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驱动力研究

李胜 刘庆根

摘要：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中，主要存在技术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社会因素四大驱动因素。它们具体的作用机制分别是：技术革新驱动了高职的产生与发展;产业升级推进了高职内涵地延拓;高等教育大众化助力了高职规模扩张;社会稳定需要高职提供助力。新时期我国高职教育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正确看待与处理自身发展的驱动因素，包括正确认识多因素驱动高职发展，促进驱动高职发展的多因素融合用力，顺应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升级的历史趋势，抓住高职扩招一百万以及产业升级的时代机遇。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驱动力

基金项目：苏州市2019-2020年度高等职业教育教改研究重点资助课题“产教融合背景下五年制高职学生工匠精神培育研究”（项目编号：SGJGA0122）;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2019-2020年度职业教育研究重点资助课题“基于活动课程传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XHZD222019020）

作者简介：李胜，男，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基本理论、高等职业教育;刘庆根，男，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苏州建设交通分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职业技术教育和教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47 （2020） 01-0047-06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责任。随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颁布与逐渐落实，“双高计划”名单的公布，高等职业教育需要更加自觉地思考自身的使命并调整自己的定位与布局。因此，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驱动力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究是十分必要的，这将有助于从历史的视角中找寻高职教育诞生与发展的缘由，从中析取其中存在的核心驱动要素，进而促进新时期高等职业教育的完善与发展。

一、比较视野中高职发展基本轮廓概览

对高职发展基本轮廓的勾勒，有助于把握中西方高职发展的基本曲线与规律，为下一步分析高职发展的基本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参照。

（一）西方高职发展的基本轮廓

西方高等职业教育在主要西方国家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如德国的高等专科学校、英国的多科技术学院、美国的社区学院、法国的短期技术大学等。由于同是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和市场经济治理模式，其高职呈现出相似的发展历程：起源于工业革命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二战后获得大规模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一枝独秀”，以及之后的持续稳步发展。

西方高职教育起源于工业革命的兴起，它对技术变革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工业革命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其实初期的工业革命不是推进了教育，而是造成了教育的倒退[1]。此时的职业教育比较薄弱，出现了英国的机工讲习所以及美国的机工讲座，但是大都由私人创办和组织，独立于学校教育体系之外[2]。这些可以看做是高职教育的萌芽状态。随着各国工业革命的普遍展开和完成，从19世纪中叶开始，技术对经济和军事竞争中的作用逐渐充分地发挥出来，各国政府开始重视技术教育，技术教育因此也成为国家事务[2]。在各国政府的主导下，各国创办了各种高职学校。例如：这一时期法国创办的各类高等专科学校一一巴黎理工学校、卫生学校、师范学校、工艺学校等;德国创办的汉诺威高等工业学校、柏林工业学校、萨克森工业学校、达姆施塔特工业学校;等等。[3]西方高职在此基础上开始逐步发展。

二战后，各个国家和人民饱受战争带来的痛苦与创伤，内心渴求一份能给自己带来安稳生活的工作，技术技能培训因此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一大批退伍军人也对社会培训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二战后的科技与经济进一步发展，原有工作岗位和新增社会岗位的知识与技术含量进一步扩充和提高，技术技能性人才培养层次的高移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各国政府纷纷以各种形式为本国供给高技术技能人才，高职教育获得了长足发展。一方面，高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例如：1956年《技术教育白皮书》的实施使得英国四类学院在60年代中期依次发展为350所、165所和28所[2];美国的社区学院则扩充到了200多所。另一方面，出现了很多新建的高职，例如：在60年代，澳大利亚新建了高等教育学院;日本新建了短期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3];美国将近300多所大学都增设了技术学院[4]。

20世纪70年代，美苏争霸的加剧以及中东石油价格的提高导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了距离经济较近的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中职与普通高等教育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经济的衰退导致就业机会急剧减少，缺少实际技能的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人们在进行高等教育选择时，更加倾向于能够提供社会所需就业技术技能的高职，高职由此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吸引力，并得到了较大发展。

随着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入，新技术不断涌现，以及由此塑造各种新的经济形态，如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等，这些都对技术技能人才的知识与能力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加之高等教育大众化潮流对各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冲击，各国政府继续探索着高职的办学样态与模式，不断提升高职办学的内涵，以应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二）中国高职发展的基本轮廓

我国高职走过了一条艰难发展的道路，也正是因为其发展的路径曲折，人们才为高职如今所获得的规模所震撼。我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就其基本的服务面向和所培养的人才类型而论，应该起始于清末创办的“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5]。当时，洋务派首先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以期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开办学堂则是最为直接的方式。京师同文馆和福建船政学堂是清末洋務运动中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大的两所新式高等学堂。1904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将“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列入其中，规定其修业年限为中学后三年，外加一年预科，最初分农业、工业、商业、商船四类[6]。之后，学堂种类不断增多，且都处于国家学制的大框架内，“高等职业教育”在我国的教育建制中获得了基本的位置。

