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文学作品中的影视元素

胡榕

摘 要：影视艺术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一直以来，文学都是影视艺术的滋养者。随着读图时代的到来，影视中某些创作手法与技巧也逐渐被运用于文学创作中。近年来，严歌苓的大量文学改编作品大量出现在影视荧幕，好评如潮。严歌苓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创作手法，将影视元素巧妙而不着痕迹地融入文学作品中，使其具有“流动”的影像特征，画面感极强，多元的视听元素使其文学作品更为直观和立体化，能够激发出读者的丰富的想象力，也使得她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被改编成影视剧。

关键词：严歌苓;影视改编;影像特征

中图分类号：I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0905（2020）26-00-02

从《天浴》到《陆犯焉识》，从《铁梨花》到《金陵十三钗》等，严歌苓的大量文学作品被国内著名导演相继抢购了改编权和拍摄权。曾有人说过：严歌苓就是收视的保障。编剧的身份使得严歌苓在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总会将文字的总体建构朝着影视化方向倾斜，就如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王维一般，严歌苓的文学作品大多具有很强的画面感和若有若无的镜头碎片。这些文字在进行影视改编时，极大的便利了改编的过程，让编剧在进行文学转换影视剧本时，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著所要传达的思想与内涵。

一、蒙太奇叙事思维

“蒙太奇是法文‘montage的音译，原为建筑学用语，意为装配、安装、组合。在影视艺术中，这一术语被用来指画面、镜头和声音的组织结构方式。”[1]“蒙太奇”一词是影视艺术的专有名词，它是影视艺术的一种叙事思维方式。蒙太奇式的画面拼接的文学写作手法是严歌苓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色。她常在文学文本中打破时空界限，有意识地排列组合文字描述的画面，形成了自由的、变化的多重时空，推动了其影视化转向。严歌苓曾经获得美国哥伦比亚文学写作硕士学位，精通写作的叙述结构和情节铺垫渲染，同时作为美国好莱坞剧本创作协会的会员。这样的经历使得她在文学创作时深受到剧本写作手法的影响，其文学作品具有显著的影视化特征。例如她在文学作品《天浴》中就利用了重复式蒙太奇手法强调了主人公文秀悲剧性命运。生前第一次天浴时，文秀是一个纯洁而美丽的少女;而死后的那次天浴，主人公文秀为了返城饱受欺骗与摧残、身体与灵魂伤痕累累，与第一次天浴时纯洁无瑕的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引发观众对其悲惨命运的嗟叹。严歌苓用这种极具影视化技巧的蒙太奇手法，将有象征意味的情境在文本中反复描述，创造了独有的新时空，从而达到塑造人物、突出主题的目的。

二、独特的色彩运用

色彩是影视艺术中的重要造型元素，也是一种极具表现力的艺术手段。大量的色彩运用让严歌苓文学作品呈现出丰富而又生动的画面感，不仅外化了人物内心，更推动了情节发展，深化了主题的表达。

以《金陵十三钗》为例，原文中对于大背景下的环境色调极少提起，没在战火下的南京城，在读者心中早就塑造起黑白灰的断壁残垣。但是对于文彻斯特教堂那块完整的尚未被破坏的彩色玻璃大窗倒是多次进行了饱满的色彩描写：“由五彩玻璃拼成的圣母圣婴像在米字形字条下闪动如珠宝。女孩们呆子一样看着如此瑰丽的恐怖。”整部小说中，另一处常常提及的色彩的便是那群秦淮河畔的风尘女子，初入教堂时，年少时姨妈书娟透过狭窄的窗框所看到的：“边门旁的围墙上坐着两个年轻的女人，穿着水红缎袍的那个，像直接从婚床上跑来的新嫂嫂。另一个批狐皮披肩，下面旗袍一个纽扣也不扣，任一层层春、夏、秋、冬各色衣服乍泄出来。”[2]小说中这些色彩的笔触在2011年上映的张艺谋同名改编电影《金陵十三钗》中被极高的利用，甚至彩色玻璃窗成了推动影片情节发展的重要道具。在色彩心理学上，色彩与人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举个最为简单的例子，我们常说的冷暖色调，就是因为不同的色调使人产生心理上的变化从而影响生理感官的状态。小说的整体时代背景是日军攻陷南京城，战争下的灰暗，对于熟知那场战争的读者，心态都是冷静的，带着批判性地看待战争的破坏者。

