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元与李商隐及牛李党争新释

汪梦川

内容提要：在王茂元的仕宦生涯中，李德裕明显对其有所援引与偏私，故王茂元的确应属李党无疑；而王茂元之招义山为婿，则是李党藉以打击牛党的一桩政治阴谋。义山之卷入党争也并非无辜，而是其政治上的幼稚与急于事功的心理所致。

晚唐的牛李党争是关系李商隐生平乃至诗歌创作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王茂元招李商隐为婿，又是李商隐卷入党争之导火线，历来的研究多于此处聚讼，蔚为诗史上一大公案。经过前人不断的研究考索，可以说相关史实已经不存在什么疑问，但是对因此引发的相关问题的阐释，似乎还有可以讨论之处。

众所周知，李商隐在牛李党争中的直接关系者是令狐楚、令狐绹父子和其岳丈王茂元，而非两党的首领牛僧孺（或李宗闵）和李德裕，一般认为令狐父子皆属牛党，而王茂元则属李党。不过也有学者对王茂元本人属于李党之说提出质疑，如傅璇琮先生即认为：“王茂元既不是李党，也不是牛党，他与党争无关。当时无论哪一派，都不把王茂元看成党人。”①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2 年第3 期，第76 页。李中华先生在傅先生的基础上，更提出：“在史学界，对牛李两党的认识并不统一，对于两党的构成甚至李党的有无，还存在着歧见。”②李中华：《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文史》第17 辑，中华书局，1983 年，第194 页。的确，若牛李党争并不存在，则一切有关李商隐与党争的论证都将没有着落，可谓是釜底抽薪。那么是否真的不存在什么牛党、李党，而王茂元也不是什么李党人物？

李中华提出：“新旧唐书的王茂元传，都没有说他是李党。”③李中华：《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文史》第17 辑，第196 页。同样两唐书中也没有明确说令狐父子属于牛党——事实上两部唐书都没有直接提到“牛党”“李党”这两个词，仅《新唐书》有云：“大和初，二李党事兴。”④［宋］欧阳修、［宋］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第4303 页。“二李”即李宗闵和李德裕，但此处断句当为“二李/党事/兴”，还不能说是直接点明“李党”，虽然这种意思显而易见。而李宗闵一党，实际上就是“牛党”。唐代的朋党之争非常普遍，按之两唐书，“党”“朋党”等字眼可谓比比皆是，如玄宗朝“尚书右丞相张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以朋党相构”⑤［后晋］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 年，第190 页。，穆宗长庆元年夏四月有诏云：“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关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又：“诏百辟卿士宜各徇公，勿为朋党。”⑥《旧唐书》，第488～489 页。《旧唐书》白居易传亦云：“大和已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⑦《旧唐书》，第4354 页。李商隐传云：“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雠怨。”①《旧唐书》，第5078 页。而贬李德裕为崖州司户参军的《制》更直斥其“累居将相之荣，唯以奸倾为业……诬贞良造朋党之名，肆谗构生加诸之衅”②《旧唐书》，第624～625 页。等等，可以为证明。然则晚唐的李（德裕）党与牛李党争之存在应是客观事实。

一 王茂元应属李党人物无疑

那么王茂元是否属于李党呢？对于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一点，唐代党争之“党”只是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朋党”，即某些交往密切的官僚组成的利益集团，显然不同于现代的政党，所以其成员不会有确定的名册，也不会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或者说它根本不是以明确的政治理念来认定的，而是以某些人物（其中少数人可能有自己的政治理念）为中心、按各自的利益关系和人情网络来划分。其次，朋党之存在（即俗所谓“站队”）恐怕是古今政界的普遍现象，但是政治上的起伏进退很频繁，朋党之间也不可能完全没有妥协，有些长袖善舞的政客也可能左右逢源。第三，现有的史料不可能面面俱到，毕竟朋党成员之间日常的交际联络不可能一一记入史册，故传统上往往以“某某与某某相善”之类的描述泛泛加以概括。两唐书虽未明确指出王茂元属李党，但都认为他与李德裕关系密切，这应该能说明一些问题。

李中华曾对“李党”做如下界定：“与李德裕关系密切、为其援引，并对牛党有不利举动者，便是李党，或在当时被目为李党。”这是比较合理的。但是李先生又认为：“说王茂元是李党缺乏根据。相反，许多事实说明，王茂元并不是李党，也不被当时的人看作是李党。”③李中华：《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文史》第17 辑，第194 页。那么依李先生所立的标准，王茂元是否真的不符合“李党”之条件？不妨一一剖析如下：

