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非虚构与艺术
——摄影师读书笔记

陈荣辉

前段时间看了项飚和吴琦的对谈录，书名叫做《把自己作为方法》。对谈的内容涉及到了三个我一直比较感兴趣的领域人类学、非虚构与艺术。我把对谈中一些有趣的内容进行了摘录，加上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从大体上来说，我觉得项飚的观点和我们做艺术创作是基本一致的，艺术创作也是从自己出发，从个人经验中提炼出问题，艺术很自我，但是从不代表不关心他人和社会。了解外部的世界，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艺术家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通过艺术创作，提供那些独特的观点和创作。

当然，也因为我在做艺术之前从事了多年的新闻媒体工作，我和非虚构写作的距离比较近。虽然我是摄影记者出身，但是我主要时间都是做专题摄影记者。特别是在澎湃新闻的时候，当时的视觉总监常河老师要求专题摄影记者是独立拍摄照片和独立写稿件。我曾经写过8000 多字的特稿，虽然过程非常痛苦，但是也趁此机会不断学习非虚构写作。不过，对于非虚构写作我算不上专家，只能算是资深的爱好者。上海译文出版的关于非虚构的文集我基本都收集了，当然还有之前的何伟写的关于中国三部曲。我之前因为做艺术创作，还阅读了一些英文的非虚构原版书，比如著名的《汤姆斯河》。当然了，入门的那些《巴黎烧了吗》《被仰望与被遗忘的》都看过好几遍，甚至当我到了巴黎和纽约，我都试着去对照文本里面的内容去核实一些有趣的细节。非虚构写作对于细节的追求对我在摄影上的启发还是蛮大。

再说到人类学，其实人类学很早的时候就和视觉艺术紧密相连了。早期的配图、插画等等，视觉内容帮助人类学家做了很多基础工作。到了当代艺术领域，大量的艺术创作是和人类学相结合的。以至于现在视觉人类学都成为了一门热门学科，很多我熟悉的艺术家出国想要学习的第一选择基本都是希望可以学习人类学。在艺术摄影领域，也有像泰伦·西蒙这样的毕业于布朗大学的人类学家转行成为了当下最炙手可热的艺术家。不过，现在艺术圈也在反省，艺术家的人类学仿佛更多是一种文化装饰，没有太多的真材实料。很多艺术家把自己的采风之旅换个说法变成了人类学考察，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如果下次有机会和项飚老师聊天，还是蛮想从艺术家的角度出发，和他做些思想上的碰撞，应该会蛮有意思的。当然，同样作为浙江人，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了很多生意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的三舅舅深刻影响了他。我做生意的舅舅也深刻的影响了我。

下面是一些读书笔记，并非按照原本书籍的顺序进行完整摘录，进行了删减。大家如果喜欢，记得去购买完整版书籍。

1.国际流动中的“太平洋悖论”

90 年代后期，特别是2000 年以后，很多人出国以后向左转，变成普遍的现象。我开始考虑留学的现象，以及它在社会生活、个人的知识掌握、信息来源、流动行为上的影响。什么叫做“太平洋悖论”呢？中美关系实际上空前紧密，但政治上的意识形态又是空前断裂。今天更明显，很多年轻人去了美国留学，不觉得美国代表任何终极价值，反而觉得中国制度很好，但是一心要待在美国，成天就是摇号，一年摇三次，想拿到绿卡。我们当年看《河殇》，奔向太平洋就是奔向未来，我们就觉得知识分子一定会西化，特别是在留学过程中，但是今天突然逆转过来了。我们觉得通过越来越多的紧密接触，对西方的理解会更深，更知道它的道理，会产生出亲密性……这个悖论和在地的公共性被掏空也有关。国家成为唯一一个集体想象的单位，在国家之外，班级、大院都没了，只剩下个人和世界。突然出了一个时间，需要一个集体作为自我认同的依托时，就只能奔向国家。当然国家也提供很多话语，让你奔向它可以奔得很自然，这就是所谓新的民族主义。

