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态：一个被忽视的历史唯物主义中间环节

杨明娇

摘   要：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文本中，社会心态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考察对象，不仅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还是社会有机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心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在文本中可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具体表征。

关键词： 社会心态   具体表征   中间环节   时代价值

对于该文本的研究，“社会心态”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论关切，不论是在社会有机体层面还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层面，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事实上，从“社会心态”切入，不难发现该文本中有大量的社会心态方面的具体性分析，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幅生动的阶级斗争的图画。可以想象，假如剥离出文本中社会心态层面的透视，这部历史剧将是多么空洞无力，又何以称其为滑稽剧？“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1]（580）。对这一核心问题的解答，马克思“呈现出复杂的政治论述与历史分析，展现出数个重要的思想命题，即唯物史观、结构与能动、领导权或霸权、国家权力与市民社会、历史传统与观念、社会变革与行动策略”[2]（12-19）。作为社会有机体的构成要素，“社会心态”本身就处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域中。本文从社会心态出发，对文本置于中观层面进行解读，彰显文本中的社会心态的因素。

一、社会心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马克思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的优先性，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决定和单向度的强调，在回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是怎样的呢？”这一问题的时候，马克思始终强调，生产力决定着生产关系的性质、产生和变革“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和我都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3]（61）。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一个丰富的体系，任何一个理论体系都是时代的产物，为了适应当时与唯心主义的斗争，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在反驳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作为原则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但是一旦关系到实际的应用时，情况就需要特殊处理。只是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心态并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社会心态包含在马克思的社会意识中。马克思并没有将社会心态和社会意识做进一步的区分。这个工作就在后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普列汉诺夫明确提出了社会心态的概念。普列诺汉夫把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段论述称为：“在一定程度上包涵了近代唯物主义的纲领的话。这就给人的生活提供了一个物质解释的维度。人的生活的主观方面，正是心理的方面，人的精神，人的感情和观念。”[4]（186）他还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把社会人的心理称之为他们的精神。”也就是说，社会心态可以表征为不同形式的传统、风俗、习惯、国民性、集体记忆或集体无意识，以及时代精神、社会价值观、社会氛围、舆论与时尚、社会共识甚或意识形态等[4]（189）。

普列汉诺将社会心态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做了界分。从宏观层面来讲，社会心态和思想体系都受制于社会存在，与物质层面相对比，都属于精神层面。然而，普列汉诺夫这里说的社会心态，主要指从日常生活领域出发，人们自发形成的、没有经过加工改造而处于原始状态的意识。如习惯、感觉、情感、情绪、动机、风尚等，都是人们对周围事物的一种直接的、朴素的感受。在日常生活领域中，人们受感性思维支配多于理性思维。思想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强调理性逻辑思维。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活动一般在经验、感觉范围内活动。在马克思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二分结构中，普列汉诺夫重新将社会意识划分出两个不同等级的阶段，社会心态处于低位，意识形态、思想体系处于高位。

社会心态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中间环节的地位。普列汉诺夫认为如果观察“人”，只是把他看作“客观”，漠视他的历史发展、他的社会实践，具体的人的活动，就等于把人降为“动物低界之一员”，从而把唯物主义弄成“枯燥的、灰暗的，悲惨的”，这也就是说把唯物主义弄成了“宿命论”[5]（747）。特别强调社会心态因素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中介环节的地位，提出“五项因素公式”，即将社会有机体分成“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态—思想体系”，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内容。在这里，他不仅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客观性，而且将马克思所概括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具体化为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心态和社会思想体系等基本因素，清晰地描绘了多层次的社会结构。一方面，这些基本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历史发展的有规律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这些不同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力量并不是平列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生产力。但是，在组成社会有机体的最底层的生产力和最高层的各种思想体系之间，存在一系列中间环节，生产力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特别是对思想体系的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这就说明，在社会发展中，“不能处处同‘經济纠缠”，也不能忽视“社会心态”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社会心态在文本中的具体表征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深刻评析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如前所述，社会心态在历史唯物主义处于中间环节的地位，那么，法国阶级斗争在造成了一种条件和时局之下，又怎样造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在当时大变革的时局下，社会心态具体是如何表征的？将文本置于新的理论框架之下，再对文本进行系统的梳理，主要有“传统观念”“恐怖记忆”“理想幻灭”“民族精神”“人心思定”五个方面，可见马克思并不是完全对社会心态因素视而不见的。

（一）拿破仑观念：传统观念的迷信

拿破仑观念是文本中经常提到的关键词。一方面具体表征为小农对土地占有的集体记忆。“拿破仑的所有制形式，在十九世纪初期原是保证法国农村居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在这个世纪却已变成使他们受奴役和贫穷化的法律了”[1]（602）。农民受历史惯性的影响，总是幻想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拿破仑拯救他们的处境。当然，这也是农民作为小土地所有者生产方式的局限反应。马克思在文本中谈道：“侄儿的固定观念实现了，因为这个观念是和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固定观念一致的。”[1]（754）因此，“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1]（714）。历史以巨大的惯性力量，证明了传统的保守的力量最终占据上风，使得波拿巴登上法国的权力的王座。

