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术后患者焦虑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贾辛婕 王晴 李琳 王淼 何欣 王艳丽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国家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天津市“肿瘤防治”重点实验室天津市恶性肿瘤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乳腺癌防治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天津300060）

乳腺癌是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 每年新增病例约有138 万，死亡病例约为40 万[1]，发病年龄呈现出年轻化趋势[2]。年龄≤40 岁定为年轻乳腺癌发病年龄的临界值[3]。 欧美地区年轻乳腺癌约占同期新发病例的7%～8%[4]， 而亚洲地区年轻乳腺癌相对比例较高约占10%[5]。 年龄是乳腺癌患者生存的独立预测因素[6]，≤40 岁的患者恶性度高、预后更差[7]，死亡风险较＞40 岁者高约2 倍多[8]。研究还发现，无生育史比有生育史患者发病率高[9]，更具侵袭性。 年轻乳腺癌患者普遍接受手术、放化疗及内分泌等综合治疗，治疗可引发恶心、呕吐、疲乏、脱发及停经、不孕、淋巴水肿等并发症。 另外，她们可能还要面临恋爱、家庭婚姻、生育及哺乳等问题[10]，会出现恐慌、自卑、焦虑、抑郁、自我形象紊乱以及社交障碍等问题[11-14]，严重影响未婚未育年轻乳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 因此，本次研究旨在探讨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的焦虑抑郁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 为临床提供数据支持，以期更好的服务于该人群患者。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用目的取样，选择2018 年12 月至2019 年10 月于我院乳腺科门诊复查及在日间病房治疗的乳腺癌术后患者。 纳入标准：未婚、未育、女性乳腺癌术后患者；年龄≤40 岁；文化程度小学以上；无言语交流及读写障碍；知情同意配合调查。 排除标准：乳腺癌复发或肿瘤远处转移者；有精神病史；有意识障碍或认知障碍患者。

1.2 研究方法

1.2.1 研究工具

1.2.1.1 一般资料调查表 基于文献回顾并根据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制定一般资料调查表， 内容包括：年龄、术后时间、病程分期、手术方式、放化疗情况等。

1.2.1.2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SCSQ） 问卷由解亚宁[15]编制，包括积极和消极应对方式 2 个维度， 共 20 个条目，1～12 条目为积极应对，13～20 条目为消极应对， 各条目采用4 级评分，分别计0～3 分。 以两个维度的总分作为统计指标。 该量表的重测相关系数为0.89， 全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0；积极应对量表、消极应对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9、0.78。

1.2.1.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sle，SSRS) 量表是肖水源[16]于 1986 年编制，1990年进行修订。用于测评个体的社会支持情况。该量表包括客观支持、 主观支持、 对支持的利用度3 个维度，10 个条目。条目 1～4 及 8～10 采用 4 级评分，分别计 1～4 分； 条目 5 分为 A、B、C、D 4 项， 计分为 1～4分，总分为4 项之和；条目6、7，如回答无任何来源则计0 分，回答有几个来源计几分。 其总分为10 个条目计分之和，分值越高，社会支持越高。3 个维度可以解释总体方差的55.84%， 分量表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62～0.664， 总量表及 3 个分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 0.896、0.849、0.825、0.833，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1.4 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 由 Zigmond 等[17]编制，用于测量患者焦虑和抑郁状态， 是测评患者情绪障碍的可靠工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量表包括焦虑亚量表[HAD（a）]和抑郁亚量表[HAD（d）]，各有 7 个条目，采用 4 级计分法，分别计 1～4 分。总分≥8 分为焦虑、抑郁阳性。 焦虑亚量表的重测信度为 0.92，抑郁亚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84，具有良好的信度。

1.2.2 资料收集方法 严格执行纳排标准筛选研究对象，向患者解释研究的意义、目的及方法等，取得知情同意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做出保密承诺。 问卷由调查员发放并收集， 选择适宜场所和合适时间让患者自行填写， 应用统一的指导语， 不记名填写，20 min内独立完成，当场检查，如有空缺及时填补，核对无误后收回，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40 份，其中有效问卷135 份，有效率为96.4%。

1.2.3 统计学方法 对问卷进行编号以双录入方式验证无误输机， 使用SPSS 2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分析、独立样本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及多因素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等，P＜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术后患者焦虑抑郁现状 本研究135 例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术后患者焦虑、抑郁及焦虑抑郁共病发生率情况见表1。

表1 患者焦虑抑郁发生情况（n=135）

2.2 不同特征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术后患者焦虑抑郁情况比较 结果显示：患者年龄、既往史及家族史、手术方式、是否化疗等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家庭居住地、 是否淋巴结清扫等差异无统计学。 见表 2。

2.3 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术后患者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本组患者积极应对得分（2.11±0.42）分，消极应对得分（1.58±0.53）分；客观支持得分（9.18±3.47）分，主观支持得分（21.41±4.54）分，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7.32±2.05）分，社会支持总分（37.53±8.21）分。

2.4 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术后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 为探讨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以焦虑抑郁（焦虑、抑郁得分均为≥8）作为因变量， 一般资料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因素以及积极应对方式、 消极应对方式和社会支持总分作为自变量，依次进入回归方程，采用向后逐步法进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自变量赋值情况见表3。 结果显示：家庭人均月收入、职业、化疗情况、社会支持及积极应对是焦虑抑郁发生的影响因素 （P＜0.05）。 见表 4。