2.非虚构的真实与诚实

“真实”和“诚实”里面有三层东西，一个是“真”，一个是“诚”，一个是“实”。咬文嚼字有时候能够帮助我们思考一些东西，比如说“真”和“实”、“假”和“虚”，原来我们主要是“虚”，不是假。因为要说假话，前提是知道真实是什么，才有明确的假话，但原来也不知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大家都稀里糊涂这么说，这个是“虚”…… 大家感受到的民粹主义，现在真的成了一个全球现象，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诚”和“真”之间的断裂。给特朗普投票的人，很多都是老实人，怎么办呢？作为学者，我想到的是大家的思考工具和表达工具不够多样。中产阶段的政治正确、普世价值几乎垄断了公共表达，成了“真”的唯一表达方式。现在大家从“诚”做起，慢慢用诚实的方式开始书写自己的经历，写多了，那些靠近真的会留下来，那些抬杠的诚实可能就过去了，然后慢慢把诚实的感受和大的事情结合起来看。

3.乡绅作为一种方法

我讲的是一种个人的“气质”，一种思考方式。是先愤怒还是先好奇？是尽量温和甚至用淡淡的幽默感把事情描述清楚，还是直接去判断……

乡土可以不单指农村，任何地方都会有比较愿意观察、愿意记录的人，这批人就是乡土的思考者和观察者。但从道理上来讲，我们还是要慢慢迈向政党制度，以这种专业的团体的方式来组织社会生活，而不是靠乡绅所维护的道德秩序和帝国秩序。

4.自我证明和自我期待

现在世界的问题这么多，中国当然要努力走出不一样的路，但现在主流的心态，不是说要走不一样的路，而是要取而代之，要当老大，很多基本的想法和美国费城相似，我觉得这个和共同理想的丧失都有关系……

而自我证明这个概念是个悖论。要证明自己其实也就是没有自己，意思是说，要通过一些预设的原则和标准、别人的逻辑和流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其实是取悦别人，把自己搞没有了。对个人来讲，就是要求一份认可，这个是我们在教育上的教训，都太深刻了，包括我自己。做事情是要活得光鲜，不是活得快乐。前提当然也是一种自卑。自我证明其实是很危险的。

5.大学应该寻找例外

我们讲的例外更是个人性的，大学自己不一定是例外，但大学允许、鼓励大家寻找例外。大学还是很温和的地方，不应该是一个愤怒的地方。在今天的情况下，在总体温和的情况下，每个个体去寻找例外，在没有共同敌人的情况下找出那个例外，可能更深刻。敌人是谁，敌人可能就是自己。所以要更深刻反思，反思对象是周边很亲密的人。

6.全球体系和地方性

从知识生产来说，地方怎么样进入全球，但又不被吃掉，这个确实很难……所以第一，要对所谓现存的国际性或者全球性有很强的警醒，这是人造的一个体系，真正的全球性只存在于无数的地方性之中。贝多芬是全世界的，但他首先是欧洲的，不是非洲的，不是拉美的。为什么欧洲的音乐家比非洲的音乐家更“全球”？这是个问题。

第二，也要把究竟什么是本土想清楚。我们碰到乌干达的朋友、苏格兰的朋友时，要了解他们的本土，同时又要建立一种共通性，这里就是要把握好层次的问题。我们之间究竟重合在哪里，在共同建立起来的东西里经过了哪些抽象化，提炼了哪些，删除了哪些特殊性，要把这个过程想得很清楚。所以地方性和全球性都不是真实的，都是人为的。

7.中心和边缘

中国很复杂， 但中国的中心任务往往是消解这些复杂性，把它简单化、统一化，因为它怕这个复杂。但是新加坡这样的小地方，政治上当然要统一，但文化上要生存，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强调多样性。

新加坡不可能有一个确定的自我，因为它的自我总是被别人所定义，所以要时刻观察全球的、地区的局势，让新加坡成为一个重要的中介国家……

新加坡这么小，但它有高度和智慧，不断去观察别人，把自己嵌入，因为总是怕自己被别人抛弃。而“大”就总是从自己出发，觉得别人不能定义我，我要定义别人，不是去观察，而是去定义，动不动就反对这个宣扬那个，智慧程度反而慢慢降低了。