建国后，政府为了培养急需的各类产业的技术和管理人才，曾一度大力发展专科教育，然而由于全面学习苏联的原因，高等专科教育建制遂被取缔，拆并和改编到普通高校和中职中，“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遭遇重大冲击。当时经济还处于较低水平的恢复发展阶段，中职尚能为社会保证基本的技术技能供给，但是随着经济建设的逐步展开，社会对提供高技术技能的“高等职业教育”需求已不可遏制，专科教育遂以各种形式保存与发展下来，如在普通高等学校纷纷设立的专修科，部分高校动员入学的本科学生改修专科。

经过文革的破坏，我国高职教育与经济建设一起迎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全国上下开始全心全意进行社会经济建设，以及不断扩大开放进入世界产业升级的洪流中，进一步发展高职以培养高技术技能人才成为时代的课题。从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要求发展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到1996年发展高职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高等职业教育又重新被纳入教育的顶层设计当中。

从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世界潮流以及我国高等教育大扩招决策的落地，为高职的规模扩张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推动力。在“三改一补”政策的指引下，我国高职多路径探索，获得了极大发展，无论是高职数量还是学生人数，都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职教育在规模上得到快速发展后，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即高职教育的内涵建设。[6]一方面，通过提高高职院校的办学门槛、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高职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双高计划”等项目不断提升高职人才培养能力;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适应新经济技术业态的高职学制，旨在冲破专科层次的高职办学水平，积极探索开办与试点技术应用本科与职业本科，甚至更高学历层次的职业教育。我国高职教育正朝着助力职业教育成为类型教育的目标而迈进。

二、高等職业教育发展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中西方高等职业教育都走过了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其发展过程颇为曲折、存在的形式和样态多种多样。但是通过抽丝剥茧，可以发现，在高职教育诞生及其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技术因素、经济因素、教育因素、社会因素这四大驱动因素。这几大因素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共同推动了高职教育的发展，且不同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组合塑造了高职教育发展的基本轮廓。

（一）技术革新驱动下高职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技术因素对高职教育发展的驱动作用是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过程的技术含量实现的。技术的革新使得生产过程中的设备操作、工具使用、管理与服务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技术革新，一方面，要求某些一线岗位从业者储备相当的技术及方法等知识与技能;另一方面，要求某些一线岗位从业者具备处理复杂技术问题的能力。这二者共同促成了职业教育课程容量的扩大，使得传统的技术技能供给方式——学徒制、短学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与课程容量扩大相适应的新型职业教育逐渐产生，并呈现出“高等性”的性质;技术知识在质与量上的提升与扩充需要更长的职业教育学制来承载，由此在中等教育基础上的高等职业教育基本形态开始形成。

职业教育与技术的发展紧密联系，技术发展史上几次重大的革新主要体现在几次工业革命上，从以“蒸汽”为动力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气”为动力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到如今方兴未艾的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为核心驱动力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向高职教育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了适应技术世界的革新，各国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加大对高职教育的投入，积极探索更高效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模式，高职教育的内涵得到不断加深。

（二）产业升级推进高职教育内涵的延拓

经济发展的趋势是走产业升级之路，逐渐降低对资源的依赖、减轻对环境的破坏，产业发展模式由资源、劳动力密集型走向技术密集型。在产业升级总的趋势下，高职的内涵不断延伸与拓展。为经济发展创造财富的传统三大支柱产业——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此消彼长，内部结构不断优化，不断产生新的产业形态，尤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等为现代产业的代表。这些产业或者行业对自身所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的人才规格不断修正，高职教育则通过课程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在满足产业界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内涵的延拓。

现代制造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需要一线岗位从业人员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基本的理论知识储备以及过硬的技术实践能力。无论是在“机器换人”的背景下，现代企业所购置的新型大型设备、生产线需要大量合格技术技能人员来操作、运行与维护;还是面对客户个性化、定制化的大量服务需求产生的高端服务人员的缺口，高职院校在专业的设置、学制的创新、工作任务与能力分析等方面已经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不断增强。

（三）高等教育大众化助力高职教育规模扩张

高等教育大众化在高职教育获得规模发展上功不可没。高等教育大众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潮流，也是教育公平的内在诉求，极大地提升了人口的整体素质水平。然而，人才结构理论以及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质与量的关系[7]，都要求高等教育在进入到大众化阶段后，其内部结构也应发生变化，即高等教育大众化中的增量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要由高职吸纳。历史也证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潮流直接推动了高职规模的扩张。尤其在高等教育大众化、20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高职教育占据了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在20世纪50至60年代进入大众化阶段，大量发展的是应用性、职业性的高等教育，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又提高了社会的生产能力与文化科学水平，使社会能容纳更多的大学毕业生就业[7]，这也体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高职规模的扩张使得实施专科教育的高职院校数目增多，更多学生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虽然不能以一般普通学术大学的办学模式来要求高职，但高职毕竟也是处在高等教育层次，其基本的高等通识教育提升了高职学生的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高职技术技能教育的实施。总的来说，高等教育大众化助力高职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高职教育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与日俱增。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助力下，高职教育在很多国家依然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四）作为社会稳定器存在的高职教育