按《旧唐书》李商隐传：“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④《旧唐书》，第5077～5078 页。《新唐书》李商隐传：“茂元善李德裕。”⑤《新唐书》，第5792 页。然则按诸正史，王茂元与李德裕“关系密切”，这一条符合李先生提出的标准。

那么王茂元是否曾经被李德裕援引？据李先生考证，李德裕两次为相，一次是大和七年（833），是年王茂元由右金吾将军转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使；第二次在会昌年间，王茂元由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使徙镇河阳，会讨刘稹。李先生认为：“统观王茂元的一生，他所历官职与牛李党争并无明显的关系。”⑥李中华：《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文史》第17 辑，第194 页。但是李德裕屡居显位，得其援引并非一定要等他拜相后方可；而且这两次也都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并非如李先生所言之简单。

细考二人仕宦履历，则李德裕于大和六年（832）末拜为兵部尚书，七年（833）二月拜相；而王茂元于大和六年（832）由容管经略使入京为右金吾卫将军，七年（833）正月出为岭南节度使。然则李德裕任职兵部尚书时，王茂元由右金吾卫将军外放为岭南节度使，二人必然有交集。因为按唐制兵部为全国军政领导机关，“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军卫武官选授之政令”⑦［唐］李林甫等：《唐六典》，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 年，第150 页。，不但诸卫府与之有直接关系，甚至“诸道新授方镇节度使等，具帑抹，带器仗，就尚书省兵部参辞”（《旧唐书·令狐楚传》）①《旧唐书》，第4463 页。。至于王茂元于大和七年（833）正月外放节度使，而李德裕七年（833）二月才拜相，这个时间差也可以解释。即李德裕在拜相之前，即便不能直接拔擢王茂元，但以兵部尚书之职举荐也应该不成问题。然则王茂元之结交李德裕，当在二人供职于京城之时。

而会昌间事，则更足以为王茂元属李党之证明。按，会昌三年（843）李德裕任命王茂元为河阳节度使，参与讨伐刘稹，“八月间王茂元兵败，影响了整个战局的发展，李德裕坚决调王宰来代替王茂元，并指出王茂元的短处”，即谓王茂元“虽是将家，久习吏事，深入攻讨，非其所长”。故傅璇琮先生认为：“从李德裕对王茂元的任免上，我们实在看不出李德裕有什么偏私的地方。”因为“王茂元只是几个节度使之一，假如说因为李党才任命，那么王元逵、刘沔、石雄等人却从来没有人说过是李党，这又如何解释呢？”②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2 年第3 期，第79 页。

其实这也不难解释。第一，如果王茂元真的不善作战，那么此前委其方面之任就不免偏私之嫌。因为以当时形势，战胜的可能性很大，所以此举可以解释为李德裕安插亲信、借平叛之功捞好处。第二，不论王茂元是否善战，总归他是战败了，后果还很严重，但李德裕不过免去其职，再以轻描淡写的批评了事。而且王茂元去职后仍然留在军中，接任的王宰也是李党人物（见下文），这一点也很值得注意，因为此举大可以看成是对王的一种暂时保护（或羁押）。这不禁令人猜测，若是换作别人战败，会不会也有如此待遇？而如果不避“过度阐释”之嫌，甚至王茂元后来卒于军中，也大有可疑，即是否王茂元被变相羁押以待事态变化，而后又被李党灭口？这也不无可能。

至于王元逵、刘沔、石雄等人，情况虽然各不相同，但也都可以有很好的解释。按，会昌三年（843），刘稹据昭义叛乱，朝廷“命邻藩分地而进讨”，时王元逵任成德节度使（即恒冀节度使），其辖区南与昭义节度使（又称泽潞节度使）辖区相接，故受任“北面招讨使”③《旧唐书》，第3888 页。；刘沔时任河东节度使，其辖区南也与昭义节度使辖区相接，故受任“太原节度，充潞府北面招讨使”④《旧唐书》，第4234 页。；石雄时任河中节度使，其辖区东与昭义节度使辖区相接。可见这三位都是辖区与叛乱区相邻⑤程光裕、徐圣谟主编：《中国历史地图》（上册），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 年，第47～48 页。，仅从军事的角度看，安排他们平叛也可谓再合理不过。而且据史书记载，刘、石二人能征惯战：