8.on/about

英文有一个词很简单，叫做“about”（关于）。我指导学生的时候也跟他们说，你一定要清楚这个研究是about 什么。做农民工研究或者做大学生研究，这个是“on”，是另外一回事，真正的about 是一种问题意识，是关于劳工关系、关于空间布局的权力，还是关于性别关系，这个一定要拎出来。不把这个拎出来，别人不知道你要往哪里说，交流的效果就不太好。

9.写作关怀和技术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怎样把这个关怀做出来，技术性问题很重要，这个不是互斥的。我觉得80 年代的负遗产之一，就是关怀无限，但技术跟西方差距还是很大，我自己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对技术这方面确实不太重视，而且总觉得技术是中性的、无趣的，如果你有关怀的话，自然会出活。其实不是这样的，技术很重要，正因为要真正落实你的关怀，要确实去做，这也是文化生产的落地性。乡绅解决这个问题会比较自然，因为他的兴趣、他的关怀是从那个“地”里面长出来的。

10.图景和事物之间的联系

“图景”这个概念很重要，“理论”在拉丁文里就是“图景”的意思，给出一个理论， 就是给出一个世界的图景。我写过一篇文章叫《作为图景的理论》，意思是说理论其实不是给出判断，而是给世界一个精准的图景，同时在背后透出未来可能的图景。早期的社会主义艺术也是这样，画这个图并不是机械地反映世界，而是要精确地反映世界。什么叫做真正的精确？真正的精确就是你要把握住它内在的未来方向。机械和精准的差别是很大的，机械就是拍照，但精确是不仅抓住现在是什么，而且抓住它将会是什么、内在的矛盾是什么。所以“图景”就有两重意思，一是现在的概括，再一个是未来可能的走向。

看完项飚老师的这本访谈录，我觉得传递给我的一个核心理念还是关于critical thinking（不是很想翻译成批判性思考，容易误解成单纯批评）。当我们在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不管是艺术创作，还是写非虚构的文本，还是做人类学研究，首先要有一个问题意识，而且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的关于什么，还是指向什么。也就是上篇访谈里说的不是on，而是about。接下来，就是我们如何把自己放到这个问题里，如何把自己作为一种方法。

从艺术创作来说，其实比较好理解，或者说比较自然。我的出发点，我的着力点是比较清晰的。对当下的艺术创作来说，难点在于“我”如何到“更大的我”。而非虚构文本（纪实文学）和人类学研究的困难是反过来的，我（作者或者研究者）的角色是最容易缺失的，因为做项目或者写稿子的时候就是抱着“大我”的目的去的。我从摄影记者转做艺术家，当然没有那么玄乎，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最主要的区别主要还是出发点和思考模式的转变。而这样的转变我觉得和项飚老师在访谈里面说的其实是一致的。一个人如何思考自己，如何定位自己，不断追问我是谁。我们最大的敌人从来都是自己，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罢了。

我在上个学期的耶鲁艺术留学周记里面也分享过一篇文章，当时也引起了比较多的热议，大家可以回头再看下那篇关于耶鲁摄影系最核心的critique课程是如何展开的。耶鲁艺术留学周记8—国内摄影教育最稀缺的critique。其实每次critique，老师们都在问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经常拿来开玩笑的段子：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将要去哪里。我们需要很严肃地对待文本（文字），去思考这些基本的问题。

当然，项飚老师的有些观点有他自身的一些局限性，我觉得这个是不同时代的背景造就，也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我觉得某些局限性恰巧是艺术家或者研究者的真诚所在。我们终究要面对的是自己，对自己坦诚，承认自己的缺点，甚至试着用艺术的方式（学术的方式）去回应。

以下为摘录正文（有删减）

11.取悦他人还是自己fun

我们读书，理解人类社会的规律，都一定要和自己发生关系，否则搞艺术就是为了美，好像是一个服务工作，去取悦人。大家都要倒过来看，不要想着去取悦，想着自己怎么可以fun。

