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李鸿藻丁忧始末研究

沈玉雪

摘要：同治五年（1866年），都察院左都御史李鸿藻的嗣母病逝，朝廷因政治军事等原因，令其移情作忠。李鸿藻多次恳请终制，请求回藉守孝，最终连疏称疾，才得以赐告。此时李鸿藻作为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御史，地位尊崇职分重要，三年丁忧必然对时局产生很大影响。本文从政治与礼义角度，对这一重要事件进行梳理，希望有助于晚清史的研究。

关键词：李鸿藻;丁忧;移情作忠;孝道

李鸿藻（1820-1897年），字兰荪，亦作兰孙，直隶高阳人。咸丰二年进士，成为翰林院庶吉士。十一年，进京教授大阿哥读书，穆宗登基后成为帝师。同治四年，入值军机处。其为人清高廉洁、正气凛然，做事深明大义，心怀家国，是朝廷的肱股之臣。同治五年，坚守礼义，为母丁忧守制。此时距他成为军机大臣不足一年，正处于仕途鼎盛时期，为何他要急流勇退，守孝三年？

一、丁忧事件

同治五年五月，李鸿藻的嗣母姚太夫人患疾，七月逝世。按照清朝的礼制，李鸿藻需要开缺守丧，时间为27个月。但李鸿藻身为帝师兼都察院御史，地位尊崇，职分重要，故两宫皇太后下旨令其夺情：“皇太后懿旨，援雍正、乾隆年大臣孙家淦等故事令鸿藻开缺守孝，百日后仍授读，兼参机务。”[1]也就是准其居丧三个月，三个月过后继续为皇帝授读，并且参与军机政务的处理。并且下旨：“御赐治丧费银二千两，赐祭一坛”以示眷怀，可见朝廷对李鸿藻可谓恩眷有加。但李鸿藻却以“追惟罔极，惨烈五中，今已不能尽子职于生前，而并不能持丧服于身后.......夫以不可为人不可为子之人，岂能匡辅典学”[2]坚决请辞。“亲死而不奔”的夺情本就违背纲常伦理，况且他身为帝师，更应严守礼制。因此李鸿藻多次恳请终制，朝廷也数次挽留。不久皇太后再次下旨：“李鸿藻惟当恪遵前旨......前旨有令，遇朝会不必与列，尚不足以示恤。李鸿藻著遵照雍正年间世宗皇帝谕旨，二十七月内不穿朝服，不与朝会筵席，遇有祭祀典礼咸集之处，均勿庸与列。”三年期间里不仅不用参加朝会，还可以不穿朝服，不参加朝会筵席，祭祀典礼，这足以看出朝廷对李鸿藻的优厚待遇。但十月十六日，百日期满后，李鸿藻称病不入旨，表明了自己堅决守制的态度。随后，两宫皇太后加恩准其调理，直到同治七年李鸿藻重新起复，才开始入值中枢。

二、夺情缘由

李鸿藻其人禀赋聪颖、博古通今，自咸丰十年成为载淳的授读师傅以来一直尽职尽责，勤勉善诱，深受两宫皇太后的赏识。七月初九，在接到李鸿藻要回籍守制的上疏后，两宫皇太后即刻懿旨：“皇帝春秋鼎盛，缉熙典学，功修正笃，李鸿藻谆谆纳诲，皇帝乐成，诚不可或离左右。”同为帝师的还有翁心存、倭仁、徐桐等大学问家，由此可见李鸿藻以其博学最受皇帝太后尊重。据同僚翁同龢日记记载：“李兰荪侧读遂勤，非他人所能及。兰荪至诚悱恻，其口才亦非吾所及。”“兰荪于书房最吃重，今以忧去，益难措手矣。”[3]皇帝冲龄，李鸿藻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多年的授读教诲使皇帝产生很大的依赖。皇帝的学业教育问题是朝廷让其夺情的原因之一。