刘沔，许州牙将也。少事李光颜，为帐中亲将。元和末，光颜讨吴元济，常用沔为前锋。蔡将有董重质者，守洄曲，其部下乘骡即战，号“骡子军”，最为劲悍，官军常警备之。沔骁锐善骑射，每与骡军接战，必冒刃陷坚，俘馘而还，故忠武一军，破贼第一。淮、蔡平，随光颜入朝，宪宗留宿卫，历三将军。历盐州刺史、天德军防御使，在西北边累立奇效。⑥《旧唐书》，第4233 页。

石雄，徐州牙校也。王智兴之讨李同捷，以雄为右厢捉生兵马使。勇敢善战，气凌三军。自智兴以兵临贼境，率先收棣州，雄先驱渡河，前无坚阵。徐人伏雄之抚待，恶智兴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兴以军在贼境，惧其变生，因其立功，请授一郡刺史。朝廷征赴京师，授壁州刺史。智兴寻杀雄之素相善诸将士百余人，仍奏雄摇动军情，请行诛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长流白州。大和中，河西党项扰乱，选求武士。乃召还，隶振武刘沔军为裨将，累立破羌之功。文宗以智兴故，未甚提擢，而李绅、李德裕以崔群旧将，素嘉之。①《旧唐书》，第4235 页。

这等勇将当然是平叛军事行动中不可或缺之人，毕竟平叛非同儿戏，其胜败更直接关系到李德裕自己的政治前途。但王茂元的情况就有些特殊：按王茂元时任忠武军节度使（原陈许节度使），其辖区与叛乱的昭义节度使并没有接壤，而河阳节度使辖区之北面则与叛乱区相接。由此可见：王茂元之徙河阳并参与平叛，是李德裕临时特意调任的，也就是所谓“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那么如果王茂元真的不善作战，则李德裕此举目的何在？只能是如上文所言，意在分功。而如果王茂元的确善战（胜败乃兵家常事，一次战败不足以说明其无能），则李德裕事后对他的批评就不免别有用心。所以综合以上材料，若说李德裕始则安插亲信王茂元以图分取战功，孰料其意外战败，故又为王茂元、也为自己开脱罪责，这也完全说得通。然则李德裕之偏私、卵翼王茂元是非常明显的。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即王宰。按《旧唐书》本传：

王宰，智兴之子，于雄不足，雄以辕门子弟善礼之。然讨潞之役，雄有始卒之功，宰心恶之。及李德裕罢相，宰党排摈雄，罢镇。既而闻德裕贬，发疾而卒。②《旧唐书》，第4236-4237 页。

王茂元自忠武军节度使徙任河阳，王宰即接任忠武军；王茂元战败去职，又是王宰接替其位；平叛结束后，李德裕更对王宰大加褒扬。这也同样耐人寻味。傅璇琮先生认为：“人们也并不把王宰视为李党”③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2 年第3 期，第79 页。，但结合前述史实，其实也大可以说王宰就是李党人物，他扮演了后备的救场队员角色。他之不断填补王茂元留下的空缺，可以解释为李党“肥水不流外人田”；而战后李德裕对王宰战功的赞赏，其实既是对自己开始用人（王茂元）失当的一种开脱和挽救，也是为李党争取利益的手段。

石雄甚至也可以算是李党人物。他与李德裕关系素来不错，前引其本传末段文字可以为证。至于他和李党王宰之间的矛盾，则是私人恩怨（王宰之父王智兴与石雄早有冲突，王宰又妒忌石雄平叛之功），毕竟在一个朋党集团之中，也并非所有人都团结一心，其内部人员之间也大有可能互存嫌隙。所谓“及李德裕罢相，宰党排摈雄”（“宰党”可视为李党内部的一个更小的利益集团），似乎暗示王宰在李德裕去职之后才能报私仇，然则李德裕平素之庇护石雄可知。

而另一位功臣刘沔的结局如何？由本传可知，他与李德裕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可谓非李党人物。结果他在平叛胜利之后遭遇不公正对待：“（会昌）五年，李德裕出镇，罢沔为太子太保。明年，以太子太保致仕卒。”④《旧唐书》，第4234 页。太子太保只是虚衔，与节度使显然无法相提并论。由此观之，李德裕是否公正无私当昭然若揭。至于王元逵，本身贵为驸马都尉，更“累迁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破刘稹功，加太傅、太原郡开国公”⑤《旧唐书》，第3889 页。，这等人物则非李德裕所能抑扬了。