重要的是一定要回到人本身。80 年代我们讨论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点，现在这个问题就更重要了。我们这些年改革，在老百姓的生活里，其实是一个生命意义、生活意义转移的过程。读好书、考好学、找个好工作、家里给买房子，一直是将意义外化转移，到最后没有必要转移了，就是要回到人本身。国家也是这样，过去任何问题那首先是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了，好像其他都能解决。但你看现在的民族政策、内地和香港的关系、青年的问题，靠经济发展都解决不了，而且经济也不可能无限发展，不可能给每个人一架私人飞机随便开，所以越来越回到意义本身。

12.一惯性叙述

英国很晚才有中央集权，到现在中央集权也不是很强，到尽头也没有成文的宪法，但它又曾经是一个全球性的帝国——我的观察是他们好像没有觉得必须要有一个成型的历史叙述。它没有很好的历史叙述，但这个国家在实践中沉淀了很多原则，连贯性比较强。

中国有一点倒过来，中国在事实上的连贯性很弱，也有很多断裂，但每一个朝代都修前朝的历史，在历史书写上连贯性很强，所以就造就了很强的意识上的连贯性——我们是“中国人”，有“中国”那么一个段位。但在实际的生活逻辑上，其实有极大的分裂。

13.身份认同

我个人查找历史资源的时候，不太强调它某种必然的连贯性。历史和异族从某个方面来说，有点像一回事......

我出生在中国七八十年代一个南方中小城市，这是命，一定要百分百去拥抱它、嚼透它。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身份认同清晰。大家现在说的身份认同有另外一层意思，好像认同了一个东西，就要捍卫一套价值，要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要继承一定的文化气质，这个因果关系对我来说不存在。

遇到瓶颈，不一定是回到中国的命题，而是回到自己作为一个边缘者、回到我是谁的问题。想清楚究竟我能做什么，我跟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认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这个问题，都得搞清楚自己是谁，否则都会有这样的危机，除非完全盲目地被主流裹挟进去。

14.文化热与生活实践脱节

今天我们可能不值得找回80 年代的激情，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更加在地的、更加具体的反思，跟大众经验直接相关，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相关，跟对技术的理解相关。回到90 年代早期王元化说的“思想退出，学术兴起”，现在我们去看，所谓学术和思想，其实完全可以结合在一起，而且今天的思想必须要有学术调查、研究、缜密的思考......汪晖老师用的词是“姿态性”（gesture），当然他不光是指80 年代，而是说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姿态性很强。我觉得他这个描述是很精确的，我们确实很多人老是在摆姿态，讲不清楚事情，就给你一个论断。

15.有机知识分子

让自己更加有机化，不是说有一个普遍的原则，而是代表某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与历史形成，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做大的原则的判断，具体的事情需要原则判断，观察社会需要有机化，面对极端言行很烦，但是需要历史地看，这样的观点在曾经是不可想象，所以可以做话语分析，历史分析，在哪个人群，时空特点，这种观点真正代表的是什么，观点还是情绪，情绪必然是社会性的，有一点愤怒居高临下教育人，不够自信的一种心态，从而理解这些人的历史的和结构的因素，变成研究是有价值的，历史上很多是个人有了极端的观点，去解释建构的过程，如何别推到格局中。分析不喜欢的东西，对于自己能讲清楚的用更加实证的方式去讲清楚，心情会平静，对于学社会学而言是真正有意义的，能够帮助别人思考。推进社会进步，靠诚实的心态讲清楚，把具体的生活的讲清楚而不是站在宏大站在历史的未来呼吁。有机是我们需要的生存策略。

16.理解的学术

不一定是要把对方的心理机制像心理分析师一样写出来，主要是位置的问题，把他在这个社会位置讲清楚，把他所处的关系、所处的小世界描述清楚，大家自然就理解了。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就是主体间性。理解确实要建立在了解的基础上，了解就是实证调查。要真的懂你，聊一聊是不够的，因为我不知道你从哪里来的这些感觉，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的世界......