此外，晚清朝局动荡，各地农民起义不断。《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中记载：“捻败僧格林沁于鲁山。”同治四年，捻军在山东曹县埋伏，全歼僧格林沁所部，一时之间朝野震动，朝中人心浮动。五年，捻军势如破竹，突破鲁河防线，曾国藩因围剿不力被撤免钦差大臣。此时朝廷正当用人之际，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朝廷肯定不会让李鸿藻离职丁忧。十月皇太后懿旨：“李鸿藻受恩至重，与国家有休戚相关之谊，当此圣学日新，军务方及，该侍郎岂能恝然于怀？著即于百日后，仍遵前旨，照常入值弘德殿、军机处，以副重任。”李鸿藻丁忧是同治年间的一件大事，作为军机重臣，李鸿藻的各种作为都与国家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军机大臣曹毓英病逝。二十九日，朝廷下旨：“命公（鸿藻）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又命胡家玉（小渠）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李鸿藻是在曹毓英病逝之后才入值军机，如果李鸿藻要丁忧守制，那么应由胡家玉接替入值。然而在该年九月，“湖北巡抚曾国荃因与湖广总督官文不协，上疏弹劾官文贪庸骄蹇，并牵及官文曾以官银馈送胡家玉程仪一事。由于事态扩大，也许此时上头已有将胡家玉逐出军机之意。”[4]这也是朝廷要求李鸿藻移情作忠的重要原因，之后李鸿藻为能顺利丁忧，向朝廷保举了两人。

三、坚决守制

李鸿藻出自官僚家庭，其祖父李殿图，官至闽浙总督。他从小接受儒家礼制教养，崇尚理学，坚持百善孝为先，深谙《孝经》中“夫惟孝者，必贵于忠。忠苟不行，所率犹非道。是以忠不及之而失其守，匪惟危身，辱其亲也。”[5]所以他在请辞的上疏中写道：“经典所言，不外伦常礼义，若今为自蹈愆尤，言与行戾，则......又将何以置辞？”最后在朝廷坚持让他移情作忠，且百日期满的情况下，他甘冒风险，称病不出。时人评价他“清流之盛，李文正公鸿藻实主之。”[6]李鸿藻严守忠孝大节，坚持回籍守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儒学礼制，树立了清流的形象。

近代中国在枪炮的威逼下被迫打开国门，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学与西学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李鸿藻作为清流首领被划为了守旧派，这主要因为他深受传统封建教育，对孔孟之道深信不疑。加之受“天朝上国”观念的影响，不愿意接受外来事物。这主要表现在他反对西学，反对洋务运动。李鸿章曾说过：“高阳（李鸿藻）秉笔，洋务甚为隔膜。”[7]六七十年代，正处于洋务运动的盛行阶段，但同时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端也开始暴露。例如，洋务运动的官僚腐败现象，以及收效不理想等。于是以李鸿藻为首的清流常常抨击这些弊端，“自咸丰以来，无年不办洋务，无日不讲自强”，结果却是“事阅三朝，积弱如故”[8]。但他并不仇视清流派的士大夫兴办强兵富国的实业，比如张之洞建设海防、兵工厂等。李鸿藻拒绝接受新事物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与维新派政见上的不同。所以说李鸿藻在此时提出守孝三年，也表明了自己对待洋务的态度，与朝中的党争有很大关系。

结语：李鸿藻信守程朱理学，在个人守礼方面十分自律，其人“性至孝，为学守程朱，务实践，不苟言笑，持躬勤，有若寒素，与倭仁最善，以道义相切。”李鸿藻为官清廉，官至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死后获谥文正，是清代文官的最高谥号，由此可见其一生道德文章，成为时人楷模。

参考文献：

[1]赵尔巽.清史稿·李鸿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4.

[2]李宗侗，刘凤翰.清李文正公鸿藻年谱[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1.149-150.

[3]翁同龢.翁同龢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234-235.

[4]陆德富.同治年李鸿藻丁忧诸事补证——一通李鸿藻未刊书札考释[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05）：119-124.

[5]孔子.孝经[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89-91.

[6]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42.

[7]戴逸等.李鸿章全集·朋僚函稿[M]，海南，海南出版社，1997.233.

[8] 苑书义，孙华峰，李秉新.张之洞全集[M]，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