、财务、合同管理等多个领域的专题培训，提供商务谈判、国际税务、国际融资、跨境并购等实用型跨国经营人才培训、境外安全风险防范实务型培训和普及相关历史文化知识和风俗人情常识培训。要加强风险管理制度建设，完善国际业务风险管控体系，紧抓全流程风险防控，制定国别风险综合管理方案，强化项目运营风险、法律风险和合规风险管理。要加强国别法律风险识别、预警和防控，提高风险化解的主动性、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及时性。要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小语种的语言问题，组织相关大学或企业大学，进行针对性强的系统语言培训，为企业生产第一线及时输送应用型人才。

责任编辑：龚万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