你看到一个人很狭隘、很凶残，甚至犯罪杀人，一种想法是说这个是坏人，是个恶魔，生来如此，本质如此；另一种想法是想：他怎么变成这样？是和小时候的什么经历、现在的审美生活境遇可能有关系？这样我们也就必然要想到社会的大环境，要去想他的内心活动，他怎么想怎么感觉的。这样的理解，显然不是说说认为狭隘、凶残就是可以接受的了。只有通过这样的理解，我们才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些社会病态：不能把人一棍子打死，要考虑如何沟通，否则对最烦就只有放纵和消灭两种态度了，没有教育改造一说了。同时，如果我们理解了，我们自然会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们是不是也在变得狭隘、变得不耐烦？

17.象征性的领导

不要去找象征性的领导......象征就是牢笼，奔向象征是奔向了文明，同时也奔向了牢笼。背后是一种非常野蛮的关系。领导权，包括中国在内，很多亚洲国家都有这个问题。作为召集、作为激发、作为鼓动、推着前进的领导，很快就会转化成象征，成为符号，就很容易被人所利用，符号就物化了，和金钱一样。所以一定要抵制物化、抵制符号化......

你看大学里面，确实领导在保护自己的下属，但也靠这个来获得资源，等于在体制和学者之间扮演了中间人......我们应该不期望领导者来保护我们，不期望体制来保护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能够行为这样的共同体，有自己的团结性。在中国，很多事情能不能撑下来，关键在于有没有这口气，如果你有这种小型的团结，有时候像牛皮糖一样，这样事情也就拖过去了，能做下去。不要期望有一个人帮你挡，有困难大家一起面对。这种小世界的形成，横向的自我保护，应该是一个目的。

18.知识分子

特别是今天，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之间的边界已经很模糊，你混饭吃我也是混饭吃，大家都一样，只是一个职业分工问题。在这个情况下，你在大学里面工作，当什么楷模？这个我可能讲得有点太激烈。我觉得大学生在大学里的任务，不是树立norms（模范），而是树立exception（例外），你不是范例而是例外。我们的社会需要例外，你要代表这个社会去做例外。

19.反叛

这个反叛精神，就是要有自觉性和自主性，就是要有自己的声音。整个社会学科就是学习培养主体性。主体性不是说“我很厉害”、“我很特殊”，完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我和世界是什么关系，我看到了什么，哪怕我的看法不对，但是应该把自己怎么想的搞清楚。

我们的老师上个学期在罢课。我和学生讨论应不应该支持老师的罢课......我告诉学生，他们不能仅仅是觉得老师们的原则是对的就支持罢工。他们要把自己和老师的关系、和老师所持的原则的关系想清楚。

（原文提到汉娜·阿伦特的文集《共和的危机》，大家可以详细阅读此书）

20.中国叙述

讲到中国叙述，从老百姓的感知上讲，他们觉得有必要讲中国叙述，而且我们也有故事、有材料、有自信、有底气讲这个中国叙述。然而我的意思是，说要把中国故事讲好，这种心理需求本身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一带一路”是一个中国故事？牵涉到那些巴基斯坦人、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怎么讲？这里很复杂。如果跟那些搞外交的人特别是做外经贸、搞工程的人聊，他们有时候是有苦说不出，因为他们是不想把“一带一路”都搞成中国故事的。那样一来，全球注意力都在你身上，认为你的投资都是有北京的战略性考虑在后面......把这些丰富多样的实践讲成一个故事，往往会造成别人没有必要的警惕。

所以中国叙述在我看来是一种比较狭隘的思路，它要靠一种制度框架来界定自我。你是中国人，出生在中国，成长在中国，这是事实，但是你看问题的时候，可以是一个母亲，是一个女儿，是一个六十岁退休的老师，这些都是看问题的视角。你去泰国旅游的时候，会关心他们退休生活的安排，去欧洲旅游的时候，跟欧洲的母亲建立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你们都是普通人，跟国家权力没有什么关系，对国家政策也不熟悉，为什么要用这个角度去看世界呢？一定要有中国叙述，其实可能是对自己生活的一种不自信，需要一个很大的帽子来戴，这样才会觉得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