表2 不同特征患者焦虑抑郁情况比较（n=135）

3 讨论

3.1 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现况 本研究结果显示， 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为45.2%，说明近半数的患者均有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体验，其发生率高于Gold 等[18]的研究结论。 这可能因为本组患者均为未婚未育年轻女性患者，她们正处于人生的黄金阶段，既要承受乳腺癌疾病的打击及治疗所引发的毒副作用， 还要面对缺失乳房所致的自我形象改变所致的心理重击[19]，使正处在事业上升期的她们不知如何面对今后可能的恋爱、家庭婚姻、怀孕及哺乳等问题，致使她们感到十分恐慌与沮丧，人生目标受到严重冲击，焦虑抑郁发生率高。 因此，作为临床医务工作人员应注意给予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心理支持， 尽可能多的提供情感和信息支持，使其得到心理慰藉，并感知到心有所依。 我国约有26%年轻的乳腺癌术后患者有生育需求，越年轻其意愿越强烈[20]。研究表明，妊娠可降低患者死亡风险率[21]，病后未怀孕比怀孕的患者复发率高。 因此，可根据患者不同的实际情况满足其合理需求，联合乳腺外科、内科、放射科、妇科及护理专家联合制定治疗方案，保护生育功能，帮助她们应对今后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生育等需求问题， 以缓解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水平。

表3 自变量赋值情况

表4 影响患者焦虑抑郁Logistic 多因素分析

3.2 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

3.2.1 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一般资料情况对焦虑抑郁现状的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 家庭人均月收入是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的显著预测因子， 家庭人均月收入越低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就越高。与Zafar 等[22]的研究结论一致。虽然目前已将多种化疗药及靶向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但对于家庭低收入人群仍存在着经济负担， 影响患者的治疗决策，可能无法满足全方位的治疗与康复，会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使其生命意义感降低[23]。因此，迫切需要得到社会的重视及实际的支持，以期降低患者焦虑抑郁水平，提升其生命质量。

研究发现， 无职业的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相对较高，是显著预测因子。 在文献检索中未发现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与其职业的相关性。 但Ford[24]研究发现，职业压力大与焦虑抑郁呈正相关。 这可能是因为无职业患者相对个人经济收入低，缺乏同事支持，本组患者同时还缺乏配偶支持。 因此，应鼓励患者尽可能多的寻求外界帮助，提供更多的社会团体活动，投入到集体怀抱，增加患者归属感。 给予并指导患者应对负性情绪的方法，如芳香疗法、冥想、适度的运动锻炼瑜伽及音乐治疗等[25-27]。 以期降低患者焦虑、抑郁程度，提高其生活质量。

本研究结果显示， 接受多次化疗的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相对较高， 是患者焦虑抑郁的显著预测因子。这与张飞艳等[28]的研究结论一致。 一方面，焦虑、抑郁情绪可能加剧化疗毒副反应，而这些毒副反应反过来也可致使患者焦虑、抑郁程度加重；另一方面，焦虑、抑郁可影响机体内环境，内分泌代谢紊乱，易导致乳腺癌复发转移，甚至死亡[29]。 因此，更应加强化疗期间特别是多次化疗的未婚未育年轻乳腺癌患者的心理疏导， 为她们提供持续性居家护理服务和社会团体支持， 教会她们应对副反应策略，帮助她们走出生活困境，使其心有所依，重建希望与信心，降低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提高其生活质量。

3.2.2 积极应对方式是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的显著预测因子 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积极应对方式是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的显著预测因子，这与王晴等[30]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患者所采取的积极应对方式可影响其焦虑抑郁水平，对患者的心理健康起着积极的调节作用。 不同的应对方式对疾病的康复及预后产生不同的效果，所采取积极应对方式越多， 患者就越能坦然接受疾病，勇于战胜困难，化解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体验，使其对未来生活和治疗充满阳光与希望[31]，从患病的体验中挖掘出积极的力量，坚定生活信念，真心感知生活的意义，树立崭新的生活目标。 因此，作为医护人员应鼓励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多采取积极应对方式，以积极乐观的态度应对疾病，帮助并教会她们主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会自我调节不良情绪，乐观的处理各种生活事宜，积极投入各项健康相关活动，以期降低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

3.2.3 社会支持是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的显著预测因子 本研究多元回归分析显示，社会支持是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的显著预测因子，这与王晴等[30]的研究结论一致。 社会支持可影响患者焦虑、 抑郁状况， 缓解其负性情绪，对患者的心理健康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 社会支持度越高， 患者应对不良事件承受力就会越强。 因此，工作中注意给予患者照护支持，因医务人员的专业支持是患者社会支持中最重要的来源， 应根据患者不同的个性特征及需求提供各种医疗性支持与帮助[32-36]，选择适宜的心理调节方式，战胜负性情绪，建立正性健康行为[37]，让患者感受美好的生活意义。 帮助她们搭建病友间的同伴式友好关系[38]，建立新的人际关系网络，彼此相互交流，分享经验，使之建立归属感和激励感。 还可帮助搭建来自亲戚、朋友、邻里及同事的支持[39]，以增加其社会资源，分享恐惧心理以及对未来的担忧，使之负性情绪得到倾诉与释怀。降低焦虑抑郁发生率。

4 小结

研究结果显示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较高，且受多种混杂因素影响。 应加强对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患者焦虑抑郁情况的筛查，特别是关注对经济状况差、无职业、接受多次化疗、 社会支持低及消极应对的未婚未育年轻女性乳腺癌术后患者的护理干预。 全面了解患者的个性特征和心理感受、需求与愿望、社会适应能力、家庭支持情况等， 为患者制定并实施个体化的护理干预措施，减少患者心身痛苦，降低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率，进而提高其生活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