另一方面具体表征为人民对权威的崇拜。权威的树立总是建立在利益分配的基础之上，拿破仑颁布《民法典》，使得大革命时期的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得到了法律上的保障。物质上的给予确实换来了农民对拿破仑执政的认同。“拿破仑是最充分地代表了1789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1]（447）。波拿巴“取消捐税，打倒富人”的口号，给新农民阶级的后代一种暗示，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同样继承了叔父的传统，同样对农民抱有好感，同样会保证农民的利益，同样为农民代言。因而，他们“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的口号，推选波拿巴，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雅各宾专政：革命的恐怖记忆

大革命中的恐怖记忆，社会心态的第二个表征。1848年法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暴力，与暴力革命相伴的另一个概念是恐怖。1848年的暴力革命勾起了人们对1789年以来，特别是对雅各宾派实施的恐怖的回忆。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的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推翻了吉伦特派的统治，通过救国委员会实行专政，政治上实行恐怖政策，不断扩大打击面并实行残酷杀戮，在经济上实施的恐怖政策伤害了资产者和下层民众，宗教上的恐怖政策使得自己到处树敌。可是，雅各宾主义所宣扬的人权和公民权的理念并没有通过专政措施得到真正的落实，反而使得人民的自由和政治的民主在此期间消失殆尽。雅各宾派被推翻后，领导人罗伯斯庇尔不经审判就被判处死刑，雅各宾主义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在六月革命中，由于无产阶级所采取的不妥协的暴力措施和宣扬的革命理想，在表面层次上与雅各宾主义的恐怖手段和政治理想有些类似，使得社会其他阶级、阶层站在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上。有的研究者认为，雅各宾主义失败的关键在于它持有这样一种执着的信念：人性本善及人能够运用理性达到最终的完善状态。这属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以来非常流行的一种进步观念。可是，雅各宾派急于运用理性实现人性之善，最终却落入了恐怖和专政的陷阱，客观结果完全背离了主观动机。“培育雅各宾党的恐怖政策的，不是对人类与社会的永久的悲观论，而是一种性急的希望。救世主义的希望与绝望的疑惑交织在一起，使得雅各宾党的态度带有一种特别的狂热、性急的特点和强烈程度。因此，在这样的态度中，同时隐藏着的非常巨大的自我欺骗能量和朴素的特征”[6]（232）。从这个意义来说，雅各宾主义走向了它所要实现的目标的反面。六月革命中，城市无产阶级的流血牺牲，以及被残酷镇压，并没有引起农民阶级的同情，更没有形成马克思后来强调的“工农联盟”的“阶级意识”，留给社会底层大众的是暴力革命带来的血的教训。

（三）六月革命：共和理想的幻灭

社会心态在文本中的第三个表征，可以概括为六月革命后，人民对共和理想的失望和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虚假性幻灭。共和理想理性治国的理念终究没能走出现实利益的窠臼。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集中体现，宪法反映出政治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不平等的悖论。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重新开始了在共和制下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主义政治理想，宪法正式将自由、平等、博爱确立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原则，还从共和国的目的具体界定自由、平等、博爱的内涵。但是，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确立了一系列自由都是有条件的。六月革命暴露本性。二月革命以来营造的普遍友爱的共和理想，终于在六月革命中撕下资产阶级伪善的面具。资产阶级之所以一直高唱博爱的圣歌，是因为他们需要用这种口号诱感人民同他们一道反对封建专制。当他们取得政权后，又利用这个口号麻痹人民，维护其统治。然而，一旦他们触及根本利益，就会暴露出兄弟情谊的虚伪。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高潮中，人们在巴黎的三角形墙上用大写字母写下“兄弟会”一词，写在每个监狱上并写在每个军营上;然而，在六月的流血事件中，人们看到这种兄弟会是内战，最可怕的内战。6月25日晚，当巴黎的资产阶级在闪耀，无产阶级的巴黎正在燃烧、粉碎、流血，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只有当资产阶级的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相结合时，只有需要无产阶级一起并肩作战的时候，兄弟会才会继续存在。一旦共同的敌人瓦解掉，资产阶级就会转换到无产阶级的对立面，“博爱”只是空想家和伪善者们用来团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口号。