社会稳定是社会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社会对整体社会稳定的内在诉求使得教育成为社会的重要稳定器，以及社会治理所依赖的工具之一。高职教育则以其独特的性质、结构与功能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选择。二战过后，面对满目疮痍的城市废墟以及饥寒交迫的失业人群、退伍军人，在恢复经济与社会稳定的双重作用下，各国开始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高职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高职院校不仅为经济建设的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术人才，更是避免了大量社会人员会因缺少技能需要国家救济进而给经济带来的沉重负担[6]。

社会稳定要求基本的社会流动与变迁的机制存在。高职院校提供的教育资源使一部分社会底层与边缘人群获得赖以谋生的技能，以及使不能上普通学术大学的学子重获了成长成才的希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样、越来越个性化、越来越务实。高职院校以其灵活的办学模式，紧密连接行业产业的特点，在及时消化社会高等教育需求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正在紧密落实大规模扩招一百万的政策，从这一政策提出的背景以及所扩招的对象来看，其提出的目的除了进一步挖掘我国劳动力的人才潜能，更是为了通过满足扩招对象急迫的教育需求，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新时期我国高职教育应正确看待与处理自身发展的驱动因素

（一）正确认识多因素驱动高职教育发展

通过回顾高职发展的历史轮廓以及分析高职发展的驱动因素，可以发现，多因素共同驱动高职教育发展。并且在不同时期，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同。这就启示我们，在分析某一时期某一国家高职教育发展状况时，要树立综合思维，不能片面归因，以避免对当下高职教育发展决策造成误导。

坚持多因素的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获得高职教育发展历史关键事件的合理解释。人们受传统思维定式影响，通常认为职业教育（包括高职）发展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以同频共振，其实不然，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固然是高职教育发展的根本驱动力，但是却又受到种种因素的制约。例如，我国建国初期，单从经济建设的角度来看，我国的高职教育理应获得大规模发展，然而，由于一味学习苏联的职教学制，专科教育反而被取缔，高职教育发展一度遭受重创。因此，坚持多因素分析框架分析高职教育发展的史实，在抽丝剥茧的过程中寻找高职发展的多种驱动因素和作用规律，并以历史关照现实，是我们当前高职教育发展不能忽视的重要方面。

（二）促进驱动高职教育发展的多因素融合用力

正确认识与解释高职教育发展的各驱动因素是手段，目的是合理利用各种驱动力，促进各因素在推动高职教育发展上融合用力。高职教育发展驱动因素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组合塑造了高职教育发展的不同形态，而在不同的时期，高职教育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也是不同的。一方面，分析核心驱动因素是必要的，往往这一核心因素在推动某一时期的高职教育发展上起到决定作用，创造条件与这一核心因素的作用机制相适应，是高职教育充分展现自身发展主动性的表现。另一方面，作为核心因素的补充，其他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无论是经常作为“次要因素”出现的教育因素还是社会因素，其实都在推动高职规模扩张和内涵深化方面发挥着自身独特的作用。各因素协同融合用力，相互配合，是新时期高职教育发展的实践自觉。

（三）顺应人工智能时代技术升级的历史趋势

总体来说，技术因素在高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因为技术升级往往也影响经济发展、教育变革，在所有因素中更“上位”，技术的主导作用也为高职发展的历史所证明。基于此，在技术革新不断加快的今天，高职院校应该尤其关注技术世界，并据此开设专业、设计课程、不断革新人才培养模式。事实上，在当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高职教育已然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高职的研究者与工作者，纷纷在各自领域大胆想象和思考人工智能时代的高职教育可能面临的挑战、机遇以及应对策略。

人工智能带来了各行各业的技术革新，各个岗位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智能化成为了这个时代的重要主题。在这一轮的技术革新中，职业教育将发挥自身在技术传承与革新中的优势，促进人工智能更好地为人类服务[8]。高职作为职业教育的高级形态，为了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需要进一步分析人工智能时代高素质技术人才的知识与能力結构，深化现代学徒制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建立国家制度平台。

（四）抓住高职扩招一百万以及产业升级的时代机遇

为了解决更为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需求问题，即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的问题，国家作出了高职扩招一百万的决策部署[9];产业升级是我国经济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主动选择的经济转型之路。这二者既有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成分，但也更多体现了国家意志，这两项对高职教育发展都有着直接或巨大推动作用的政策，不会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会出现，高职院校应抓住当前发展的这一历史机遇，进一步扩大高职教育的内涵与影响力、吸引力，助力实现职业教育成为类型教育的目标。

如果技术升级是高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那么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与扩招一百万的政策则可以理解为高职发展的外在驱动力。在发挥好外在驱动力作用方面，首要的是从大局出发，积极落实政策部署，使政策效益最大化;在依托政策部署的基础上，再结合高职教育区域性、职业性的特征，最大程度激发办学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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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金土.20世纪我国高职发展历程回顾[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 （9）：5-17.

[6]徐国庆.从分等到分类——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之路[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序言.

[7]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J]江苏高教，2000（1）：6-10.

[8]李胜.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的价值重申与应对策略——基于技术学视角叭中国成人教育，2019 （11）：79-82.

[9]匡瑛，石伟平.论高职百万扩招的政策意图、内涵实质与实现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19（5）：92-96.

[责任编辑 刘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