傅先生还曾引王茂元的书信为证，认为王氏对牛党杨嗣复、李宗闵的态度比对李德裕更为亲密：“会昌元年正是李德裕当政时，李宗闵在洛阳担任宾客分司的闲职，实在是无足轻重的。如果王茂元是李党，他有必要连续写这两封信，而且在信中表达那样的一种感恩与惋惜之情吗？”⑥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2 年第3 期，第78 页。但如果王茂元是李党，也不是没有合理的解释。首先这些书信不可能是“公开信”，也就是说当时李德裕未必知情。而且从本传所记来看，王茂元亦非高尚其志、守节不移之士。所以王茂元与牛党的交往也可能是其暗通款曲、私相结纳的政治手段，即不过狡兔欲营三窟而已。而正因为李宗闵身处闲职，此时王茂元以李党骨干的身份表同情、感恩之意，才更有可能打动其心。其次，王茂元既然已经是李党骨干，所以也不必对李德裕有更多的虚情假意，正如义山自恃与令狐家交情已深，故不惮另辟门路。

李中华先生则谓：“在牛李两党同时被斥逐之时，王茂元却由边远的岭南移镇泾原。甘露之变发生，宦官因为想得到王茂元的财货，就说他是‘因王涯、郑注见用’。王涯、郑注不属于牛李二党，是不成问题的。这也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中，王茂元不属于李党。”①李中华：《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文史》第17 辑，第195 页。李先生的意思，似乎是说在两党都失势的时候，王茂元还能升迁，可见其与两党无关。这在逻辑上似有漏洞。因为即便王茂元属李党，也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仕宦浮沉都一定与牛李两党相关，也不等于说除两党之外他就不受其他政治势力的影响。而且岭南节度使的权势和实利显然要优于泾原节度使，因为岭南远在海隅，山高皇帝远，而泾原临近京畿，时有掣肘之忧；至于辖区之广大、物产之丰饶，岭南更远远超过泾原，《旧唐书》茂元本传即谓：“南中多异货，茂元积聚家财钜万计。”②《旧唐书》，第4070 页。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岭南节度使都比泾原节度使好得太多。换句话说，茂元此次移镇并非什么好事，将他移到京畿只是更利于朝中宦官控制而已。至于宦官不说王茂元是李党，这也很好解释。因为当时王涯、郑注因“甘露之变”被害，受株连被杀者千余人，若王茂元真的因王、郑而见用，其罪要比一般的朋党严重得多，故宦官之所为不过是一种毒辣的要挟、勒索的招数而已。所以，“茂元惧，罄家财以赂两军，以是授忠武军节度、陈许观察使”。③《旧唐书》，第4070 页。此事王茂元因财招祸，又因“识时务”而得免，的确与牛李两党无关，但是并不能证明“在当时人们的心中，王茂元不属于李党”。

二 王茂元招义山为婿是一场政治阴谋

再看李先生提出的第三条标准。王茂元是否有过对牛党有不利的举动？笔者的答案是肯定的，王茂元之招揽李商隐就是明证。就当时情况而论，以令狐父子对李商隐的苦心栽培和大力帮助，李商隐绝对要被视为牛党人物，即如张采田所云：“义山得举既由令狐，实与入党无异耳”④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第144 页。；而自其成为王茂元之婿，又会理所当然地被视为投靠李党，因为在一般人看来，女婿显然比门生更为亲近，而且李商隐以令狐系才俊之身份而攀附李党，更有一层“背叛”牛党的意思——这甚至与李商隐本人的政治立场无关，对此那些老于官场的政客不会不明白。那么作为李党的王茂元为何要招揽身为牛党门生的李商隐？笔者以为，这是李党导演的一出非常高明的政治把戏。