（四）民族精神：法兰西民族的光荣

社会心态在文本中的第四个表征，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凝聚力和认同载体的民族精神。拿破仑征战欧洲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客观上发挥着本国人民对国家认同、对民族认同的积极作用，这些认同反过来又增强执政的合法性。作为拿破仑的后裔，波拿巴早就洞察到了这一点。1839年7月，路易波拿巴在英国发表《拿破仑思想》讴歌先帝伟大业绩，1840年12月，当“美女号”载着拿破仑遗骸重返巴黎凯旋门时，群眾的热烈欢呼标志着怀念思潮已成定势。在1844年写出了《消灭贫困》一书，波拿巴认为“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必须让他们成为有产者……必须给他们以社会地位”。在马克思看来，“路易·波拿巴当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不仅有法国农民的支持，还有法国军队、大资产阶级的支持，甚至有无产者和小资产者的支持”[1]（602）。在签订《维也纳条约》之后，他深刻地洞悉到法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成功操纵了法国人民的这股情绪。他成功地将自己打造成了法兰西民族利益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和广大农民的代表。

（五）人心思定：1851年经济危机

社会心态在经济危机之后表征为，人民对稳定秩序的渴望。代表金融资本和工业资本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危机中，损失重大。他们并不能像马克思洞见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周期性运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经济走向世界，连为一体面临的必然命运。资产阶级将危机中的损失算在政局动荡的头上。1851年之后，法国经济又出现了新的危机。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的分析：“法国资产阶级把这种商业停滞说成是纯粹由于政治原因，由于议会和行政权之间的斗争，由于临时政体的不稳定……商业开始好转正是在10月中旬，恰好是在政治局势恶化、政治的地平线上笼罩着乌云、每分钟都可能从爱丽舍园打霹雳的时候。”[1]（551）面对这种状况，法国资产阶级的生意经的头脑被各种政治的东西所困扰，诸如政变、复辟、权力斗争、农民起义等，他们无可奈何地叫喊：“无终结的恐怖，还不如以恐怖告终！”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非常生动详实地将资产阶级的心态描绘出来，他们是如此在乎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失，如此渴望安定的商业环境。资产阶级将这次新的商业危机归因于政治，归因于议会与行政权力的争权夺利所导致的政局不稳，归因于人们对1852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进行总统选举的悲观预期。事实是，10月份经济已经开始好转，同时政治情况开始急剧恶化，经济与政治不仅没有同步反而朝两个相反的走向。这样看来，相比经济因素，政治的影響是第二位的，经济因素才是第一位的、主要的。在更深的层次上说明资产阶级为了恢复经济发展，摆脱商业危机的困扰，急于提出了保持政治稳定的强烈要求。资产阶级更加害怕政治斗给商业带来的冲击，希望能够保持政治上的稳定秩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的心态意味着支持延长波拿巴的任期，实际上，同时迎合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普遍渴望稳定的社会心态在经济危机的决定下产生出来，又作为中间环节，影响着人们的选择。

三、社会心态作为中间环节的时代价值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强社会心态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7]（258）的目标。由于社会的快速转型，带来的焦虑等，成为当下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我们在意识形态引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思想政治教育等现实场域中，遇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很关键的一个，就是对于社会心态，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中间环节，有意无意的忽视。因此，将文本的解读置于我国“现实逻辑”的基础之上，将经典文本的研究与“时代问题”结合起来，就显得十分必要。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是从人们的社会心态中沉积提炼出来的。同时，可以在社会心态的定向、升华中起引导作用。意识形态在特定的时空内实践，其结果是社会心态。意识形态通过影响人们的思想和心理，形成某种特定的社会心态作用于社会中的个体。对于社会关系、经济体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说，社会心态是它们之间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在社会成员的社会实践过程中，社会心态具有一定的精神作用。在特定的环境中，“人心向背”这种社会心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但社会心态作用的状态，是复杂的、不稳定的。作用的方向，既可能是积极的，又可能是消极的。这时候，我们需要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的调节作用，对人们的社会心态状况进行引导，使其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方向发挥作用。这种引导，主要指帮助社会成员提高认识水平，由自发向自觉转变、由简单的感性认识向严密的理性认识转变，最终将多样性的社会心态引导向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能片面地强调高层次。要做好理性意识与日常意识之间的转化。从日常生活出发，把人放置于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的前提下，关切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美好生活是丰富多样的追求，不只是关注物质生活的满足，更应该关切作为中间环节的社会心态，引领精神生活的多向度，丰富人的生成及健全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白云真.马克思《雾月十八日》的当代解读[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14（04）.

[3][德]马克思，[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书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4][苏]普列汉诺夫，Г.В.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

[5][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6][以]J.F.塔尔蒙（J.F.Talman）.极权主义民主的起源[M].孙传钊，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基金项目：2018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思想政治工作专项，新时代大学生榜样认同问题研究，课题编号：SZZX1813;2018年度江西省高校党建研究，新时代高校基层党建工作标准化研究，课题编号：18DJQN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