在严歌苓笔下，满目疮痍的南京城里那个小小教堂，一群穿着五色华裳的秦淮商女与灰暗的废墟形成鲜明对比，这其中颇藏着“商女不知亡国恨”的意味。美艳的秦淮女子与纯贞的女学生，凸显了污秽与圣洁的反差。然而小说的结局却是这群华贵旗袍下“肮脏”肉体和精神的妓女拯救了刻有圣母圣婴彩色玻璃窗下纯贞的女学生。撇开原著中关于救赎的概念，其实对于这些信仰美（色彩斑斓的玻璃窗），人性美（身着华裳的美艳女子）的破坏，正是对于侵略者的控诉。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中对色彩的运用，虽然没有进行大篇幅的描述，只是浅尝辄止，却足以对影视改编色彩方面的运用产生巨大的影响，完成了这部悲剧式的战争下的人性救赎。

三、视觉化对白

一部小说中，对白是撑起叙述结构的桥梁。同样对于影视来说，对白更是必不可少。早已脱离默片时代的影片我们称作视听艺术，这里的“听”，除了配乐、画外音场景音外，对白才是重中之重。严歌苓在处理文学作品的人物对白时，就极具影视艺术的影子，许多人物对白具有很高的“听”的趋向，为影视而作的动机极为明显。

最常见的分为两种：

一是严歌苓小说中人物对白的自由性，尤其是在进行多人同时对白时，并不指定某句话是某个人物所说。严歌苓在完成自己所要表达的对白内容后并不特地去体现其中人物的各自台词，而是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去展开想象将对白的每一句还原到每一个人身上，这就形成了她文学作品中独特的对白影视化细胞。文学的影视改编就像一把剪刀，能剪开两种艺术的隔阂，也能将两种不同的艺术剪辑在一起。这个过程中，改编者对文学原著是进行大刀阔斧改动，还是完全照搬原著不变，都与原著的写作方式有关。严歌苓的这种零散的而又不规则的对白，给了改编者极大的发挥空间，使得在影视改编时不必拘泥于原著所设置的框框条条，至少在人物对白范围内有足够的弹性空间，改编者既能表达自己要体现的重点，又不失去原著的内涵。

二是严歌苓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色。严歌苓是一位旅行作家，无论年少时在国内各地，还是嫁做人妇后跟随丈夫满世界行走，都了给她丰富的经历和见识，这就不奇怪在她的作品中能有东北话，河南话，四川话，甚至日本语和英语。不同的语言系统都有自己独特的魅力，能引起不同人群的亲和感。这独特的语言特色对于影视改编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来自影视这一视听艺术的追求“听”的特点。影视中加入方言、俗语之类，带有明显地域特色的符号，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碰撞，尤其是当这类方言俗语对于故事情节具有很强的推动力，或是对人物的塑造具有很强的浸染力时，独特的语言将不仅仅作为传达主人公思想的载体，更是人物血肉的一部分了。例如《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和公公孙怀清在红薯窖中的对白。这段对白中知道葡萄已经怀孕生子的孙怀清一心为着她，害怕葡萄生了孩子却没丈夫遭人嚼舌头，被对此毫不在意的葡萄句句顶回。短短几个字形成的系列对白中，鲜明的河南方言不仅增加了对白的生动性，而且把人物个性刻画得淋漓尽致，让人不自觉的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出这么一段对白。对于影视改编来说，在镜头前将这段話通过“接地气”的河南方言来演绎，还能营造出一股浓郁的地方乡土人情。虽然在电视剧《第九个寡妇》中，由于种种因素没能将原汁原味的河南话表现出来，但并不妨碍严歌苓这部小说中方言特色对于影视化改编的极大借鉴意义。

四、结束语

文学与影视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影视界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的现象也在持续升温。严歌苓是一位高产高质的文学作家和编剧，在这两个领域，严歌苓以巨匠的形象存在着，并且都能做到游刃有余。严歌苓突破了传统文学的局限性，将文字艺术和影视艺术完美结合起来，不着痕迹地将蒙太奇叙事思维、独特的色彩及视觉化对白等影像元素融合在其文学作品中，绚丽多彩的文字为读者呈现出直观而动态的视觉美感，使读者畅想于文学作品和影视艺术之间，丰富了小说的视觉语言和表现手法，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影视特征。

参考文献：

[1]彭吉象.影视鉴赏[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严歌苓.金陵十三钗[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