首先看动机。即招揽义山对王茂元（或曰李党）有何好处？如前所述，历史上的党争，并非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斗争，很多时候只是意气甚至脸面之争。众所周知，令狐楚之于义山，培植之、奖掖之不遗余力，可谓视如己出，而义山之举进士，尤当归功于令狐家。如果招揽义山成功，不啻将对方心腹收归己方旗下，如此不但可以赢取不计党见嫌隙之美誉，更能大大折损令狐之颜面、灭牛党之风光。不然同时的才子不少，为何王茂元一定看中义山？进一步分析双方利弊：对李党而言，事成则阳取惜才之誉，阴收攻敌之效，而王氏女亦得为才子妇，可谓一石三鸟；不成则己方爱才之姿态已然摆足，而牛党反予人以气量狭小、坏人好事（美好姻缘）之形象。故无论结果如何，李党皆有利无弊，而对牛党来说则恰恰相反。可见在这场政治博弈中，李党已先立于不败之地。这等好事为什么不做？

其次再看时机。一般认为王茂元招揽义山是出于“爱才”，但若是如此，为何他在义山久试不第的时候不给予帮助，而一自令狐楚去世，他就向义山伸出橄榄枝？因为义山是令狐楚发现和培植的人才，令狐楚本人又身居高位，义山也的确对令狐楚颇为感恩，所以此前挖墙脚很难成功。但等到令狐楚去世，令狐绹须遵制丁忧离职，在相当时间内也不能给予义山以臂助，所以这正是义山突然失去靠山、最需要扶持之际。而义山又因为久处贫贱，急于出人头地，也最容易接受这种从天而降、雪中送炭式的“好事”。双方可谓一拍即合。傅先生认为：“这在唐代社会中是极为常见的，对读书人来说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不会受到人们的责难，更不存在背恩忘德的问题。”①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2 年第3 期，第80 页。诚然，若是一般的改换门庭自然不算什么严重问题，但若投靠恩主之政敌，并作其东床快婿，则揆之人情，恐怕很难这么说。常言道：“国士待之，国士报之”，以令狐家对义山的栽培之恩，又值令狐楚尸骨未寒之际，义山此举实在有违传统士人之德。

最后看结果。先看牛党的反应。若王茂元真的如傅李二先生所言没有参与党争，则义山成为王茂元之快婿，于个人可谓再添靠山，于牛党则更增势力。以令狐绹与义山的交情，应当为其高兴才是，何至于谓其“背恩”而衔恨？须知义山本为令狐家苦心栽培之才俊，岂知竟一变而为政敌之东床，门生与女婿孰亲自不待言，设身处地而思之，令狐家将情何以堪？故谓义山为“背恩”，自属常情；若不因此而为难义山，则是大度。再看李党的反应。按王茂元自开成三年（838）招义山为婿，至会昌二年（842）义山丁母忧，会昌三年（843）王茂元去世，其间至少有四年时间（838—842），王茂元历领藩镇（835 年至840 年任泾原节度使②吴廷燮：《唐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80 年，第67～68 页。；841 年至842 年任忠武军节度使③吴廷燮：《唐方镇年表》，第253 页。），李党也曾得势掌权（840 年九月李德裕入朝拜相④傅璇琮：《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291 页。），而义山却一直沉沦下僚，并未得到重用，所以若云“爱才”，实在不足以解释。须知，按唐制，节度使可以在幕府之中自置属官，也可以安排幕僚担任辖区之内的州县长官，这些幕僚甚至不必有进士出身。⑤参见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32～144 页。如果茂元真的只是爱惜义山的才华，而且没有朋党之见，则在更早的时候就可以招其入幕或委以重任。但实际上直到义山做了女婿，王茂元也只给了他一个“掌书记”，在唐代藩镇幕府中，这实在不是什么要职，稍稍能文者即可谋得。若云王茂元是为了避嫌，则按之史载，王茂元又并非坚守志节之士。所以，若从另外的角度解释，则义山之终生不得重用，在牛党固然可能是衔恨排挤，在李党则可能是兔死狗烹。因为李党目的既达，义山已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所以才不得重用。此外，或以李党政客的眼光来看，义山的干才实在有限，也并非可以任事者。故所谓“爱才”，始则用为挖墙脚之饰词，终也仅止于用其司笔札而已。李中华先生曾指出：义山曾在牛党得势时中选得官，在李党得势时职级反而有所降低。⑥李中华：《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文史》第17 辑，第197 页。个中缘由，笔者以为，一方面，党争未必与其中每个人的每次仕途升降都有关系；另一方面，与其因此说义山与党争关系不大，不如说令狐绹为人还算顾念旧情，多少还是对义山有所照顾。而李党则始终不过借义山打击牛党而已，本来就没有重用义山之意。

或许有人会问：难道王茂元会牺牲自己的女儿来做这等事？其实这也不难解释：第一，历史上的政治婚姻多不胜数，以政客之行事，这实在不值一提；第二，义山确实是才子，也并非暴戾奸恶之徒，所以把女儿嫁给他也不能说是牺牲，相反还是一段良缘。而义山与王氏之夫妻恩爱，可能是本次政治事件中唯一的亮色。

三 义山的政治才能、仕途及其他

义山虽然在文学上足为晚唐巨擘，但在政治上只是个小人物，朋党之争未必都要围绕义山进行；而且，由于史料的不完备，以及政治斗争的复杂性，朋党之争也并非事事皆能落实。即使是朋党之间的相互倾轧，也要考虑多方面因素，非是简单的提拔和摈斥就能掌控一切。所以，义山之漂泊沉浮，固然未必皆因党争，但若说与之完全无关，恐怕也不然。

世人之怜惜义山，大都如喻凫《赠李商隐》诗所云“徒嗟好章句，无力致前途”，又如崔珏之《哭李商隐》诗“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简言之即“怀才不遇”，谓以义山之才华，又值诗赋取士之李唐，竟无辜卷入党争，徒作牺牲而终未显达，以为数乖运蹇。其实这都不免有些感情用事，喻、崔是义山的朋友，怜人而又自怜，当然会不吝美言，不能太当真；另一方面，批评义山的人其实也不少。众所周知，一个人的文学才华与政治能力没有必然联系。有没有政治能力，从其为人处事就可以看出，而不必待其身居高位一试身手之后才能判断。即如李白，虽然是公认的文学天才，其也自视甚高，但若说到其政治才能如何超卓，恐怕很难令人信服。

诚如傅璇琮先生所言：“建国以后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唐诗选本及有关论著，则大多倾向于说他是牛李党争的无辜牺牲品。”①傅璇琮：《李商隐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文学评论》1982 年第3 期，第76 页。但是客观地说，义山之卷入党争既是咎由自取，也是其缺乏政治能力的表现。按，开成二年（837）义山以令狐绹之举荐得中进士，同年十一月令狐楚死，至次年春，义山即成为王茂元之女婿。单以人情而论，义山此举也令人寒心，即如冯浩所云：“时令狐楚卒未久，得第方资绹力，而遽依分门别户之人，此‘诡薄无行’之讥断难解免。”②［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附录三《玉溪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第850 页。所以世谓义山“背恩”，实在并非污蔑之辞。后来王茂元去世（843 年九月）③傅璇琮：《李德裕年谱》，第383 页。不久，义山又作《寄令狐郎中》诗（845 年秋）④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中华书局，2004 年，第580 页。，表达欲与令狐绹修好之意，情境又何其相似！推测义山当时心理，无非因为令狐楚已死，令狐绹须遵制丁忧，即使三年后能复出，政治前途也不明朗，所以不如另攀高枝。孰料在李党（包括岳丈）处没有得到明显的好处（义山于838 年成为王茂元女婿，839 年释褐为秘书省校书郎，不久调为弘农尉⑤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诗歌集解》，第2337 页。，前者不过正九品，后者则仅从九品⑥《唐六典》，第298 页、第752 页。），而令狐绹竟能东山再起而且久居显位，所以义山后来徒然追悔莫及，欲修旧好而不得。读义山弘农尉任上所作“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之句，也大可视为其自愧自悔之语。

况且义山即使因为迫于生计，欲另觅靠山、傍高枝，又何至于急切热衷如此？若是现代自由恋爱之男女，或者在定情以后方知对方父母为何许人，而义山与王氏女则显然并非此类。既然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可言，则义山何必非娶恩主政敌之女不可？义山于情义之淡漠、于政治之幼稚由此可知。惜乎义山竟甘受王茂元之饵，真所谓富贵能淫、贫贱能移者。故以义山之所为，仅谓其政治上不成熟，已是恕道，即如张采田所言：“义山初愿，未尝不欲始终一党，徒以变关朝局，感兼身世，致不能保其特操。”⑦张采田：《玉溪生年谱会笺》，第143 页。其实若谓义山存侥幸之心，妄图于两党间左右逢源，或者更近事实。因为令狐父子待其甚厚，义山可能自以为与牛党之结交已深，所以若能再攀附王茂元，或者可以兼收李党之利，如此则无论何党得势，皆能游刃有余。况人情于美事每觉多多益善，事业、婚姻同时有喜讯自天而降，义山又急欲出人头地，所以不念旧恩，遽依新主。而一旦存此贪心，遂不能不堕入李党之彀中。不知其时党争之诡谲，非初出茅庐之义山所能掌控，所以牛李通吃之如意算盘最终落空。以此而论，义山已属不自量力，非从政任事之材。故唐人李涪责义山，谓：“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至于君臣长幼之义，举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隐者，乃一锦工耳，岂妨其愚也哉！”①［唐］李涪：《刊误》，台湾商务印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 册，第177 页。

而关于牛李两党之别，自来有“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之说②张采田引沈曾植语，见《玉溪生年谱会笺》，第144 页。，虽然未必为定论，但义山出身寒门，的确是牛党对他的培植和帮助更多，而李党之不重用义山（始终不过用其司笔札而已），也未始没有出身门第之因素。故陈寅恪先生言：“李商隐之出自新兴阶级，本应始终属于牛党，方合当时社会阶级之道德。乃忽结婚李党之王氏，以图仕进。不仅牛党目以放利背恩，恐李党亦鄙其轻薄无操。”③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年，第283 页。义山对这种大的政治情势似乎有欠考量，这正是其缺乏政治眼光的表现。且义山于令狐氏、王氏而外，前后亦曾依附郑亚、柳仲郢等，而都未能得到重用。对此虽然有种种解释，但是其政治操守之不坚，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正如冯浩所言：“义山既不足与论党局矣，而统观全集，其无行诚不能解免。”④［清］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第879 页。试想以令狐家之恩重如山，义山尚且背弃之；以王茂元岳丈之亲，亦未肯重用之，则其他衮衮诸公，稍一考量，即知前车之鉴不远。义山之潦倒终身，或亦由此。所以，后人对义山可以抱“理解之同情”，但大可不必高尚其人。

中国古代落魄文人往往有“怀才不遇”之情结，究其根源，在于其时文人不得不依附于政治，因为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仕宦，要想施展政治抱负就更不能不借助权力。但悲剧的是，他们又往往在对“才”和“遇”的理解上存在偏差。所谓“才”的偏差，即文学之才不等于经济之才，而文人往往不自知；所谓“遇”的偏差，即文人都希望在上位者以“国士”甚至“帝王师”待之，非是简单给一个职位，而在上位者却往往以刀笔吏视之，甚至以倡优蓄之。考察牛李两党，他们“爱才”的方式显然也不一样。按义山本传：“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从事令狐楚幕，楚能章奏，遂以其道授商隐，自是始为今体章奏。”⑤《旧唐书》，第5078 页。令狐楚之教导李商隐作骈文，实有锻炼其政治能力之意图（唐代诏令、表章、公文多作骈文），而临终又让义山代草遗表，更明显表露出对义山政治前途的扶持和期望；义山之得中进士，更得力于令狐绹之大力推荐。而作为岳丈的王茂元，却没有在政治上给义山任何提携助力。相比之下，显然是令狐父子更能赏识义山。李中华认为：“公正地说，从现存的材料中，也看不出令狐绹排斥打击李商隐的可靠证据。”⑥李中华：《李商隐与牛李党争》，《文史》第17 辑，第199 页。不过这也可以解释为令狐绹尚念旧情，虽然心存嫌隙，却不忍落井下石；而从另一方面看，对义山的排斥也不必限定于令狐绹一人，因为义山的“背恩”行为是政坛大忌，引起其他人的反感和提防也不无可能，即如《新唐书》所言：“牛、李党人蚩谪商隐，以为诡薄无行，共排笮之。”⑦《新唐书》，第5792～5793 页。

总之，一个人的成功绝对离不开别人的帮助，而失败则往往由于自己的性格缺陷和举措失当。综观义山之悲剧，在于其久处贫贱，欲以寒门而跻身上流，唯其心急太甚，关键时刻又选择失当，故卷入党争之中，遂至终身不达。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若要客观评价义山，则如冯浩所言之“统观全集”尤为必要。如果只就义山的几首寄慨之作，谓其才华如何、见识如何、志节如何，实在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义山集中平庸无品之作其实也不少，若仅就此类作品而论，势必要得出相反的结论。相对于文学作品而言，相关的基本史实虽然较为客观，但是解读起来也不免因人而异。故本文之主旨，仅在提供另外一种可能的阐释而已。